汉语
汉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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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华语 | |
发音 | /ʈ͡ʂʊŋ˥ wən˨˥/(中文) /xän˥˩ ɥy˨˩˦/(汉语) /xu̯ä˨˥ ɥy˨˩˦/(华语) |
区域 |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区 |
族群 | 汉族、回族以及其他中华民族,汉语学习者 |
母语使用人数 | 13.9亿 (2015[1]) |
语系 | |
早期形式 | |
标准方言 | |
其他方言 | |
文字 | |
官方地位 | |
作为官方语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新加坡 联合国 佤邦 果敢 勐拉 |
承认少数语言 | 马来西亚 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泰国 秘鲁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汶莱 缅甸 苏里南 圣诞岛 |
管理机构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
教育部阅读及语文教育科(标准汉语) 华语规范理事会(华语) 推广华语理事会(华语) |
语言代码 | |
ISO 639-1 | zh |
ISO 639-2 | chi (B) zho (T) |
ISO 639-3 | 分别为:cdo – 闽东语cjy – 晋语cmn – 官话cpx – 莆仙语czh – 徽语czo – 闽中语dng – 东干语gan – 赣语hak – 客家语hsn – 湘语ltc – 中古汉语lzh – 文言文mnp – 闽北语nan – 闽南语och – 上古汉语wuu – 吴语wxa – 瓦乡话yue – 粤语csp – 桂南平话cnp – 桂北平话hnm – 海南话 |
汉语使用者分布
作为主要语言、官方语言及母语
多于500万使用者
多于100万使用者
多于50万使用者
多于10万使用者
汉语使用者主要居住点 |
汉语 大中华地区汉语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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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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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主题页 |
汉语又称华语[6][7],是汉民族的语言[8][7][9]。汉语是一种书写系统统一、依赖声调辨义的分析语(也有观点认为应算是孤立语)[原创研究?]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支语族,若把整个汉语族视为单一语言,则汉语为世界上母语使用者人数最多的语言,目前全世界有五分之一人口将其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此外,汉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和新加坡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海外华人地区、果敢族、东干族和塔兹族等少数民族社区的通用语,也是多个国家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国际事务上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10],并被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采用为官方工作语言。
汉语在以其为母语的地区有不同通称,且有多种方言变体,其中以中国北方汉语为基础的北京官话最为流行,其衍生而来的现代标准汉语(有国语、普通话、新加坡标准华语等变体)是汉语圈的主要通用语。 对于汉语下属语言的分类,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汉语定义为语言,并将官话、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语、吴语、湘语七大分支定义为一级方言;另一种观点则将汉语视为语族,七大分支因难以互相沟通而视为语支,而语支下面的各个方言被视为被统一文字团结在一起的独立语言[11],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就将汉语族分为13种语言:官话、晋语、闽东语、莆仙语、闽中语、闽北语、闽南语、徽语、赣语、客家语、湘语、吴语、粤语。无论用哪种观点,上述各种语言都是平等的,它们都是汉语里的一分子;而汉语是它们的集合体,并非专指它们当中的其中一种。
汉语包含书面语及口语两部分,口语为民间日常说话使用的惯用俗语,会随着时代变迁和俚语的多样性而时常发生变化;书面语则是文献记录所使用的,句法和词汇的应用方式相对稳定。古代书面语称为文言文,源自于上古汉语的表达方式;现代书面语一般指官话白话文,即使用标准官话语法、词汇的中文通行文体。粤语区(特别是说广东话的粤、港、澳等地)流行夹杂文言文、官话白话文及粤语白话文的三及第文体,闽语区亦偶有闽语白话文和台语白话文,吴语区亦偶有吴语白话文。汉字和汉语词汇也被一些受中华治世势力范围影响的周边国家的语言借为外来语使用,并形成汉字文化圈。
汉语使用的书写形式是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在表意之同时也具一定表音功能。以汉字写成的词、词组、句子、段落、文字作品统称为中文(又称华文、国文、汉文、唐文)。“汉语”和“中文”两词常常被当作同义词混用,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使用表音文字,“文”仅仅是语言发音的书写转录[12],“语”、“文”之间通常不作区分[13][14][注 1];然而汉字作为语素文字,尽管有一定表音化的倾向[15],其主要功能是形容含义,并非表达发音[16],经常需要额外注加标音(如注音符号或拉丁化的汉语拼音)辅助阅读。因此“汉语”和“中文”其实是相关但不同义的两个概念[注 2][注 3]。
概论
共通语
汉语不同分支不一定能互通,不过不同汉语分支的人一般通晓标准官话,现代标准汉语有国语、普通话、新马华语等大致相同的变体,仅有个别字词的读音有些微分别。书面共通语通常指现代官话白话文。
汉语圈的中小学多有中国语文科,教授汉字、汉语语法、文学,又称语文课、中文堂、国文课、华语课。现时,在中国大陆,汉语标准为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以官话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并以此教授语文课(香港称“中文科“、台湾称“国文科”)。在香港和澳门,大多以标准粤语为共通口语及教学语言,学校多数会以粤语授课,以粤音作为中文的代表音;公文书面语则多以基于官话白话文的现代通用中文书面语为准,但不少词汇会采用粤语词汇(例如采用“巴士”而非“公车”,采用“鱼蛋”而非“鱼丸子”,采用“沙律”而非“色拉”)或者不跟粤语冲突的书写形式(例如“嫲嫲”写作“祖母”而非“奶奶”[17],“苹果批”写作“苹果馅饼”而非“苹果派”,“薯仔”写作“马铃薯”而非“土豆”),音译也以粤音为准(例如“朗拿度”不写作“罗纳尔多”,“碧咸”不写作“贝克汉姆”,“比卡超”不写作“皮卡丘”),亦偶有夹杂文言。唯于精准记录当事人说话的情况,例如口供纪录,则以粤文书写。在台湾及马新地区,则分别采用中华民国国语和新马华语为标准,并以此授中文课。此外,台湾、香港和澳门以繁体中文为主要文字,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以简体中文为主要文字。
在过去,则于不同地区,有使用该地主流汉语(例如吴语、客家话等)教授中文课的现象。
各方言
中国大陆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但许多外国语言学家和中国内地的小部分语言学家认为汉语作为语族,是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等语言的统称,即汉语是由一簇亲属语言所组成的语族,为一种语言类别。
在语言学原则上,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应该被定性为语言而非方言。由于官话、吴语、闽语、粤语等语之使用者在口语上不能互相通话,各分支被国际标准化组织[18]定性为语言,在2007年的国际认证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的编制中,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汉语拆分为13种不能互相沟通的“语言”:cdo
-闽东语、cjy
-晋语、cmn
-官话、cpx
-莆仙语、czh
-徽语、czo
-闽中语、gan
-赣语、hak
-客家话、hsn
-湘语、mnp
-闽北语、nan
-闽南语、wuu
-吴语、yue
-粤语。它们之间是否为独立的语言关系,至今学界仍存在争论。在中国大陆,这13种“语言”往往被学者当作汉语的方言。
由于各地之间的口语与词汇有一定差异,因此记录不同汉语分支的白话文差异不小;当中以官话白话文最为流行,其中文书面语较为统一。又因为有统一标准的书面语和文字,各地口语不能互相理解时,可以书面语沟通,所以汉语被中国的汉语语言学家[谁?]认为与西方语言学体制有一定差别。有人认为汉语在口语上更像是建立在书写共同文字上的语族而非单一语言。
目前,中国大陆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台湾以国语为通用语言,两者都是基于官话之北京音,偶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交流。同时在两广地区、香港与澳门等地以及部分海外华人以粤语作为通用语,另外使用潮州话、闽南语、客家语、吴语等或其他汉语分支的人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交际通用语言。
文体
汉语主要使用汉字书写,为语素文字。现汉字拥有两套文字系统,分别为繁体字与简体字。文言文和白话文均系中文书面语,书面语语法虽然较统一和规范,但汉字表音富于变化。“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9],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广袤的地域内,汉语音韵、用词及语法因时随地变迁,并产生不同分支。不过古代通行以正体字为文字系统及以上古汉语所使用的“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文言文,消除因地域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文言文在古代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为官方行文的标准,称为汉字文化圈。现时东亚国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此传统文体的使用者越来越少,现今大多使用现代文体,及学习汉语以外的语言来交流。
白话文运动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指官话白话文,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书面语。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偶有人用白话文写作,比如宋朝、元朝的一些笔记小说以及白话小说,但正式场合使用文言文体。明清官话白话文的作品有《红楼梦》、《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其中《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用词接近现代官话,吴语白话文的作品有《海上花列传》等。在现代中文书面语中,虽然纯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但是在海峡两岸的语文教学中,文言文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官方文书和文艺作品仍然采用文白之间之文体。白话文运动所推动的“白话文”,分别有官话白话文、粤语白话文、闽语白话文、吴语白话文、中州韵白话文、台语白话文等。
中国汉语各变体母语人口比例: [20]
- 官话: 84.78千万 (70.9%)
- 吴语: 7.72千万 (6.5%)
- 闽语: 7.18千万 (6.0%)
- 粤语: 6.22千万 (5.2%)
- 晋语: 4.5千万 (3.8%)
- 湘语: 3.6千万 (3.0%)
- 客语: 3.01千万 (2.5%)
- 赣语: 2.06千万 (1.7%)
- 徽语: 0.46千万 (0.4%)
历史
汉语拥有极长且连续之历史记录,但在商周以前的考古记录较不完整,其中夏代之前的上古时期更是完全基于传说的史前时期。一般认为原始汉语发展应早于三代,或与陶文相应。而之后更为可靠的信史时期的古代汉语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以先秦时代和两汉时期为核心的上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上古音,以《诗经》和形声字的古韵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籀文、篆书和隶书;以魏晋南北朝、隋代和唐代为核心的中古汉语 ,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以两宋、明朝和清初为核心的近代汉语,文字主要为活字印刷发明后流行的宋体。亦有人分成先秦、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
古代汉语在不同阶段最明显的差别是语音,而上古汉语还有文字也与后世不同。狭义的古代汉语的面貌大体上和中古汉语一致,因为这是古代汉语发展最繁荣、影响力最大、产生最多代表性文学、诗词和戏曲作品的时期。
先秦
先秦时期的汉语一般称为上古汉语,音系以诗经押韵情形和谐声偏旁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文体为古文。
相传大禹时中原有“万国”,商汤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前11世纪-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尚书》以及部分《易经》。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21]、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秦统一天下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重构上古汉语发音的工作开始于清朝的语言学家。西方的古汉语先锋是瑞典的语言学家高本汉,他主要研究汉字的形式和诗经的韵律。
两汉六朝
隋至宋
唐宋时期的汉语一般称为中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的《切韵》(601年)以及反映晚期的《广韵》(10世纪)。高本汉将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部分现代语言学家透过比照法而提出的现代闽语支各语言的祖语。闽语支各语言拥有不少在中古汉语乃至现代其他汉语族语言中都没有的特征,相信原始闽语于此时与中古汉语分道掦镳。
正如印欧语系诸古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透过现代汉语的变体重建。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例如令诗词押韵,此等资料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之基础。最后,古汉语语音可以从古时对外国语言之翻译中了解到。
元明清
明清时,北方汉语已经和很多南方汉语方言平行发展。学者鲁国尧认为客家话、赣语是中古汉语的南朝汉语后裔[22]; 而吴语、湘语、粤语也获认为是南朝汉语的后裔。 《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所用语言即为近代官话。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代小说中的文字更与今日之官话白话文相类似。
现代
官话方面,1913年,读音统一会用逐字投票方式确定“国音”标准,尝试汇通南北,现称为“老国音”。到了1923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现代标准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并以典范的官话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称为“普通话”,现称为“新国音”。
粤语方面,清初粤语韵书分韵撮要所依从的已是清晰的粤语体系,没过多久,清初至清中时,来华传教士更陆逐以拼音、国际音标等现代方法记述现代粤语的语音体系,使现代粤语有了不少珍贵的文献记述。随着粤语地区流行文化的发展、风行以至向外输出,粤海片广府话成为了现代标准粤语,至今仍是香港说听中文时的最优先标准语言,累积了丰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并且在持续地发展中。标准粤音除了日常口头的粤语白话及将其直接书写下来的粤文(并且已有完善的正字法),也能用来诵说俗称“书面语”的汉语通行白话文,以及文言文等不同文体。
闽语支方面,现代以闽南语的标准化较完善,目前中华民国教育部有书写的正字法,作为现代标准闽南语的书写准则。
客语方面,目前中华民国教育部有书写的正字法,作为现代标准客语的书写准则。
上述是已明确完成标准化的几种现代标准汉语。其他汉语族语言,在现代依然有众多使用群众,全都是现代汉语中的一员。
汉语方言
地方语言
由于古代中国有韵书但无强制教育发音标准,故汉语口语在中国各地发音有所变化,有部分变化很大。在使用汉语的非语言学人士中,多数人都用“地方语言”来指称口语发音相互有差别的汉语。汉语也有被视为一个包含一组亲属语言的语族“汉语族”。这种观点也得到中国国内部分学者的支持[23]。
现在语言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 汉语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只是口语发音有所不同。此观点将闽语、粤语、客语、吴语、官话、晋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的方言。
- 汉语族包含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官话、湘语等七大语言(或者是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官话、湘语、晋语、徽语、平话),再加上闽语内部不能互通,所以闽语实际上是一类语言,而在语言学上的归属应该是闽语语群,其下的闽南语、闽东语、闽北语、闽中语和莆仙语则为单一语言。此观点认为汉语为语族,由一簇互相关联的亲属语言。
这两种观点对“汉语”及其下属语言的层级位置定位并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各种下属语言之间地位平等,它们都是汉语里的一分子。“汉语”无论被定为语族还是一种语言,均是其下属语言的集合体,并非专指它们当中的其中一种。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在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其他汉字文化圈的语言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这是作者在汉语研究的特殊条件下为贯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采用的比拟性质的简便说法。
另有说法主张白语(白族的语言)也属于汉语族,如美国汉学家白保罗。由于学术界一般肯定白语与汉语的分裂是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更因为白族不是汉族,不适用于如此“具有鲜明汉民族特色”的语谓体系,因此这种将白语纳入汉语方言的说法无法获普遍认同。
分演
有关历史上“汉语”分演的时间点,存有如下两种观点:
- 由五代十国中开始:以该时期各片区集中移民分属不同来源,划分出秦语、齐语和楚语这三个分支 [24]
- 秦语丢失浊辅音,却保留复杂的韵母系统。属于秦语的方言有:官话、粤语、广西平话、晋语
- 楚语保留复杂的浊辅音,却丢失双元音韵母和复杂的韵。属于楚语的方言有: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
- 齐语演化方向比较复杂,翘舌音变成普通舌尖塞音:闽语属于齐语
- 依据“汉语”在历史演化的不同阶段分演:最早上古时期,分演出闽语,中古时期分演而来的是吴语、湘语、粤客赣语,近古时期则是官话和晋语。
汉语分支
中国国内语言学家根据汉语分支的不同特点,把汉语划分为传统的七大方言。[25]在这七大方言内部,仍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区。有时这些次方言区内的使用者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区的人的语言意识也有一定的区别。例如,使用厦门话的厦门人可能会感到与操海南话的海口人有很多共同点,虽然他们可能在相互理解上存在些许的困难。
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或者西南官话地区,各地区内相隔几百公里的人一般也可以相互口头交流;然而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较小地理范围内可能存在相互口语交流困难的方言。例如,如福建闽东地区或温州瑞安、平阳、苍南等地,南吴方言、北吴方言、蛮话、闽语区交错,相隔只有十公里的当地居民也许已经不能自如地口头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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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的分化及各支方言的关系[26][27] |
官话
官话,或称官话方言、北方话等:指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湖北大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西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华北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西北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类似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等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明清时期。清朝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北京官话为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70%。
需要指出的是,“官话方言”,过去曾经称为“北方方言”,现今并不局限于中国北方。相反,中国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南方方言也属于官话方言,但相对其他地区的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在官话区的可通行度相对较低,很多北方地区的官话使用者较难理解南方官话地区的使用者的语言,而反之则较容易。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除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中的少部分小片以外,如灌赤片),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并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
吴语
吴语,或称吴方言:主要通行于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以及香港、日本九州岛、美国旧金山等地说吴语的部分移民中间。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东南部受赣语、江淮官话影响,浙江南部吴语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与北部吴语差异较大。吴语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古全浊声母仍保留浊音音位,比如“冻”、“痛”、“洞”的声母分别[t]、[tʰ]、[d](普通话“洞”的声母清化为[t]),北部吴语尽管全浊声母在起首或单念时通常清化,即清音浊流,只在词或语句中维持浊音,在南部吴语中浊音的表现形式一般为浊音浊流。吴语中的浊音声母基本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个数为8到11个,但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吴语的声母个数是汉语方言中最多的,一般为30个左右,而声母最少的闽南话仅为16 个,粤语17个;吴语是以单元音为主体的方言。普通话中,ai,ei,ao,ou等都是双元音韵母,发音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而且口部很松,而吴语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对应普通话ai,ei,ao,ou的音,在吴语中分别是ɛ/ø,e,ɔ,o,都是单元音,并且发音的时候口形是比较紧的。绝大多数地区保留入声韵(除瓯江片、金衢片的部分地区外,均收喉塞音[ʔ])。
赣语
赣语,或称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通行于江西、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和福建的西部等地区,是该些地区事实上的公用语。使用赣语的人口在6000万,约占中国人口的6%左右,世界排第三十位。其中湖北通城方言、湖南平江方言有独特性。
闽语
闽语以福州话为代表[28][29][30][31][32][33][34]。闽东话(或称闽东方言,北片以福安音为代表,南片以福州音为代表)在福建东部的宁德、福州、马祖、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唐人街中使用,分布范围甚广。闽南话(或称闽南方言,以泉州府音为正宗)在台湾和福建南部的泉州、厦门、漳州、海南、广东东部以及东南亚华人中使用,分布泛围较广。广义的闽南话是河洛语,存在于江苏宜兴、温州苍南、闽南、潮汕、雷州、海南、广西等地。
闽语是所有地方语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语系。
闽南话虽保留了中古汉语音的“−m、−n、−ng、−p、−t、−k”六种辅音韵尾,但会比中古汉语里还多了一个“−ʔ”辅音韵尾,闽东话就出现“入声弱化”,即[−p̚/−t̚/−k̚] 全部变成 [ʔ]。闽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闽东话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调和语流音变声调)。闽东话极为发达的语流音变现象,是其显著特征和学习难点。而闽东话的分支福州话,当地人将之称为平话。在福州话中有“八声七调”一说,分别是:上平(阴平)、上声(阴上)、上去(阴去)、上入(阴入)、下平(阳平)、上声(阴上)、下去(阳去)、下入(阳入)。基于音韵学理论四声(即:平、上、去、入)后再根据声母清浊分阴阳(戚林八音中“阴阳”写作“上下”),但在福州话中上声(阴上)消失,音全变归入其它声调中,所以有了“八声七调”一说[35]。闽南话泉州音有八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调、高声调)。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祖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话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雷州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
粤语
粤语以广州话为标准,在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部和海外华人中使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如京族、部分壮族也使用粤语。粤语是汉语众多分支中声调最复杂的一种。标准粤语有九个声调,某些方言如勾漏方言、桂南平话方言具有十个声调。粤语完整保留了中古汉语的 −p、−t、−k、−m、−n、−ng 六种辅音韵尾。[来源请求] 粤语没有混合入声。粤语有一套自己的书面的白话文表示方式,参见粤语白话文。标准粤语对现代汉语白话文中的常用汉字作了比较完整的审音配字工作。相比之下,吴语、闽南话和客家话皆未完成汉字审音配字的标准化工作。粤语内部具有多种方言,但是内部高度统一,大多广西粤语方言可以与广东粤语方言直接无障碍沟通。详细请参看粤语方言。使用粤语的汉族人口大约为汉族人口总数的9%。海外华人特别是美洲、澳洲华人社区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
湘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通常以长沙话为标准。使用者主要分布在湖南大部分地区,即湘江及其支系流域。湘语内部又可以按是否保留中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新湘语的全浊声母已基本清化。新湘语形成的时间不太长,其中受到过赣语以及北方移民的影响,在语音体系上体现出明显靠近官话的特征[36]。新湘语只有少数一些地方保留了全浊声母,而老湘语全浊声母保留相对完整,比如邵阳(蔡桥)方言共有33个声母,包括完整的浊擦音,浊塞音,浊塞擦音[37]。娄底方言:波[p]、坡[pʰ]、婆[b] 不同音。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双峰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湘语主要城市人口统计湘语使用人口3596万,湖南总人口6440万,约占该省人口的56%[38]。
客家话
客家话,或称客家方言、客话、客家语、客语,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客家人和多数的畲族中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广西东南部,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意思是“客人的家”。虽然客家话与普通话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们的语音并不能相互理解,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为4%,客家话的特点是上声,去声不分阴阳,但平声,入声分阴阳,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
东干语
东干语为近代汉语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在中国境外的特殊变体。融合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等语言的部分词汇。
其他变体
下面的几种变体是否能与上述变体并肩,现在尚有争议:
-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 平话:在广西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但与粤语仍有较大差异。近年[何时?]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 瓦乡话:分布在湖南西部以沅陵县城为中心、沿沅水和酉水呈放射状分布的武陵山区,也称为乡话。瓦乡话处在周边的西南官话、苗语湘西方言以及湘语的包围之中,但与周边各个方言都差别巨大,同时又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音韵以及词汇。声母保留了全浊音,有知组读端,轻唇读重唇,来母部分读擦音和塞擦音,以母读擦音和塞擦音,定母部分读边音或塞擦音。韵母保留支旨之三分,支微入鱼,元音高化链,四等读洪音
- 粤北土话:分布在广东北部的乐昌、仁化、乳源、曲江、南雄、浈江、武江、连州、连南等地;也称“韶州土话”,当地人称为虱乸话。由于近年来广东北部的粤语和普通话的强势,现在粤北土话在很多地方濒临失传。
- 湘南土话:分布在湖南南部的郴州和永州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在乡镇和农村使用,古老而独特,且内部差异较大。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语音特点大致相同,与粤北土话应归为同一种语言。
语言系统
汉语音韵
汉语所有变体基本均为声调语言(吴语通常被看为由声调语言向音高重音语言演化中),声调数量少至两、三个(如兰州红古话、东干语),多至十个(如勾漏方言)。在学术界,通常以“平上去入”四声作为基本声调分类。在平上去入四类的基础上,加上阴,阳,上,下等形容词作为清浊的标记。例如“阴入”“阳入”,意为“清入声”和“浊入声”。其他以此类推。
汉语声调的变化,是推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语音学证据。现存各变体中的声调调类和调值,也是推断此变体保留继承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古汉语语音的最重要的语音学证据。
上古汉语的声调,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于王力的“促舒四调”一说,舒声调有平声,上声,浊声调为长入,短入。
随后在两汉时期,去声大量从“浊上”这一声调中转化出来,被称为“浊上变去”。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汉语四声稳定为“平上去入”四声,但具体清浊调值则尚未研究清楚。此后,“平上去入”四声作为汉语的标准四声规范,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
入声通常以−p,−t,−k为辅音结尾。但在宋代,三种辅音结尾开始界限模糊,出现了混合入声。随后在元代,近代官话逐渐形成,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亡,原本念入声的字,分到了别的音里面,例如:雪、白等,有时造成诗歌里平仄分辨错误的状况。但是南方汉语和江淮官话,仍然保留了入声。
到了明清,入声消亡的情形在北方地区进一步加剧,并且“平声”的清浊之分逐渐消失,仅保留“阴平”和“阳平”之分。到了现代,以北方语为基础的大陆地区“普通话”,台湾“国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标准华语”,均没有入声。但是,这三种官方语言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仍然为四声,只是此“四声”并非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
汉语各分支可从其声调的类别和入声的存在和消亡程度粗略的推断出其保留了何时期的古汉语音韵结构。
其中,闽南语不仅有 −p,−t,−k,也有模糊入声,证明闽南语历史上受到不同时期汉语音韵的多次重叠覆盖,可认为是较多的保留了上古及中古汉语音韵。 粤语中有−p,−t,−k,部分粤语方言甚至保留了混合入声及全浊音,例如勾漏方言,还有非常完整的保留有极少见的“长入”和“短入”之分,并保留了中古汉语音韵。
客家话与赣语有−p,−t,−k,有入声韵尾,并保留中古汉语音韵。吴语和湘语都只有混合入声。
“官话方言”绝大多数次级方言都没有入声,学术界基本认定“官话方言”形成于宋元之后的明代初年[39]。
汉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分支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语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汉字的书写也不尽相同,所以出现许多异体字,还有历朝历代规定一些避讳的汉字书写(改字,缺笔等),但一般不影响阅读。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古字、异体字、草书、行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后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地采用 [40],台湾、香港和澳门则一直使用传统汉字。
汉语语法
从语言类型上来看,汉语总体上是一种分析语,但汉语中仍存在部分屈折现象、黏着现象甚至多式编插现象。汉语中的屈折现象例如声调别义:种读zhǒng做名词,读zhòng做动词,类似内部屈折。动词后面表示体的语素“了”和名词短语后的附置词等都类似于黏着的形式。由动词短语充当限定成分构成的名词短语有点类似多式编插的现象,例如“贪污瓜分国家财产罪”。[41]一般认为,上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有着更多的屈折现象,随着汉语的演变,屈折现象渐趋减少。
汉语存在用于表达时间的副词(“昨日”、“以后”)以及一些表示不同动作状态的助词。助词也用来表达问句;汉语中问句的语序与陈述句的语序相同(主—谓—宾结构),只使用末尾的语气助词,例如“乎”、“吗”,来表达疑问语气。名词的复数形式只在代词及多音节(指人)名词中出现。
因为缺乏曲折变化,汉语与欧洲语言,如罗曼语族语言相比,在某些语法方面比较简单。然而,汉语语法中由词序、助词等所构成的某些句法的复杂、细腻程度却又超过了拉丁语等屈折语。由于汉语语法不像欧洲语言那样以屈折为特征,而是以句子成分间的联系为特点,再加上使用者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因此造成部分使用者争论某些表达是否符合语法,例如,语言学家之间曾经为了“您们”这种表达方式能否成立而发生争论,但文学作品和民间亦有使用该词之例[42]。汉语中存在“体”用于表达不同的时间发生的动作及其状态(目前这种看法存在分歧)。如“了”或“过”常用于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但二者存在差别:第一个是指“完成式”,表示完成某件事,例如“我做完了此项工作”,另一个却意味着“过去式”表示曾经做过某件事,并不与目前相关,例如“我做过这项工作”。汉语动词中有一套与欧洲语言不同的系统用于区分方向、可能以及动作是否成功,例如“走”及“走上来”、“打”及“打碎”、“看”及“看不懂”、“找”及“找到”,欧洲语言中类似的表达方式需要使用补语等。汉语的名词与数词在连接时通常要求有量词。因此必须说“两条面包”而不是“两面包”。其中的“条”是一个量词。在汉语中有大量的量词,而且每个量词都对应一定的名词使用,但是,量词并非只具有数数的作用,许多量词本身还包含了形容词的含义(例如“一张纸、一叠纸”、“一碗水、一滴水”……)或物理量的含义(如“一米布、两公斤肉、220伏电压”……),并不仅仅是冗余,英语中类似情况需要使用of短语来表示,如"a bottle of milk","five pounds of meat"。
此外,汉语文言文中的助词运用非常频繁且复杂。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其中的“乎”便是疑问语尾助词,“大去之期不远矣”的“矣”是叹息语气词。
目前,将本地白话文,而非官话白话文作为普遍书写习惯的地区有香港和澳门。书写粤语白话文在香港十分普遍,澳门社会亦受香港粤语影响,部分词汇亦为澳门通用[43]。香港普遍的正式学校教育使用粤语授课,而粤语又能和官话白话文对字(即每个官话白话文单词都可对应一个粤语单词),学校都教授学生写作官话白话文文章,并符合北方汉语语法,能应对官话,如此不论身处何方,习惯说何种文言的华人都能读能懂,政府、商界、民间、官方文件和正式公文往来必以官话白话文行文。香港报章正文(如头版、本地、国际、财经等)大多以官话白话文行文,其他副刊内文,如娱乐、体育等则适度以粤语入文,可见官话与粤语入文仍有主次之分。很多香港和澳门在非正式书写时,会使用粤语白话文,特别在香港的居民相当多媒体也会使用粤语白话文。
汉语词类表
- 实词,词汇中含有实际意义的词语
- 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时间、处所、方位等)的名称。
- 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可能意愿等意义。
- 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等。
- 数词:表示数目(包括确数、概数和序数)
- 量词:表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单位。
- 代词:代替人和事物,或起区别指示作用,或用来提问。
- 虚词,词汇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词
- 副词:用来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频率、范围、语气、程度等。
- 介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前,同这些词或短语一起表示时间、处所、方向、对象等。
- 连词:用来连接词、短语或句子,表示前后有并列、递进、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
- 助词:用来表示词语之间的某种结构关系,或动作行为的状态,或表示某种语气。
- 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等声音。
- 拟声词:模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
短语结构类型表
- 并列短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组合而成,词与词之间是并列关系,中间常用顿号或“和、及、又、与、并”等连词。
报纸杂志 老师和同学 改革开放 听、说、读、写 雄伟壮丽 聪明、美丽又善良
- 偏正短语:由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与它们前头起修饰作用的词组组合而成,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是中心语,名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状语。
我的老师 一位顾客 恭敬地鞠躬 完全相信 非常坚强 多么可爱
- 动宾短语:由动词与后面受动词支配的成分组合而成,受动词支配的成分是宾语。
敬畏生命 热爱工作 上中学 登泰山 盖房子 包饺子
- 动补短语:由动词或形容词与后面起补充作用的成分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补充作用的成分是补语。
洗得干净 打量一番 急得团团转 休息一会儿 红得发紫 好极了
- 主谓短语:由表示陈述和被陈述关系的两个成分组合而成,表示被陈述物件的是主语,用来陈述的是谓语。
老师讲课 精力充沛 露珠晶莹 心情愉快 大家唱歌 我们回去
句子成分见表[44]
- 主语:句子中的陈述物件,说明是谁或什么。
- 符号:双下划线
我们是一列树。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
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
- 谓语:对句子的主语作陈述的成分,说明主语是说明或怎么样。
- 符号:____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
我们家的台阶低。
妈妈突然问我。
敌人监视着苇塘。
我们家盖了新房子。
妹妹正在上小学。
水涨起来了。(补充涨的结果)
树叶绿得发亮 (补充绿的程度)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 (补充走的处所)
她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补充摸的时间)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
眼前的环境好像是一个梦。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
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
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歌唱。
天气如此暖和,如此晴朗。
他们轻飘飘地浮在水上。
汉语语言的各级单位
语素—词—短语(词组)—句子(单句、复句)—句群—段—篇
- 语素是构成语言的最小单位,能独立表达意义。分成单音节语素(例如:山、水、来、去等),和双音节(如:蟋蟀、蚱蜢、蝴蝶等不能分开的表达意义的词),及多音节语素(如拖拉机等外来词语)。
- 词分成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和虚词(副词、介词、助词、拟声词、叹词、连词)。
- 短语分成主谓短语、偏正短语、动宾短语、动补短语、并列短语。
- 句子分成单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和复句(单重复句和多重复句)。
- 主谓句是由主谓短语构成的。根据谓语的不同构成情况,主谓句分为:
- 动词谓语句(由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做谓语,如:“你改悔罢!”(鲁迅《藤野先生》)“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修学校去。”(鲁迅《藤野先生》))
- 形容词谓语句(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做谓语,如:“我母亲的气量大。”(胡适《我的母亲》)“我母亲心里又气又急。”(胡适《我的母亲》))
- 名词谓语句(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做谓语,如:“每人一盏灯笼。”(胡适《我的母亲》))
- 主谓谓语句(由主谓短语做谓语,如:“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鲁迅《藤野先生》))
- 非主谓句是由单个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分为:
- 动词非主谓句(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构成的,如:“站住!”)
- 形容词非主谓句(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如:“好!”“实在标致极了。”(鲁迅《藤野先生》))
- 名词非主谓短语(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如:“飞机!”“多美的景色呀!”)
- 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句构成的,根据分句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并列关系复句、递进关系复句、选择关系复句、转折关系复句、假设关系复句和条件关系复句。
- 主谓句是由主谓短语构成的。根据谓语的不同构成情况,主谓句分为:
音节速率、讯息密度、阅读效率
因声调辨义,汉语的音节效率比较高,单个音节的讯息密度比较大。因此音节速率不用太高。[45]从世界范围来看,汉语和英语是低音节速率、高音节讯息密度的语言,日语和西班牙语则是高音节速率、低音节讯息密度的语言。[46]如果将汉语延深入汉文,则汉文的讯息密度更大。文言的汉文其讯息密度在全世界无出其右者。因此汉文的阅读效率相当惊人。[47]
语言影响力
对世界的影响
作为语言而言,汉语为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目前世界有五分之一人口将其做为母语。
新加坡于《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令》确立“华语”为新加坡的四个官方语言之一[48];1974年港英政府通过《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中文”和英文同为香港的“法定语文”[49];中国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但未确立“规范文字”。此前中国政府已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开始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50]。1991年,澳葡政府通过《第455/91号法令》,确立中文在澳门具有与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51]。汉语在中华民国(台湾)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52],2019年,中华民国文化部及教育部将台湾华语、台湾台语、台湾客语、马祖语列入暂定的“国家语言”[53]。
在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缅甸等部分国家,官方承认其少数语言的地位。在国际组织中,汉语为联合国的正式语言。而因汉语所衍生出的汉字,历史上曾经一度通行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等因素,世界开始越来重视汉语(包括汉字)。在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学习汉语的风潮[54][55]。而在部分国家为吸引华裔观光客,会在主要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及观光地区增加中文的标示及说明,部分服务业亦会安排通晓汉语的服务人员。
而在原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各个国家也因为自身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经济发展等因素,以及这些国家几乎每日都与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量,使得汉字在这些国家中重新开始重视起来,并出现了汉字复活的声音。
对其他语言的影响
汉语曾影响过不同的语言,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当中都有大量汉语借词以及借用汉字,在泰语、高棉语、马来语中也有一些汉语借词。在新词汇的产生过程中,亦对不同语言产生影响。如手机、信号等词被维吾尔语、苗语等语言借用。
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古代,随着佛教的传入,梵文影响了部分汉语词汇;近代自五四运动以后,和制汉语、俄语、英语词汇大量传入,语法也日渐受到英语等欧洲语言影响,形成了所谓欧化中文现象,这既部分适应了当代语言使用的需要,同时历来也招致民间和学术界不少批评。目前汉语仍不断受到全球各种语言的复杂影响。汉语一脉相承,超越语言差异的汉字主导着汉语族,拼音字则不然。[56][57][58][59]
参见
注解
- ^ 比如,英语很少区分“English speech”和“English writing/script”,而一般直接合称“English language”或干脆简称“English”,只有在学术上才有“spoken English”和“written English”之分。
- ^ 例如:是“说汉语”、“说普通话”、“说国语”、“说华语”;而不应是“说中文”、“说华文”,甚至于“说甲骨文”。这些“语”或“话”是用来说的,而“文”或“字”是用来写的,例如:“写中文”、“写汉字”、“写华文”。此外,使用中文不仅可以将汉语官话文字化,亦可书写粤语、闽语等其他华人使用的汉语语言。
- ^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如语言学研究)应严格区分“中文”、“汉语”和“国语”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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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定理:1786年威廉·琼斯爵士于提出,某些语言有着词汇、语法、构词法和语音使用上的相似性,因此它们必定是来自单一祖语。现在流行的学术观念认为,…中国人也由非洲经中东印度越南经海上二三万年前到达,一二万年前已经遍布大陆,并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所以印度语言数量比中国的丰富,中国南方语言数量比北方的丰富。…这可以解释汉藏语系同源,汉语变体同源。语言进化论用树状图来理解、定位各语言的关系。
- ^ 隔离下:语言进化论又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成为分隔的词形就会越来越彼此趋异,从而在词汇中出现新词。如果从未发生过语言替换,则趋异就是语言变化的主要原因,而语言地图就会呈现出语言小单元的镶嵌图的形式。这种镶嵌形式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士著语言中很显著(Colin Renfrew《世界的语言多样性》)。…这可以解释中国南方山区方言的格局,也可解释华夏文明初期,中华大地方国部落有如群星灿烂。
- ^ 交流下:会产生所谓语言联盟,即同一地区或毗邻地区通行的数种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由于长期接触,互相影响而获得语法、语音等方面的许多相似或共同特征。甚至音位和形态系统的相互渗透并无界限可言。如不同语系的数种巴尔干国家的语言,由于拜占庭文化在这个地区显示出的较强凝聚力和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接触中,不仅表现在词汇平面上,也表现在音位和形态、句法平面上,获得了被世人称为 "巴尔干语言特点" 的许多共同特征。…这可以解释汉字汉文化同质化了中国语言,同类化了日韩越语言。即使假定一些语言原本不是汉语也会汉化,如一种观念认为,客家话是选择了汉字才成为汉语的。
- ^ 语言替换:例如,奥塔戈大学的 C.F.W.Higham提出,(1)农业扩展带来语言替换的原因,…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扩展看来最初也是同黄河流域的粟和其它谷类植物的驯化有关,只是在更晚的时候才同稻的驯化有关。(2)在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入侵的少数民族控制了权力杠杆并且以贵族自居,它赋予了它的语言以显赫的威望,以致诱导本地人宁愿采用征服者的语言而不愿使用其母语。在华南,…汉语仅仅在历史时期由于秦帝国的军事扩展才开始使用。阿尔泰语言,特别是突厥诸语言,是在更晚的时候由骑在马背上的游牧部族的精英统治带到遥远的地方的(Colin Renfrew《世界的语言多样性》)。
来源
- 参考字典、词典
- 《汉语大词典》
- 新华字典
- 现代汉语词典
- 国语大字典
- BitEx中文(在线汉语词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汉典(在线汉语字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象形字典(在线汉语字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文资料
- Hannas, William. C.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SBN 978-0-8248-1892-0 (paperback); ISBN 978-0-8248-1842-5 (hardcover)
- DeFrancis, John. 1990.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SBN 978-0-8248-1068-9
- Lewis, M. Paul; Simons, Gary F.; Fennig, Charles D. (编),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7th,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2013 [2022-0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13).
- Sagart, Laurent; Jacques, Guillaume; Lai, Yunfan; Ryder, Robin; Thouzeau, Valentin; Greenhill, Simon J.; List, Johann-Mattis,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Sino-Tibet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9, 116 (21): 10317–10322, PMC 6534992 , PMID 31061123, doi:10.1073/pnas.1817972116 , 简明摘要 – ScienceDaily (May 6, 2019).
外部链接
- Onlin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汉语远程学院教学网(中国国家汉办、华东师大合办)
- Cantonese Help Shee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粤语教程
- 顾明栋. 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对汉民族文字性质的哲学思考.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7 (3): 80–89 [2022-05-14]. ISSN 0257-028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7).NCPSSD 664884356
- 顾明栋; 郭建平. 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0 (6): 144–154 [2022-05-14]. ISSN 1000-5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7).NCPSSD 47975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