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HKCC2009/大明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月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并长期统治的君主制皇朝，历经世、位皇帝。明朝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号京师。
明朝建立始于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南京建都称帝，国号大明[1]。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
明朝比较强盛，经过明太祖的洪武之治，精励图强并逐步恢复国力，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到达顶峰，是为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于明武宗、明世宗比之前更强。
明朝的领土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中国历史又一个兴盛的汉族王朝，也曾是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明朝之号承袭自小明王韩林儿之号[2]。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了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制水[3]。
历史
简介
明初武功极盛一时，明太祖立国江南，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北伐中原，最终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并逐步恢复中国国力，史称洪武之治。
明惠帝时爆发靖难之变，被燕王朱棣夺取江山。明成祖时曾北进蒙古，南征安南，令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导致万邦来朝，史称永乐盛世。其后的十一年在明仁宗和明宣宗的治理下，大明国力达到顶峰，史称仁宣之治。宣宗之子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
至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明英宗仅十五岁，宦官王振趁机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但名臣于谦另立明景帝，并击退了瓦剌，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后明景帝死，明英宗复辟，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并逐渐任贤用人使朝政有所转机。英宗之子明宪宗继位后，初年励精图治但后期宠幸万贵儿及阉宦汪直国力日衰。明孝宗统治的弘治年间，明朝君臣同心协力，国家呈现中兴气象，史称弘治中兴。
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明穆宗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伟大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时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因立太子之争，君臣关系紧张，终致皇帝怠政、官员腐化，关外女真兴起，明朝开始走向衰败。但万历年间，明朝仍取得了明缅战争的胜利、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的胜利。天启年间，少年皇帝明熹宗事事信赖太监魏忠贤，加快了明朝腐败的进程。
至崇祯年间，臣子党争激烈，皇帝决策失准，杀袁崇焕，后金军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烧杀抢掠。又遇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4]，各地爆发民变，叛降数易，官兵疲于奔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明朝仍取得了宁远大捷击伤努尔哈赤，取得料罗湾海战的胜利击败荷兰。
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随后清朝军队在原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领下入关击败大顺军，但由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的若干个南明政权延续了数十年，忠于明朝的明郑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直到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廷完全灭绝。
明朝建立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日盛，朝政腐败。蒙古立国之初，税务由耶律楚材制定，项目清楚且限于一定额度。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等亦能正常流通使用较长时间。然而元末时蒙古贵族有靡烂之象，亟需财帛，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导致金融紊乱，并饱受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粮，民间愈发怨怼。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民变爆发的导火线，终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初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城（今南京）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九江）。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吴元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自尽。同年朱元璋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开启300年的明朝。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机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于洪武四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洪武十四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洪武二十一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初期
洪武之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5]配合赋役黄册[6]和鱼鳞图册[7]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在此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先后死于非命（《明史》记载徐达是病死，民间传说为朱元璋赐死）。胡惟庸是当时中书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宠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同时，胡惟庸大肆收取贿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韩国公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两案，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外几乎全部被杀。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
靖难之变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诸王之中，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原因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高皇帝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所以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即皇帝位，改年号建文，翌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建文帝(惠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永乐盛世
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内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之后的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永乐三年开始，朱棣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同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永乐四年，他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或“永乐之治”。
但是永乐帝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8]和景清的“瓜蔓抄”[9]最为惨烈。
仁宣之治
成祖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时，由于年龄已经偏高，因此即位仅一年就已经驾崩[10]。但是在其统治时期，推行诸多仁政。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并且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更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其死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他基本继承了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国家进一步强大。宣宗同样热爱美术，有画作传世。但是，宣宗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古名“促织”），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宣宗也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
明朝中期
京师保卫战
1435年，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宠信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对其宠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加专横跋扈，更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一说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怒杀，又有锤杀与斩杀两种说法，该说得不到《明史纪事本末》的支持），此即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景泰帝）。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带着瓦剌军大败逃走。明朝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但英宗还在也先手上，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英宗复辟
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1450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之后，皇室内斗。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景帝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无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英宗登基后一改过去错误，之后流放徐有贞.诛杀石亨等人并下令罢黜自洪武到景泰时期的残酷殉葬制度。使朝政日有好转。
宪宗时期
英宗死后，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初年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是宪宗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此外，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了豪强兼并土地，危害不浅。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孝宗朱祐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贫寒，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东厂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并践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武宗时期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皇帝驾崩。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天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
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朝政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乱。但是刘瑾的专权扩权（增加西厂内行厂）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以及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捕后处以凌迟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钱宁，权力自东厂转移至江彬主政之锦衣卫。
武宗为了方便自己能出宫到各处僖游，制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以朱寿身份，藉出征为名，实际上僖游为实。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但先后皆遭到镇压。
武宗玩乐的个性不大兴文字狱。王守仁得以讲学，并击败鞑靼小王子进犯。
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寿身份，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朱宸濠后，于班师回京途中，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刚即位的嘉靖皇帝下令将江彬抄家处死。
嘉靖时期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肃皇帝在位期间，罢黜各地镇守太监。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世宗在这些人的助长下蔑视礼法，不仅尊其父母为皇帝和皇太後，又为父亲在太庙旁专立一庙祭祀，成为献皇帝庙。又称父亲为睿宗，在武宗之上，还为父亲修皇帝实录。此为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视朝。
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宫女之变，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后，世宗移驾西苑，不入宫内。同时，权臣严嵩借此窃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藩协助其父作恶。朝臣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结党营私，但均已失败告终。世宗后期，严嵩年事已高，朝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首辅大臣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崩于乾清宫，庙号世宗肃皇帝。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海瑞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重金收买俺答，结果俺答直接进攻京师。鞑靼军队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后委任兵部尚书胡宗宪署理浙江巡抚兼浙直总督全力剿倭，倭患渐除。
隆庆新政
穆宗即位后，即启用在藩邸的老师高拱、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迫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明朝后期
张居正变法
隆庆六年，穆宗皇帝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耕种田地有三百六十六万零七千七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只上升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1581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但他自己本身也贪污受贿。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最后在神宗和两太後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立刻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时期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五年（1587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同时，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太监为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同时由于深受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的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在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所部，导致明朝末年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满清入主中国。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卅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起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源于万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在对外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但损兵折将极大。万历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大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党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结果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11]。
红丸案
光宗在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郑贵妃与西李暗中交结，郑贵妃向光宗提请西李为皇后，西李提请郑贵妃为皇太後，后因大臣反对而作罢。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所进的药物，结果病情加剧。西李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光宗服后获得暂时的舒适。黄昏后再食一颗，到半夜去世。此即为红丸案。结果，朝中谣言遍起。李可灼被罚回乡养病。更有大量弹劾奏章要求罢免方从哲。天启二年四月，朝中又发生了对于红丸案的争论。最后方从哲仍然没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贬放南京[12]。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朱由校。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宮[13]。后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是为熹宗。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14]。
光宗中兴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去世。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明光宗，光宗仅在位一个月，他在登基前的七月廿二日及廿四日，俩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赏赐在辽东前线明军并重用名将熊廷弼对抗后金的崛起，缓解萨尔浒之役后前线的困境。光宗也相继重用东林党人使朝政转危为安，但光宗在十多年不得其父宠爱下登位，心理高兴有余一口气收下郑贵妃向他进献8位美女。由于纵欲过度不久病倒，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天启时期
明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复原姓，并恢复旧名忠贤。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后又称九千九百岁。更有阉党的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崇祯时期
天启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同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其五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思宗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思宗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思宗对朝政又开始失望。并加强集权，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间，首先要面临后金的外患。最初在袁崇焕的经略之下，辽东的形势已经有所改观。此后，后金在辽东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改采越过长城，直接偷袭京师的方法攻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包围北京城。袁崇焕回兵解围。崇祯三年，思宗因袁崇焕不作为与个人能力低下造成时局不堪，诛杀袁崇焕[15]，此后辽东局势日益恶化。不久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公开向明朝叫板，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明军大败，次年，洪承畴投降。至此，除宁远外，辽东地区全数陷入满清的统治下。
另一方面，因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全国性饥荒。但是朝廷依旧加派“辽饷”，用于增加军费。民众苦不堪言。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此后民变风起云涌，逐步集合到王嘉胤旗下，转战于陕晋边区。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遇害，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作乱。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缴获大批粮饷。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击溃总督孙传庭于关中，传庭阵亡，明朝北方最后的主力被消灭。此外，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义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但是，两支农民义军没有合作，而是竞争的关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是年华北气候严寒缺煤，李自成部得以迅速扩充攻城掠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七日已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外城，宦官开城门迎李自成，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帅领五万关宁铁骑回救北京不及。次日凌晨，明思宗在明都北京煤山自缢，次年明思宗堂兄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延续明廷半壁江山，是为弘光帝。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纵容部将在京城内不惜重刑相逼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又没有及时应对驻守山海关明将吴三桂，结果走投无路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
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大顺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大顺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明思宗，臣民服丧三日。十月，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南明和郑氏王朝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南方皇族势力尚存，并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历史上统称为南明（1644年-1662年）。
弘光政权
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在南京明朝设有基本的（南京六部）。1644年五月初三日，明思宗的堂兄弟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由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瞻前顾后，延误时机，导致弘光政权基本操控在原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手上。南京小朝廷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朝臣间内斗不断，弘光帝昏庸懦弱，怠于政事，沉湎在酒色之中。此时清军一路南下，驻扎在淮北地区的藩将刘泽清、刘良佐降清，兵力最强的高杰被暗中已经降清的许定国诱杀，南京北边防务空虚。清军趁势南下，锋线直指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
不久之后，清军渡江，南京不战而降，不久弘光在逃亡的路上被清兵逮捕押解到北京斩首，不少明廷宗室也押解北京处死。清军占南京后，进展神速，接连攻降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重镇，并重新下达剃发令。引发了汉族百姓的强烈反弹。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等抗清起义，但都被清军剿灭。尤其李成栋在嘉定连续三次屠杀平民最为惨烈，史称嘉定三屠。大规模的屠城还有江阴屠城等等。
鲁王监国
弘光朝廷覆灭后，明廷宗室鲁王朱以海宣布监国于绍兴，监国自居的鲁王朝廷则一直以浙江部分州县及舟山群岛为据点继续抗清并与隆武朝廷互相对抗，双方互不承认其明朝正统地位，双方的军队时常在闽浙边界上发生冲突。时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趁明朝内讧之机开始征讨浙江，由于得不到隆武朝的支援，明军大败，浙江各州县被清兵攻取。永历五年（1651年）九月，清兵攻陷舟山，鲁王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
隆武政权
大明弘光朝廷覆灭后，在鲁王朱以海宣布监国于绍兴之时，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登皇帝位于福州。
隆武帝即位后，曾联络各地抗清义军，并屡议出师北伐，然受制于郑芝龙，终无所成。首辅黄道周不得已脱离郑芝龙去江西出师北伐，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但兵败，黄道周被清兵逮捕，不屈而死。时鲁王朱以海在浙江抗清多次要求隆武朝廷援救，但隆武朝廷要求鲁王朱以海承认其正统帝位，否则不予出兵支援。大明隆武二年二月（1646年），清军开始征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朱以海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死，十一月，郑芝龙降清，隆武朝廷亡。郑芝龙儿子郑成功起兵反清后，郑芝龙被清廷囚禁。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绍武政权
朱聿键死后，其弟'南明绍武帝，名朱聿𨮁在广州受大学士苏观生及广东布政使顾元镜拥立登基称帝。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绍武王朝，但与肇庆的永历帝朝廷互相内讧，甚至大打出手。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李成栋导由福建攻入广东的清兵混入城内，夺占广州，李成栋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朱聿𨮁自缢而死（一说被杀），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皇帝生涯，史称“绍武帝”。
永历政权
隆武帝遇害后，桂王朱由榔称帝于广东肇庆，改元永历。迫于形势压力，桂王政权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如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声桓和副将王得仁在南昌反正，四月广东提督李成栋率剪辨穿汉服在广东全省反正，广西巡抚耿献忠也在梧州同梧州总兵杨有光率部反正，一时之间南方数省重归南明控制。这掀起了南明的第一次抗清大潮。
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期间，尚可喜等清军攻下由李成栋部守卫的广州后，屠杀军民甚众，有人认为达数十万之多，史称广州屠城。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
永历五年，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等人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派刘文秀进攻四川，收复四川大部。李定国进攻广西，攻克桂林，逼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还直捣衡阳，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并乘势进军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郑成功也先后在东南沿海发动攻势并乘势渡长江包围南京，并一度导致清廷震动。这掀起了南明的第二次抗清大潮。
但是，孙可望的日益骄横跋扈引发永历帝和李定国的严重不满，李定国奉迎永历帝驻跸昆明。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发动内斗，大规模进攻李定国，失败后投降清朝，西南情报尽为清朝所知。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永历十五年，吴三桂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永历十六年，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用弓弦缢死，同年，李定国闻讯后发病死于缅甸猛腊，但是缅甸果敢地区尚留明朝残余军队，尚未被清军肃清。
明郑政权
永历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的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军与在台湾的明郑两支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
郑成功则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取得过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泉州大捷、护国岭大捷。永历九年清军重兵南下，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1659年，郑成功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包围南京，清廷震动。之后郑军中清军缓兵之计遭击败，被迫回到闽南大本营。1660年7月清军大举围攻厦门的郑成功，至次年春败退，郑军取得厦门大捷。1661年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率部攻占台湾。次年（1662年）郑成功逝世。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并继续沿用永历年号。1663年，郑经放弃金厦两岛。三藩之乱时郑经乘几率兵反攻大陆，攻占福建漳州等府县，一度声势浩大，但不久败退台湾。1681年，清康熙帝平三藩后开始着手攻打台湾。此时，郑氏政权早已虚弱不堪，且爆发内讧。郑经去世后，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为水师提督进攻台湾。清军攻克澎湖列岛，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便剃发投降，明廷残余势力彻底灭亡。不过，此后中国境内仍存在零星的反清复明活动，如朱一贵、吴福生等所发动的起事，但均以失败告终。
疆域和政区
疆域
[[File:|300px|thumb|永乐年间的明朝版图]] [[File:|300px|thumb|正统二年（1434年）的明朝疆域]] 明前期，多次对北元和由之分裂出来的鞑靼和瓦剌用兵，并在与漠南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这些都是明廷的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靖难之役时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因此期间边境略有南移。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中叶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崛起，边境再次南移。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参见“明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当地土著部落，明廷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甚至库页岛。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废弃之，共持续25年。但原设于此处的各卫所及辽东都司仍然存在，以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明英宗正统年间后，鞑靼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并不断侵犯辽东都司。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明廷修建辽东边墙。16世纪末开始，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开始兴起，统一女真部，明廷设置的卫所遂渐消亡。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破辽东边墙，占领辽东都司大部土地。
明太祖洪武年间，西北疆界达到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并设置一系列卫所。15世纪30年代之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军退守嘉峪关。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将西南地区完全划入疆域。并设置一系列土司、宣慰司管辖之，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边国家所并。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线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廷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
行政区划
明太祖洪武初年曾沿袭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后进行了改革。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民间称谓中习惯上省略承宣布政使司，在极少数情形下，民间也有称为“省”的情况，但承宣布政使司和省有区别，如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辖境包括山东都指使使司及辽东都指使使司两处，但民间所称呼的山东省仅指山东都指使使司，类似例子还有辖境包括陕西都指使使司及陕西行都指使使司（今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而南、北直隶并无称呼为省的情况。官方行文则绝对不可出现称承宣布政使司为省的情况。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放弃安南后，明廷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布政司，两京为应天府和顺天府，十三布政司为南直隶、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明代一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还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都司，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斯藏、朵甘二都司（请参详明朝治藏历史），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廷在一级地方行政区下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明宣宗宣德年间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明代宗景泰年间之后成为各一级行政区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的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了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代有府366，州397，县6882。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1158，所2291。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代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政治制度
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宰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今日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宦官）。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为了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后来取消)，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主要机构
- 六部
-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礼部（主管教育，负责领导儒家学术，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主管财政，土地和人口）人员最多。兵部（国防部），刑部（警察总部，有对较大刑事案件的审判权）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 监察机构
-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 六科
-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 五寺
-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 内阁
-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 特务机构（秘密警察）
-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
- 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
- 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
- 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
- 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瑾，刘瑾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其它机构
- 三公
- 包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官职都是虚衔，一般授予功劳相当大的大臣以示荣耀。其中太保和太傅名义上是太子的老师，而太师则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专门负责皇室人员的健康和医疗。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翰林院作为政府的官方学术最高机构，地位相当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翰林院首长是翰林大学士，此职位者经常会同时兼任内阁大臣。
- 外三监
- 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钦天监负责观测星象。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官方教育机构，有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馔两人。上林苑监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
- 内十二监
- 为宦官衙门。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还设有四个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个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合为内官廿四衙门。宫女也有六个局（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工），每个局下设四个司。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据《明史．军所》记载，明朝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有约三百二十万兵力，各式舰船共1424艏，军事水平是当时全球的255倍。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薄来厚往，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西元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倭寇的主要构成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沿海一带的破产流民。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大败逃回日本。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削弱了明朝与朝鲜两国，明朝在张居正期间积蓄的国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复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为相对的得益者。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时人称其为东虏和西虏。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这种情况直到后金控制蒙古后才告结束。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这一阶段女真人作为明朝于东北地区排除北苑残余势力的盟友，双方关系处于蜜月期，但中后期明朝采取了"犁庭扫穴"等一些列不适当政策，对女真人进行歧视、限制、挑拨、分化甚至屠戮，激化了当地矛盾。随着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更是进一步下降。17世纪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了辽东大部土地，曾对当地的汉人进行屠杀，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国号大清，建立清朝，最终于1644年明朝灭亡后接替明朝统治了中国267年。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时期有不少明朝军队曾装备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经济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了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了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到了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6]”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了商业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了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在中国城市都有卖。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在其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年）中写道：“中国凭借著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松江、嘉兴、淮安、扬州、济宁、临清、芜湖、仪征、景德镇、瓜洲等[17]。
在世界上，明代是16世纪、17世纪之间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造成期间人口大量死亡。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元末长期大规模战乱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填充长江以北的荒无人烟之地和垦荒使得期间人口稳定成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6175.0万，军户325.0万。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占全国的16%。
估计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约有1.50亿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未变。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60,545,812人（此为除开华北大部分地区外的调查数据，今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到65,000,000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75,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10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前所未有的140,000,000人。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年，由于战乱与瘟疫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和旱灾的爆发、以及八旗入关掠杀和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只有人口总数一半不到，特别是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明代户籍制度
明代沿袭了元代，将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者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轮班匠一律征银，以银代役，政府则以银雇工。人身束缚大为削弱。到清代军籍实行八旗制度，并废除了实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教育与科举
明初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l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禁，民间越办。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了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进步。
标准语
明朝以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话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朝宫廷人员，需要会讲官话作为沟通。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洪武正韵》官方韵书。宋濂于序文说：“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但明代的“官话”其实与上古雅音的差异非常大。
文化与科技
西学东渐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趋于缓慢，落后了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人文学科
明代的文化事业非常发达。在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写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则侧重于描写市民阶级的生活。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盘、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在明朝时期，传统杂剧逐渐衰落，而传奇剧走向繁荣。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及《牡丹亭‧还魂记》）。南戏在明朝也进入了最繁盛的时期。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了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
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了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了“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自然科学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
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极大的贡献，朱载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余种植物种于府内，并让王府画工将植物绘图编制成书，名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记有植物414种，并详细描述了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书籍。
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如茅元仪所著之《武备志》。
社会风气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论士大夫或百姓，在饮食、居住、穿着、娱乐各方面都更为讲究，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另一种娱乐。装祯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的手工业突飞猛进，家俱的样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俱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而私家园林在明朝也非常发达，成为了园林的典范。明代园林艺术的最杰出代表著作是计成的《园治》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总结私家园林的专著。而百姓的娱乐风尚也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明代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贞节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为固定持续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贞守节从原本的典范理想成为一般性的风气甚至规范。[18]
而缠足也在明朝逐渐成为社会上较普遍的习俗。此外，晚明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当时成为中国历史上才女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之一[19]。
艺术成就
美术
明代的绘画成就巨大。主要代表是气势恢弘的浙派和清丽缜密的吴派。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由于宗教艺术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
书法
明朝的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最著名的是“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和董其昌。
另外，明朝用的是线装书。
建筑工艺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伟大的建筑作品。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了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锺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了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
服饰
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汉族男子服式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不过明朝灭亡后，服饰也因满清剃发易服政策而消散，仅在朝鲜文化中被保存下来。[20]
帝王年表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皇陵 |
|---|---|---|---|---|---|
| 太祖 |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 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
朱元璋 | 1368年－1398年 | 洪武 |
应天府 孝陵 |
| 惠宗[21] |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 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 |
朱允炆 | 1399年－1402年 | 建文 |
|
| 成祖[22] |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 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
朱棣 | 1403年－1424年 | 永乐 |
长陵 |
| 仁宗 |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 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
朱高炽 | 1425年 | 洪熙 | 献陵 |
| 宣宗 |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 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
朱瞻基 | 1426年－1435年 | 宣德 | 景陵 |
| 英宗 |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 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
朱祁镇 | 1436年－1449年 | 正统 | 裕陵 |
| 1457年－1464年 | 天顺 | ||||
| 代宗[23] |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 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
朱祁钰 | 1450年－1457年 | 景泰 | 景泰陵 |
| 宪宗 |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 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
朱见深 | 1465年－1487年 | 成化 | 茂陵 |
| 孝宗 |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
朱佑樘 | 1488年－1505年 | 弘治 | 泰陵 |
| 武宗 |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 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
朱厚照 | 1506年－1521年 | 正德 | 康陵 |
| 世宗 |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 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
朱厚熜 | 1522年－1566年 | 嘉靖 | 永陵 |
| 穆宗 |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 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
朱载垕 | 1567年－1572年 | 隆庆 | 昭陵 |
| 神宗 |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
朱翊钧 | 1573年－1620年 | 万历 | 定陵 |
| 光宗 |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 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
朱常洛 | 1620年 | 泰昌 | 庆陵 |
| 熹宗 |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 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
朱由校 | 1621年－1627年 | 天启 |
德陵 |
| 思宗[24] |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 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
朱由检 | 1628年－1644年 | 崇祯 |
思陵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备注 |
|---|---|---|---|---|---|
| 安宗 | 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 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 |
朱由崧 | 1644年 | 弘光 | 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
| 闵王 | 朱常淓[25] | 1645年 | 潞王 | ||
| 朱亨嘉 | 1645年－1646年 | 洪武 | 称靖江王监国 | ||
| 义宗 | 侍天制道恭和襄定献文 敬武明德肃仁成皇帝 |
朱以海 | 1645年－1653年 | 鲁王 | |
| 绍宗 | 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 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
朱聿键 | 1645年－1646年 | 隆武 | 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 |
| 文宗 | 贞天应道昭崇宁文宏武 达仁成宣闵孝节皇帝 |
朱聿𨮁 | 1646年 | 绍武 | 史称绍武帝 |
| 敬宗 | 忠天隆道昭义钦成靖文 襄武奋仁睿孝和皇帝 |
朱常清[26] | 1646年 | 东武 | 史称东武帝，也称淮王 |
| 平宗 | 揆天显道知仁贞信德文 奋武靖肃敦康元皇帝 |
朱本铉[27] | 1646年－1664年 | 定武 | 史称定武帝，也称韩王 |
| 昭宗 | 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 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
朱由榔 | 1646年－1662年 | 永历 | 史称永历帝，也称桂王 |
注释
- ^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
- ^ 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湖北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299–300. ISBN 7-5622-2277-0.
- ^ 吴晗. 朱元璋传. 人民出版社.
- ^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 ^ 以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其中丁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的一百户十户编为一甲，共十甲。每年由里长和甲首管理一里或一甲的赋税劳役等事项。在十年中，一个里的各个里长每年轮流当里长，一个甲的各户每年轮流当甲首，而先后顺序取决于各户丁粮的多少。
- ^ 户籍登记簿册
- ^ 耕地登记簿册
- ^ 九族外加门生
- ^ 株连的范围很广，像瓜蔓一般蔓延到更多的人身上
- ^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崩于洪熙元年五月
- ^ 《明季北略》（卷1）：“科臣何士晋请穷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进。百官膝而前，时太子、三皇孙俱侍。上曰：昨有风癫张差突入东宫伤人，此是异事，与朕何与？外庭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父子耶？止将有名人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寻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他。时御史刘光复伏于众中，喜极扬言曰：陛下极慈爱，太子极仁孝。因班联稍后，声颇高，上误以为别有所争。命中涓拿下，承旨者梃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约太子体曰：彼从六尺孤，养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别意，何不于此时更置。至今长成，又何疑耶？寻诛张差于市，毙庞、刘于内庭，事遂寝。于是罢王之采官，补何士晋于外。”
- ^ 《明季北略》（卷1）：“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下文升法司严鞫，言往岁张差之变，祸几不测，张差之后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当寸斩之。结事惠世扬奏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台臣论之，辅臣方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请究医药奸党阴谋，谓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云。南台御史傅宗皋论崔文升用药之误。御史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药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复先帝之仇，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礼部尚书孙慎行参方从哲、李可灼进药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医官也，一旦以红丸轻进，而龙驭上升，罪胜诛乎？崔文升身历提督，当可灼进红丸之时，何不详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谕李可灼拿解法司究问正罪。崔文升发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论李可灼之罪。”
- ^ 《明史》（卷114）：“康妃李氏，光宗选侍也。时宫中有二李选侍，人称东、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宠，尝抚视熹宗及庄烈帝。光宗即位，不豫，召大臣入，帝御暖阁，凭几，命封选侍为皇贵妃。选侍趣熹宗出曰：“欲封后。”帝不应。礼部侍郎孙如游奏曰：“今两太后及元妃、才人谥号俱未上，俟四大礼举行后未晚。”既而帝崩，选侍尚居乾清宫，外廷恟惧，疑选侍欲听政。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上疏力争，选侍移居仁寿殿。事详一燝、涟传。”
- ^ 《明史》（卷114）：“是时，熹宗初即位，委任司礼太监王安，故敕谕如此。久之，魏忠贤乱政。四年封选侍为康妃。五年修《三朝要典》，涟、光斗等皆得罪死，复召继春，与前旨大异矣。久之，始卒。”
- ^ 《崇祯长编》卷之三十七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师，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麻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 ^ 《明太相实录》卷208
- ^ 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徽商这样评价全国的各大城市：“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万历《歙志》卷一
- ^ 参见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部，1998。
- ^ 参见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 ^ 《大明会典》卷之六十‧冠服 六十一，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舆服二 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仪制司职掌 冠服}}
- ^ 此为南明弘光年间追崇。清朝乾隆年间，追谥为恭闵惠皇帝。
- ^ 朱棣庙号本为“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
- ^ 成化年间上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弘光年间追崇代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 ^ 清朝上庙号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帝。南明弘光政权谥为思宗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又改上庙号为毅宗，唐王隆武政权上庙号为威宗。
- ^ 潞王、鲁王政权均称“监国”，而未称帝，故无年号。
- ^ 郑成功拥立为监国，永历帝立后取消监国及年号。
- ^ 定武帝，顾诚之《南明史》所述，韩王朱本铉之“定武”(1646年－1663年)年号和政权乃以讹传讹之说。以查继佐之《罪惟录》启其开端，直至近代才被考据为谬。
参考资料
- 主要参考图书
-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0982-X/K‧211
- 《细说明朝》，黎东方，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2512-6
-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ISBN 7500624085
- 其它参考图书
- 《明史》，中华书局，ISBN 7101003273
- 《国榷》，谈迁，中华书局，ISBN 7101003729
- 《明史简述》，吴晗，中华书局，ISBN 7101047424
- 《南明史》，钱海岳，中华书局，ISBN 7101044298
- 《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上下》，南炳文、汤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41261
- 《晚明史：1573－1644年》，樊树志，复旦大学出版社，ISBN 7309037464
- 《剑桥中国明代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
- 《南明史》，司徒琳（Lynn H. Struve）
- 《国史大纲》，钱穆，中华书局，ISBN 7-100-01766-1/K‧143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528-5
-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036-4/K‧231
-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456-3/K‧334
- 《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江苏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517
-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孙文良、张杰，江苏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83-5
- 《正说明朝十六帝》，陈时龙、许文继，中华书局，ISBN 7-101-04549-9/K‧1968
- 《正说明朝十六臣》，王丰明，中华书局，ISBN 7-101-05077-8/K‧2228
- 《话说中国》—集权与裂变，胡敏、马学强，上海文艺出版社，ISBN 7-5321-2805-9
- 《简明中国历史》，张元、李孝悌著，龙腾文化 ISBN 957-458-522-0
- 《中国经济通史》第七卷，吴量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张治安，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ISBN 957-08-0135-2
参见
外部链接
| 前朝： 元朝 |
中国朝代 | 后朝： 清朝 （另见大顺、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