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盛世
永樂盛世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1402－1424）所出現的盛世，而明成祖統治期間以永樂作為年號。永樂盛世時，明朝進入最繁華的鼎盛時期，國威遠揚。
歷史
靖難之役
明太祖分封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藩屏皇室。諸王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又以秦王朱樉、晉王朱棡與燕王朱棣的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明太祖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意為「平定國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1]。
1398年明太祖駕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亦稱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迂迴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變。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2]。
開創盛世
明成祖時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擊安南，將安南納入明朝版圖，設立交趾布政司。明成祖之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後的韃靼與瓦剌。明成祖冊封瓦剌三王，使與韃靼對立，等到瓦剌興盛後又助韃靼討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獨大[3]。同時，明成祖撤去大寧都司，將寧王朱權內遷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顏、泰寧和福余三個衛所自治權，但不允許三衛蒙古人南遷到大寧地區駐牧。明成祖還於1406年和1422年對兀良哈蒙古進行鎮壓，以維持這一地區的穩定[4]。明成祖為安撫東北女真各部，在歸附的海西女真（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建州女真（位於松花江、牡丹江之間）設置衛所，並派亦失哈安撫位於黑龍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廟街的對岸塔林設置奴兒干都司，擴大明朝東疆，亦失哈並於1413年視察庫頁島，宣示明朝對此地的宗主權[5]。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閉關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開始派宦官鄭和下西洋，向各國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貢體制，也有為圍堵西亞帖木兒帝國的說法[3]。鄭和下西洋前後七次，前六次均在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派遣，鄭和船隊足跡遍佈東南亞與南亞地區，還於滿剌加建有基地。其規模空前，最遠到達東非索馬里地區，擴大明朝對南洋、西洋各國的影響力[2]。
文治方面，明成祖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 且未有任何刪節，《永樂大典》在編成後即被深鎖皇宮數百年，以至當時有多人認為《大典》已在戰火中被毀。根據記載，明朝年間僅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二帝閱《大典》[6]。此外，明成祖並未將《永樂大典》複寫刊刻，且決定只製作一份抄本，並於1409年完成[7]。1405年明成祖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繁榮。1416年明成祖公佈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遷都。因為永樂年間天下大治，並且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學者將這段時期稱為永樂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明惠宗舊臣等都被殺[8]。著名思想家方孝孺就是被明成祖下令處死，並誅滅十族。[9]
明成祖駕崩後，其長子朱高熾即位，即明仁宗，年號洪熙。
疆域
根據《明史·志第十六》記載，明朝初年「計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
毛佩琦認為明長城並不是明朝和北面蒙古的國界，而是一個秩序界限，是長城以北的游牧經濟文化和長城以南的農耕經濟文化的界限；明朝與蒙古族之間從未因疆域有過衝突，只有經濟上的衝突[10]。但亦有指出，北元及蒙古諸部終明一代始終是明朝的巨大威脅。《明史·兵志》說：「終明之世，邊防甚重」，主要就是指對北方蒙古防禦而言的。而這些花費了無數人力、物力、財力而修築的長城和壕垣，基本上都是為了防禦蒙古騎兵的南下[11]。
明成祖在位期間對於中國北方地區不光是派遣武將出征，而且還親自率師出征；此外，他在西北設立了地方行政機構哈密衛，加強了對西北的控制。在東北設立了軍事機構奴兒干都司，實際控制了以女真族為主體的東北地區。在西南建立了貴州省，在南方（今越南北方）設置交阯省（但在明成祖去世不久即放棄）[12]。不過，史學界對明朝是否實際統治了西藏存在較大的爭議，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指出：「西藏在元朝與中國有着廣泛的聯繫，但與明朝幾乎沒有外交關係……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國（明朝）居中調解而維持着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係」[13]。
葛劍雄指出，明朝對在長城以北領土的統治並不穩定，而且管理時間相對為短且效率不高：「在北方，為了打擊元朝的殘餘勢力，明軍不上一次發動進攻，洪武時的北界推進到了今西遼河、西拉木倫河、內蒙古克什克騰旗、查干諾爾、陰山山脈和賀蘭山一線，並設置了不少衛所。但以後陸續後撤，到宣德五年（1430年），在今北京、河北、山西境內的明朝北界已經退到了長城。在今陝西、寧夏和甘肅境內的明朝疆域也是以長城一線為北界和西界了」[14]。
政治
遷都
明成祖朱棣奪位後，決定遷都到自己的根據地燕京，即北平府，永樂元年（1403年）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升為「行在」。強令遷入各地流民、江南富戶和山西商人等百姓，永樂四年（1406年），興建燕京宮殿、城池。永樂十四年（1416年），召集群臣，正式商議遷都燕京，對於反對的大臣，一一整肅，從此無人反對。次年，紫禁城正式動工。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將明朝首都遷到燕京，改稱北京，以故都金陵為南京。從此以後，北京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為此重新修建了北京城和北京的宮殿，同時為了保證北京的供應，重新疏通了大運河，利用運河開展漕運，使運河成為重要的南北運輸大動脈[12]。明成祖遷都，有史學家稱之為：「天子守國門」之舉[15]。
改革吏治
明太祖朱元璋時，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鉅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勞心。明成祖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內閣制度，不僅成為明朝政治體制的重要特點，而且對後來全世界的政治體制都有所影響[12]。
軍事
改革軍制
明成祖時期建立了禁衛軍京師三大營，而三大營是明朝軍隊對外出征的主力。
進軍漠北
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餘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年）開始，明成祖禦駕親征率領明軍北伐漠北。這次北伐，明軍擊破五萬蒙古騎，迫使蒙古本部的韃靼向明朝稱臣納貢，永樂帝封韃靼權臣阿魯台為和寧王。隨後明朝大軍一直進入到極北，在巨石上刻字為碑「翰海為鐔，天山為鍔。」永樂十年（1414年），永樂帝舉行第二次北伐，擊敗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謝罪之後，永樂帝班師回朝。永樂十七年（1421年），永樂帝舉行第三次北伐，大敗兀良哈三衛。明成祖五次北伐後，蒙古勢力暫時削弱，明朝也已精疲力竭，無力再作大規模遠征。此後蒙古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變前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
永樂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龍江下游東岸奴兒干地方（元朝征東元帥府舊地），設立了奴兒干都司，管轄今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庫頁島等地。
南征安南
經濟
農業
明成祖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了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餘人各自陳述當地的民情，還規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後，明成祖宣佈「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手工業
明成祖時期，布帛、絲絹、棉花絨和果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這也反映了當時經濟作物的發展[16] 。永樂和宣德年間是明代製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是當時中國製瓷業中心。景德鎮製造的瓷器產量高，而且質量也好，在製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如明成祖時期的錐拱、脫胎，都是技術上的新創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紅是明成祖時期的名貴瓷器[17] 。
《明史．卷八十》裏記載了在明成祖年期疏通的運河沿岸商業發達繁榮，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18]。
而民營礦冶卻也在穩步發展，永樂元年（1403年），民間交鐵課79800多斤。造船業也居世界前列。在南京城的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明朝的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而在其他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19]。
文化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修纂《永樂大典》並非出於文化專制的目的，而只是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書，能夠為後人所用。《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開創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書編纂的先河[20]。
《永樂大典》雖然是動員和花費了眾多的人力物力修纂而成，但明朝和歷代帝王中甚少有人閱讀，據記載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常閱《大典》。《大典》在編成後即被深鎖皇宮數百年，以致當時有多名學者如顧炎武和談遷認為《大典》在萬曆晚年已經消失、全部皆佚[21]。
外交
在外交上明成祖不但派了陳誠出使西域，而且派了鄭和下西洋，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之舉[12]。同時向各國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貢體制，也有為越洋圍堵西亞帖木兒帝國的說法[3]。
海路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後又於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後七次出海遠航，經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這就是鄭和下西洋。
陸路
明成祖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西域諸國如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稱臣納貢。明朝與西域諸國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使得全國的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
飢荒與災害
在永樂盛世期間有多起飢荒與災害的記載，據《明實錄》記載，自洪武三十五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永樂帝在位期間，水災、旱災、蝗災以及瘟疫所引起的飢荒災害有二百七十六起，其中大多數災荒為朝廷所了解，並給予了賑濟或減免賦稅[22]。
評價
明代官修國史《明太宗實錄》中評價對朱棣及整個永樂年間：至軍國重務，必自決。左右或勸上少自逸者，祖宗付畀之重，一息不絕，其敢怠？！為政一循太祖舊規，申明法制，修述禮樂。躬謁孔子，幸太學。廣召天下方聞博雅之士，蒐羅古今，著為大典。表章正學，集四書、五經、惟（性）理大全，垂訓萬世。德威廣被，四裔君長，無間大小遠邇，朝覲貢獻請授官爵於闕下者無虛日。海外若榜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為主者殆三十國。東踰遼水，韃靼、女直（女真）、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幾三百處。直西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請置官府者蓋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衛郡縣，視舊增益數倍。安南為逆，一舉削平之，而郡縣其地。獨北虜反覆，數為邊患，親率六師征之，驅諸絕漠之外，虜遂不敢南向。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閎遠之規、乾剛之用，帝皆兼而有之，是以功烈之盛，前古鮮儷焉。[23]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寫永樂帝在位期間，「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24]
史學家毛佩琦稱清朝官修史書《明史》描繪朱棣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並且宣揚國威，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推動了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進程[10]，以至稱讚該時期「遠邁漢唐」，故被稱為永樂盛世[20] 。
學者商傳稱永樂盛世「遠遠超過了後來的所謂康乾盛世」[25]。
明史學家顧誠在文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評價：在歷史上，明成祖是一個大有作為的君主，他的業績應當給予足夠的評價。但是，也應該看到朱棣的好大喜功，濫用人力、物力，把弓弦繃得太緊，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26]
史學家白壽彝稱朱棣是個有作為的皇帝，並說中國歷史上有多次重大事件都是發生在永樂一朝[27]。亦指出在永樂期間也出現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涌」；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懈，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弛」，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之力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白壽彝亦認為永樂盛世「被當時的人民群眾斷然否定」以及「唐賽兒起義是人民群眾對永樂太平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28]。白壽彝認為永樂帝在國家「財力大窘」、在位期間連續發生四十多起民間動亂以及加重政府腐化的狀態下亦常以「聖主」和「明君」自許[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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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九年春特遣內官亦失哈等率官軍一千餘人、巨船二十五艘復至其國，開設奴兒干都司。昔遼、金疇民安故業，皆相慶曰：「□□今日復見而服矣！」遂上□朝□□□都司，而餘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賜以衣服，賞以布、鈔，大賚而還。依土立興衛所，收集舊部人民，使之自相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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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壽彝《中國通史》第九卷，中古時代·明時期：「然而，朱棣畢竟是個有作為的皇帝，遷都，修《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等都出現在永樂一朝。雖然這些事就朱棣來說，是為了鞏固擴大自己的統治，但它們同時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貞說：「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說：「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須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們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 ^ 白壽彝《中國通史》，明時期下冊
- ^ 白壽彝《中國通史》，明時期下冊：「唐賽兒起義是人民群眾對永樂太平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僅就《明太宗實錄》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伙的「強盜」和大批「流民」。」「亦常以「聖主」「明君」自許，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為政過猛，步伐太急，給當時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財力、精力有限，不免顧此失彼。南征安南，戰爭持續近二十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采木，工程歷時十數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充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弗休」，結果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為支付巨大的開支，永樂末年甚至將官吏的俸給都撙節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屬已有凍餒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盜賊橫生」，便是永樂末年的社會生活圖景。」「在其他方面，永樂時期也表現出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湧」；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懈，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弛」，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之力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