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屿港
双屿港（葡萄牙语：Liampó[1][2][3]），又名双峙港[4]，为位处浙江舟山市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的港湾，即石柱头村一带、六横岛西岸涨起港附近，[1][3]由港内上双峙、下双峙两岛屿得名[4]。其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之乱引致官方禁制对外贸易活动（海禁）后兴起，于嘉靖三年至二十七年（1524~1548）间，曾一度成为明朝当时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并建有市政设施，自行组织武装以保互市，[4]也是明朝武装商人集团汪直等人的根据地[5]。该地因受到海商保护免于海盗侵扰，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葡萄牙、暹罗、婆罗洲与琉球等地的商人到此贸易，有自欧、亚、非洲等的十馀个国家及闽浙等商人参与交易，多时“舶客拥万众”[4]，为十六世纪远东与西方的重要贸易转口港[6]，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7]，史观亦视之为十六世纪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1][8]当时由汪直与其他中国商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一起共同努力，正式构建了“东南亚—双屿—日本”的贸易网络，当时据信该地也是葡人在东方所有居留地中，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一个[9]。由于贸易性质触犯海禁，双屿港被浙江巡抚朱纨率领的明朝军队剿平。[10]
地理位置
该地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当时距离舟山城东南百里[11]，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 乃海洋天险[12]。港南北向，南北长约7.6公里，东西宽约1.4~2公里，港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4]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各路船只泊聚的理想场所。[8]
活动与贸易发展
屯门海战后，葡人被逐出广东，遂转向闽浙沿海寻求贸易机会。其时面对海禁，沿海民间也继续进行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活跃于双屿一带的徽商许栋、闽商李光头便是海上贸易的首脑人物。在中国海商的配合下，大批葡人便来到中外走私商人聚居的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其为基地从事走私贸易，在闽浙沿海亦商亦盗。[2]
有关的海上贸易活动触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汪直却与沿海的很多地方官员进行一系列互惠互利的合作，获取官员默许以打造中外商所期望的互市局面。 [10]朝廷则一度忌讳邓獠、许栋和葡商在这一带越来越大影响的海上活动，于1543年派出海道副使张一厚统兵剿捕，反被打败。之后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大批武装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该港湾，并进行岛上建设，作为长期进行自由贸易的基地。[1]1545年许栋、汪直率领大批海商到日本贸易，再带返日本博多津等地的日商助才门等人到双屿港贸易。这样，双屿港的自由贸易便完全替代勘合贸易（朝贡贸易），一时成为东南沿海人们和葡、日、南洋等国外商贸易之中心，还远至马来半岛彭亨国招引侨民和外商等合组船队，在双屿港一带相互交易。[1]
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九州，尔后便开展了对日直接贸易：双屿也成为整个由马六甲到日本之间贸易路线中，理想的临时停驻和补给点，从而形成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的一个三角贸易区。在这段贸易关系网络中，葡萄牙人先从马六甲等地贩卖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再到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返回到中国买入丝或布，卖到马六甲。[13]一系列的走私贸易活动不仅改善了沿海一部分中国百姓的生活，也带来了大量的白银。[10]而港区主要有三种用作交易的货币，葡萄牙货币（硬币），中国银两与日本银锭。
往来商货
据载当时葡人每年在双屿港交易，主要购买中国的丝绸、布匹、粮食、药材、陶瓷器、雨伞、草席等商品；运来金锭、白银、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夏布、白棉布、番花手帕、木棉、吉贝花、皮货、生漆、高级香料、珍珠等。再据《明会典》、《星槎胜览》、《东西洋考》等明代史籍记载，经该港入口商货主要有：日本之倭刀、扇，琉球之香料、硫磺，安南之金银器皿和犀角象牙，英腊之孔雀翎、宝石，暹罗之珊瑚、琥珀，占城之手巾、苏木，爪哇之珍珠、玛瑙，彭亨之胡椒、沙金，文莱之梅花龙脑、丁香，苏门答腊之水晶、胡椒，古里之宝石，满喇甲之象牙，锡兰之宝石、珍珠、乳香等。[4]
港区概览
葡人建设港区设有市政厅、教堂、医院[7]及1000幢民居，人口3000[3]，其中葡萄牙人1200名，其馀为来自别国的基督教徒[9]。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14]。耶稣会士费尔南记述，当时港区有设立市长、承审员、议员、司法官与其他十八种顾问或裁判员负责治理。[1]
治理和服务体系
在当地自行设立的政府机构中，包括了几名高级市政官、一名书记员、一名稽核、一名主管孤儿与抚恤的民政官及几名警官、几名卫队督察，负责赁借的官员，此外还有四名负责起草契约合同的公证人，六名负责注册事务的官员。前述人员的一般薪酬为三千达卡，职位更高的官员则会高出这个数目。岛上还有两所医院和一所恤孤院，每年费用为三万多；市政厅的租金每年高达六千达卡。[9]
共存关系
双屿港的国际贸易，得到沿海百姓、豪富及不少地方官吏的暗中支持，认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时官居刑部主事的唐枢也曾在《御倭杂著》中提出异议：“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也，所之所在，人必趋之”，故“官司禁止勿得”。[4]在鼎盛时期，当地居民也心甘情愿地协助海商们，因为走私贸易给岛上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原本依赖农作和渔业为生的村民，转而为汪直和其他海商制造武器和盔甲。村民们不仅愿意提供生活物资，还有女人和自己的后代，当时不少年轻人也愿意加入汪直的团队[15]。
消亡
双屿港的走私贸易完全替代了以前官方的“勘合贸易”，与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随著当地活动规模日益扩大，震动朝廷，“濒海千里告急，朝野皆惊”，于是嘉靖帝决定用武力剿灭[4]：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调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之前，26年间舟山海域基本无寇乱，但双屿是被抗倭派称做“根抵窟穴”，“倭寇”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武装走私商人。双方对峙时在九山洋发生激战，结果许栋被擒杀，朱纨下令以木石筑填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13]城市被大火烧光。数百葡萄牙人被杀，侥幸活命的乘船逃走[16][失效链接]，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双屿遂成废墟。当时双屿港陷落的消息，与“中国众港口是全面对葡人严阵以待”的警号，一并传至葡属印度，之后葡萄牙人往南撤往福建和广东澳门，继续经商。[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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