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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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侖
王昆侖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的留影
第5屆5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81年9月9日 （至1981年12月25日為代理）—1985年8月23日
前任	朱蘊山
繼任	屈武
第5－6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任期 1979年7月2日—1985年8月23日
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
任期 1955年3月—1966年6月
個人資料
出生	1902年8月1日 大清直隸定縣
逝世	1985年8月23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其他政黨	中國民主革命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配偶	范映霞

王昆侖（1902年8月1日—1985年8月23日），原名王汝虞，字魯瞻，男，江蘇無錫人，生於直隸定縣，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紅學家、詩人。中國國民黨黨員，1933年起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創建者之一，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生平

追隨孫中山

北京大學紅樓

王昆侖的祖父王忠蔭，清朝官居三品；父親王鏡明（字心如）。1902年8月1日，王昆侖生於直隸省定縣。1912年隨母親及姐姐王蘭、弟弟王崢嶸、妹妹王素、王楓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1913年，自北京新開路小學畢業，升入正志中學，兩年後轉入北京四中。1917年，王昆侖自北京四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官費），學業期滿之後，1918年升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被北京大學一年級全體同學選舉為一年級學生會主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身為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王昆侖率學生上街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並帶頭參加火燒趙家樓。父親宣布與王昆侖脫離父子關係。母親則因早年曾受秋瑾影響，故支持王昆侖。王昆侖自北京大學中文系轉入哲學系。1920年，王昆侖學習西方哲學各派別，關心新文化運動，喜讀魯迅的小說。王昆侖還研究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21年，王昆侖支持教授索薪運動。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奉系失敗，南方的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六一六事變，孫中山撤至上海。當時，北洋政府派彭允彝出任教育部長，激起北京學生憤慨，掀起「驅彭運動」。1922年末，王昆侖與中國共產黨黨員黃日葵等人被推為代表，自北京赴上海拜會孫中山。在上海，王昆侖和其他三位學生代表共同向孫中山匯報了北京學生情況。此後，王昆侖又要求單獨拜見孫中山。孫中山與王昆侖單獨長談。經孫中山介紹，王昆侖加入中國國民黨。王昆侖在上海環龍路44號中國國民黨黨部履行入黨手續。在此期間，他還結識了孫科。回北京前，再度赴莫里哀路向孫中山道別。孫中山將一沓封好的宣傳品交給王昆侖帶往北京，秘密轉交有關人員。1923年回到北京後，王昆侖秘密發展中國國民黨黨員，宣傳三民主義，迅速創建了北京大學首個中國國民黨支部，組織了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中心的「民治主義同志會」。

1923年夏，王昆侖自北京大學畢業後，任教於天津南開中學。其學生中有周恩來之弟周恩壽、曹禺等人。在此期間，因為周恩壽的關係，王昆侖結識鄧穎超。

1924年，王昆侖赴杭州，任教於杭州第一中學。後返北京，在許多學校授課。王昆侖和范映霞陷入熱戀，但因家庭阻隔而無法結婚。1924年秋，王昆侖因病赴北京西山療養，結識陳毅、金滿城，朝夕相處並談論國事，乃戲稱「三劍客」。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來電邀孫中山來北京議政。孫中山接受邀請，發表《北上宣言》，於1924年末到北京。在北京，孫中山組織臨時辦公室，王昆侖成為其身邊工作人員。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出殯時，王昆侖主動當警衛，並步行至香山為孫中山守靈。

從北京到廣東

日本華嚴瀑布

此後，王昆侖成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作為西山會議派的代言人，王昆侖曾撰文反對中國共產黨，聲稱「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共產黨，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國主義」。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曾著文公開批評王昆侖的該觀點。王昆侖與毛澤東早在北京大學時期便認識，當時王昆侖是北京大學學生，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二人雖無交往，但彼此知道對方。

王昆侖後赴日本遊歷，參觀了孫中山革命的舊地。在日本的華嚴大瀑布前，王昆侖賦詩：「華嚴名瀑下重巒，白練垂空信可觀，注壑千尋鳴巨吼，出山一瀉作洪瀾。源高何慮前途遠？流急方知返顧難。入海入江從此去，清波萬里任人看。」

歸國後，王昆侖在李大釗領導下，和中國共產黨黨員共同組織愛國青年開大會，發動遊行示威，衝擊「關稅會議」，衝擊北洋政府外交部，衝擊東交民巷外國駐華使館。

1926年3月18日，為抗議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及其後的八國最後通牒，王昆侖等人組織各界人士在天安門廣場舉辦「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大會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決議及通電。會後，王昆侖等人率民眾赴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示威。段祺瑞政府命軍警開槍，造成三一八慘案。王昆侖倖免於難，但遭北洋政府通緝，乃赴潮州，在黃埔軍校分校任政治教官。1926年底，隨何應欽率領的東路軍出發參加北伐，歷任宣傳科長、代政治部主任。1926年內，父親及全家返回無錫。

從再造派到共產黨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吳稚暉等人邀請，赴南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同年6月，陪蔣中正赴徐州參加與馮玉祥的會談。同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的王昆侖對蔣中正失望，乃辭職，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進行反蔣活動。同年，王昆侖和范映霞在南京結婚。同年末，長女王金陵出生。

1928年，王昆侖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再造社」，並且出版《再造》等報刊，公開批評中國國民黨已變質，需要再造新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內的這一政治派別被稱為「再造派」。其間，他撰寫了許多關於「再造」中國國民黨的文章。1929年，《再造》等報刊停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王昆侖回到家鄉無錫，與無錫的朋友創辦《人報》，並為該報撰文。王昆侖研究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

1932年秋，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王昆侖作為「太子派」（指擁護孫中山之子孫科的國民黨內一派）的骨幹，被聘為立法院第三屆立法委員，乃離開無錫赴南京就任。同年，他和左恭、曹孟君發生聯繫，並利用關係曾營救數名被逮捕的愛國青年出獄。

1933年，王昆侖經盧志英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後，中共黨組織交給王昆侖的任務是：

1. 「及時向地下黨組織反映南京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的情況，了解蔣中正對蘇區發動軍事『圍剿』的絕密情報。」
2. 「對內部策動反蔣統一戰線，制約蔣中正『圍剿』紅軍。」
3. 「廣泛團結寧滬兩地的進步知識分子，有目的地組織讀書會，使得更多的知識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

為作掩護，王昆侖依然以中國國民黨右派的政治面目出現在政壇，不僅繼續與右派元老來往，還同各地方實力派，特別是地方實力派派駐首都南京的代表交往頻繁。其間，他繼續同原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及其原部下宋哲元、韓復榘、秦德純等高級將領來往，從而獲悉華北抗日動向。同時，為策應中央紅軍對抗蔣中正的軍事圍剿，王昆侖和各地軍事實力派人士來往，或鼓動他們抗日，或策動他們反蔣。其中，他與川軍劉湘、劉文輝，滇系龍雲、盧漢，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粵系張發奎、陳銘樞等人來往最多。此外，因政治原因，他與積極主張抗日的國軍高級將領李濟深、蔡廷鍇等人也開始聯繫。王昆侖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中國國民黨高層軍政情報，並且對上述地方實力派人物的思想轉變也起了作用。王昆侖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建立王公館，平時在南京的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孫科及其他派系工作，了解中國國民黨高層動態。每隔兩周，他自南京赴上海與家人團聚，同時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局接頭人員匯報情報。這一時期，與王昆侖有情報或其他來往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非常多，比如有潘漢年、王世英、盧濤、曹亮等等。

1934年，王昆侖在中山文化教育館負責工作。王昆侖將該教育館作為情報基地，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發表論文《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殖民地化的現狀》。王昆侖與胡濟邦合作，自國民政府外交部獲取了十多份出國護照，將中共負責人送出國。同時，他還和胡濟邦合作，獲取了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作戰計劃，提前送給中共。1934年秋，王昆侖與妻子范映霞離婚，不久與曹孟君戀愛。

貫徹《八一宣言》

太湖畔的無錫黿頭渚。萬方樓就在黿頭渚上

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前後，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屢遭破壞，導致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失去聯繫一年多。王昆侖和中共上海地下黨人員繼續為中國共產黨工作。1935年秋，在上海塔斯社任職的錢俊瑞獲得《八一宣言》，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決定在無錫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以品嘗蜜桃的名義召開「萬方樓會議」，傳達《八一宣言》，確定下階段的革命任務。王昆侖作為主人組織了此次會議。事前，軍統領導戴笠得知萬方樓會議即將召開的消息，特派沈醉率人趕赴無錫，買通內奸，企圖將這些中共黨員一網打盡。但因王昆侖的巧妙安排，沈醉的計劃落空。

不久，王昆侖得知中國工農紅軍於1935年10月下旬抵達陝北。蔣中正宣布於1935年11月1日至11月6日在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為1935年11月12日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中共黨組織轉告王昆侖稱：「參加國民黨競選，弄個國民黨中央委員乾乾。」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昆侖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36年，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王昆侖與西北軍、桂系、川軍等地方實力派繼續接觸。4月下旬，馮雪峰自陝北奉命赴上海，恢復重建中共地下黨組織，途經南京時，在左恭的家中會見了王昆侖。馮雪峰希望王昆侖幫忙解決購置地下電台的資金，王昆侖乃赴四川拜見劉湘，談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之後，說服劉湘為中國共產黨捐款。王昆侖經手將劉湘捐贈的6萬大洋交給中共地下黨組織購買電台。

1936年，日本勢力深入華北。同年6月，李宗仁的桂系、陳濟棠的粵系聯合打出抗日旗號反蔣。各界抗日救國會為此發表一封公開信，望蔣中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勸兩廣方面應推動中央出兵抗日，避免與中央對立。為應付兩廣事變，蔣中正召開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指責救國會的公開信是站在中共立場上向蔣中正示威。馮玉祥當即稱：「這封信我早知道，沒有什麼樣不對嘛！」蔣中正追問馮玉祥，乃知馮是從王昆侖處得知。蔣中正問王昆侖是怎麼知道的，王昆侖答：「這封公開信早就送到了報館，我是聽他們說的。」蔣中正說：「那你一定也看過了共產黨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侖反問：「豈止是我王昆侖讀過《八一宣言》，蔣委員長您不是也讀過嗎？」蔣中正拂袖而去。

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致國民黨書，闡述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蔣中正扣下該書信不發。王昆侖則私自向馮玉祥、孫科等人通報了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的內容。馮玉祥在蔣中正召開的例會上當面問蔣中正：「為什麼不把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向中委轉達！」蔣中正得知是王昆侖告訴馮玉祥的，問王昆侖是從哪裡得知。王昆侖答：「我是從法國出版的中文報紙《巴黎時報》上看到的。」蔣中正說：「堂堂的國民黨候補中委，為什麼專看外國報？」王昆侖反問：「中山先生親自製定的國民黨黨章有沒有規定：國民黨員不允許看外國報紙？」蔣中正無言以對。

1936年，王昆侖奉命護送丁玲赴北平，遂順便拜訪了秦德純、閻錫山、韓復榘等地方實力派，宣講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王昆侖還支持孫曉村、曹孟君等人籌組南京救國會，並為全國性的救國會在上海召開作出貢獻。上海救國會七君子被國民政府逮捕，南京的孫曉村、曹孟君也被逮捕，合稱救國會「九君子」。王昆侖多方營救這「九君子」。時逢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在西安事變期間，王昆侖根據中共指示，在中國國民黨高層進行工作，促進事變的和平解決。自西安事變起，國共兩黨開始公開和談。為此，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到杭州、廬山、南京，和蔣中正多次談判，王昆侖在南京首次見到周恩來，並應周恩來的要求，繼續做孫科的工作。

抗戰時期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王昆侖一方面做馮玉祥等人工作，一方面陪出獄不久的沈鈞儒等人赴太湖，以散心的名義討論抗日事宜。

1938年，日軍在台兒莊戰役等戰役失敗後，調整了軍事部署，調華北方面軍、華中派遣軍共達30萬兵力，自南北兩個方向夾擊徐州。李宗仁率60萬軍隊在徐州與日軍會戰。王昆侖等人在結束了臨沂、台兒莊等地戰爭中的難童救護工作後，和曹孟君赴徐州戰場搶救難童，多次險些死亡。回武漢後，王昆侖寫下多篇徐州戰場見聞。

在周恩來領導下，王昆侖及時報告中國國民黨高層動向。1938年及時向中共報告了汪精衛投向日本的消息。後來周恩來曾說：「國民黨上午開會，我們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況，其中之一就是王昆侖同志報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日軍占領武漢前夕，王昆侖偕曹孟君赴重慶，此後8年定居重慶。1939年起，王昆侖主要負責孫科擔任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

1939年底，蔣中正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國統區特別是陪都重慶發生文化摩擦，中共地下黨員及民主人士遭到逮捕，書刊遭查禁、書店遭查封。王昆侖寫下《論抗爭的五月》，以古論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中國國民黨在政治及軍事上向中國共產黨進攻。經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關懷及直接領導，王昆侖、許寶駒、王炳南等人籌備，中國民族大眾同盟（1942年更名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民革成立後被簡稱為「小民革」）於1941年夏在重慶成立。該組織為秘密政治組織，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成員既有中共黨員，又有民主派成員。在成立會上，王昆侖、許寶駒被推舉為該組織主要負責人。王炳南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該組織。該組織的工作重點是爭取中國國民黨內傾向中共的高層人士，分化瓦解中國國民黨當權派。同時，該組織向中共提供中國國民黨內部各方面情況。

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沒有固定活動地點。王昆侖等人將活動地點相對固定在中蘇文化協會的王昆侖家、許寶駒任職的中國實業銀行、領事巷10號康家公館、閻家老店等等。其間，王昆侖除負責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外，還及時將中國國民黨高層動態及蘇聯方面情況報送中共中央南方局。1942年，王昆侖排斥了中蘇文化協會中的右翼力量，將該協會辦成了中共的活動據點之一。

皖南事變後一段時期內，重慶政治氣氛沉悶。中共中央南方局為此找王昆侖等人，希望通過某種政治形式，活躍重慶的政治氣氛。王昆侖準備組織經常性的時事座談會。此即民主同志座談會的由來。參加該座談會者以中國國民黨上層人士為主，並邀教育界、工商界上層人士參加。參加首次座談會的基本成員為王昆侖、鄧初民、高崇民、閻寶航、許寶駒、于振瀛、甘祠森等14人。1943年，王昆侖、譚平山在民主同志座談會的基礎上籌備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蔣中正得知王昆侖在該組織擔任主要負責人，非常氣憤。

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中正以在全中國實行憲政為名，要求各省市黨、團、參議會一律移歸國民政府。在審議軍事報告時，王昆侖連提三條質詢意見：

1. 抗戰已經八年，前線軍民流血犧牲，西北大後方卻屯兵數十萬，為什麼不開出去打日本？
2. 中國是盟國之一，現在盟軍正在大舉反攻，我們卻連遭敗績，政府對協同盟國作戰，有無周密計劃？
3. 第十軍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兵敗被俘，隻身回渝，據說是負有特殊使命，被敵方有意放回來的，現在道路傳言，報章爭載，也希望軍事當局有個明白回答，以釋群疑。

王昆侖的質詢激起會場一片喧譁，蔣中正走到大會主席台指責王昆侖：「你王昆侖是不明真相，還是蓄意攻擊？你污衊我方軍長，就是污衊我們全體抗日將士……你現在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你公然在國民黨的大會上，替共產黨說話，你像國民黨的代表嗎？……簡直是共產黨的代表！……你王昆侖吃國民黨的飯，在家裡暗通共產黨，你以為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嗎？」蔣中正連罵一個多小時。台下應聲圍攻王昆侖，高喊：「拉出去槍斃！」王昆侖昂首步出會場。此事轟動全社會，于右任曾作詩云：「十年中委無人知，一罵成名天下聞。」

第二次國共內戰

重慶桂園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同年8月28日，毛澤東自延安飛到重慶，與蔣中正展開重慶談判。8月30日，在周恩來陪同下，毛澤東拜訪宋慶齡，王昆侖接到通知，共同參加會見。周恩來向毛澤東引見王昆侖之時，毛澤東握著王昆侖的手說：「久聞大名，久聞大名……」

次日下午，毛澤東在重慶自己的住處桂園會見了王昆侖及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成員。毛澤東徵詢對重慶談判的意見，王昆侖首先發言：「對蔣中正其人，我還是了解一些。他這次邀您來是不會懷好意的。……從我切身的體會來看，蔣中正是不可信的，他三次電邀您來重慶談判，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自誠意。因此，我認為和談是沒有希望的；即使談成了，國民黨當權派也不會給共產黨實權的。」毛澤東說：「中共的決心下定了。這就是不管困難多大，一定要和談成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 『苟能求全，不惜委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團結。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至於我個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園看望張瀾、鮮特生二位先生作了長談，二位先生都有不相信蔣有和平誠意。張先生指出，蔣在表演鴻門宴，是假戲。我說，我們就來他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辨是非，這齣戲就大有價值了。」會談中，毛澤東多次引用《紅樓夢》借古喻今，還對王昆侖說：「我讀過你的《花襲人論》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們校長和胡適先生的。」王昆侖對毛澤東讀過自己在重慶寫的文章很驚訝，毛澤東指周恩來說：「他回延安的時候，給我帶回了不少精神食糧，其中包括你的文章。我認真讀了，希望你繼續寫下去。」

晚間，毛澤東在紅岩村設宴招待，席後將王昆侖、許寶駒、屈武留下暢談通宵。毛澤東回延安後，對其他中共領導人稱：「『小民革』的同志對黨的政策理解得透，理解得深。」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中央領導機構自重慶遷至上海。1946年1月，滄白堂事件發生。同年2月，較場口事件發生，王昆侖成為國民黨特務重點監視對象。1946年夏，王昆侖自重慶返回南京。為安全起見，居住在上海租界內。1946年6月，南京下關慘案發生。7月，李聞慘案發生，王昆侖住進醫院。10月，國共和談即將破裂之時，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看望王昆侖，策動在中國東北的國軍譁變。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將反內戰、反獨裁作為工作重點。

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其間，蔣中正政府對民主人士加緊迫害。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部分負責人離開國統區，許寶駒、曹孟君、金仲華等人赴香港，賴亞力、吳茂蓀等人先後赴美國。1947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出面，王昆侖以赴美國治病為由，申請赴美國獲批准。1948年1月，攜女兒王金陵赴美國。在美國紐約，協助馮玉祥組建民革駐美總分會籌備會。1948年6月，王昆侖接到唐明照轉達的周恩來指示：「解放戰爭即將勝利結束，希望馮先生和崑崙轉道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為安全起見，請馮先生和崑崙父女分別由水陸兩路到東北跟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會合。」王昆侖乃以赴歐洲旅遊的名義，偕女兒王金陵離開美國赴歐洲，輾轉返回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949年初，解放軍接管北平同日，王昆侖偕女兒王金陵自滿洲里進入中國境內，此後乘車赴瀋陽，與自香港來的民主人士會合。1949年2月25日，王昆侖一行35人乘坐專車抵達北平，在車站受到周恩來等人歡迎，隨即下榻六國飯店。周恩來先後三次與「小民革」人員談話。王昆侖和「小民革」領導人磋商，決定結束該組織，於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正式宣布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結束。此外，王昆侖作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負責人，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等組織商討共同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49年9月15日，王昆侖代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組閣時，曾請王昆侖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被王昆侖謝絕。周恩來乃說：「那你當不管部部長吧！」實際上中國並不設不管部，周的意思是讓其發揮不管部部長的作用。

1949年1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在北京召開聯合會議，民革、民聯、民促及中國國民黨其他民主分子這四方面代表人士與會。會上，王昆侖支持李濟深的意見：組織路線服務於當前政治任務，當前策反工作仍然重要。此次大會將各派組織整合為新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組織總綱上寫道：「確認革命的三民主義之發展在現階段已與新民主主義匯流，並願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而奮鬥。」王昆侖在會上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委，兼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會後，王昆侖協助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等人組織各級民革成員學習共同綱領。隨後，民革動員其成員，先後參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8月，王昆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根據中共的決定，其中共黨籍不公開。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王昆侖當選全國人大常委。王昆侖以民革負責人身份參政，1955年底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協助彭真分管文化衛生工作。王昆侖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共達10年，任內在北京市組織開展愛國衛生運動。1950年代後期，北京市衛生面貌一新，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表彰，一度被外國來訪人員譽為無蠅城。1957年，在中共發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王昆侖奉命帶頭提意見；同年6月，整風進入反右階段，王昆侖帶頭做深刻檢查。1958年，在「除四害」運動中，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兼任「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總指揮，對北京市全市的麻雀進行圍剿消滅，其間，1958年4月19日至21日，三天突擊殲滅麻雀，4月19日凌晨5時，劉少奇親臨北京市督導，在8700平方公里北京市內，300萬群眾用三天時間捕滅麻雀401,160隻。

作為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1956年，王昆侖提議民革中央創辦公開發行的報紙《團結報》。該報社成立後，王昆侖親自擔任社長。

文藝創作

恭王府花園蝠廳

王昆侖是中國最早以馬克思主義評論《紅樓夢》的專家之一。這方面的著作有《紅樓夢人物論》、崑曲劇本《晴雯》（與女兒王金陵合著）等等。他還作有大批詩詞、文章，在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發表在報刊上。王昆侖熱愛文學藝術，願同文學家、藝術家交朋友。

1960年，王昆侖率中國潮劇團赴柬埔寨訪問。同年，陪同周恩來參觀恭王府。同年他還接受了紀念曹雪芹誕辰200周年的任務。1960年也是王昆侖一生填詞作詩的高峰時期之一。1961年，王昆侖忙於籌備紀念曹雪芹誕辰200周年的活動。

1962年，王昆侖修訂《紅樓夢人物論》，在《光明日報》發表。同年，與女兒王金陵合寫崑曲《晴雯》。1963年，周恩來觀看崑曲《晴雯》並提出意見，公演獲得成功。

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整風。王昆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就《紅樓夢人物論》和《晴雯》作檢查。同年，赴北京市通縣張家灣參加四清。1965年，率北京慰問團赴北大荒慰問參加支邊的北京青年。

文革入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彭真被撤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北京市市長職務，由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於1966年5月下旬改組，1966年6月4日公布新中共北京市委名單。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與王昆侖進行了交談。當時，王昆侖作為北京市副市長負責接待各地紅衛兵。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因遭受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身亡。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見到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王昆侖是當時北京市唯一未被「罷官」、「奪權」的副市長，也是老舍遭迫害、毆打的見證人。周恩來向王昆侖打聽老舍的情況，此後又約王昆侖到中南海西花廳詳談，了解了事情真相。

1966年9月，王昆侖被抄家。1967年1月，妻子曹孟君逝世。1967年冬，被關押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1968年2月，被關入秦城監獄，編號6842號。此後，王昆侖在監獄關押7年。王昆侖的外孫女王田田稱，「他當時在監獄裡都是盡力站著，為的是眺望紅旗。他說眼望紅旗心未變，他的鞋子最後都是腳後跟先磨破的。他始終有種堅定的信念，堅持一個『恆』字，就是這樣，他堅強地活了下來。」

1972年尼克森訪華。同年，女兒王金陵獲准到監獄探監。1973年8月，顧毓琇與夫人王婉靖、女兒顧慰民，乘坐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機，自美國費城經倫敦、香港來到北京。1973年8月29日晚10點，在周培源夫婦及廖承志夫婦的陪同下，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結束當晚，於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顧毓琇一行。周、顧二人談及蔣中正、陳立夫、王昆侖。此時，王昆侖仍被關押在監獄中。周恩來表示愧疚，稱自己太忙未及處理此事。在周恩來過問下，1975年3月，王昆侖恢復自由，接鄧穎超的電話，賦五言律詩一首。

晚年生涯

1976年逮捕四人幫後，王昆侖向中央申述落實政策，同時投身撥亂反正的工作中。1977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布了王昆侖等人的中共黨籍。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原來八個民主黨派分別宣布正式恢復活動，撤銷民主黨派聯合領導小組。1977年12月，民革臨時領導小組成立，王昆侖擔任三人召集人之一。1978年3月10日到3月11日，王昆侖在友誼賓館主持座談會，聽取地方民革成員對民革恢復工作的意見。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民革負責人王昆侖關心祖國統一，接連發表談話、撰寫詩文，呼籲台灣及海外的老同事、老友為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努力。

1979年10月11日，在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昆侖當選民革中央副主席。此後，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12月，在公開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特別法庭上，王昆侖帶病出庭作證，控訴江青、康生等人迫害革命幹部、民主黨派及愛國人士。1981年，民革中央主席朱蘊山逝世，王昆侖代理主席，此後在民革五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心情舒暢的王昆侖在此後六年內創作詩歌達到又一高潮，並撰寫了多篇回憶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蔡元培、柳亞子等人的文章。

1985年，王昆侖因病入住醫院，和鄧穎超為鄰，二人憶及往事，增添許多樂趣。鄧穎超出院前，書贈「多年戰友，數日芳鄰」。王昆侖見後，寫下《口占贊鄧穎超同志》七言絕句一首，此為絕筆。

1985年8月23日，王昆侖在北京病逝。8月26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文件，恢復王昆侖1933年至1950年的中共黨籍，黨齡自1933年起連續計算。在追悼大會上，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稱其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卓越領導人。」

著作

• 太愚，紅樓夢人物論，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6年
  •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 王昆侖，王昆侖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88年

家庭

• 祖父：王忠蔭，清朝官居三品
• 父親：王鏡明（字心如）
• 第一任妻子：范映霞，1927年結婚，1934年秋離婚
  • 長女：王金陵，1927年末生。是王昆侖唯一的子女。
• 第二任妻子：曹孟君（1904年－1967年1月）湖南長沙人，曾任全國婦聯副秘書長、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常務理事。
• 堂妹：王汝琪（又名王里）

紀念

• 王昆侖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黿頭渚太湖別墅，主要建築為七十二峰山館、萬方樓。太湖別墅是王昆侖的父親王心如在1927年前後興建。萬方樓落成之際，胡漢民為該樓題寫了對聯「在家憂國書生事，臨水登山節士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王昆侖曾在太湖別墅研讀馬列主義著作及中國革命鬥爭史。1935年8月，王昆侖與錢俊瑞、曹亮等人，在萬方樓秘密召開「萬方樓會議」，貫徹中共中央《八一宣言》。1987年，無錫市人民政府將七十二峰山館闢為王昆侖故居，設「王昆侖生平事跡展覽」。2002年，七十二峰山館作為黿頭渚近代園林的組成部分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10月21日，王昆侖故居修繕一新對外開放。王昆侖故居被民革中央確定為7個名人故居之一，被民革中央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黨史教育基地」。

參考文獻

政府職務
前任： 吳晗	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 1955年3月—1966年6月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頭銜者： ？
政黨職務
前任： 朱蘊山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主席 1981年9月9日—1985年8月23日 （至1981年12月25日為代理）	繼任： 屈武 （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