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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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辞,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曲子词、诗馀、长短句、乐府。始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1]。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起源
词的起源和发展,词开始出现,是在中国的唐代。更精确一点,是在中国初唐时期。伴随着当时“胡乐”传入,“燕乐”大盛,词也逐渐脱离传统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成为一门独立的诗歌艺术。
- 源头
词本身就包含多种源头的特点,词的源头并不唯一。有说法是由于唐诗的发展已趋成熟,在当时也将一些歌辞,被之管弦,后来经转移演化,因唐诗的歌唱,以及文人为增加创作的趣味性,将原本对偶工丽,句法型式规律的唐人诗歌,慢慢增损字句,再把整齐的句法摊破,词便因此而正式产生了,溯流应在盛唐中唐之间。顾起纶曰:“唐人作长短句乃古乐府之滥觞也,李白首倡忆秦娥凄椀流丽,颇真其妙,世传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乐等,亦有以太白时,尚无词体,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萨蛮为温飞卿作,然湘山野录谓魏泰辅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萨蛮是太白作,则流传亦已久矣。”(汪中注译。宋词三百首。三民书局出版。1981)
- 词的演化发展轨迹,就总体而言,大致如学者所说:“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2]
别称
原称“曲子词”,因为可以合乐演奏,又称“乐府”。文句长短不一,又称“长短句”,宋人已有此称。在说明诗歌的演变或发展的过程中,多以词为诗的余绪,或诗的下一阶。故又称词为“诗余”。
兴起原因
词的兴起源于文学发展的趋势。诗到唐已发展到高峰,难再创新局面,词正是诗渐趋衰微时出现新的文学形式。词的兴起也受外乐传入的影响,唐时多外来音乐,宴会时多以外乐便兴盛起来。
词的兴起亦源于五代时南方文化发达,五代时战争频仍,南方战祸较少,社会安定,因此文化得以发展。西蜀、南唐的国君都好文学,南唐更成为文艺发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经济较稳定,宋初局面较安定,都市繁荣,人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间的词更兴盛。
分类
按体制
- 按长短规模来分,词大致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或以上)。一首词,有的分为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为双调;有的分为三段或四段,称为三叠或四叠。
- 按音乐性质来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等九种。
- 按形式来分,词牌主要有分为三种形式,即平起式、仄起式、平仄转换格以及平仄通叶(xíe)格。其中“平起式”与“仄起式”则为一韵到底,另外也有上去通押。平仄转换格则为平韵与仄韵相互转换。平仄通叶格则是一句中为一个平韵与一个仄韵。一般为一仄二平。
例如词牌《忆王孙》以及《采桑子》为平起式。
《忆秦娥》以及《踏莎行》为仄起式。
另外词牌《虞美人》以及《定风波》为平仄转换格。
而《西江月》则为平仄通叶格。 - 按拍节来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为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风格
发展
晚唐五代
自中唐起,已经有一些文人开始从事词的创作,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不过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诗余之际的创作。而晚唐温庭筠,是最先专心从事词之创作的词人,他的词多写闺情,描写女子容貌情态、服饰和心理,以浓艳华美为主,满是香、玉、金、钗、锦、绣等字眼。手法上表达细腻,造语清新,善于描绘具体鲜明的形象,细密婉约,情意悠远。
到晚唐五代之后,词的创作越渐流行,期间词的创作大多为儿女艳情,离愁闺怨的风格,后世称为花间词。
五代与温庭筠齐名的有韦庄,他与五代时期的重要词人冯延巳、李璟的词作,都较温词清丽自然,在五代与温词并为两种流行的风格。在风格上,温词明艳,韦词淡雅。温词深隐含蓄,韦词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词人为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词,反映豪华富丽、风流浪漫的宫廷生活,多温馨绮丽之作,仍然呈现花间词气息;后期的词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益悲壮。李煜词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挚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语言明净洗炼,通俗生动,接近口语,与花间词缕金刻翠,堆砌华丽词藻的作风迥然不同。至名词评家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并开北宋一代风气。
北宋初期
北宋前期词人基本上继承了五代婉约清丽的词风,多写春愁秋恨、离别相思。体制上,承继晚唐五代遗风,仍以小令为主。代表词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欧阳脩、张先(990-1078)、晏几道等。
晏殊、欧阳脩等,都是达官贵人,作品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度,但作品个性极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几道的作品则把五代南唐、花间的词风发展至高峰。在这一期的词人中,范仲淹于温婉中寓豪宕之气,下启苏轼豪放词风。张先创作了一些慢词,对慢词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北宋中期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由小令时期进入慢词时期。有“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之说。柳永开始大量作长调,喜用慢词,以长调的形式和手法为主。在词的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内容多写都市的繁荣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恋情相思外,他还写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愁思、怀古喟叹。作品长于铺叙,曲尽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丽,情景交融。
其后苏轼在婉约词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丰富奇特、个性鲜明。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他又开拓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格调,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又以诗为词,词境圹大,个性分明。不过当时仿效苏轼的人不多,即使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词风都近柳永而不近苏轼。
北宋后期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彦,于慢词的审音调律上有所贡献,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其词情感真挚,富艳精工,善用典故;词之技巧、格律进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彦词影响大多数南宋词人,有结北开南之称。
北宋末期女词人李清照,善于表达女子闺阁之情。前期生活美满,作品热情明快天真;后期丈夫病死,又逢国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词作之中,缠绵凄苦,而入于深沉的伤感。她喜以浅白之字、寻常之语入词。
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沦陷,南宋主和派当政,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故词坛兴起豪放之词风,代表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岳飞等,多豪放激越,悲凉沉郁之词。
辛弃疾词风悲壮,大量用典,多比兴寄托,充满济世爱国的热情,多爱国伤时及复国之作。
南宋中期
南宋中期。代表词人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格律派雅词由以兴起,讲究声律,注重词藻。
姜夔词多是纪游与咏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对于时事的感慨,更多是抒发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他精于音律,自度曲颇多,并琢炼字句,词风高雅。
吴文英词造句炼字工巧,音律优美,然词意太过隐晦。
姜夔词骚雅清空,吴文英词质实,两派词皆影响后世词人很深。
南宋后期
南宋后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词人目睹时艰,心伤离乱,于是发为悲苦之音。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进一步发展为姜夔风格的格律派,词多咏物寓意,以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遗民身世的凄凉,以周密、张炎、王沂孙为代表。
另一种趋势是继承辛弃疾的词风,沉郁悲壮,充满亡国之痛,以刘辰翁、文天祥、汪元量为代表。
元代及以后
到了元明两朝,优秀的文学作品渐转至戏曲与小说[3],常有词衰于元,或词衰于明之说[4]。至清代又有所复兴,出现不少词人和词的流派。
传播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到13世纪的繁荣,是目前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国境内的西北、东北广大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清代与近代词学评论
清初的浙西词派,为救明词之弊,主张尊南宋词、尚醇雅,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戈载的《宋七家词选》将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列为宋七大词家。而到之后的常州词派,张惠言有感于浙西词派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并推崇唐五代,轻南宋词。张惠言的词论有超越前人之处。但他的词学评论常缺乏逻辑论证,不能实事求是,如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即失之偏颇。而再之后的周济,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言:“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但他得论述不囿于张氏的立论,以周邦彦﹑辛弃疾﹑ 王沂孙﹑吴文英为词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传统词派的词人,如况周颐等清末四词家,受到常州派的影响。而况周颐著有蕙风词话,集合前人词话,强调作词有三要: 曰重、拙、大。并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另外受到西学影响的新氏词派,如王国维著之人间词话,对词学提出不同意见。王国维喜爱北宋词的天然明畅,否定南宋词的雕饰及词旨晦涩,以情感的真挚为评词标准,对南宋雅词(如姜夔、吴文英、张炎词)评价甚低。这些观点在后世影响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深受王国维影响,又建立了新的词史观。1927年胡适《词选》问世,在《序言》中,认为姜夔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他批判词匠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侧重咏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与意境,没有文学的价值。词发展到‘词匠’的阶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运。胡适提倡白话,以通俗自然和真实作为审美标准,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词与清代词。另外如胡云翼等,受时代的影响,也形成了重豪放、轻婉约的词学观,他的《宋词研究》初版于1926年,认为“宋末的词已经变到无可变了。所谓作家作词,也只是在旧词里面换字斟句并无新意,不值得我们加意来叙述。上世纪30年代,部分传统的词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对风雅词派看法也比较公正。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词学观却几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颇观点的延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于1957年,书中把婉约派词人如周邦彦、姜夔等人称为格律派而加以贬低。1962年胡云翼的《宋词选》出版,对南宋末风雅词的看法则更加武断。在该书的《前言》里,胡云翼批评姜派词人远离的社会要求,将姜夔一派视为词坛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审美理想的反映,因此进入新时期以后,词学界对此前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进行检讨,开始重新审视南宋末的风雅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南宋末风雅词人的拨乱反正也得以展开。如万云骏在《再评胡云翼<宋词选>》中认为,“解放以来对宋词的研究状况用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言必称苏、辛’”,其表现是对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评价高、研究多,对婉约派除二李外评价低,对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万云骏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战之前,对宋词的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显然分成两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与前人论说为据,如王易《词曲史》、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张振铺《中国文学史分论》等对周、姜、史、吴等的评价很高,而对苏轼、辛弃疾也肯定其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另一派则以‘白话’为评论作品的准则,一反前人之说,可能也未遍读宋人的词,或读而未必深人。
著名词人
下面列出几位广为人知的词人,此外欢迎参看详细的词人列表。
晚唐、五代
北宋时期
- 柳永(985年—1053年)
- 张先(990年—1078年)
- 晏殊(991年—1055年)
- 欧阳修(1007年—1072年)
-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 晏几道(1030年—1106年)
- 苏轼(1036年—1101年)
- 秦观(1049年—1110年)
- 周邦彦(1056年—1121年)
南宋时期
- 朱敦儒(1081年—1159年)
- 李清照(1084年—1155年)
- 陆游(1125年—1210年)
- 朱淑真(1135年—1180年)
- 辛弃疾(1140年—1207年)
- 姜夔(1155年—1221年)
- 文天祥(1236年—1283年)
- 周密(1232年—1298年)
- 王沂孙
- 蒋捷(1245年—1301年)
- 张炎(1248年—1320年)
元明时期
清时期
- 陈维崧(1625年—1682年)
- 朱彝尊(1629年—1709年)
-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
- 陈廷焯(1853年—1892年)
- 朱祖谋(1857年-1931年)
- 况周颐(1859年—1926年)
近代
-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 叶公绰(1881年—1968年)
- 汪兆铭(1883年—1944年)
- 吕碧城(1883年—1943年)
- 毛泽东(1893年—1976年)
- 夏承焘(1900年—1986年)
- 唐圭璋(1901年—1990年)
- 詹安泰(1902年—1967年)
- 沈祖棻(1909年—1977年)
- 饶宗颐(1917年—2018年)
- 邱世友(1925年—)
- 李岚清(1932年—)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 叶嘉莹:《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台北:大块文化,2013)
- 孙康宜 著,李奭学 译:《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