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听政
两宫听政(1861年—1881年),是指在清朝后期的同治帝及光绪帝时,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的情况。咸丰帝驾崩时,遗命由顾命八大臣辅政。但慈安、慈禧,连同恭亲王奕䜣等人,发动祺祥之变,将八大臣或杀或贬,由两宫太后训政,并将祺祥年号废除,次年改元同治,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慈安过世,由慈禧独掌大权。
概述
咸丰帝因英法联军,率领妻小、臣工逃至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却心力交瘁,咸丰辛酉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一病不起而驾崩,遗命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弟)、额驸景寿、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俗称顾命八大臣,辅导年幼的独子载淳登基执政,八大臣当中肃顺锋头最健。但是八大臣与载淳的生母西太后慈禧严重不和,慈禧于是与咸丰帝正室东太后慈安合作,并要御史董元醇奏请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遭遇肃顺严厉的反对。于是慈禧、慈安也联合了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贾桢、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合谋夺权。慈禧命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由热河行走,自己先到北京,却是到北京召见奕䜣等人,安排政变,肃顺尚未入都,朝廷即下令拘捕了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被弃市,其余被贬,废除八大臣原拟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注 1],史称“祺祥之变”或“辛酉之变”。
机制
两宫太后听政时期
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两宫太后阅览,由议政王大臣拟旨,翌日,议政王大臣将草稿进呈,由两太后审阅之后,分别盖上由御赐之“御赏”[注 2]及“同道堂”[注 3]小玺作为标识 [1],然后以同治帝及光绪帝的旨意颁布天下。由于日常事务慈安并不感兴趣,不太关心,所以往往由慈禧独揽;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慈禧仍会去征求慈安的意见。慈安拥有高于慈禧的政治地位和决策权。
同治帝亲政时期
同治帝亲政后,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同治帝阅览,由议政王大臣拟旨,翌日,议政王大臣将草稿进呈,由同治帝审阅之后,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同治帝仍会去征求两宫太后的意见。
慈禧太后听政时期
慈安太后病逝后,在光绪帝尚未亲政前,听政大权由慈禧独揽。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慈禧太后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慈禧太后审阅之后,盖上咸丰帝赐“同道堂”小玺作为标识,然后以光绪帝的旨意颁布天下。
光绪帝亲政时期
光绪帝亲政后,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光绪帝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光绪帝审阅之后,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光绪帝仍会去征求慈禧太后的意见。与同治帝亲政时期不同的是,遇上官员任命权时,必需由慈禧太后定夺。
慈禧太后训政时期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慈禧太后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慈禧太后审阅之后,再呈交光绪帝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训政时期与慈禧太后听政时期不同的是,由慈禧太后审阅圣旨草稿之后,不再盖上咸丰帝赐的“同道堂”小玺颁布天下,而是将圣旨草稿呈交光绪帝朱笔批示,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
文字注解
参考文献
- 《清穆宗实录》
-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孝钦显皇后》
- 《西太后》,俞炳坤,紫禁城出版社
- 《原来慈禧》,张研,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 据《热河密札》记载:“两玺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玺,上用‘同道堂’玺,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