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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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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主要分为火灾洪涝地震台风瘟疫旱灾蝗灾中国历史上,灾荒让大量灾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1990年后,每年天灾的死亡人数有降低趋势,但经济损失逐步上升;2006年后,每年经济损失均达人民币两千多亿元以上。

火灾

水灾

中国水灾频仍,商朝的五次迁都均为水患所致。历朝水患尤以黄河为烈。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从黄土高原带走16亿吨黄沙。因此黄河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1194年至1855年间黄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称“黄河夺淮”。

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决口”于今滑县东北,河道向东迁移80公里,由今黄骅入渤海,史称汉志河。

汉朝

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于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黄河水患。

魏晋南北朝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东大水,李淳风认为“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2]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发生大水,在于“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阴胜阳故也”[3]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疫灾大起,“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4]

隋朝

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诸州大水,则被认为“是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杨素颇专。水阴气,臣妾盛强之应也”[5]

仁寿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6]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7]

唐朝

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8]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对宰相说:“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复:“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9]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灾,农作损失惨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诉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10]

宋朝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于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于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县志》、《开封黄河志》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黄河在开封县境决口。

明朝

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黄河泛滥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

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11]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干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12]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与四十八年,桐乡相继有旱涝之灾,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13]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灾,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14]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15]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载:“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1939年天津水灾时的天津日租界旭街

民国十年(1921年),江淮大水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农田被淹326.7万公顷,766万人受灾,2.5万人死[16]

民国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灾。高邮湖缺堤。武汉南京高邮上海等地受灾。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估计200万人。

1938年6月,日军攻占开封后,国民政府挖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郑州、武汉,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0余县成为黄泛区,89.3万人命丧黄泉[17][18],1200万人流离失所,被迫迁移[19];黄河直至1946年方才回归故道[20]。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阳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法币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

武汉防汛纪念碑,纪念1954年长江洪水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中国水灾的最高水位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期间被淹没的铜陵市大通古镇

地震

中国地形图,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最频发的国家之一,21世纪仅有的2次大陆8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中国。
唐山大地震后倒塌的楼房 (原唐山理工大学校内)
2008年汶川大地震

台风

1975年8月台风尼娜河南“75·8”水库溃坝洪水淹没范围

瘟疫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死者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后,武汉地铁6号线大智路站于当日10时发出末班车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远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31]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国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伤寒论》张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为吴赤乌五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32]

两晋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3]

建元元年(479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34]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 (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35]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后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军围建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长子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有士兵“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36]

天嘉六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3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38]

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贞元十六年(800年)……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义不存抚,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祐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3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至正四年(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中亚、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40]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41]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42]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4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44]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45]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46]
  •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 崇祯十三年(1641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47]
  •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48]
  •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注: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疟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军入侵时带进关内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入关的清军安然无恙。

清朝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云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山东即墨大疫。六月,山东黄县大疫。[49]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万余人。夏天,陕西瘟疫流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记陕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50],当时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𫍽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愈。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51],并造成大流行,与1855年云南清水鼠疫有间接关系。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连德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鼠疫)……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分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52][53]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旱灾

邓拓(邓云特)编著的《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商汤十八年(前1766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其中,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54]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有601次。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55]旱灾(drought)其实即是缺乏水,农产品因此而枯萎,导致饥荒。干旱大部分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水灾则多在江南地区。

商朝

商朝建国不久便发生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数年之久。《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管子·轻重篇》亦载:“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56]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绝”。

淮南子·俶真训》载:“殷纣时,峣山崩,三川涸。”《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周朝

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57]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58]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59]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60]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当时的哲人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61]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汉朝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62]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63]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64]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65]

《后汉书·杨终传》载杨终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南北朝

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66]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67]

太和十二年,“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馑。”[68]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69]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吴越,是岁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饥死。”[70]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71]

隋朝

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72]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72]

唐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73]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74]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国,秋旱。[75]

开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75]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76]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77]

洪武三十年(1397年),“郁林州旱,庄稼失收,次年乃饥。”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78]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崇祯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79]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80]

清朝

1878年画,《中国饥荒》(The Famine in China)。饥荒受难者被强迫把儿女给卖掉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81]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元年至四年间发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82]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83]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84]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民国成立至抗战前的二十六年之间,至少有十五年的时间发生水、旱等灾荒[85]

1920年华北大旱灾,陕西、河南、山东、直隶、京兆大旱,数十万流民逃荒至东北[86];同时段发生1921年湖南饥荒

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灾荒则导致了中国陕西河南甘肃多达数百万人丧生,陕西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巩县县志》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1942年河南爆发重大旱灾[87],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这一年总共造成了360万老百姓饿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发,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88][89][90]。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2019年,中国多地出现严重干旱[91][92][93]

蝗灾

2020年7月31日 直击云南江城灭蝗:从阻击战转入歼灭战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言:“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灾之后更容易引起蝗灾,所谓“旱极而蝗”,[94]由于蝗虫能飞移,有时候大量发生,形成大集团,因此灾害扩大面积往往远大于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认为中国蝗灾史可追溯到甲骨文[95]诗经》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96]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间以火诱捕蝗虫以消灭之。[97]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记载:“虫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灾难的源头,均出自于官衙的苛捐杂税。

汉朝

后汉书·五行志》载:(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国;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国。”

唐朝

贞观二年(628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98]

开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虫灾,“蚀稼,声如风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灭虫,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对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评说:“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旧唐书》载倪若水率民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99]此法称为“埋瘗法”。

通典》卷7:“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诸州大蝗。”

《新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发生蝗灾,“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贞观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书》卷36《五行三》)

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100]

旧唐书·五行志》载:(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

《新唐书》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

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旧唐书》卷37《五行志》)

五代十国

旧五代史·五行志》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爆发蝗灾,“许、汝、蔡、陈、颍五州生,有野禽群飞蔽空,食之皆尽。”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吴越忠懿王世家》)

《旧五代史·五行志》载,乾祐二年(949年),蝗虫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这种“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记载殊为可议,有人认为是粉饰太平,也有人认为当地植物有杀蝗效果,如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一文说:“在淮河流域的植物类中,也有杀蝗的草本植物……”,“宋州发现当地生长杀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称“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宋朝

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县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贝、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平定、彭城飞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抱草死,有数里。”(《宋史·真宗本纪》)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邮飞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转回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纪·五行志》)

《宋书》载景祐元年春正月,“诏募民掘蝗种,给菽米。”

元朝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纪》)

明朝

朱元璋《御制皇陵碑》:“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尽;万历十四年飞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宝武界,饥民相食。”(天津市《宝坻县志》)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天津县夏蝗飞蔽天,声如雷雨,食苗殆尽”,新乐“夏五月蝗生县东,未几数日滋类遍野。”

天启六年(1626年),迁安“秋七月飞蝗蔽野,大伤禾稼。”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启上疏“屯盐疏”,其中第三篇为“除蝗疏”,后编入《农政全书》。

有专家统计明朝蝗灾次数一共有94次。[79]

清朝

陈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备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条分缕析,颇为详备,虽卷佚寥寥,然颇俾于实用”。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光绪三年《海盐县志》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从西北来,飞过城上。”

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载:“康熙十一年,飞蝗蔽天,自北而南,所过但食竹叶芦穗,无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邻县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毙。”(《清史稿·灾异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阳西乡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数寸。官兵惶惧,旋尽抱草僵死。”(《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来境,抱草而死,不为灾。”(《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八年《归安县志》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郧阳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灾异志》

咸丰二年(1852年)底:“柳、庆上年早蝗过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乱,饥民随从抢夺,比比皆然”[101]

咸丰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虫蔽日”(咸丰《武定府志》)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蝗从南来,飞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统《重修恩县志》)

咸丰六年(1856年),“夏,蝗虫又起,飞翳天日,栖树枝折,复值岁饥,木叶草亘,人虫争相取食,衰鸿遍野,卖男鬻女”[102]

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飞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国《定陶县志》)

民国十年《嵊县志》卷十三:“咸丰六年八月,有蝗自北来,顷刻蔽天。”

咸丰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飞蝗大至,食禾几尽。”(民国《太和县志》)

民国《吴县志》卷五五:“咸丰六年七月,蝗从西北来,如云蔽空,伤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飞蝗自北至南,有雷声送去。”

《清史稿·灾异志》载:“八月,昌平蝗,邢台蝗,香河、顺义、武邑、唐山蝗。”

咸丰七年,“秋七月至望复返,群飞蔽日,食禾太甚。”(雍正《辽州志》)

光绪三年(1877年)阜宁五月“大风雨,蝗抱草毙。”(《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载“秋八月,飞蝗蔽天,城乡俱是,中秋后热如夏,蝗复来。”

宣统《太仓州志》卷二十六载“夏,蝗自北来,既而入海,灾亦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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