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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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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868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称敦煌遺書敦煌文书敦煌寫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坚甘露元年(359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献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1][2][3][4]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箓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拣选文书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5],總數約5萬餘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两银两,买走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6]。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1905年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奥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7]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茂楠命护理陕甘总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8]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彥升將敦煌遗书運至北京[9];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学部復命,暗中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铎,還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並取走。8000余卷敦煌遗书,被官员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10]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維摩詰經》、《金光明经》、《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坛经》首题《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适還从大英圖書館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分别发现《楞伽师资记》的三个抄本(S2054、S4272、P3436);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日本人蓧原寿雄整理出《楞伽师资记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许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內出現。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11]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尔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12]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13][14]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现存最古老的棋经[15]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遗书由于长期使用,难免有破损等情况。古人往往随便剪下一块其他废旧纸张,贴补在破损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遗书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盖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卷軸裝原貌更少。敦煌遺書出土後更有人為的撕裂。

下落

1944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66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回到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盛铎方尔谦晚年寓居天津,李盛铎死后,400余件敦煌遗书由其后代拿到日本,经敦煌学家羽田亨鉴定,全部入藏杏雨书屋。杏雨书屋现收藏总数已达700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敦煌遗书後來流散于天津,一部分由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周叔弢捐献256卷給天津博物馆

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亦占三分之一;其他還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

參見

參考文獻

  1. ^ 敦煌遗书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08-05-04.
  2. ^ 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年4月29日). 
  3.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 [2009-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8). 
  4.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ru.unesco.org. [2020-02-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2). 
  5. ^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
  6. ^ 130英鎊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69, 1984 [2018-12-16], ISBN 978-0-87023-435-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All this had cost the taxpayer a mere £130. 
  7. ^ 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文物. 敦煌研究院. [2019-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5). 
  8. ^ 姜洪源. 藏经洞卷子流散之见证. 甘肃省档案馆. 2018-07-02 [2024-0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18). 
  9. ^ 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
  10. ^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言。
  11. ^ 伯希和《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列有《秦妇吟》,下署名“右补阙韦庄”。
  12. ^ 趙天英,楊富學,敦煌文獻與唐代吐蕃史的構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3. ^ 王尧; 陈践, ཏུན་ཧོ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ལོ་རྒྱུས་ཡིག་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民族出版社, 1992年2月 [2018-12-18], ISBN 978-7-105-0117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14. ^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018-12-09], ISBN 978-7-5423-096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0) 
  15. ^ 章浒. 敦煌《棋经》中“征”与“劫”的研究 (PDF).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