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海關
粵海關，為清朝始設負責對外貿易實務的行政官署，前身為市舶司，後為廣州海關。粵海關下轄數十個口岸，是清代前期及中期最大的海上對外貿易通道。由於粵海關的最高長官——粵海關監督通常由內務府和戶部中的滿洲官員充當，粵海關又稱戶部分司，因此外商常以閩南語發音的「戶部」（英語：Hoppo，或音譯河泊）代稱。[1]
歷史
背景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攻佔台灣後解除海禁，允許與外國貿易往來，並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個沿海省份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大海關，以管理四省對外通商事宜。粵海關於1685年成立，官署設在省城（廣州）天字碼頭，在黃埔村（黃埔洲）設黃埔掛號口和稅。關部行台則設在澳門關前街和關後街之間的地段。
據《粵海關志》與《黃埔掛號口圖》記載，在黃埔口設有黃埔稅館、夷務所、買辦館和永靖營等機構。清政府當時規定：「凡載洋貨入口之外國商船，不得沿江停泊，必須下錨於黃埔。」故粵海關建立後，進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基本都是經黃埔古港進出。 [參1]
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設立後，澳門通往廣州的對外貿易運輸從陸路改為水路。為鼓勵外國商船來華進行貿易，粵海關監督赴澳門巡視時，還會親自上船丈量船舶，按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減收貨稅。1849年，澳門總督亞馬留實行擴張殖民政策，拆毀香山縣丞衙署，更率兵推倒懸掛在澳門關部行台前的中國旗桿、遣走海關官員，將關部行台封閉。澳門海關官員被迫遷離，經兩廣總督與行台官員基溥相討，關部行台改設於廣州黃埔辦公。
發展
清廷放寬海禁後，准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後，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參2]。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參2]。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參2]。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粵海關提供給「西洋」商人作為通商地點。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參2]。
收入
鴉片戰爭前，粵海常關稅收在全國常關中位居第一，年均90多萬銀兩，到乾嘉之際突破百萬大關。鴉片戰爭後，常關衰落，關稅劇減。咸豐四年至光緒二十六年的稅收，粵海常關的稅銀僅為一口通常時期（乾隆22年-道光20年）的25%左右，而到光緒二十七年，五十里內常關歸併粵海新關管理時，粵海常關稅收則降至21%。
下轄口岸
據《粵海關志》記載，粵海關共下轄包括
澳門總口、烏坎總口、梅蓑總口、海安總口、海口總口共五大總口
佛山口、黃埔口, 虎門口、紫妮口、市橋口、鎮口口、神泉口、甲子口、錫石口、汕尾口、長沙口、析門口、平海口、穩山口、湖東口、墩頭口、庵埠口、雙溪口、溪東口、汕頭口、潮陽口、後溪口、江門口、海門口、達豪口、澄海口、卡路口、南洋口、府館口、東隴口、障林口、黃崗口、烏塘口、北炮台口、對樓小口、水東口、拘州口、芷芍口、暗輔口、兩家灘口、陽江口、東西鄉口、白沙小口、徐博小口、南樵小口、田頭小口、錦囊小口、雷洲口、赤坎口、沙老口、樂民口、山口小口、欽州口、鋪前口、廉州口、青潤口、束會口、禹州口、澹州口、北黎口、陸水口、崖州口等四十三處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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