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間中國共產黨派駐時為陪都重慶的代表機關。駐地為重慶市紅岩嘴13號大有農場，今渝中區紅岩村14號。中共南方局領導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港澳和東南亞等地區的中共地方組織，以及華南、西南地區的抗日武裝。
歷史
1927年的南方局
192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8月11日中央發出通知，臨時政治局決派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陳權、惲代英、黃平、楊殷、張國燾為中央之南方局，以張國燾為書記。下轄廣東省委、廣西地委、閩南臨時特委、閩北臨時特委、雲南特委。後由張太雷任書記。「臨時南方局之職權在於準備並指導上述區域內之暴動及一切政治軍事事宜。」10月23日，中央發出指示信，「決定取消南方局」。
1927年的長江局
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秘密由武漢遷往上海，9月2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漢口設立中央長江局，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事實上仍可參加常委」工作、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長江局書記，委員有羅亦農、陳喬年、任旭、王一飛、毛澤東，秘書長易禮容、秘書蔡振德，長江局軍事特派員羅亦農兼，歐陽欽負責軍事技術方面工作。10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長江局的任務決議案》，規定長江局管轄範圍為湖北省委、湖南省委、河南省委、江西省委、四川省委、安徽臨時省委、陝西省委，「代行中央職權，指揮上列七省的革命運動與黨務，上列七省的黨務須完全受長江局的指揮，但長江局須隨時將處理之工作與決定報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導」。10月2日中央又將甘肅黨組織劃歸長江局領導。10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代表中央在漢口組織召開長江局成立會議，出席的有羅亦農、王一飛、任旭。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易禮容任安源特委書記，均未到職；改由蔡振德擔任長江局秘書長。湖北省委改組，陳喬年任省委書記，常委有任旭（農委書記）、林育南、黃五一（省總工會秘書長）等。10月17日，羅亦農、王一飛奉命去長沙改組湖南省委，由湖北省委常委、農委書記任旭任長江局代理書記，任旭、陳喬年和共青團長江局書記劉昌群3人組織長江局常務會議，處理日常事務。10月18日，控制武漢的唐生智和控制南京國民政府的李宗仁暴發寧漢戰爭。10月26日，長江局與湖北省委常委開會決定趁唐生智部隊潰退之機在武漢舉行暴動奪取政權。10月28日，羅亦農返回武漢，王一飛留駐長沙任湖南省委書記，實際主持長江局工作的是羅亦農、任旭、陳喬年。羅亦農返回武漢當晚，召開會議反對武漢暴動計劃，最後通過了《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長江局還支持了豫南特委（書記王克新），反對了河南省委（書記周以栗）趁馮玉祥與靳雲鶚、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混戰之機發動全省總暴動的計劃。11月9日至11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工農武裝暴動的總策略，成立中央組織局（相當於中央書記處），由羅亦農任主任，並補選周恩來、羅亦農為政治局常委，撤銷毛澤東、彭公達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並致函中共湖南省委要求撤銷毛澤東省委書記的職務，並取消了長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羅亦農任中央兩湖巡視員，到湖南湖北布署總暴動；任旭仍回漢主持湖北省委工作。12月3日，去上海參加共青團中央擴大會議的共青團長江局書記劉昌群、共青團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韓光漢率先向中央控告羅亦農及長江局、湖北省委犯了「畏縮不前、臨陣脫逃」的機會主義錯誤，要求中央追查羅亦農。12月5日，中央臨時政治局作出3項決定：停止羅亦農職權，停止湖北省委常委職權聽候查辦，派蘇兆征為書記、郭亮、賀昌為委員組成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來漢查辦湖北省委和長江局問題，在省委改組期間代行湖北省委職權。12月9日，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抵漢，做出了羅亦農及湖北省委常委犯了機會主義錯誤，並提出「打到湖北黨內機會主義」的口號，要求中央開除羅亦農和陳喬年中央委員資格，開除任旭湖北省委委員資格，給黃五一嚴重警告處分，給予參加了討論暴動的歷次長江局和省委會議但不發表意見的劉昌群嚴重警告處分。12月2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聽取羅亦農的匯報後確認：「唐生智崩潰時，武漢不能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羅亦農對於湖北的政治指導並沒有犯機會主義錯誤。」[1]1927年12月郭亮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28年1月，賀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書記。
1930年的南方局
193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恢復南方局。8月12日，中央南方局在香港成立，書記羅登賢。後盧永熾接任書記。10月，又由羅登賢任書記。下轄廣東省委、廣西省委、雲南省委、福建省委、閩粵贛特委、香港行動委員會。1930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第19次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南方局。1931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與廣東省委合併，改稱為兩廣省委。 蔡和森任書記。
1930年的長江局
1930年8月1日，中共中央長江局重建，項英任書記。下轄武漢市委、湘鄂西特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河南省行委、四川省委、京漢行委、漢川中心縣委等。1930年冬，關向應任書記。1930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致信長江局，決定將長江局工作人員全部撤回，長江局至此結束。
1938年的長江局
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沿岸委員會,委員為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來任書記。但因周恩來在西安、山西等地忙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宜,不能到任,該委員會未能成立起來,僅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到了武漢。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滇、黔、川、湘、鄂、贛、皖、蘇、浙、閩、粵、桂及滬、豫、新四軍)的工作；會議又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繼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將原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改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為什麼有王明參加中央代表團呢？中共中央十二月二十八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王明可去武漢一次，見蔣介石，因蔣有電要他去。」
1937年12月23日，在漢口日租界中街89號四層樓的大石洋行內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兩者成員大致相同，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見，決定合併，對外為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負責軍事工作、統一戰線工作、主管外事工作；委員有項英、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長江局內設：
- 參謀處，葉劍英兼參謀長；
- 秘書處，李克農兼秘書長；
- 民運部，董必武兼部長；
- 組織部，博古兼部長；
- 宣傳部，王明、凱豐（1938年4月調入長江局並就任）先後兼部長；
- 黨報委員會，王明兼主席；出版《新華日報》與《群眾》周刊。
- 項英兼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 國際宣傳委員會，周恩來負責。成員有章漢夫。這是黨的第一個外事工作部門。國際宣傳組的第一個任務是翻譯毛澤東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這也是第一次將毛澤東的著作印成外文向國外發行，手稿在向重慶撤退時，隨「新升隆」輪船被炸沉而遺失；第二個任務是給莫斯科國際通訊英文版投稿，宣傳中國的抗日情況和我黨的政策方針；第三個任務是開展外事活動，爭取國際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
- 香港統戰委員會，書記廖承志
長江局負責四川、河南、江蘇以南的13省，領導東南分局與新四軍。
為了吸收廣大進步青年抗日，壯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決定，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安吳堡青訓班等在武漢公開招生。1938年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長江局在「八辦」設立招生委員會，由董必武、羅炳輝、吳奚如等負責。招生委員會設在辦事處接待室里。「第十八集團軍招生報名處」的牌子掛出後，據不完全統計，僅1938年5月至8月，經「八辦」介紹，途經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80名。
長江局的另一重要任務是安排護送各級領導的家屬、子女到延安。當時通過武漢「八辦」送往延安的革命家屬有：朱德的兒子朱廳，毛澤東親屬楊開智的女兒楊展，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林伯渠的女兒林利和林林、兒子林秉益，徐特立的兒媳徐乾、外孫女徐舟，蔡暢的女兒李特、侄女劉昂和蔡轉、烈士郭亮的獨生子李多難等。1938年9月底，印度援華醫療隊愛德華、巴蘇、柯棣、木克、卓克一行5人到中國，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他們都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一個「華」字，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在「武漢八辦」親切地接見他們，並在「八辦」屋頂花園合影留念。印度援華醫療隊後來奔赴八路軍抗日前線，參加了八路軍醫護工作。還有共產黨員白求恩、荷蘭著名攝影家伊文斯、紐西蘭友好人士艾黎、世界學聯柯樂曼一行四人[2]、日本友好人士池田幸子、美國傳教士吳德施及女兒等到武漢，從道義、精神、經費、物資、藥品極大地支援了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
長江局集中了當時十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五人：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凱豐；三位中共元老董必武、林伯渠（不久調任駐西安辦事處代表）、吳玉章，以及葉劍英、鄧穎超、李克農、吳克堅、廖煥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間的秘書）等。長江局擔負著領導華南、華中以及西南地下黨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承擔與國民黨談判以及聯絡社會各界的繁重事務，還公開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黨刊《群眾》周刊。所以長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稱呼。中共長江局的核心靈魂是王明和周恩來。1938年1月11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建議調劉伯承師或林彪師，待日軍進攻鄭州緊急時，渡黃河參加隴海路西段的戰鬥。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對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不向國民政府備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評，認為此舉對全國統戰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1938年2月6日，軍委會政治部成立，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
1938年2月間,長江局派周怡率領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部分人員到重慶,成立了八路軍駐重慶聯絡通訊處,為武漢以長江局為代表的中共機構在必要時遷渝作準備。
1938年2月7日周恩來和王明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開政治局會議，並於月底回延安。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開政治局會議（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占據了上風。
1938年7月19日，長江局委員、東南分局書記項英致電長江局並中央，建議當武漢不守時，在長江以南設南方局。轄贛皖浙蘇區、浙江、湖南、福建、廣東等省，並建議長江局與東南分局合併為南方局。這是設立南方局的最早提議。中共中央書記處8月5日復電長江局並項英，認為項英的意見關係到長江局整個工作的布置，「請長江局首先討論,再告中央決定」。長江局討論的結果是:將長江局領導的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在長江以北地區設中原局，在長江以南設南方局。即將長江局的轄區一分為三，領導機構、工作人員則一分為二。193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留在武漢的凱豐、董必武、葉劍英:武漢緊急,你們應依下列方針布置,「組織方面即依長江局原定之中原局、東南分局、南方局,重慶黨報委員會及中央代表團五個方向布置;南方局暫與中央代表團、辦事處一起入湘,黨報委員會即與重慶通訊處一起」;「在西安的人員準備入川,武漢人員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漢隨周、葉行動」;「必武即入川,凱豐在恩來到後入川,劍英、克農、文杰暫留漢」;「周、項即去漢,博隨周行」。 11月初,周恩來、葉劍英決定派李克農、吳奚如等籌備組織桂林八辦。蔣介石於12月1日到了桂林,周恩來最終選定了桂林。11月下旬,桂林八辦成立。12月3日,周恩來等經衡陽到達桂林。同期,從武漢、長沙撤退下來的人員和物資,也都集中到了桂林。12月10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書記處和各地:「周、葉已抵桂,南方局暫設此。特此通知。」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中共中央長江局、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中共機關組織也隨之遷往重慶。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成立。1938年10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指示，支持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等，就不要再爭了」。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南方局。
1938年12月26日前後,周恩來在書記處電示的催促下,離開桂林,趕到重慶,立即開始以反妥協投降為主要內容的統戰工作。
1939年至1945年的南方局
1939年1月5日,書記處會議決定,將華南及西南各省合併成立一中央局,建議改名為西南局,由周恩來、博古、凱豐、張文彬、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廖承志、吳克堅、鄧穎超、劉曉、高文華、董必武13人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對此,周恩來、博古、凱豐於7日致電書記處,認為在華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稱為好」,又鑑於13位委員不常在一地,建議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13日,書記處復電同意。
16日,南方局致電書記處,報告南方局已遵照中央指示開過會,進行了組織分工:周恩來負責統戰工作委員會,博古負責組織部,凱豐負責宣傳部及黨報工作,葉劍英負責聯絡工作,吳克堅負責新華日報館,鄧穎超負責婦女工作委員會;因青年工作缺人,請求中央派蔣南翔來;南方局設於重慶,桂林設辦事處聯絡湘、贛、粵、桂和香港……
原長江局的8名委員,除王明、項英、林伯渠外,5人留在南方局並擔任常委。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上,南方局基本上沿襲了原長江局,但取消了軍事部,增加了統戰工作委員會,其下設軍政組進行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設以董必武兼任組長的社會組進行社會統戰工作。這個分工表明南方局由書記帶頭、有起碼半數常委抓統戰工作,機構設置即工作任務也以統戰工作為主,「大」、「小」統戰並舉,不再是桂林時期設想的以軍事工作為主;還表明如南方局人員一致認為的那樣,重慶南方局繼承了長江局,卻不存在與桂林南方局的繼承關係。
這即是說,南方局實際上被批准在重慶正式成立。1939年1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將華南及西南各省合併，統一成立名為西南局的中央局。對此，周恩來、博古、凱豐等人認為不妥，於7日致電中央，建議以「南方局」代替西南局的稱呼。13日後，中央復電同意，並任命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 另外，除王明、林伯渠外，長江局剩下的5名委員都留在南方局擔任常委一職。在機構設置上，南方局基本延續了長江局的設置，但又增加了一個統戰工作委員會。統戰工作委員會專門由周恩來領導，負責對國民黨高官進行統戰思想工作，這實際上表明南方局的工作重心已經由武裝鬥爭轉為統戰工作，不再是長江局時期的軍事路線了。 據資料記載，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南方局也積極對外宣傳，力爭國際援助。1939年4月，南方局內部正式成立對外宣傳小組，組長王炳南，副組長陳家康。對外宣傳小組主要負責中共的對外交往和國際聯絡工作，工作的重心則集中在了解各國在華人士的政治動向，以形成一個完整的國際情報網絡。 1940年前後，英、美企圖再現綏靖政策，並用犧牲中國來換取本國的安寧。這一行動實際上表明了帝國主義國家反動的本質，他們仍然妄圖通過出賣別國利益，找到彼此妥協的出路。 對此，中央一度不再強調國際反法西斯戰線，而延安方面也認為英、美等國的抵抗實際上是建立在別國利益基礎上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南方局警惕地注視著英、美等國的政治走向，抨擊他們綏靖日本的做法。 儘管這種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來說無關痛癢，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援華制日的態度趨於明朗。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擔任書記，副書記董必武。駐地為機房街70號。1939年5月，機房街70號毀於日機轟炸，駐地遷往紅岩嘴13號。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周恩來回延安並去蘇聯治療臂傷期間，博古任代理書記。1943年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率南方局幹部職工一百餘人返回延安參加整風和七大籌備期間，董必武任代理書記，主持工作，至1944年11月。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由於形勢變化，南方局各委員會改為「統委」下的各組。
1945年底的重慶局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改為中共中央重慶局，重慶局負責人同時也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董必武任書記，王若飛任副書記。
1946年的南京局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團隨國民政府回遷至南京。中共中央重慶局由重慶遷往南京改稱為中共中央南京局，公開對外名義為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周恩來負總責。1947年3月，中共駐京、滬、渝、平公開機關撤回延安，南京局的工作結束。
人員架構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任委員。
周恩來任書記，機要秘書董小鵬。
- 統戰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兼
- 組織部：博古/孔原（1939年9月）/1945年冬開始錢瑛長期擔任重慶局、南京局、上海局、中南局組織部部長。副部長黃文杰。秘書有廖似光(凱豐愛人)和張月霞(博古愛人)。1940年廖、張回延安，于江震、榮高棠二人接替秘書工作。1941年錢瑛來組織部工作，1943年7月回延安。
- 宣傳部：凱豐/董必武兼（1940年起）。工作人員宋平、陳舜瑤和張劍虹
- 聯絡部：葉劍英
- 《新華日報》館：吳克堅
- 婦女工作委員會：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要求「用各種方法解釋婦女大眾在抗戰建國及將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並「立即建立與健全各級黨的委員會下的婦女部與婦女運動委員會，認真的經常檢查與幫助其工作，使之成為各級黨的委員會內最重要的工作部門之一」。作為中共在國統區的秘密指揮部，南方局設立了婦女運動委員會（簡稱「婦委」），由南方局委員鄧穎超擔任書記。1940年5月16日在《新華日報》開闢了《婦女之路》副刊，張曉梅、盧競如、蘇鏡等婦委成員先後擔任主要編輯，作為指導國統區婦女運動的專門刊物。至1947年2月16日共出版149期（皖南事變後休刊一年），發表文章597篇。南方局婦委秘密領導下，在國統區堅持時間較久、影響力較大的婦女刊物還有《婦女生活》和《現代婦女》等。1944年初到1945年春，為響應黨提出的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南方局婦委以《現代婦女》雜誌和中國婦女聯誼會等為陣地，與已處於國民黨控制下的婦指會爭奪運動方向的主導權。
- 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統委」）：書記、主任周恩來/董必武(1940年10月4日)兼任，副書記、副主任葉劍英(1940年10月4日)，秘書長王梓木/徐冰，秘書林蒙，助理秘書劉昂
- 電台台長錢松甫、申光
南方局與八路軍辦事處
中共中央南方局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事實上是兩塊牌子。南方局對於中共內部是地區政黨組織，而對於外界，八路軍辦事處是名義上由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的一個地方機構。由於國民政府禁止共產黨的公開活動，所以中共南方局均以重慶辦事處的名號活動。
1938年武漢淪陷後，周恩來派其秘書周怡從武漢來重慶籌備成立「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並由他負責。1941年周怡回延安，辦事處由錢之光任處長。
中共建政後，包括紅岩村13號、曾家岩50號和桂園三處舊址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下屬組織
- 中共湖北省委（1937-1938)
- 中共鄂中區委（1927-1940)
- 中共川康特委（1938-1950）
- 中共川西工委（1938-1946）
- 中共雲南省工委（1939-1949）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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