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
李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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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戏剧家 | |||||||||||||
国家 | 明朝、清朝 | ||||||||||||
时代 | 明末清初 | ||||||||||||
姓名 | 李渔 | ||||||||||||
字 | 笠鸿 | ||||||||||||
号 | 笠翁 | ||||||||||||
籍贯 | 浙江兰溪 | ||||||||||||
其他名号 | 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觉世稗官、觉道人、十郎 | ||||||||||||
出生 | 明神宗万历39年8月7日) 大明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 | 1611年9月13日(||||||||||||
逝世 | 1680年2月12日清圣祖康熙19年1月13日)(虚岁:70) 大清浙江省杭州府 | (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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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 |||||||||||||
生员 | |||||||||||||
著作 | |||||||||||||
《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闲情偶寄》 | |||||||||||||
李渔(1611年9月13日—1680年2月12日)[1]:32、90,原名仙侣,号天徒,字谪凡,于1646年自名渔,取号笠翁,字笠鸿。又号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觉世稗官、觉道人、十郎等,浙江兰溪人[1]:1、32。李渔多才多艺,富于创业精神,集学者、作家、出版商于一身[1]:导言1,出身于医术世家,年轻时中秀才,入清后退隐不仕,放弃科举考试,先后居于杭州和南京,与高官显要交往密切,写作维生,著作甚丰。李渔撰有戏曲十出,皆为南方传奇传统的昆曲形式,情节布局、人物性格塑造、宾白技巧上皆突于前人,通俗而平易明了,旨在娱乐,以《风筝误》最为脍炙人口。小说方面,李渔撰有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及《十二楼》,措辞优雅精准,故事结构明晰,叙事方式富有创意,以幽默讽刺与丰富想像力见长,代表作为《夏宜楼》、《拂云楼》,世传又撰有色情小说《肉蒲团》。李渔文集《闲情偶寄》立意新颖富有个性,讨论生活情趣,范围广泛。李渔也是戏剧批评家,详论戏曲的写法直至实际表演之事,其戏曲之论乃建立于经验基础。李渔在世时作品甚为流行,妇孺皆知、老妪能解。其后多部著作被清朝列为禁书,逐渐为人淡忘;然于20世纪初之新文学运动中,李渔被重新“发现”,其戏曲方面的成就受学术界一致好评。
生平
幼年至壮年
李渔生于江苏如皋,李家在当地经营药品买卖,开有药铺,世代行医,父亲李如松、伯父李如椿均在如皋行医。李渔从小就背诵诗歌,聪慧出众,成为李家族人中举出仕的希望。李渔一家后来搬返故乡兰溪,1629年父亲李如松过世[1]:32-33,但家境尚未受影响。1635年,李渔赴婺州(金华)应童子试,即中生员(秀才),受到主考官许豸特别拔举,试卷被印出来,在当地文人流传。日后李渔一直感怀许豸的赏识。李渔中秀才之后,在宗祠所在的伊山买地,并在小丘上修建居所,名为“伊园”。他在1636年及1639年参加乡试,但皆落榜,颇受打击[1]:34-35。其后三年李渔在乡间隐居,生活快乐暇逸。1642年,李渔赴省城考试,在兰溪东北途中因军事警戒而被迫返回。同年母亲逝世,李渔开始自主为家庭负责[1]:36-38。这时家境趋于窘困,李渔只好辞去仆人,遣散亲戚。1643年,李渔迁到金华府治婺州,这是因为要参加举人考试,生员每年尚须通过一次考试,住在婺州较为方便。1644年初,金华府爆发许都之乱,李渔在造反者占领婺州之前逃避到附近山间。不久官军收复婺州,许都被杀,李渔遂搬回婺州[1]:39、42、44。
1644年5月清兵入关,翌年6月进入南京,弘光政权结束。明朝败军由方国安率领,攻击婺州[1]:44,李渔又再逃离府城,之后方国安在明鲁王朱以海命令下撤军,李渔才回到婺州,发现房子已被烧毁,书籍、手稿、财产都付诸一炬,无家可归。这时金华府同知许檄彩收纳李渔入幕下,李渔得以在官署避难,受到善待并获赠曹氏为妾。1646年,清军进入浙东[1]:46,攻陷与洗劫金华城,李渔事先逃入山中。后因金华城毁于战火,他回到故乡兰溪,于1647年剃发以示臣服满清[1]:47。战乱和旱灾下,李渔难以养家糊口,遂卖去兰溪伊园土地,移居杭州[1]:49。但李渔不肯为清朝服务,不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不求官职而做隐逸文人[1]:94、56、58。从1648至1657年,李渔居住杭州十年,成为职业作家,靠写作维生,写成多篇小说和六部戏剧,戏曲很受欢迎,得到好评,结交了不少当地名流显要。短篇白话小说于1654年和1658年分别结集出版,题为《无声戏一集》和《无声戏二集》,都是由浙江布政使张缙彦印行[1]:50-51。李渔在杭州也写了12篇中短篇小说合集《十二楼》。在杭州最后几年,李渔开始钻研吏治,收集有关经世文论,编成《资治新书》[1]:52、55。
中年及老年
1657年,李渔离开杭州迁居南京,据说是因为著作遭到苏杭的书商盗印,故移居南京要求当局制止盗版行为。李渔在南京建立自己的印书馆,出版书籍,开办书店,尽力偿还债务。除了卖书,他还设计了一些笺简出售[1]:62-63。从1657至1677年,李渔居住南京约20年,成为成功的商人,生活丰足,交游广阔,由自己的出版社“芥子园”来印刷、宣传和发行他本人的作品,也是成功的职业作家[1]:64、导言3。他最终完成小说集《十二楼》,还写了四部传奇。他出版了有关政府管理的文集《资治新书》15卷,共收入652篇文章,包括李渔自己所作有关司法的六篇长文。李渔有些朋友和资助人担任高官,如龚鼎孳、索额图,范承谟、陈启泰、张勇、贾汉复、刘斗等,他们欣赏李渔的多才多艺,十分尊重他,出手慷慨。李渔在他们的邀请下得以多次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65、69。1669年,他在南京建造庭园“芥子园”,坐落在正阳门附近的小山上,他的印书馆也命名为芥子园。李渔曾为贾汉复在北京设计庭园“半亩园”,并出游四方寻找资助人,在1666和1673年两次到京城,1666到1667年,他到过山西、陕西和甘肃,1668年到广东,1670年到福建,1672年到湖北[1]:72-73。
李渔的另一收入来自他的家庭戏班,他常带自家戏班到其他城市演出,戏班主要成员有他的两位爱妾:乔复生与王再来[1]:72、74。 1674年,李渔造访杭州,次年准备搬回杭州。1675年,他带十五岁的长子李将舒和十四岁的次子李将开回到故乡浙江参加科举童试。他对于儿子参加科举一事深感矛盾和羞愧。1676年,他买下西湖东南岸云居山东一块土地,建造住宅,名之为“层园”,在南京卖掉他的书店和芥子园等,偿还债务。1677年李家离开南京搬到杭州[1]:82、85。1679年,李渔修订和重编陈百峰《女史》,完成《千古奇文》,这是一部女子模范行为故事集。同年女婿沈心友向李渔介绍由王概所编,带有插图的画传,李渔对此书爱不释手,将其出版,即《芥子园画传》第一部[1]:86-87,并叫沈心友准备出版续集。1680年2月12日李渔逝世于层园,享年七十[1]:88、90。
家庭
李渔家庭生活幸福和谐,他和妻子徐氏关系十分融洽。徐氏充满爱心,善解人意,为李渔盛赞。在战乱期间,徐氏与妾侍曹氏忍受苦难,并无怨言,互相怜爱,十分爱慕李渔[1]:39、50。晚年时李渔有一妻数妾,七儿三女,两个女婿,两个儿媳和五个孙子孙女。此外,李家有十余个仆人。李渔要养活一家的人口总共约有40个。爱妾之一乔复生,由朋友赠与李渔,是天生的歌唱能手,正因为有了她李渔才组织戏班。李渔十分欣赏她的表演天才,雇用一位老优教她歌曲,歌艺突飞猛进,并能教导李渔其他妾侍唱曲。1667年,李渔又获赠王再来,她也学习唱歌,善于扮演男角。李渔单独出行时,也有买女仆做伴的习惯[1]:74-75。1660年,长子李将舒出世,次年二子李将开出世,1662年三子、四子相继出世,李渔大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李渔长女李淑昭和女婿沈心友是李渔生意上的好帮手,李渔出门时,由他们负责经营生意和安排家务。李渔跟长女李淑昭与二女李淑慧关系亲密,教她们读书识字,一起填词,李渔尤其喜爱长女,她做事尽心尽力,并无怨言。女婿沈心友为李渔采购、经商[1]:77,有时随他出行。1672年,乔复生死于肺病,李渔十分痛心。1674年初,王再来亦因病去世,二人都尚不满十九岁。她们在生时与家人相处融洽,尊老爱幼,善待仆人。1677年,李渔妻子逝世[1]:78-79、86。
文学
戏曲
李渔著有10部戏曲,称《笠翁十种曲》,分别为《怜香伴》、《意中缘》、《蜃中楼》、《风筝误》、《玉搔头》、《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2]:245,前六出先后在杭州写成。其戏曲都是南方传奇传统的昆曲形式[1]:51,部分为家庭戏班搬演的脚本[2]:245。十出戏中有四出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巧团圆》出自《生我楼》、《比目鱼》出自《谭楚玉戏里传情》、《凰求凤》来自《寡妇设计赘新郎》、《奈何天》来自《丑郎君怕娇偏得艳》[1]:183。李渔通过角色之口说出作者的评论,部分戏剧情节颠覆社会陈规或习俗,例如《怜香伴》强调女人彼此之间的爱情[3]:136、138,《凰求凤》颠覆了传统的求爱模式:三个女子为了得到英俊而有才华的年轻男子,展开恶意竞争[3]:139-140。戏剧中,读书人和低层人物都追求自身利益,而读书人讲道德,不伤害别人,而低层人物则经常不讲道德[3]:148。李渔善于描绘妇女形象[4]:239,作品中的女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积极求爱,大胆而坚定,冷静筹划而足智多谋,超越其他剧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如《怜香伴》中,崔小姐的丈夫消极被动,她则大胆策动计划;《意中缘》中,两个女画家设法下药,最终淹死威胁她们的恶棍和尚[3]:148;《凰求凤》中,三位女性全是有胆色魄力的,男子吕哉生则很少做事,仅是她们斗争的战利品[3]:149-150。
李渔创作的目的单求娱乐,曲词不如汤显祖那样富于诗意与想像崇高,但在情节布局、人物性格塑造和宾白技巧上则突过前人。他不屑袭用历史与文学中的旧题材,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构思独创的剧情,喜欢让角色从难堪可笑的处境中脱身出来[4]:239。其喜剧情节曲折复杂,情境紧张,《风筝误》、《凰求凤》、《慎鸾交》、《比目鱼》、《奈何天》等都是爱情喜剧,故事情节有趣,舞台效果良好,语言情节富娱乐性[4]:238,场面新奇突出而有趣,出乎意料,剧情富于变化[5]:53,构思新颖而不落俗套,独具新意。李渔戏剧词曲宾白通俗而平易明了,意在娱乐,并不崇尚高雅[5]:56、52,所作多为轻佻的滑稽剧,被讥为肤浅[2]:245;内容相当滑稽,有猥亵言语与粗俗的幽默。如《怜香伴》中,“净”角周公梦科场作弊,把范文卷起塞进肛门带入试场,范文却因放屁而被喷出来。《意中缘》中,主要丑角是黄天监,他既自负又愚蠢,是供人娱乐和讽刺的对象[3]:152-153。
《奈何天》为李渔第一杰作[2]:247,是他最成功的戏剧,结合幽默、嘲讽、哀婉与奇想等元素,情节结构精密,节奏明快[4]:238,富于奇想与讽刺,情节前后照应,引人入胜而颇具巧思,但曲辞对白有露骨鄙猥之语[2]:248-249。《奈何天》属戏剧史上首次由“丑”(滑稽角色)担当主角[3]:20,主角书生阙素封慷慨富有却奇丑,新婚之夜,新娘对他极具厌恶[4]:238,索性躲进书房,剃发为尼,割断婚姻关系。第二个新娘则以醉酒来严拒行房,后来也躲到书房遁入空门。第三次婚姻以未婚妻自杀而告终。第四个妻子也威胁要自杀,阙素封唯有允许她出家为尼。三个女子在庵堂挂上题为“奈何天”的匾额,把不幸命运归结为天意安排。这时官军与叛军发生战争,阙素封给官军送上大量粮食,使官军反败为胜。阙素封立功受皇帝褒封,当他洗沐一番准备受勋时,忽然由于神恩而变成俊男,三个女子于是还俗,开始为丈夫和家中地位而争风[4]:239。
李渔十种戏中以《风筝误》最脍炙人口,民国初年时尚有上演,其他已不再流行[2]:245。《风筝误》情节错综复杂[5]:54,讲述詹承武大女爱娟丑陋才劣,二女淑娟貌美而多才。邻居韩世勋因取回断线风筝一事,知道淑娟貌美而有才学,再放断线风筝到詹家,但这次风筝为爱娟所获,透过乳母夜间私会韩世勋,韩世勋一见爱娟貌丑,狼狈逃归。不久韩世勋高中,到讨伐外族之詹武承幕下做事,建立大功。另一方面,爱娟承父母之命嫁与韩世勋同窗戚施,戚施得知爱娟曾与男人私会,大怒,要求蓄妾,爱娟欲牵合其夫与淑娟[2]:246,安排二人单独共处,戚施乘机调戏淑娟,但淑娟手执利剑抗拒。韩世勋回到故里,奉恩人戚施父亲之命,与淑娟结婚,但他因上次私会而误会淑娟是丑女,不肯圆房,后见到淑娟相貌才惊觉娘子是美人,遂夫妻二人生活美满。青木正儿批评此剧主意儿戏,低级趣味,曲辞有露骨秽亵之语,有损雅意[2]:247。《蜃中楼》则取材于文学作品,融合了元人尚仲贤《柳毅传书》与李好古《张生煮海》两部杂剧的素材,而《柳毅传书》又以唐传奇《柳毅传》为基础[3]:19,剧情讲述龙女与人类的恋爱,情节以柳毅为主,张羽为副,巧为融合二事,颇见机智[2]:249。
《意中缘》讲述晚明艺术家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因收到大量创作书画的请求而深感烦恼,正在寻找能雇来摹拟其风格的画家。正巧杨云友及林天素两位女画家正分别仿制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画作,藉以维生。历经许多变迁,两位女子终于各自与董其昌与陈继儒结合[3]:19。《玉搔头》取材自明武宗与太原歌伎刘倩倩之间的私情。明武宗将政权托付太监和高官,微服寻访美貌多才的女子,与刘倩倩立下誓言,却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回京途中弄丢了她给自己的定情信物玉搔头,玉搔头给一个外貌很像刘倩倩的姑娘拾获。经过一连串的假装、欺骗、误会、巧合之后,皇帝终于迎娶了刘倩倩与外貌相似的姑娘[3]:20。《比目鱼》讲述一对婚姻不遂,投河自尽的一对情侣,为河神所救,变成一对比目鱼,后来获救上岸,恢复人形,白首偕老[4]:238。《巧团圆》是李渔最后一部戏剧,剧情以主角反复梦见其童年时的房间开始,以其回到此屋并认出那就是梦中情境作结[3]:22,讲述明末国变后家庭团圆的故事,比起小说《生我楼》,剧中曹小姐更敢作敢为,处处表明并畅论,女子欲在乱世中生存自洁,则不能依常轨行事[6]:232-233。李渔也改编过一些著名的戏剧,包括《琵琶记》、《明珠记》、《南西厢记》、《玉簪记》及《幽闺记》等[3]:22。
小说
中短篇小说
1650年代,李渔先后出版白话小说集《无声戏》及《无声戏二集》,前者包含12个故事,后者包含6篇中篇小说;第三部小说集《十二楼》则有12篇故事[3]:24、26。文言小说李渔只写过一篇《秦淮健儿传》,故事以晚明宋懋澄《刘东山》为基础[3]:27。李渔小说措辞优雅准确,故事结构明晰,叙事方式富有创意,观点新颖,超脱世俗,以幽默讽刺与丰富想像力见长,其轻松语调,有时是黑暗背景的反衬[7]:212-213。小说制作精心,思想新奇,令人惊奇与震撼。故事充满对话与独白,并且即使在恐怖的瞬间,都是喜剧场面,叙事诙谐简洁,对话流畅,为了达致滑稽效果,有时滥用引语和老生常谈。小说开场白时常采取小品文的形式,有时也包含个人轶事,就像是随笔[3]:81-82。故事逻辑紧谨,结局不会不了了之。叙事有时集中在主人公身上,使这一人物控制了自始至终的情节发展,更常见的是,故事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展开,如妒忌、卜算之不可信、赌博或吝啬[7]:215。他笔下的艺术家总是拮据,充满才华,代表人性美好的一面;反面人物则是庸俗商人和官吏,而艺术家终将战胜粗俗卑鄙的商人,如《三与楼》中,以贫穷的艺术家胜过无知的富人而告终。李渔融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手法,并不否认艺术家的窘境和悲怆,同时也美化艰难的时世,描绘出理想的图画[7]:216。
李渔以开放的态度处理有关性的话题,如阉割、月经、没有阴道的女人、同性恋等,会用浪漫幽默的譬喻将美少年的屁股大书特书。其小说开创同性恋这一主题的新天地,一面描写他们遭受歧视和侮辱,一面将传统价值观颠倒过来[7]:216-217。《男孟母教合三迁》是男同性恋的故事,讲述许秀才与男童龙瑞郎相爱,龙瑞郎自阉以确保二人的“婚姻”可以恒久圆满,但其自阉惹来官非,有人诬蔑许秀才应对此负责,许秀才被刑杖至死,龙瑞郎立刻冒充作女人,照顾许秀才的儿子,像孟母三迁一样迁居到其他城市以教导孩儿,使他长大后考取功名[3]:100-101。《萃雅楼》写的是严世蕃暴政时三个同性恋者的故事,这三人在京城开古董店,严世藩得知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位年少貌美,想霸占为自己的娈童,却被青年所拒绝。严世藩恨极,假手太监把青年骗来权醉后阉割了,终于霸占到手。青年切齿痛恨,力图报仇,最后向皇帝参奏严世藩的罪行,使严世藩伏法[8]:185。
《无声戏》故事特征之一,是结语冗长。例如在《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最后作者详细忠告“美妻配丑夫例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变”的道理[3]:96-97。《无声戏》中最优秀的浪漫喜剧,是《谭楚玉戏里传情》,讲述主人公谭楚玉加入戏班,迷恋上一位女旦,但限於戏班内男女不能有私情的禁令,他只能在戏台上假戏真做对她宣示爱意。一次他们二人先到达要演出酬神的寺庙,得到交欢的机会,并许下爱的誓言。女旦的母亲却因贪财,答应在第二年把女儿嫁给一名富翁作妾。女旦反对这头亲事无效,翌年临出嫁前再次酬神演戏时,女旦在演出中自杀投江,谭楚玉也同样投河殉情。二人为庙神所救,被渔夫网起,成亲并回到谭楚玉的故乡。谭楚玉刻苦力学,后来高中科举,在戏班回到寺庙再次酬神演出时,女旦与母亲相认,原恕了母亲。谭楚玉夫妇二人在为官一任后,就退隐山林[3]:91-93。《美男子避惑反生疑》则写了一件错判案,那判案的是清官,对自己盲目自信。作者说出了自己的反论,认为清官不受责难,这正是害事的地方,表现了才能高于道德的看法[8]:171。在《女陈平计生七出》中,一个文盲农妇有其聪明才智,在叛军突击村庄,抢走所有女人后,她不但使计保住了贞洁,还设法获取了部分叛军的战利品;她和丈夫后来购置了自己的土地,钱财来源却一直保密[3]:106。
《十二楼》又名《觉世明言》[1]:52,小说是多章回的,最长的达六回,可以处理比较复杂的情节[8]:175。其情节富有创意,主题新颖出奇,语言简练娴熟,其成书表明李渔在情节、人物、主题和叙述方式等小说创作艺术方面都臻成熟[1]:9、52。《十二楼》追求喜剧效果,贯之以吊诡修辞,貌似道貌岸然,同时却机趣横生,施之以嘲讽揶揄[9]:33。各篇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情节的开展犹如起承转合,常常是无事生非,波澜突起,又千转百回,惊喜不已。《生我楼》中尹小楼寻妻与义父失散,《萃雅楼》中权汝修被骗而遭阉割,这些情节都在正文铺陈之后如异峰突起[10]:81。相比《无声戏》,《十二楼》有更多关于士人的故事,稍过正式而稍欠生动[3]:82。《夏宜楼》也许是李渔最成功的一篇小说,故事充满灵感与活力[7]:220,观念新奇,结构精巧,有性感的描写[3]:83,是个私订终生的恋爱故事,男女主角瞿吉人和詹娴娴串通一气,唬弄欺瞒了家长而终成眷属。促成好事的是一只望远镜。瞿吉人买来一西洋望远镜,从中看到詹娴娴的家居生活及所作诗[9]:30、34,遂附上和诗托媒上门求亲。詹公要求求亲者高中,结果瞿吉人与两位同乡都高中同榜,詹公要女儿抽签决定,结果抽中的不是瞿吉人,詹娴娴却谎称亡母曾托梦于她,只嫁姓瞿。瞿吉人从望远镜看到詹公为亡妻所写的疏文,及时将内容报知娴娴,使她能背出疏文,装神弄鬼,詹公遂相信其说,准许二人成亲[9]:36。
《合影楼》既讽刺道学先生也讽刺风流才子,一面袒护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求[10]:78。《拂云楼》是浪漫喜剧,叙事生动活泼[3]:86、90。女主角侍女能红由《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衍生,对待男主角颐使气指,颠覆了男女尊卑秩序,其婢女形象具开创意义[10]:80。她使计精心撮合裴七郎与自己的小姐,并在婚前向裴七郎提出要求,小姐嫁入后自己也要做“二夫人”,不是婢女。新婚洞房之夜,裴七郎先与能红交欢而撇下新娘子,之后能红与裴七郎弄计使小姐同意夫君娶第二房妻子,能红得以名正言顺嫁入裴家[3]:87、89。《归正楼》讲述一个骗子有时会劫富济贫,是个双性变的酒色之徒,玩弄过最好的妓女和娈童;后来他得遇一个被丈夫卖出的妓女,她表示有意出家为尼,骗子替她赎身后,自己也退休不干,决定改做道士[3]:105。《三与楼》和《闻过楼》最富于作者的传记成分,尤其是《三与楼》中的虞素臣,“绝意功名,寄情诗酒”,“只喜欢构造园亭”,简直是李渔的自我写照[10]:85。
长篇小说
《肉蒲团》世传为李渔所作[6]:230,马汉茂[1]:181、莫宜佳[7]:213、司马涛(Thomas Zimmer)[11]:339、李惠仪[6]:235、《清代名人传略》[12]:291、陈建华[10]:80、韩南都相信为李渔所撰,约于1657年问世[3]:27,而柳无忌[4]:238、张春树则认为并非李渔所作[1]:178。《肉蒲团》描写性欲写得新奇、直率、幽默与充满想像,语言朴素,对话丰富,突出因果报应的主题[3]:113、125,情节从淫纵到报应悟道,是明清小说的熟套[6]:236。主人公未央生娶了道学先生铁扇道人的女儿玉香,用春宫图和色情小说调教她,使她懂得享受性爱。未央生对岳父铁扇道人的管教感到恼火,决心外出猎艳,却被神偷赛昆仑直斥其阳具太小,无法诱惑女性[3]:118。未央生得到术士的帮助,将狗的生殖器移植到自己身上,阳具达到能勾引妇女的大小。他先与卖丝绸的艳芳通奸和私奔,不久她怀孕了,未央生改而与三个美丽的表姐妹,以及她们寡居的姑妈通奸,一起杂交。另一方面,艳芳的丈夫权老实为了报复,作为佣人混入未央生的家,诱奸未央生的妻子玉香。玉香怀孕后,与权老实私奔,却被卖进了妓院,成为京城的名妓。未央生不知其事,反而因铁扇道人的瞒骗而以为妻子病死了。他上京寻访名妓,玉香首先看到他[3]:119,畏罪而自尽,未央生由此而明白因果报应:被他戴绿帽的权老实回敬他以绿帽,三个表姐妹的丈夫亦碰巧跟玉香睡了。未央生向和尚孤峰长老请求指点迷津,发过一场与表姐妹及其姑妈交欢的春梦后,自我阉割[3]:120。《肉蒲团》渲染主人公无穷的性能力,描绘其以精湛房中术驾驭性伴侣,夸张描写阳具粗大,抽动次数成千上百,床上姿势变化多端[11]:340。
1679年终,李渔得见毛纶、毛宗岗父子新编的《三国志演义》, 1680年初李渔为《三国志演义》写了长序,将它列为四大奇书之首。李渔欣赏毛宗岗本的评语,但不满意毛氏对罗贯中本的改写[1]:88-89,遂编订《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以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为底本,偶尔参考毛宗岗本修订而成的[13]:147、155。而李渔本中的批语,一部分是来自毛宗岗本的批语,一部分是李渔自己创作的[13]:157。李渔指出《三国志演义》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才子书,想用他的新版本与毛宗岗本竞争,但李渔本终归被埋没,毛本成为《三国志演义》的范本[1]:89-90。
散文
李渔博学多才,除了小说戏曲,还写有专文谈论建筑、家居和家具、饮食、卫生、娱乐、园艺、舞台表演,理财等等[1]:26。文集《闲情偶寄》于1671年出版,全书以八大主题编排: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膳、种植、颐养,风格生动而富有个性[3]:34,立意新颖富有情趣,讨论范围广泛,反映李渔观察入征,重视生活的艺术[1]:67。文章讨论生活情趣,表面上类似晚明的随笔,但笔调比较舒缓、风趣、自嘲[6]:236,精粹在表达诙谐,观点新奇,常常颠覆传统,思想新颖。李渔受到晚明袁宏道思想和小品文运动的影响,相比于表现自我感情,李渔更关心创造与分析能力[3]:42、176,小品文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语言简洁,生动幽默[3]:59、176,结构美妙而手法熟练,辩论迂回曲折而妙语如珠[3]:48。顾彬称赞《闲情偶寄》是小品文艺术的典范,文章语调轻松,李渔写了几篇“中文里最美的个人散文”[14]:79、81。李渔散文有时采用辩论或致词的方式,《回煞辩》是青年李渔与风水先生的一场辩论,《瘗犬文》反驳访客,其断言李渔对家犬之死过度悲伤。《卖山券》包含李渔对其伊山别业买家的预言,《逐猫文》则是对母猫和小猫的讲话[3]:48-49,训示猫必须抓老鼠,文笔幽默。《行乐》一文悲叹“造物”罕有让人活过百岁,即使年过百岁,在忧伤困苦以外,剩余时间已极其短暂[3]:181、66。
李渔散文清晰简洁而又充满文采,关于花草园艺,他列举了71种花草树木,有关短文共64篇,可算是他最精彩最有新意的散文[1]:222。《金钱》一文有多个隐喻,将一年中连续盛开的鲜花比作“天工一部全稿”[3]:75。李渔谈论美味可口的鳖肉,述说死里逃生的三次经历,谈述将鲜花放到床帐里的主意,畅谈其喜欢吃的螃蟹,有滋有味地记录在异地遇到的奇异食物与水果[3]:38-40,描述写作与想像的乐趣:“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在“声容”章节,他论述如何选择、训练和对待妾侍;与妻子不一样,妾侍是丈夫自己所选择的[3]:42、187。李渔细致地写下庭园建筑的理论和经验[1]:72,关注自然与人工如何凑合。《闲情偶寄》描写娱己娱人的湖舫“便面”,窗户取形扇子,于是舟外湖光山色、往来游人摄入舟中,变成天然国画;舟中人物见于窗外,也备往来游人玩赏,李渔名之为“取景在借”[6]:236。李渔散文的论据,往往诉诸个人经验。《沐浴》一文先指出,一些道教养生家反对沐浴,认为有损元气,然后提出反对论据:根据类推,雨露对植物有益,沐浴对人不会有害;其次,李渔自己已经测试其效果[3]:179。
文学批评
李渔的文学思想可分为四项原则。首先,他相信文学不应墨守成规、摹仿抄袭,重视创作和破旧立新。其次,他相信每一时期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流行风格和独特品质,例如汉史、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正统文学[1]:133、136。第三,小说戏曲的语言应显浅易懂,通俗流畅,须引起共鸣,使读者能产生同情之心[1]:137-138;戏曲应回到元曲的显浅传统,明代戏曲的书本气是不可取的。第四,李渔着重现实主义,作家应写其耳闻睹之事,取材于日常生活经历[1]:139-140。李渔被誉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戏剧批评家”[4]:238,《闲情偶寄》中有“词曲”和“演习”二部,详论戏曲的写法直至实际表演之事,这样的著作在清代只有这一部。其戏曲之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内行之论[15]:224。李渔批评当时的新戏剧本制作马虎,随便掇拾拼凑,仅人物角色名字是新的[5]:57,内容缺乏创意,无甚娱乐价值。他主张戏剧要使观众感到新奇,“想不到,猜不着”,反对常人所谓在文学和艺术中旧主题已被用尽的说法[3]:53、57。
李渔认为作家犹如裁缝和建筑工匠,下笔前先要详尽构思,剧作家应设身处地将自己放在角色的位置,才能妙笔生花[3]:61、64。戏剧结构方面,他提出创作戏剧的三个原则: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立主脑是指戏刻应以主角或主题为中心,贯穿始终[7]:215,使枝节皆从属于它,例如《西厢记》中“白马解围”、《琵琶记》中“重婚牛府”,皆为主脑[15]:224。减头绪是指其他次要主题应服务于“主脑”的需要。密针线是指各细节场景应紧密地环环相扣[7]:215,事件前后应严密联系和照应,李渔批评《琵琶记》的“剪发”情节,即贞女赵五娘为筹措埋葬舅姑费用而剪发的一场戏,张太公仗义疏财而坐视不理,并不合理[15]:224-225。李渔又提出“审虚实”,论述素材中事实与虚构的处理方法,主张“虚则虚到底”,而“实则实到底”,不可捏造人物或事件[15]:225-226。
李渔主张戏剧语言要浅近易懂[3]:59,避免用典,少用方言,主张显浅,但并不意味容许粗俗,否则不成其为“文人之笔”[8]:167。戏曲须“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当忌“书本气”,应以元人杂剧作为范本。戏曲曲词应“重机趣”[15]:226,文脉必须一贯,力戒刻板和迂阔陈腐。他指出历来戏曲轻视宾白之误,强调对白的重要性[15]:227-228,尤其是新戏,观众不熟悉剧情,以宾白交代情节更为重要。他又指出宾白应慎防前后矛盾,如《玉簪记》的陈妙常是道姑而非尼姑,对白却有“姑娘在禅堂打坐”的疏漏。李渔认为插科打诨也很重要,可使人聚精会神看戏[15]:229,使观众保持清醒[3]:49-50。科诨应随机应变地脱口而出,不宜太着迹[15]:230。李渔自己写作优雅的昆曲,讨厌当时流行的弋阳、四平等腔[3]:68。他抨击李日华改《西厢记》为南曲《南西厢记》,认为其破坏音律[15]:227。李渔虽常谈元曲,却似乎没有认真看过《元曲选》之类,混同了“正名”和“楔子”两事[15]:230-231。
思想
李渔对女性有较开放的观点,承认才女的平等地位,相信教育应当普及。他怀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认为女子应当“习技”,学习读书习字、文学、书法绘画、音乐歌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用艺术[1]:62、59。不过,李渔仍主张一夫多妻制,认为男人可以有一个正室和多个妾侍,女人间不应心存妒忌。女人在智力上专业上可以和男人不相上下,但夫妻关系则是不平等的,女人得忍受和忠于丈夫[1]:60-61。李渔的生活哲学是不要存有太高期待,应居安思危,不指望上天眷顾。一个人若想到其他还要糟的境况,他自己的痛苦就可减少。“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这样想就能心态平衡[1]:221、223。如要过健康愉快的生活,必须承认人性的需要,不应受到自待或道德观念的束缚,也不应盲目使用药物[1]:224。生活上李渔是享乐主义者,写文章详述世俗的快乐和美食[3]:69、71。对李渔影响最大的,是晚明李贽开创,为袁宏道继承的美学原则。《闲情偶寄》强调简朴节俭的生活,朴素指品味上的雅淡,李渔认为文人在壁间挂满书画是庸俗的;在建筑和家具方面,他崇尚节俭而忌讳奢靡,选择朴素而捐弃浮华[1]:40、79。
李渔宣称自己是儒家,反对佛教、道教与儒家并列。李渔拒绝道士养生家的药石和导引,亦不接受沉思冥想法,原因是他自认太懒散,不愿服从道士的清规戒律[3]:57、67。他对民间迷信持批判态度,显示其理性思维。他批评在做媒时靠八字推算,也质疑家乡当地“回煞”的习俗,即人死了,活人要从住宅搬出,让死者鬼魂回来一趟后再永久离开。他也批评百姓设祭敬神的习俗[1]:217-218,认为设宴、演戏等庆祝活动过于浪费。超自然或神灵的力量是心理作用,实际上是人创造出来的[1]:219-220。李渔思想开放,怀有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带着悬念去衡量人类的知识、直觉与宗教[1]:225。李渔赏识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发明,其《夏宜楼》中说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他相信现代产品优于古代,现代道德也并不比古代的差[3]:53、55。公堂审讯方面,李渔希望县官严格限制用刑范围,刑讯应视为非常的终极手段,而不是寻常的搜证方法;最好的情况是,公堂上展示刑具时,犯人已吓得乖乖供认,而不必劳烦真正用刑[16]:279-280。
史学
1664年,李渔完成《论古》一书,含有133则历史故事,按年代顺序,截至元朝初期,故事大多选自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随后是李渔的道德上的阐释[3]:31。书中李渔赞赏文天祥是忠臣义士的典范,也欣赏忽必烈豁达大度善待文天祥的态度[1]:252。他敬重文天祥之死,但认为这等同自杀,因为忽必烈实际上已赦免了他。李渔怀疑古文献的记载,认为当中许多人物都是虚构的[3]:33、55。李渔又编纂了一部通史《古今史略》,从盘古讲起,终至明亡清兵入京,结构严谨,夹入生动轶事与故事,评注均在文中,但用小字双行。其文体遵循当时流行的“纲鉴”体裁,书中很多章节就是对《史论》作事实说明[1]:66。韩南则认为《古今史略》是假冒之作[3]:31。
建筑
李渔在兰溪倡导水利,为村民亲自设计督工兴建水利设施,为农田灌溉而筑坝挖渠,世人把堰坝称为“李渔坝”以示纪念[17]。园林方面,李渔自称“遍览名园”[18]:20。他建造的庭园至少有四座。一是他在故乡兰溪建造的“伊园”,有一座精美的别墅。二是他定居金陵时所造的“芥子园”,园址在南京韩家潭,占地不满三亩,屋宇与山石各占三份一,以小胜大,含蓄有余。三是为贾汉复在北京弓弦胡同设计的庭园“半亩园”,该园的房舍庭树、山石水池安排得紧凑而不觉局促,占地不多,丰满舒畅,清秀恬静。四是在杭州西湖畔云居山所建的“层园”,地处西湖边上,借景于西湖山水,依山势高低而设计营造,错落有致,层层入胜[19]:168-169。李渔指出,建造园林和建筑庭院住宅,都必须因地制宜,妙在高下错落,虚实相映,曲折有致[19]:175。有关叠石造山,李渔批评当时园林的假山“补缀穿凿”,因用石过多,奇矫而不自然,望之不似真山。他提倡以土带石及土石相间的方法,增加使用泥土[18]:20。
评价与地位
清代
李渔生前就妇孺皆晓,大受欢迎。在17世纪下半叶,李渔的小说、戏曲和杂文笔记受广泛阅读或搬上舞台,十分流行[1]:导言3-4。他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也受到钱谦益、贾汉复、吴伟业、尤侗、宋琬、施闰章等名士的赏识。钱谦益把李渔的小说戏曲的地位,与《水浒传》、《金瓶梅》及汤显祖的传奇相提并论[1]:5,赞扬李渔革新戏曲[3]:23。清初高弈认为李渔戏曲具有创意,刘中柱把李渔列为清初伟大的戏曲家,李调元称赞其戏曲的出色韵律和音乐感,梁廷枏推崇其戏曲语言流畅娴熟,杨恩寿赞扬李渔的戏曲创作和剧评[1]:22。李渔朋友把他比作擅长讽谏的东方朔和打破旧习的李贽[3]:43。李渔做事标新立异,与儒家正统观念大相径庭,在当时的道学家眼中是个放荡才子、淫秽作家、戏子,对他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清初董含说李渔有伤风化[1]:2-4;世传李渔写出色情小说《肉蒲团》,反映他本人道德低下而放纵[1]:24。
李渔很快被人遗忘,在随后的清代文学界没有得到尊重[1]:导言3。清代中期,随着儒家正统思想进一步强化,对李渔戏曲的褒奖有所保留,其小说则被斥为公开散毒,以致被禁止[1]:6。乾隆时(1736—1796),李渔《一家言》和《闲情偶寄》受命被全部销毁,《十种曲》和《古今史略》列为禁书;《十二楼》则在同治年间(1862—1874)被列为禁书[1]:257、247。李渔及其作品都渐渐被人遗忘,直至20世纪在新文学运动中被人重新发现[7]:213。
现代中国
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李渔褒中带贬,或谓他敏捷调侃而流于轻薄,或责其白描色欲而不免淫亵,或惋惜他对时势动荡关注太少[6]:230。新文学运动后,李渔被重新发现,逐渐得到承认,被视为杰出文学家[1]:15-16。其戏曲批评和戏曲作品在1920年代末期都得到肯定,其白话小说也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赏,但亦有部分学者指责李渔的小说“有毒”。现代学者承认李渔戏曲文言造诣精湛,口语运用娴熟,舞台艺术真实生动[1]:1、22,对他在戏曲及戏剧评论的贡献大致予以肯定;对李渔小说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朱东润强调李渔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评论家,因为他有作为舞台编导和戏班制作人的亲身经验,这是其他如金圣叹等剧评家所不具备的[1]:16-17。周贻白提出李渔是清代最卓越的剧作家,这观点大致受后来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小说创作方面,郑振铎、范烟桥、孙楷第都对李渔加以肯定,但许多学者仍对李渔存有传统偏见,并不提及李渔小说的成就[1]:18-19,偶尔提到李渔的小说,也是被批判为“反革命”和“淫书”。1980年代,李渔在小说创作的贡献一度受到重视,而批评则仍集中在道德方面[1]:21。
国外
李渔的小说戏曲在日本和欧洲获得重视,受高度赞赏[1]:7。李渔戏曲流入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谈到中国戏曲,无不提到李渔[2]:245,其戏曲家的大名为人熟知[15]:223。在元禄时期(1688—1704),李渔的小说戏曲在日本都销路甚佳。李渔被日本学者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占有特殊地位[1]:9-10。学者笹川种郎赞赏李渔的戏剧和小说《十二楼》的情节、主题,以及其通俗流畅、明晰生动的语言,认为李渔是清代最有成就的四大名士之士,与曹雪芹、金圣叹、孔尚任并列齐名。盐谷温赞扬李渔的戏曲艺术,将《十二楼》列为清朝最受欢迎的七部小说之一[1]:7-8。李渔的文学也受欧洲学者重视和青睐,在19世纪,《十二楼》许多篇小说都译为欧洲语言[1]:13-14。莫宜佳认为“李渔是与蒲松龄并驾齐驱的重要清代小说家”[7]:212;张春树赞赏李渔是17世纪最出色的白话文作家之一,也是清代最有创造力的白话小说家[1]:126、2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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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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