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
西藏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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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 · “西藏”名称 |
历史年表(吐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史。
1949年至1959年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不受中华民国政府直接管辖或支配,或认为西藏事实上达成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自己视为中华民国(中国)的继承者,具有管辖一切中国领土的正统性。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日即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11月2日,噶厦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格巴、孜江堪穷土登杰布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北京当局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国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北京当局负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以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核心的噶厦政权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3月、4月间,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中华民国政府固守西康省以图反攻的图谋落空。解放军也由此进一步逼近西藏地区。10月7日,由军官王其梅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县(名义上属西康省)进攻,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昌都战役以解放军完胜结束。[1]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
1950年8月15日,墨脱县发生里氏8.5级地震。地震引发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墨脱大地面目全非。这次大地震中,在中国造成了约4000人死亡,而在印度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526人。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达赖喇嘛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2]。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4],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来源请求]班禅喇嘛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三千余解放军进驻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统治权。
1954年,达赖喇嘛、十世班禅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来源请求]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喇嘛、十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民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9年至1966年
1955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掠夺寺院和既得利益者的财产。台湾人权促进会认为,这些举动遭到当地藏人的强烈抵制[5],更造成了阶级对立,并由此在这些地区引发激烈冲突,至1959年武装冲突扩展到拉萨。1959年,北京当局官员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北京当局的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1959年3月10日,拥护达赖喇嘛的藏族群众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1959年3月17日,解放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8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6][7][8]。西方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对西藏的武装入侵。
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噶厦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改革,废除中共声称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
1959年4月29日,噶厦官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国际上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中国政府。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9]。中央政府认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央政府要废除在西藏实行的农奴制,这触犯到了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10],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共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独分子,在美国科罗拉多山谷秘密训练藏独武装分子,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来源请求]
1961年9月,十世班禅曾到西藏各地及四川、青海、云南诸省藏区访问考查并发现人民公社的问题及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问题后,质问中共四川干部“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
1962年5月初,十世班禅《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七万言书》)为题递交给国务院。在该文中,十世班禅提出“七个认识”,认为中共“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极其严重[11] [12]。
1962年10月爆发中印边境战争,通过战争中共巩固对西藏的统治。
1964年,十世班禅出人意料地在拉萨对有一万多藏人参加的讲话中提出西藏有权独立并号召西藏独立,支持并赞扬了达赖喇嘛。[13]
文革时期
文革期间,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后被藏人找回。[13]
1976年至1989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拉萨“反帝公社”的居民住房后,表示要加大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的力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拨款修复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重要寺庙,修建了拉萨机场、川藏公路(含南、北两线)、青藏公路以及滇藏公路四条入藏公路和青藏铁路。
1980年3月,胡耀邦总书记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14]:
-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胡耀邦当时扬言要“在二、三年内扭转西藏的贫困局面”[15]。但相关计划只有一部分施行,且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16]。1984年,中共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承认1980年以来治藏改革政策仍旧失败:“这几年,全区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改善不大”、“同党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并指出未获成效的原因:“主要还存有左的思想,经济上管得过严,卡得过死,没有发挥积极性把经济搞活……总之,有些同志在执行党的统战、民族、宗教政策上仍然存有左的思想”[17]。
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陈维仁认为:“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六条,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对西藏工作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所起的动员和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都非常强烈”[18]。而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指出,胡耀邦的报告引起极大的波动,这是解放军入藏29年以来,西藏干部和老百姓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19]。
胡耀邦于1987年辞职。
1989年至今
1989年1月20日,十世班禅在日喀则发表讲话对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治理西藏使西藏30年来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发展带来的好处,并针对当时对待藏人示威的严厉处置表示有些官员反复犯错[20][13]。
1989年3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之为拉萨严重骚乱事件),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人士发起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最终演变成警民流血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3月7日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装警察和解放军部队执行戒严。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向中共中央申请了戒严[21]。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西藏圆寂。1995年5月1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班禅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强巴赤列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单方面宣布更登确吉尼玛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北京政府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灵童候选资格,随即宣布恰扎仁波切“叛国”,于次年(1996年)将其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5月17日,只有六岁的更登确吉尼玛与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传与父母在中国北京遭软禁。1995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经过金瓶掣签,最终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1983年,政府支持开办了西藏佛学院,此外各大教派的主要寺庙相继开办佛学班。1985年,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创办刊物《西藏佛教》。1980年至2000年,政府向西藏自治区拨出7亿多元人民币的专款,用于修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古建筑。自1995年到201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坐床活佛达46名。《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宗教工具书以及《格鲁派典籍》等数部藏学丛书出版发行。截至2011年,西藏有包括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苯教、天主教等在内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各宗教教职人员共4.6万多人,中国国内的藏学研究机构共50多家,有关藏学的刊物30多种。[22]
20世纪末、21世纪初,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其政治主张被称为中间道路、真正自治。如达赖喇嘛2005年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23]。
2006年9月30日,中国边防武警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西藏逃亡者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8年3月西藏发生了骚乱[24],此中涉及的地区主要是拉萨市,另外部分前藏地区、甘肃省夏河县、四川省阿坝县、及尼泊尔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也有相关的骚动。起因是3月10日起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念1959年的西藏武装抗暴而在3月初开始在拉萨示威游行[25],继而在3月14日引发骚乱。在拉萨的骚乱中,大量店铺、学校和车辆遭到支持达赖的暴乱者的破坏和焚毁。英国《卫报》引述外国目击者报道说,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主要针对汉族、回族等非藏族人[26][27]。3月15日,拉萨市内大致回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3月17日,记者被送离拉萨,至3月25日才再由官方安排进行采访。
3.14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了在藏的外国新闻记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媒体新闻采访加以严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攻击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雇员。西藏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2008年西藏骚乱后,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商谈。2008年11月,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与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但新华社随后发文驳斥该备忘录,认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独立”的主张。2010年一月,中国统战部官员指出达赖关于‘大藏区’的提法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要求达赖对于承认是‘印度之子’作出解释。
2008年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方不承认该邦存在)的达旺属于印度领土,再次证实1913年1914年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有效性,承认麦克马洪线。[28][29]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公历3月28日,以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认为中国入侵西藏的人士则以每年3月10日为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30][31]
2012年,藏区再度发生骚乱事件。
2019年12月25日,西藏自治区全部县(区)实现脱贫[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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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刘汉城. 《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 雪域出版社. 2019年10月17日 [2022年8月7日]. ISBN 978986961939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8月6日).
-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ISBN 7-223-00312-X
-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ISBN 7-80057-181-5
- 《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ISBN 7-80057-325-7
-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 《藏族史料集》,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唯色, 泽仁多吉著,大块文化出版,2006,ISBN 9867291840
- 《1959 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李江琳著,联经出版事业,2010,ISBN 9570836385
-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李江琳著,联经出版事业,2012,ISBN 95708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