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 雷海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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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02年6月18日 大清河北省永清縣 |
| 逝世 | 1962年12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 |
| 職業 | 歷史學、世界史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42年-1949年）九三學社（1956年-1962年） |
| 配偶 | 張景茀（1930年） |
| 兒女 | 雷崇立 |
學歷 | |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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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義，字伯倫，河北永清縣人，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提倡兼顧考證和綜合，是「戰國策派」、「清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梁啓超、蔣廷黻、鄭天挺並稱「南開史學四大家」。
生平
1902年，雷海宗生於河北永清縣，父親雷鳴夏是當地中華聖公會的牧師。1910年，到教會興辦的蒙學堂讀書。1917年8月，入讀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5月，參加五四運動，9月，受教會資助轉至清華學堂高等科，插班二年級學習。1922年6月，畢業後考取公費，9月，入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修歷史，輔修哲學。1924年9月，攻讀博士學位，導師為詹姆斯·湯普遜。在學期間和劉紹禹、何運暄、聞亦傳、張景鉞等人交遊，參加芝大清華同學會，主張推行民主政治，反對外國干涉，並常常做文章評論時事。1927年6月，完成《杜爾閣的政治思想》，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1]
8月，回國後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1929年8月，任系主任，並在金陵女子大學兼課。1931年2月，被聘為金陵女大歷史系教授，7月，兼任女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8月，轉至國立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任教授。[1]
1932年7月，辭去武大教職，9月，到清華大學任教，和蔣廷黻共事。1937年8月，抗戰爆發後告別妻女隨校南遷長沙。11月，長沙臨大開學，文學院設在衡山聖經學校，雷海宗接替劉崇鋐任臨大歷史社會學系主席。12月，南京淪陷後臨大決定遷往昆明，雷海宗隨文學院遷回長沙，後與金岳霖、葉公超、吳有訓赴廣州、香港採購辦學物質。5月，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同年，與林同濟參與由錢端升主持的《今日評論》的編輯工作，與陳雪屏輪流主編《當代評論》雜誌。1940年4月，和林同濟、陳銓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8月，任聯大歷史系主任。1942年春，應林同濟邀請到雲南大學講演。12月經姚從吾、王信忠介紹加入國民黨。1943年2月，任聯大文學院代理院長，他婉拒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訪美邀請，留在國內參加抗戰，為戰地服務團和翻譯人員培訓。1946年2月，在《反蘇宣言》上簽字，並參加在重慶舉行的「反蘇大遊行」。3月，蔣介石訪問昆明，到聯大國民黨部，雷海宗直言通貨膨脹問題嚴重，建議增加學生公費。7月，聞一多死後，雷海宗任治喪委員會委員；清華復員北上，雷海宗先到重慶再到南京、上海、天津，8月，清華在北平復校，任歷史系主任。1947年春，為胡適主編的《獨立時論》撰稿。1948年1月，受國民黨北平黨部主任吳鑄人之託，創辦《週論》，不過僅出到11月就停刊了。12月，拒絕了陳雪屏的邀請，選擇留在北平。1949年9月，辭去歷史系主任。[1]
1950年春，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北京市郊的土改運動。3月，成為管制對象。1951年3月，赴西北參觀土地改革，4月，回京後解除管制，並寫了一系列批判教會的文章。1952年3月，進行思想檢討。9月，院系調整後，清華歷史系被取消，和北大的鄭天挺一起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分別辦古代史和世界史教研室。1953年，任《歷史教學》編委。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57年4月，參加《人民日報》和天津市委的百家爭鳴的座談會，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停滯，需要用新材料、新解釋進行補足。7月，在天津反右大會上被補劃為右派，遭到點名，被停職。雷海宗長期患有腎病，在這個時候出現血尿。1958年3月，中共南開大學黨委決定，撤銷雷海宗一切職務。1961年末，摘帽。[1]
1962年3月，不顧病體，重登講台。12月16日，病發送醫。25日，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於天津總醫院去世。[1]
思想
雷海宗最有名的是他對「中國的兵」的研究，他未將着力點放在兵制的考察，而是分析兵的精神，從兵的成分、紀律、風氣、心裏來考察，指出中國古代的軍隊構成由貴族、良民到貧民、流民、囚犯和外族，最終陷入兵匪不分，軍民相互仇視的局面。他認為「無兵的文化」使社會無法應付戰爭危機，「漢代的問題是中國的永久問題，東漢以下兵的問題總未解決」，這也是中國長期長期積弱的主要原因。不過張其昀以兩千年來中國兵役和兵制的常態作為反駁，而梁漱溟認為雷海宗對文化的批判切中癥結有其見地。[1]
他批評只重考據的訓詁學，認為歷史的了解不僅僅是事實的了解，更是時代精神的了解，如果沒有對思想、知識、信仰的了解就沒有對歷史的了解。[1]
他以民族前途為根本的問題意識，以世界文明的視點，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將中國和全球結合，既打破傳統史學的想像又試圖衝破西方中心論的敘事。這說明他對政治的關切，主辦《戰國策》更說明了他積極「入世」的態度。他提出「歷史週期論」，以「戰國時代重演」的觀點號召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創辦《週論》時也體現了這一理想的延續，主張自由和個性，以憲法和對市場的適當干預為社會基礎，漸進的改良。[1]
在反右鬥爭中對雷海宗的批判大多來自他在座談會的演講，認為他用「生產工具發展史」否定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以否認奴隸制推翻五種社會經濟形態，還被挖出反共反蘇的歷史問題。[2]
著作
- 1940，《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
- 1946，和林同濟合著，《文化形態史》，大東書局
- 2001，《西洋文化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2，《國史綱要》，武漢出版社
腳註
參考文獻
- 江沛. 雷海宗文集.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9-09. ISBN 978-7-310-05846-4.
- 孫定國. 雷海宗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05.
外部連結
- 謝泳：《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喬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學術研究. 2014年4月3日, (1): 93–104 [2021年10月7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年5月17日）.
- 王昊:《雷海宗之死》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胡尚元 ：史學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國學網站雷海宗專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