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 雷海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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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02年6月18日 大清河北省永清县 |
| 逝世 | 1962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 |
| 职业 | 历史学、世界史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42年-1949年）九三学社（1956年-1962年） |
| 配偶 | 张景茀（1930年） |
| 儿女 | 雷崇立 |
学历 | |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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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义，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生平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永清县，父亲雷鸣夏是当地中华圣公会的牧师。1910年，到教会兴办的蒙学堂读书。1917年8月，入读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5月，参加五四运动，9月，受教会资助转至清华学堂高等科，插班二年级学习。1922年6月，毕业后考取公费，9月，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修历史，辅修哲学。1924年9月，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詹姆斯·汤普逊。在学期间和刘绍禹、何运暄、闻亦传、张景钺等人交游，参加芝大清华同学会，主张推行民主政治，反对外国干涉，并常常做文章评论时事。1927年6月，完成《杜尔阁的政治思想》，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
8月，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1929年8月，任系主任，并在金陵女子大学兼课。1931年2月，被聘为金陵女大历史系教授，7月，兼任女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8月，转至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任教授。[1]
1932年7月，辞去武大教职，9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和蒋廷黻共事。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告别妻女随校南迁长沙。11月，长沙临大开学，文学院设在衡山圣经学校，雷海宗接替刘崇𬭎任临大历史社会学系主席。12月，南京沦陷后临大决定迁往昆明，雷海宗随文学院迁回长沙，后与金岳霖、叶公超、吴有训赴广州、香港采购办学物质。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同年，与林同济参与由钱端升主持的《今日评论》的编辑工作，与陈雪屏轮流主编《当代评论》杂志。1940年4月，和林同济、陈铨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8月，任联大历史系主任。1942年春，应林同济邀请到云南大学讲演。12月经姚从吾、王信忠介绍加入国民党。1943年2月，任联大文学院代理院长，他婉拒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访美邀请，留在国内参加抗战，为战地服务团和翻译人员培训。1946年2月，在《反苏宣言》上签字，并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反苏大游行”。3月，蒋介石访问昆明，到联大国民党部，雷海宗直言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建议增加学生公费。7月，闻一多死后，雷海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清华复员北上，雷海宗先到重庆再到南京、上海、天津，8月，清华在北平复校，任历史系主任。1947年春，为胡适主编的《独立时论》撰稿。1948年1月，受国民党北平党部主任吴铸人之托，创办《周论》，不过仅出到11月就停刊了。12月，拒绝了陈雪屏的邀请，选择留在北平。1949年9月，辞去历史系主任。[1]
1950年春，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北京市郊的土改运动。3月，成为管制对象。1951年3月，赴西北参观土地改革，4月，回京后解除管制，并写了一系列批判教会的文章。1952年3月，进行思想检讨。9月，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被取消，和北大的郑天挺一起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分别办古代史和世界史教研室。1953年，任《历史教学》编委。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4月，参加《人民日报》和天津市委的百家争鸣的座谈会，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停滞，需要用新材料、新解释进行补足。7月，在天津反右大会上被补划为右派，遭到点名，被停职。雷海宗长期患有肾病，在这个时候出现血尿。1958年3月，中共南开大学党委决定，撤销雷海宗一切职务。1961年末，摘帽。[1]
1962年3月，不顾病体，重登讲台。12月16日，病发送医。25日，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于天津总医院去世。[1]
思想
雷海宗最有名的是他对“中国的兵”的研究，他未将著力点放在兵制的考察，而是分析兵的精神，从兵的成分、纪律、风气、心里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的军队构成由贵族、良民到贫民、流民、囚犯和外族，最终陷入兵匪不分，军民相互仇视的局面。他认为“无兵的文化”使社会无法应付战争危机，“汉代的问题是中国的永久问题，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也是中国长期长期积弱的主要原因。不过张其昀以两千年来中国兵役和兵制的常态作为反驳，而梁漱溟认为雷海宗对文化的批判切中症结有其见地。[1]
他批评只重考据的训诂学，认为历史的了解不仅仅是事实的了解，更是时代精神的了解，如果没有对思想、知识、信仰的了解就没有对历史的了解。[1]
他以民族前途为根本的问题意识，以世界文明的视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将中国和全球结合，既打破传统史学的想像又试图冲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这说明他对政治的关切，主办《战国策》更说明了他积极“入世”的态度。他提出“历史周期论”，以“战国时代重演”的观点号召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创办《周论》时也体现了这一理想的延续，主张自由和个性，以宪法和对市场的适当干预为社会基础，渐进的改良。[1]
在反右斗争中对雷海宗的批判大多来自他在座谈会的演讲，认为他用“生产工具发展史”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以否认奴隶制推翻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还被挖出反共反苏的历史问题。[2]
著作
- 1940，《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
- 1946，和林同济合著，《文化形态史》，大东书局
- 2001，《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2，《国史纲要》，武汉出版社
脚注
参考文献
- 江沛. 雷海宗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09. ISBN 978-7-310-05846-4.
- 孙定国. 雷海宗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05.
外部链接
- 谢泳：《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学术研究. 2014年4月3日, (1): 93–104 [2021年10月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5月17日）.
- 王昊:《雷海宗之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胡尚元 ：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国学网站雷海宗专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