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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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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右翼反犹主义阴谋论，该阴谋论误传称，法兰克福学派应为当代进步主义运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负责；宣称存在一场持续的、正在颠覆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战斗方式是破坏古典保守主义的基督教价值观，并以196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取而代之，最终动摇西方文化的根基[1][2][3][4]。

这一阴谋论与纳粹的政治宣传用语“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一般认为该阴谋论仅能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5][6]（摘要），在21世纪10年代进入主流舆论圈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6]。现如今，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得到了右翼政治家、原教旨主义宗教领袖、主流出版界及电视界政治评论家及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的推广[7][8]，并被称作“另类右翼世界观的根基”[9]。学术界对该阴谋论做出分析并认为该阴谋论没有事实基础，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学术倾向可以为其作证。[6][10]

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

主条目：法兰克福学派
德国学生在1968年的抗议活动中占据一间教室的情景，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影响。黑板上的标语为“学习是鸦片”及“只有法西斯今天才学习”

在阴谋论的用法之外，“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偶尔也被学者用来指代有关精英群体如何利用文化生产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学术研究领域[11][12][13][14]。但一般没有人会自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14]，有时这个词也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发明的“批判理论”一词的同义词[11][12]。“批判理论”一词最初就是用作马克思主义的委婉词[15][16]。更一般地说，俄罗斯以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点从经济学转到文化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17]。

1922－1923年间，包括费利克斯·威尔（英语：Felix Weil）、卡尔·科尔施和卢卡奇·格奥尔格在内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研究中心（英语：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18]。他们主要研究的主题是为何1918年的11月革命会以失败告终，在经济方面他们使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使用了其他的思路，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18]。1929年前后，麦克斯·霍克海默正式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除了社会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外，外界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19][20][21][22]。之后几年里，霍克海默意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并于1935年将研究所迁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8]。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着力于研究极权主义，以免像纳粹这样的极权国家卷土重来[18][23]。麦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英语：Eros and Civilization）》中皆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了文化工业。他们担忧大众媒体会向民众灌输虚假意识，阿多诺就这一点提出了威权人格一词，用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依然容易卷入法西斯运动中[18]。

二战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转移到了以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为首的第二代学者身上[18]。马尔库塞则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与新左翼有关的争议性人物[18]。马尔库塞有关压抑性容忍（英语：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的论述，以及他对安吉拉·戴维斯和鲁迪·杜契克等学生的指导使得他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德国六八学运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而与马尔库塞相反，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人士尽量避免参与新左翼的活动，例如哈贝马斯就建议学者们采用“冬眠政策”[18][24]。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左翼的衰落，法兰克福学派曾采用的批判性教学逐渐主导了美国高等教育界[25]，这套理论也招致了20年后有关政治正确的一系列争论[26]。

阴谋论

欧陆反动主义者在1960年代保守派对抗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战争失败后从主流保守主义分裂而出，形成了批判当代社会并尝试扭转文化价值的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新右派。在21世纪初的美国，也出现了对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类似不满情绪：另类右派不满于他们无法通过暴力改变自由主义霸权，并吸收了欧洲新右派的思想，开始关注如何以非暴力方式影响美国社会，使自由主义现状失去合法性，他们批评与西方文化衰落或是受流行文化影响的事务，并声称这是资本主义和他们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勾结的结果[27]。

阴谋论者声称一小批马克思主义精英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正在颠覆西方社会。尽管他们引述的一部分理论确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但是他们仍被认为严重夸大其词[28][29][30][31][14]。

米歇尔·明尼希诺与拉罗奇运动

米歇尔·明尼希诺1992年出版的《新黑暗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和“政治正确”》[32]一书标志着当代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的兴起[31][33][34]。明尼希诺认为，由于放弃了犹太教-基督教（英语：Judeo-Christian）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已进入“新黑暗时代”。他在书中宣称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已经被“丑陋暴政”的现代艺术所取代，并将此归咎于一个所谓在美国灌输文化悲观主义（英语：cultural pessimism）的阴谋，由卢卡奇·格奥尔格、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体精英人物分三阶段进行[31]。

1976年时的拉罗奇
1976年时的林登·拉罗奇

明尼希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两条毁灭西方文化的途径。其一，是狄奥多·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理论，通过艺术和文化传播马克思的异化论，并用社会主义取代基督教：具体而言，是通过舆论调查及宣传洗脑控制大众；其二，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颠覆父权的女权、性解放、多形变态（英语：polymorphous perversity）运动[31]。明尼希诺还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应该为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及“迷幻药物革命”负责，因为他们通过分发迷幻药物以提倡性变态和淫乱[31]。

明尼希诺的理论大多来自于他早年参与的拉罗奇运动（英语：LaRouche movement）[34][33]。该运动得名自林登·拉罗奇，他自1974年开始不断地发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阴谋论，并指称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安吉拉·戴维斯效力于反情报计划[33]。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的部分元素来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间该运动的杂志《执行策略评论（英语：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33]。

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发生后，明尼希诺公开否定了他自己的诸多论述[34][33]，写道：“我仍然愿意认为我的一些研究是有效且有用的。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运动——尤其是运动得到的结论——由于自我审查和希望以某种方式支持拉罗奇先生的疯狂世界观而无可救药地变形了”[34]。

保罗·韦里奇和威廉·林德

1998年，保罗·韦里奇（英语：Paul Weyrich）在西维塔斯研究所（英语：Civitas Institute）举办的保守派领导会议上直接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正确等同[35][36][37]。保罗·韦里奇在会上表示：“我们已经输掉了文化战争”，“我们要遵循的合适策略是，研究如何将我们自己与那些被‘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及我们传统文化的其他敌人所俘获的机构分开”[35][37][38]。

韦里奇指示威廉·林德（英语：William S. Lind）为自由国会研究与教育基金会（英语：Free Congre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撰写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在文中将文化马克思主义定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也称作‘多元文化主义’，或者更不正式的称为政治正确”[39]。在林德的演讲“政治正确的起源”中，林德表示：“如果我们用分析的眼光看待它，如果我们历史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政治正确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术语转化为文化术语。这种东西并不起源于1960年代的嬉皮士或者和平运动，而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将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40]。

林德分析称，卢卡奇和葛兰西致力于颠覆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阻碍。根据林德的说法，麦克斯·霍克海默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使用四种策略消灭社会抑制（并摧毁西方文化）：首先，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破坏传统家庭和政府机构的权威，将社会分割为弱势群体和压迫者两个对立群体；其次，阿多诺提出的威权人格和法西斯量表（英语：F-scale (personality test)）被用来指责普通右翼美国人的观点与法西斯主义类似；再次，多形变态这一概念本身通过提倡自由恋爱主义和同性恋来破坏西方文化[31]，林德还补充说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性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将是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先锋队[41]；最后，马尔库塞提出的压抑性容忍（英语：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被林德解读为让右派失语只允许左派发声[31]。林德还表示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第四代战争[42]。

帕特·布坎南使得旧保守主义者更加地关注韦里奇和林德对阴谋论的解释[43][44]。热罗姆·雅明称布坎南是这一阴谋论的“思想动力”[11]，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是阴谋论的“暴力动力”[11]。二者都基于威廉·林德的理论及他的著作《政治正确：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史》[11]。

政治暴力

布雷维克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使用的伪造警察身份牌，他自称制造该事件的动机之一为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45][46][47]

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中杀死了77人。事件发生前约90分钟，布雷维克向1003人发送了包含他1500页政治宣言《2083：欧洲独立宣言》和一份《政治正确：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史》拷贝的电子邮件[46][47][48]。他在政治宣言中主要讨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并声称“西欧性传染病流行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穆斯林、女性主义女性、同性恋以及少数群体视为‘美德’，将欧洲的基督教男性视为‘邪恶’”、“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被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控制”[46][47][49]。

除布雷维克外，还有一些其他极右翼恐怖分子同样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曾计划谋杀工党议员罗西·库珀（英语：Rosie Cooper）的英国新纳粹、虐童癖杰克·伦肖（英语：Jack Renshaw (terrorist)）在为英国国家党制作的视频中表示相信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50][51][52]。2019年加州犹太教堂枪击案（英语：Poway synagogue shooting）的策划者约翰·T·欧内斯特自称受到白人民族主义启发。在一份在线文档中，欧内斯特表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是犹太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因此“每个犹太人都要为精心策划的欧洲人种种族灭绝负责”[53]。

考虑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在现实中造成的一系列政治暴力，法学教授塞缪尔·莫恩（英语：Samuel Moyn）写道，“‘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粗暴的诽谤，指的是不存在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现实中毫无影响力——已经有很多人被作为不满和愤怒的替罪羊死去。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合法不满情绪的可悲抒发，也是一种越来越不正常的致命诱惑”[54]。

反犹太主义

作家马修·罗斯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新纳粹弗朗西斯·帕克·约基在二战后写的论述之间有相似之处[55]。

约瑟夫·戈培尔欣赏“堕落艺术展览（英语：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的情景。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常常被与纳粹反犹主义宣传中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颓废艺术”相提并论

威廉·林德曾在一场纳粹大屠杀否认论的会议上讲述他的论述[41]。

马修·菲尔德曼（英语：Matthew Feldman (historian)）教授在他200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源自反犹太主义用语“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纳粹借此声称犹太人的文化影响造成了魏玛共和国自由制度下的德国社会堕落，且同样是西方社会堕落的原因[56]。马克西姆·杜弗尔在他2020年出版的《伟大的模因战争：另类右翼及其五花八门的敌人》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57]。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大教堂：另类右翼看待批判理论的两种角度》一文中。安德鲁·伍兹注意到，类似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做比较是分析阴谋论中反犹太含义的最常见方式，不过他不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代迭代，而称其更多的是“鲜明的、美国式的”反犹太主义[31]:47。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与反犹太主义中‘犹太人的阴谋’在结构上相仿：二者均是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内在对立投射（或转化）到一个外部原因上；保守的另类右派痛惜我们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的解体（女性主义、对父权的攻击及政治正确等），因此必须为其找到一个外部原因——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不可能从我们社会自身的对立和紧张中产生”[58]。

在另类右翼圈子中的传播

在《漫游者（英语：The Wanderer (Catholic newspaper)）》2008年12月的〈法兰克福学派：腐化的阴谋〉一文中，蒂莫西·马修斯称法兰克福学派是“撒但的杰作”，并称其试图发动“文化战争”，这篇文章具体称法兰克福学派试图：[31]

  1. 创造种族主义犯罪这一概念
  2. 不断自我转变以制造混乱
  3. 向儿童传授性及同性恋相关的知识
  4. 破坏学校和教师的权威
  5. 通过外来移民破坏美国的国族认同
  6. 提倡过度饮酒
  7. 使教会空洞化
  8. 制造对犯罪受害者有偏见的、不可靠的法律体系
  9. 造成人们依赖国家和国家福利
  10. 控制并愚弄媒体
  11. 鼓动家庭破裂

尽管这份列表中所称的行为与任何学术运动之间都缺少具体的联系，但阴谋论者仍利用马修斯的指控，在右派和极右派新闻媒体以及Stormfront等另类右派的互联网论坛上宣传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31]。

犹太裔支持者

部份犹太人支持阴谋论[34]，包括旧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保罗·戈特弗里德戈特弗里德曾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学生（他不同意马尔库塞所持有的观点），并且编辑学术期刊《目的（英语：Telos (journal)）》[34][59]。在戈特弗里德的任期内，《目的》持有极右观点，对卡尔·施米特和阿兰·德·伯努瓦有正面的评价[34][59]。戈特弗里德影响了理查德·斯宾塞，后者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教父”[34][59]。他为威廉·林德辩护，反对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指控[34]。戈特弗里德被认为是反动的，并且质疑政治平等的价值[59]。戈特弗里德将文化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变革运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些元素，并呼吁性和文化革命”。然而，他说，“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词并不理想，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并不明显[60]。戈特弗里德写道，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现代左翼政治中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将右翼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倾向[61]。

其他犹太裔支持者包括拉尔夫·德·托莱达诺（英语：Ralph de Toledano）、安德鲁·布赖特巴特、班·夏皮罗、大卫·霍洛维茨（英语：David Horowitz）和斯蒂芬·米勒[34]。支持阴谋论的犹太人通常更倾向于古保守主义（古保守主义是戈特弗里德创造的一个术语[59]）而不是新保守主义[34]。马丁·杰伊称阴谋论的犹太支持者数量“令人感到困惑和不安”[34]。

分析

社会学家茱莉亚·勒克斯和约翰·戴维·约但认为，阴谋论可以分为以下关键要素：“厌恶女性主义的反女权主义，新优生科学（广义上定义为各种形式的基因决定论），基因和文化上的白人至上主义，麦卡锡主义的反左派主义专注于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反智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以及认为需要清洗才能恢复正常的观点。”他们接著说，所有这些专案都“得到了具有极其可信的教育背景的知识份子、政治家和媒体人物的支持、传教和学术支援”[62]。

在2009年出版的《对抗仇恨：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策略》一书中，政治科学家海迪·拜尔里奇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妖魔化了保守主义的“厌恶之物”，比如女性主义、LGBT权利运动、世俗人文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性教育、环保主义、外来移民和黑人民族主义[63]。

贾敏描述阴谋论的灵活性被用作服务于具有不同敌人的不同团体的修辞目的：

除了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的全球维度之外，还有其创新和原创的维度，这使得其作者避免种族主义话语，并且假装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因此，与拥有类似的性质的具有旧风格的理论如那些涉及共济会、巴伐利亚光明会、犹太人，甚至华尔街银行家的理论相比较，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创新的。林德、布坎南和布雷维克认为，威胁并非来自移民或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移民或犹太人。对林德来说，威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被认为是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与不同的威权政治体制（俄国、中国、柬埔寨、古巴等等）有关。对布坎南来说，威胁来自无神论、相对主义和硬资本主义（hard capitalism），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把人民和国家变成一群不受控制的、被疏远的消费者。对布雷维克──一个自我灌输的独狼来说，危险来自伊斯兰教，一个被视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威胁着西欧的自由民主，以及它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林德、布坎南和布雷维克都刻意避免公开的种族主义[2]。

文学学者亚仑·汉伦说：“文化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支持者的目标是（现在也是）不给批判理论一个当前的解释，而是推进一个保守的美国自由主义版本，反对全球阴谋论的替罪羊。”“简而言之，对于那些用‘批判理论’发出社会主义威胁自由主义的信号的人来说，批判理论所提供的不仅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联系，而且是一个用来推进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稻草人。”[64]

在2020年他的论文《反启蒙辩证法》的附录中，马丁·杰伊写道，阴谋论的持久流传需要更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嘲笑。他建议研究的出发点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威权人格的分析以及右翼对这一思想的接受。从明尼奇诺的文章一开始，阴谋论就将威权人格概念视为宣扬政治正确性的工具。通过将政治承诺病态化为一种精神疾病，独裁人格概念否定了个人能动性和改变的可能性。弗洛姆、哈贝马斯和彼得·E·戈登等人对这一趋势提出了警告。然而，阴谋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战后政府资金来源得出毫无根据的推论，极大地夸大了阿多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尽管如此，自2016年以来，独裁人格量表一直被用于反对民粹主义和另类右翼。杰伊的结论是，“太快地将他们的政治病态化，并将他们纳入理论范畴，剥夺了他们任何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或改变他们的观点或行为的能力，这会适得其反。”[34]

哲学教授马修·夏普的作品《对话》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术界相对衰落。它的影响已经被‘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朱迪思·巴特勒和吉尔·德勒兹取代。后结构主义主要得益于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首的欧洲‘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理性、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希望之上，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则断然拒绝这种乐观的“宏大叙事”。后结构主义者和我们的保守派新闻专栏作家一样关注文化。但他们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挑战了马克思主义赋予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就像他们反对自由或保守思想一样。”[65]

记者奇普·贝莱（英语：Chip Berlet）在《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劳工老板和叛国：茶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颠覆恐慌》论文中认为文化战争阴谋论已经成为了共和党内茶党运动意识形态的根基。作为一个自我认同为右翼的运动，茶党声称他们正在遭受与前几代白人民族主义者所遭受的相同的文化颠覆。贝莱认为，各地经济精英的民粹主义言论鼓动了反颠覆恐慌，大量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被骗入不平等的政治联盟，试图保证他们不发生阶级滑落；此外，通过宣传爱国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传统基督教价值观（英语：Christian values）和排外主义，各地的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劳工运动家、非白人（英语：non-white）公民和移民成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失败的替罪羊[66]。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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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Tuters, M. Cultural Marxism. Krisis: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2018, 2018 (2): 32–34. hdl:11245.1/7b72bcec-9ad2-4dc4-8395-35b4eeae0e9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Marxism seeks to introduce readers unfamiliar with – and presumably completely uninterested in – Western Marxist thought to its key thinkers, as well as some of their ideas, as part of an insidious story of secret operations of mind-control ...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旨在向不熟悉——预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感兴趣——的读者介绍其主要思想家，以及他们的一些想法，并将其描述为精神控制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 
  30. ^ Tuters (2018)，第32–34页："The Cultural Marxist narrative attributes incredible influence to the power of the idea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the extent that it may even be read as a kind of 'perverse tribute' to the latter (Jay 2011). In one account, for example (Estulin 2005), Theodor Adorno is thought to have helped pioneer new and insidious techniques for mind control that are now us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promote its 'liberal agenda' – this as part of Adorno's work, upon first em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aul Lazarsfeld on the famous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which helped popularize the contagion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with its study of Orson Welles' 1938 broadcast of The War of the Worlds. In an ironical sense this literature can perhaps be understood as popularizing simplified or otherwise distorted versions of certain concepts initially develop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as well as those of Western Marxism more generally."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叙述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做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至于它甚至可以被解读为对后者的一种“反常的赞美”（Jay 2011），例如，在一种说法中（Estulin 2005），西奥多·阿多诺被认为帮助开创了新的、阴险的精神控制技术，这些技术现在被“主流媒体”用来促进其“自由议程”——是指阿多诺第一次来到美国后，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的一些工作，该项目通过研究奥森·威尔斯1938年的《世界大战》广播，帮助普及了媒体影响研究的传染理论。在讽刺的意义上，这些文献也许可以说是普及了最初由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更普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概念，只不过是其简化甚至扭曲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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