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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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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爵士
Sir Cecil Clementi
GCMG KStJ FRGS
第20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
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英语：List of High Commissione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r Malaya）
任期
1930年2月5日—1934年2月16日
君主乔治五世
前任休·克利福爵士
继任珊顿·托马斯爵士
 英属香港第17任总督
任期
1925年11月1日—1930年2月1日
君主乔治五世
辅政司施勋爵士
修顿爵士
前任司徒拔爵士
继任贝璐爵士
署理锡兰总督
任期
1925年4月1日—1925年10月18日
君主乔治五世
前任威廉·曼宁（英语：William Manning (colonial administrator)）
继任爱德华·布鲁斯·亚历山大（英语：Edward Bruce Alexander）（代理）
休·克利福德爵士（正任）
个人资料
出生1875年9月1日
 英属印度北方邦坎普尔
逝世1947年4月5日(1947岁—04—05)（71岁）
 英国白金汉郡海威科姆

金文泰爵士，GCMG，KStJ，FRGS（英语：Sir Cecil Clementi，1875年9月1日—1947年4月5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30年至1934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1925年至1930年任第17任香港总督。

金文泰在1899年加入香港政府，早年历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巡理府、助理辅政司、行政立法两局秘书、以及署理辅政司兼两局当然官守议员等职；出任港督前，他曾先后担任过英属圭亚那政府秘书（后改名辅政司）和锡兰辅政司。在港督任内，他成功缓和持续多时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从百业萧条的局面逐渐恢复过来；此外，他重视社会基础发展，除了主持兴建九龙医院、玛丽医院和修筑城门水塘外，又热心推崇中国文化，设立香港首家官立中文学校和支持香港大学增设中文系，该座官立中文学校后来更名为金文泰中学，以纪念他对中文教育的重视。金文泰与香港华民各界关系要好，任内争取委任周寿臣爵士为行政局历来首位华人非官守议员，并准许新界乡绅设立乡议局管理地方事务，政绩颇受称誉。

在海峡殖民地总督与马来亚高级专员任内，金文泰面对环球大萧条下的经济衰退，设法紧缩开支，又研究引入限制计划，防止当地锡矿和橡胶业务因生产过剩而导致国际市场价格急跌，成功减轻大萧条对当地经济造成的冲击。同时间，他为新加坡主持多项大型基建，当中包括海军基地、加冷机场、克利福码头和丹戎巴葛火车总站等，以配合当地的急速发展。金文泰在任内提出的地方分权方案备受争议，马来属邦政界担心方案会削夺他们长久以来享有的自主性、而马来亚华人和印巴裔社群则担心方案连同一系列推动马来文化和马来语的政策，会变相使当局施政进一步向马来人倾斜。金文泰的方案虽然深具远见，但最终却因强大的阻力被迫妥协，未能一展抱负，连同他推动限制移民入境等被指针对华人的举措，均成为他任内的瑕疵。

作为一名学者型总督，金文泰早年就读牛津大学时经已显露出在拉丁文方面的才华。在香港任职期间，他更迅速学会广东话和官话，并凭借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练得一手好书法，对中国诗词也有深入的了解，是一位典型的汉学家和“中国通”。在公务之余，他长年著作甚丰，题材涉足文学、历史和地理等多个方面，学术造诣深受称许，更被印度诗人泰戈尔评价为“在东方遇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金文泰还热爱四处游历，曾走遍中国各省和深入印度等地，香港的不少郊野山径，均由金文泰和他的妻子最先开辟而来。

生平

早年生涯

金文泰1875年9月1日生于英属印度北方邦坎普尔一个英国殖民地官僚家庭，是家中长子，[1]其父亲孟塔古·克莱门蒂上校（Colonel Montagu Clementi，1839年－1919年）在当地任职军法署署长（英语：Judge Advocate General），而母亲为伊莎贝拉·科拉特（Isabel Collard，1850年－1930年）；[1]金文泰的舅父兼教父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员，曾于1887年至1893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2][1]虽然金文泰生于印度，但他自幼在英国长大，早年受教于伦敦圣保罗公学，后升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3]

在大学期间，金文泰修读西洋古典学与梵文，学业十分出众。[4]他在1895年入围赫福奖学金，翌年在第一次的西洋古典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并分别荣获爱尔兰奖学金与克雷文奖学金。[3]1897年，他进而取得博登梵文奖学金，差一点获得盖斯福德希腊散文奖（英语：Gaisford Prize）；[3]1898年，他在人文学科中取得二级荣誉，同时取得文学士学位（B.A.）毕业。[3]金文泰在1899年参与校监拉丁文散文比赛，惟未能取得第一名。[3]1901年，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获选为莫德林学院独有的半院士（demyship）。[3]1938年，他当选莫德林学院荣誉院士。[3]

金文泰在学业上极有成就，本应从事学术研究，但没有选择在大学过学者生活。[4]1899年取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随即投考公务员，在招聘试中名列第四。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见认为远东官职地位较为次级，他却以到香港政府供职为首选。[5][1]

殖民地生涯

助理辅政司金文泰（前排右三）等英方官员陪同港督卢吉爵士（前排右五）于1911年3月24日在广州拜会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前排右四）等人
署理辅政司金文泰（右一）陪同护督施勋（左二）、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左三）及立法局非官守华人议员何启爵士（左一）等人在1912年5月于港督府内会见中华民国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右二）
金文泰于1925年11月1日在皇后码头登岸履任港督时的情形

金文泰在1899年获香港政府聘任为官学生（政务官前身）后，旋即获安排到广州学习粤语。当时义和团之乱爆发，他在1900年7月被迫返港。[1][6]虽然如此，他以极速学好广东话，1900年12月通过最后一份广东话考试，创下一众官学生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考试的记录。[6]1902年他担任广东话考官，1906年他通过官话考试。[6]

返回香港后，金文泰最初自1900年12月署任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复于1901年8月获委任为助理总登记官，协助时任辅政司骆克爵士对在1899年接管的新界地区展开人口登记，期间曾署任土地法庭法官。[5][6]他在1902年被借调到英属印度政府参与一项特别工作，同年获奉委香港官守太平绅士。[3][6]翌年，他获短暂调往中国广西，参与当地的饥荒救济工作。[6]

金文泰返回香港后，于1904年5月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主事新界土地丈量、土地登记和一般案件审理等事宜；[1][6]1907年10月出任助理辅政司兼两局秘书，任内曾于1909年以英帝国代表团香港代表身份出席以禁烟为主题的上海国际鸦片会议（英语：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1910年兼任时任护督梅含理爵士的私人秘书。[6]金文泰参与了九广铁路开通的筹备工作，1911年3月24日以助理辅政司身份随同香港总督卢吉爵士到广州拜会两广总督张鸣岐，顺道考察即将开通的九广铁路华段。[7]1911年2月至6月、1911年11月至翌年2月、以及1912年3月至7月，金文泰三度署任辅政司兼两局当然官守议员，[6]1912年5月与护督施勋爵士等于港督府内接见中华民国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8]

于港府供职期间，金文泰的才华和办事能力备受上司赏识。[5]港督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东方司最有才干的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日必有所成”。[5]另一位港督卢吉爵士也认为金文泰才华洋溢，富有同情心，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学成立时提名他出任创校校长，因故没有成事。[5]金文泰曾大力支持设立香港大学，在1911年4月奉委署任香港大学创校官守校董。[4]香港大学1912年正式成立后，他为大学撰写拉丁文校歌，捐赠大批重要中国典籍，着力为大学的中英文化关系研究筹款。[1][4]校方为表答谢，1916年建议向金文泰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时他正身在外地，直至1926年他回香港出任港督，香港大学才得以向他颁授荣誉学位。[4]

1913年，金文泰获改派到英属圭亚那升任政府秘书兼当地的行政局、政策院及合议院当然官守议员，任内曾三度署任总督，其政府秘书的职称复于1921年改名为辅政司。[1][3]在当地任职期间，他特别关注华侨事务，并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英属圭亚那华人》（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一书。[3]1922年，金文泰改调到英属锡兰出任辅政司，同时兼任当地两局当然官守议员，任内曾于1922年至1923年、1925年两度署任锡兰总督。[9]在锡兰供职期间，他积极倡议设立锡兰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Ceylon），有关构思至1942年才得以实现。[9]

1925年，香港及广州出现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时任港督司徒拔爵士在事件中采取强硬态度，对工人拒不让步，被英国政府撤换。[10]英政府认为金文泰熟知中国文化，对华态度友善，委任他为第17任香港总督，以设法缓和省港局势。[11][10]1925年11月1日，金文泰正式抵港履新，是为香港历史上第二位本地官学生出身的港督[1][12]，也是首位从皇后码头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后从该处登岸履新成为历任港督的传统。[13]

金文泰出任港督的消息使当时的署理港督施勋爵士不满，施勋认为金文泰固然有才华，但施勋出任香港辅政司之职15年，极有理由出任港督，因此他曾对有关任命“感到十分惊讶”。施勋在金文泰上任后不久就从港府退休。[5]在殖民地供职多年的金文泰，在英属圭亚那辅政司任内于1916年获英廷颁授CMG勋衔；[14]上任港督后不久，复于1926年的新年授勋名单获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15]同年获得KStJ勋衔。[16]

香港总督

缓解工潮

主条目：省港大罢工

金文泰上任之时，省港大罢工的高潮已经过去，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蒋介石逐步成为中国国民党实际掌权者。[5]蒋介石一方面反对联俄容共，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大罢工，另一方面他又筹谋统一中国，计划展开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寻求外国支持，令香港与中国关系出现转机。[5]

金文泰认为“要维系香港的安宁，就有必要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促使他上任后设法修补两地关系。[5]在得到罗旭龢和周寿臣爵士等香港华人社会领袖支持下，他努力使政府取得舆论认同。[5]他让政府向罗旭龢发放津贴，在香港发行反共报纸，让香港政府与国民党右派在同一阵线。[5]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积极与国民政府展开对话。[17]上任后不久，他先后派出香港华人西医杜应坤医生、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辅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广州商讨解决罢工。[17][1]未几，他邀请国民党要员宋子文访问香港。[10][17]在连串访问中，金文泰与港府亦无让步，对国民政府采取开放态度，两者关系逐步修补。[17]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解除罢工工人武装。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解除对香港的封锁，解散罢工委员会，结束持续多时的省港大罢工。[17]1928年3月，金文泰代表英国政府，到广州展开官式访问，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政权，修复两地关系。[10][18]

大罢工结束后，金文泰对劳工与工厂法例作出一定改善，限制聘用童工。[19][1]他主持重新规划市区的贫民区，改善贫民生活。[20]省港大罢工令香港经济大受打击，但影响短暂。[18]随着转口贸易恢复，香港1927年出口船只总吨位数，直逼1924年罢工发生前水平，不断上升，政府年收入也屡创新高，每年收益维持在2,000万港元以上。[18]

妹仔问题

主条目：妹仔

除了大罢工的乱局外，前任总督司徒拔爵士还留下妹仔问题，尚待金文泰解决。[20]在金文泰任内，曾得到短暂平息的妹仔问题再次受到英国关注。[5]当时，英国工党的下议院议员爱伦·威尔金森（英语：Ellen Wilkinson）（Ellen Wilkinson）向英国保守党殖民地大臣（英语：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里奥·艾默里提出要求重新审视港府对妹仔的政策，金文泰因此被着令对妹仔问题提出建议。[5]

与他的前任一样，金文泰认为妹仔是中国自古已有的一项传统，不同意妹仔往往会沦为妓女的说法。[5]他曾向英国政府建议把妹仔改称“养女”了事。[5]建议送出后不久，英国工党在1929年英国大选中胜利，上台掌政，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英语：Sidney Webb, 1st Baron Passfield）（Lord Passfield）是费边社成员，金文泰的建议不获帕斯菲尔德勋爵接纳，还被要求尽早直接废除妹仔制度。[5]

英政府施压下，金文泰促成立法局在1929年通过《女性家居服务（修订）条例》，勒令所有妹仔必须在1930年5月31日前接受登记，并由当日起停止接受登记，以及严禁再贩卖妹仔。[21]与此同时，港府又派出专责人员探访妹仔，确保她们得到适当待遇，以及定期获发薪金。[21]金文泰的措施平息有关妹仔存废的争议，但妹仔制度未能直接废除。[20]条例生效后，坊间仍有私下秘密贩卖妹仔的情况，甚至以“养女”为名贩卖妹仔，游走在法例的灰色地带。[5][21]金文泰卸任多年以后，香港才在1938年再次通过修订条例，规定所有领养女儿也必须接受登记，进一步打击妹仔的秘密贩卖，但妹仔要到二战过后才真正式微。[21]

社会发展

1920年代的中环
九龙医院于1929年建成

金文泰任内积极发展社会基建，医疗卫生方面除了主持重建贫民区工作、改善卫生情况外，还于1929年建成九龙医院，计划在薄扶林兴建规模浩大的玛丽医院，应付和满足需求日增的医疗服务。[20]为配合医务工作的发展，他于1929年成立医务卫生局（1938年改称医务卫生署），着手消除区内的风土传染病，鼠疫得以在他任内绝迹香港，疟疾一类常见的热带传染病也得到有效控制。[20]

在食水方面，金文泰任内着手扩建城门水塘，但香港1929年仍然遇上大旱。[22]当年4月开始，由于久旱无雨，金文泰实施七级制水，每日供水两小时。[23]大旱一直持续至同年9月才告舒缓，期间港府曾成立食水供应委员会，设法节制用水，并从中国调来食水以济水荒。[23]惟当时食水仍然严重短缺，20万名居民前往中国逃避旱灾。[23]事后，金文泰提出以海底水管输水的建议，1930年建成全港第一条海底水管，试图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22][23]

金文泰一直重视航空交通的发展潜能，[10]1928年他决定让政府接办位于九龙的一个民用机场，以该处的原地主何启爵士和区德的名字命名为启德机场。[24]他支持驻扎于启德机场的皇家空军，促使立法局通过向空军所属的飞行会每年发放定额津贴。[24]金文泰让船政司兼领民航处处长之职衔，使港府对航空交通的管理更具规模化。[20]

金文泰爵士（前排坐下）在1928年4月27日主持圣士提反男校赤柱新校舍动土仪式，图中致辞者为两局首席非官守议员普乐爵士

金文泰任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相信是他对中文教育之贡献。[20]金文泰雅好中文，热爱中国文化，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增设中文系，并以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翰林教授经典。[25]受当时新文化运动影响，港大设立中文系一事遭到鲁迅等反对礼教的文人学者大力抨击。[25]

金文泰任内响应周寿臣爵士、罗旭龢、曹善允、李右泉和冯平山等华人绅商的倡议，在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间中文官立学校，名为官立汉文中学，由教育司署的汉文视学官兼任该校校长。[26]1928年，金文泰颁布《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用相同的“六三三”学制，让中文学校学生能够衔接到中国的学校课程。[24]

金文泰1927年批准在赤柱拨地给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作为新校址。[27]圣士提反男校原设于西营盘，于1903年创校，是当时香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办学模式仿照英式公学，专门招揽香港华人子弟，以便他们毕业后可衔接升读英国的大学。[27]新校址的动土仪式由金文泰于1928年4月27日主持，主校舍于1930年初步建成。[27]

新界事务

金文泰早年曾长期在新界工作，与新界居民的关系比历任港督要好。[28]上任港督一个月后，金文泰立即巡视新界，获得当地居民欢迎。[28]1926年，他同意废除被新界乡民批评为不合理的新界补地价政策，同时改组由新界乡绅发起的“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为乡议局，赋予乡绅更多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28]金文泰的亲善作风和深受乡民欢迎，当年9月1日，新界乡绅罕有地为港督祝寿。[28]他们除了在大埔举行盛大寿宴外，乡议局又特意呈上《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以为纪念。[28]

由于新界地区是在1899年与当时的清廷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99年而得来，金文泰任内致力希望新界能够像香港岛和九龙一样永久割让予英国。[29]1926年1月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的时候，他就向殖民地部提出要尽可能保住新界。[29]1927年，他进而表示希望借国民政府北伐时将新界的租地“永久化”，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爵士担心此举激化反殖民主义情绪而反对。[29][24]1930年，英国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时，金文泰向伦敦方面建议应借机争取延长新界租约至1997年6月30日以后，不被接纳。[1]对于新界租约在任内无法延长，金文泰曾感到十分失望。[1]

政治革新

周寿臣爵士
布力架

在政治改革上，金文泰对行政立法两局进行革新。[5]1926年，他委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周寿臣爵士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填补遮打爵士逝世后遗下的议席，周寿臣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华人行政局议员。[13]金文泰最初提出周寿臣入局的建议时，英方表示反对。[5]时任外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与殖民地大臣里奥·艾默里忧虑，周寿臣身为华人，入局可能有泄密之虞。[5]金文泰称欧裔议员也有泄密机会，行政局会议亦甚少讨论机密事务。[5]英国政府最终接受金文泰的建议，但同时规定行政局议员自此不可接触机密文件。[5]

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强其代表性，1929年委任布力架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葡萄牙人首度在立法局有代表议席；[5]他委任华人律师曹善允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局内首次有九龙居民。[30][5]1929年，立法局官守议员人数增加两名，非官守议员人数则由六名增至八名，[5]当中包括周寿臣爵士、罗旭龢、曹善允三名华人议员。[5]局内非官守议员人数增加，但总督仍然握有绝对决定权。[5]

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休·克利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于同年11月20日获英廷委派接任。香港多位华人代表曾上书英廷要求挽留金文泰，未获接纳。[6]

1930年2月1日，金文泰离开香港，结束四年多的任期，2月5日抵达新加坡履新。[5][31]与他的舅父史密士爵士不同，自1896年7月马来联邦成立后，海峡殖民地总督均兼任新设的马来亚高级专员一职，因此金文泰就任总督和英军总司令时同时兼任高级专员一职。[31]

海峡殖民地总督

经济大萧条

金文泰上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来亚高级专员时正值全球经济大萧条，马来亚半岛未能幸免，经济受到一定冲击。[32]有见及此，他在任内厉行节约，以量入为出为方针，大幅削减政府公共开支。[32]公共服务受到一定影响，但成功使马来亚渡过经济难关，再加上马来亚财政储备丰厚，马来亚地区受大萧条的影响程度较欧美低。[32]在金文泰主导下，海峡殖民地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重新实现平衡预算，马来联邦辖下四个邦也在1934年贴近落实平衡预算的目标。[32]

环球经济大箫条期间，代表马来亚经济命脉的锡矿业和橡胶业首当其冲。[32]为了扶助锡矿业，金文泰在1931年跟随英政府决定引入国际限制计划，与其他产锡国合作限制锡矿产出量以稳住国际锡矿价格，防止锡矿价格暴跌而损害自身经济利益。[32]类似的计划曾经应用于橡胶业，在金文泰上任以前，马来联邦于1922年立法加入英政府制定的史蒂文森计划（英语：Stevenson Plan）（Stevenson Scheme），限制橡胶产量以控制市场价格；[6]但由于计划导致橡胶价格回升，引起美国轮胎业界等需要入口橡胶原材料的生产商强烈不满；[6]此外史蒂文森计划只适用于大英帝国，荷兰等未有加入，使马来亚橡胶价格高于其他地区，变相损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最终计划在1928年被英政府废止。[6]

受大箫条拖累，环球橡胶价格步入1930年代因需求骤降而再度急跌，引入限制计划又一次成为应对方法。[6]1934年，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印度和泰国等达成新一份《国际橡胶规管协议（英语：International Rubber Regulation Agreement）》，同意合作限制橡胶产量以稳住橡胶价格。[6]金文泰随后准备为马来亚引入有关国际协议，专程前往印尼爪哇拜会荷属印尼总督，考察当地的情况，协议到他在1934年卸任后方告正式生效。[6]他认为有关协议仍存有漏洞，担心协议主要规范企业式大农场，变相鼓励本地马来人的家庭式橡胶种植，造成另一种的单方面规管，对大农场并不公平。[32][6]

地方分权

背景与反应

地方分权是金文泰任内另一项相当关注的事务，政策某程度上因大萧条而催生，但金文泰以前的殖民地政府也曾有类似的构思，只是未曾实现。[33]当时英国治下的马来亚半岛大概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等埠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属于英国的皇家殖民地，由海峡殖民地总督直接管辖，治理模式与其它英国殖民地大同小异；[32][34]第二部分是由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个苏丹国在1896年组成的马来联邦；[32]第三部分是余下未有加入马来联邦、统称为马来属邦的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五个苏丹国。[32]马来联邦和属邦均奉英国为宗主国，受英国保护，但两者的主要分别在于，前者由英方派驻于各邦的驻扎官作出实际管治，苏丹并无实权；[32]后者只由英方在各邦安插顾问，向苏丹提供意见施加影响，苏丹仍握有一定实权。[32]联邦和属邦由身兼海峡殖民地总督的驻马来土邦高级专员统辖，但高级专员远在新加坡办公，联邦和属邦的日常政务实际上由位于吉隆坡办公的马来联邦布政司和各联邦部门主要官员掌控。[32][35]

位于吉隆坡的联邦司署（今苏丹阿都沙末大厦）是马来联邦布政司及马来联邦政府的办公地点

在金文泰眼中，英属马来亚的面积和人口与英格兰相若，但分成不同部分、政出多门，造成架构重叠和行政低下等流弊，情况并不理想。[32][33]为了加强对整个马来亚半岛的管理，他在任内提出地方分权的构思，由马来联邦下放权力，长远使海峡殖民地、联邦和属邦结合为单一的马来亚联邦。[33]利用地方分权，他希望可以简化行政、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和结合力量，使马来亚更加强大，达致消除地方分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33]他同时强调会以各地合作为重心，确保地方分权在保留各地历史独特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进行。[33]金文泰的地方分权方案还提议长远废除马来联邦布政司一职，削夺联邦部门权力；[33]联邦政府总部届时将由吉隆坡迁往新加坡，由一名高级专员秘书协助下由高级专员掌握大权，直接对各邦作出管治。[33]

金文泰的方案起初原则上得到殖民地部、海峡殖民地华人领袖、殖民地官僚、马来联邦部分商界的支持，但方案实际上对各界引起的忧虑却显得更为明显。[36]金文泰在1931年8月和1932年4月的杜尔巴向各邦苏丹公布方案细节后，更使大马政界引起对地方分权的恐惧。[36][6]除了得到马来联邦各邦苏丹和马来人精英支持以外，金文泰的方案几乎遭到各界反对。[37][36]其中，马来属邦的苏丹视计划为削夺权力的阴谋，担心日后会像马来联邦的苏丹一样沦为傀儡，因此反抗声音最大，吉打和柔佛两个属邦更结合起来反对落实方案。[36]不少苏丹、马来联邦主流商界和马来人精英均反对把海峡殖民地纳入分权方案，担心日后经济重心倾向新加坡等港口城市，有损既得利益；[36]殖民地部对此也有保留，担心会影响新加坡和槟城本身享有的自由港地位，可能涉及土地割让，必须从长计议。[36]不少殖民地官僚也对金文泰的方案持反对态度，批评分权会破坏马来联邦既有的管治制度，把权力由殖民地官僚下放到本土马来人之手，更有削夺权力的意味。[37][36]至于废布政司、放权到邦务会议、马来精英和苏丹等建议，在殖民地部和马来联邦商界看来，也有可能变相拖低联邦行政效率之虞。[36][37]《海峡时报》甚至曾经形容分权方案无异于“时光倒流”，并不可取。[38]大马华人和印裔人士忧虑地方分权会使施政向马来人倾斜，方案集中强化马来人的政治参与等同削弱华人等小数群体的影响力。[37][1]当时尽管殖民地当局多次否认，不少大马华人认为政府施政侧重马来人，这些例子包括金文泰在任内对公务员开始实施本土化，又计划推广马来文化和马来语，将之编入当地的教育课程等，种种事例使华人社群对分权计划更感忧虑。[1]

威尔逊报告书

面对各界对地方分权的种种忧虑，金文泰依旧按计划部署，1932年初相继改组马来联邦辖下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地的邦务会议，为邦务会议日后拥有更大自主权制定预算、以及由联邦政府下放更多不属于联邦范畴的事务到地方层面铺路。[32][39]由于多方阻力，加上英政府的不明取态，地方分权的进程加添变数，特别是金文泰着手准备展开地方分权时，时任殖民地大臣菲力浦·坎利夫-李斯德爵士（英语：Philip Cunliffe-Lister, 1st Earl of Swinton）多次在英国下议院质询环节和公开回复当中强调殖民地部仍在审视有关计划，也未有批准任何地方分权方案，并表示只有当马来联邦民意支持下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地方分权措施。[39]

金文泰与坎利夫-李斯德对地方分权的口径不一和迥异取态，使整件事更显得扑朔迷离。[39]几经各方热议，英政府在1932年10月终决定派出殖民地部常务次官陆军准将塞缪尔·威尔逊爵士（英语：Samuel Herbert Wilson）前往马来亚实地考察，收集各方对地方分权的意见。[40]1933年发表的《威尔逊报告书》中，金文泰构思的地方分权规模被大幅削减。[37]该报告书反对废除马来联邦布政司一职，仅建议削弱其职能和把职称改为联邦司；[37]报告书除了同意增强邦务会议的财政和立法权力、同意联邦部门进一步受到邦务会议监察以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地方分权的建议。[37]

《威尔逊报告书》标志着金文泰的地方分权计划以失败告终，1934年金文泰卸任后，继任的珊顿·托马斯爵士对地方分权并不热衷，殖民地当局再没有旧事重提。[37]虽然如此，邦务会议的改组，以至是《威尔逊报告书》的发表，再加上金文泰在任内为马来亚组建邮政联盟和研究引入海关联盟等，均为马来亚地区消除地域分野和为建立更融合的联盟奠定基础。[32][37][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类似于金文泰构思的马来亚联邦才告成立[41]，结合原来的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原属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但新加坡被分立为一个皇家殖民地，新的联邦始终把新加坡排除在外。[41]两年后，马来亚联邦复于1948年改组为马来亚联合邦。[41]

基础建设

新加坡海军基地
加冷机场

金文泰在海峡殖民地总督任内主持新加坡不少重要基建建设，较突出的是位于新加坡岛北部三巴旺的皇家海军基地。[42]在新加坡兴建海军基地的构思最初由自由党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1919年提出，目的是在远东太平洋建立海军要塞，维护英国利益，以制衡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43][42]1923年，英政府首先拨款建造一个浮动船坞，该船坞在英国建造，1928年运抵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建造工程也原订在同年正式展开。[43]

但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本身已需要向英廷连年上缴军费，数额可多至政府每年收入两成、或等同实际的驻军开支，以较少者为准；[32]舆论对于殖民地要额外上缴军费支援海军基地的建筑开支普遍持反对意见；[32]再加上1929年后环球大萧条、裁军运动兴起等原因，基地的工程一再押后。[42][43]

1931年和1932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显露无遗，舆论才意识到英军在新加坡兴建海军基地的迫切性。[43]在这个背景下，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在1933年10月25日通过决议，由1933年4月1日起连续四个财政年度，把每年拨出的军费由原来的360万叻币上调至400万叻币；[32]翌年2月12日，立法局通过额外向英廷上贡100万叻币，以支援基地的建设。[32]虽然如此，新加坡海军基地要迟至1938年2月才初步建成；[43]数年以后，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于1942年2月15日陷落，基地即落入日方手中，当时基地仍未完全竣工。[42][43]

除海军基地之外，由于新加坡的实里达机场不敷使用，曾在香港支持兴建启德机场的金文泰于1931年宣布选址加冷以兴建一座全新的机场，表示新机场将会是“世界最大、最好、和最重要的机场”。[44]新机场的兴建历时多年，到金文泰卸任后的1937年才告落成。[44]新机场被命名为加冷机场，是新加坡首座正式的民用机场，在当时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44]在1955年被巴耶利峇机场取代以前，加冷机场一直是区内最重要的机场。[44]

金文泰任内见证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和红灯码头（英语：Clifford Pier）（Clifford Pier）在1932年和1933年相继落成启用。[45]金文泰在1933年6月主持位于新加坡中区的红灯码头落成启用仪式，由于新码头选择以前任总督休·克利福爵士命名，弃用以新加坡开埠初年一位著名绅商命名的旧名“庄士敦码头”（Johnston Pier），仪式遭到部分不满的商人杯葛。[45]红灯码头一度成为新加坡的主要码头之一，到2006年才告关闭，并获保育作旅游和零售用途。[45]

内政事务

金文泰出仕英属马来亚期间采取不少涉及大马华人的举措，较瞩目的包括在上任后不久宣布取缔中国国民党大马分部、1932年限制移民入境等。[46][47]1930年2月5日金文泰就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来亚高级专员当天，中国国民党大马分部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在场外悬挂中国国民党党旗，逾40人出席。[32]会议历时两天，至2月7日结束，引起舆论关注。[32]金文泰在同月20日召见有关负责人问话，随后以国民党大马分部招揽大马华人入党、考察大马华商实力、渗入华文学校和控制校政、植入反英教材、操控华文报章和鼓吹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等理由，宣布取缔国民党大马分部，并禁止国民党在大马举行集会、出版宣传物和征收会费。[32]

事件发生后，金文泰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和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爵士多番交涉，取得成果，促成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在1931年10月立法通过修订《社团条例》，收紧对社团的管制，但仍准许大马华人拥有中国国民党党籍。[32][46]马来联邦和属邦随后跟随海峡殖民地的做法，相继立法作出同样的规限。[32]金文泰取缔国民党大马分部一事性质敏感，但确保了当地的内部安全，得到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陈祯禄等海峡华人领袖支持。[46]1932年，金文泰仿效他在港督任内的做法，决定恒常任命华人到海峡殖民地行政局，任职执业大律师的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黄瑞朝遂成为多年来首位获得委任的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48]

位于皇后坊大厦（图）的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在1931年和1932年分别立法通过收紧对社团和移民的管制

金文泰收紧移民的决定与经济不景有关。[47]大萧条以前，由于经济畅旺，劳动市场需求殷切，不少华人前来定居，寻找工作机会。[47]后来经济不景，剩余劳动力继续移入，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47]金文泰1932年为海峡殖民地引入《外国人条例》（Aliens Ordinance），赋予政府更大权力，从质和量着手限制和甄别移民入境。[47]有关条例在1933年1月1日起生效后，同类措施随后更进一步推至马来亚全境，使当地入境政策比起1920年代大幅收紧。[47][49]尽管新例不针对个别种族，但华人过往在移民人口中占大多数，所受影响最大，当地华人社群有不少声音认为条例背后以针对华人为实，对华人不公。[47]

金文泰介入马来联邦雪兰莪苏丹的王位继承问题。[50]当时的在位苏丹苏莱曼已达暮年，继位人选问题引起英廷关注。[50]时任拉惹慕达（相等于王储）、即苏莱曼的正室长子东姑慕沙尔丁（Tengku Musa-eddin）被指生活糜烂，且欠下多笔私人债务。[50]有见及此，英方曾先后在1928年和1931年对东姑慕沙尔丁作出严正警告，但情况始终没有改善。[50]1933年苏莱曼步入70岁高龄，金文泰认为有必要插手，当年郑重警告拉惹慕达，如果生活再不检点，将考虑废除其拉惹慕达的身份，另立他人。[50]

慕沙尔丁是苏莱曼的正室长子，但雪兰莪苏丹王位从来没有规定必须由正室长子继承。[50]金文泰的行动最终促使慕沙尔丁在1934年遭正式谪除拉惹慕达身份，当时金文泰已经卸任。[50]在英方心目中最具才华和最具管治才能的苏丹二妾次子东姑叻沙马纳（Tengku Laksamana）获改立为拉惹慕达，但苏莱曼未曾参与有关人选的讨论，到册立前不久才获告知消息，全程被蒙在鼓里，因此对英方做法相当不满。[50]1937年苏莱曼驾崩，叻沙马纳在英方支持下继位为苏丹希山穆丁。[50]1942年大马遭日本攻陷后，日方一度拥立慕沙尔丁为苏丹慕沙基亚督丁利亚沙.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希山穆丁即顺利复位。[50]

晚年生涯

金文泰在马来亚供职期间的表现获得英廷肯定，1931年获勋GCMG勋衔。[51]他在任内尝试推动不少有远见的政策，但遇上多方阻力被迫妥协，未能一展抱负；[1]加上他身兼两职，公务繁重，又要经常走访马来亚各地，使他在任内患上糖尿病。[6][1]1934年2月16日，金文泰返英休假，6月传出以健康理由辞职及提早退休，结束只有大约四年的任期，年龄也只有59岁。[6]他的遗缺一度由海峡殖民地辅政司郝德杰爵士署任，同年11月由西非黄金海岸总督珊顿·托马士爵士接替。[6]

退休后的金文泰定居英国，闲时主要把时间花到写作和学术研究上，1940年至1941年间获邀出任伦敦的绸布商人同业公会主席（Master of Mercers' Company）。[3]金文泰晚年居于白金汉郡海威科姆附近的霍尔默阁（Holmer Court），1947年4月5日因心脏衰竭在府上逝世，终年71岁。[1]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获安葬于白金汉郡的潘街教堂（Penn Street Church）。[1]同年9月9日，他的遗产经估值后总值3,983英镑19仙令2便士。[1]

个人生活

金文泰在1912年4月16日在香港娶佩内洛普·露丝·科博德·艾尔斯，MBE（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1889年－1970年）为妻。[1]金夫人的父亲是海军上将C·J·艾尔斯，DSO，OBE（Admiral C. J. Eyres），曾经派驻香港，金夫人在随父亲居港期间结识了金文泰。[1]

金文泰夫妇的关系要好，金夫人一直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1]金文泰夫妇育有一子三女，其子克雷斯韦尔·克莱门蒂（Cresswell Clementi，1918年－1981年）曾在皇家空军任少将。[6][52]克雷斯韦尔的儿子大卫·克莱门蒂爵士（Sir David Clementi，1949年2月25日－），即金文泰爵士的孙儿，在2002年至2008年任英国保诚保险主席。[52]金文泰生前是皇家帝国学会会员。[3]

学术成就

香海名山牌楼
牌楼上“香海名山”四字由金文泰爵士亲笔手书

金文泰爵士热爱汉学，是皇家亚洲学会院员，除了熟习广东话和官话外，还擅写书法，通晓中国诗词，是一位典型的汉学家和“中国通”。[4]他曾将清代文学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粤讴》翻译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广东话情歌》），并出版成书，首次把《粤讴》介绍到英语世界。[4]香港屯门通往青山禅院的路上自1929年竖立一道香海名山牌楼，牌楼上“香海名山”四个大字即为金文泰两访禅院后亲笔题写。[53]该座牌楼在1985年连同青山禅院获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随后于2010年独立地获同一评级。[53]

金文泰是少有的学者总督，著有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英属圭亚那华人》）及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英属圭亚那宪制史》）等多本著作，备受称许；[4]印度诗人泰戈尔1928年访问香港时曾评价金文泰是“我在东方遇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10]

金文泰热爱四处游历。[3]早年在香港任职的时候，他每当休假的时候都会深入中国各省游历，著有多份考察纪事。[1][6]皇家地理学会向他授予院士资格，1912年向他颁赠卡思伯特·皮克奖（Cuthbert Peek Award）作为肯定。[44]金文泰结识妻子后，夫妇俩也常常游历，曾经游遍中国各地，又深入印度等地。[44][1]在香港生活和任职期间，金文泰夫妇也游历各处郊野，新界地区不少山径都是最先由他们开辟而来。[13]金文泰夫妇时常在郊野骑马，两条他们在香港岛经常策骑的山径分别获后人命名为金督驰马径和金夫人驰马径。[54]

部分著作

  • 金文泰爵士著作：[3]
    • Notes on a journey recently undertaken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China, 1902.
      • （直译：《有关最近一次穿越中国内陆的旅程笔记》，1902年。）
    • Cantonese Love Song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4.
      • （即粤讴之意，为首部粤讴英译本[55]。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04年。）
    • Pervigilium Veneris, 1911.
      • （直译：《提贝里亚努斯》，1911年。）
    • Summary of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taken during a journey from Kashgar to Kowloon (1907-8). Hongkong: Noronha, 1911.
      • （直译：《从喀什到九龙途上的地理考察摘要（1907－08年）》。香港：罗郎也，1911年。）
    • Bibliographical and Other Studies on the Pervigilium Veneris. Oxford: B. H. Blackwell or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1913.
      • （直译：《提贝里亚努斯在书目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牛津：B·H·布莱克韦尔；伦敦：汉佛莱·米尔福德，1913年。）
    •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 Georgetown：Argosy, 1915.
      • （直译：《英属圭亚那华人》。乔治敦：阿吉斯，1915年。）
    • Elements in Analysis of Thought. B. Blackwell, 1933.
      • （直译：《思考分析要素》。B·布莱克韦尔，1933年。）
    •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 London：Macmillan, 1937.
      • （直译：《英属圭亚那宪制史》。伦敦：麦美伦，1937年。）
  • 金夫人著作：[3]
    • Through British Guiana To The Summit Of Roraima. T. Fischer Unwin, 1920.
      • （直译：《穿越英属圭亚那前往罗赖马山之巅》。T·菲舍尔·安文，1920年。）

荣誉

殊勋

身穿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袍的金文泰爵士

荣誉学位

名称纪念

香港
东南亚
部分以金文泰爵士命名的事物

相关条目

注脚

附录：主要经历
  • 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官学生
    （1899年）
  • 署理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
    （1900年12月-1902年）
  • 借调到英属印度政府参与一项特别工作
    （1902年）
  • 前赴广西参与当地的饥荒救济工作
    （1903年）
  • 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
    （1904年5月-1907年10月）
  • 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
    （1907年10月-1913年）
  • 上海国际鸦片会议英帝国代表团香港代表
    （1909年）
  • 护督私人秘书
    （1910年）
  • 署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
    （1911年、1911年-1912年、1912年）
  • 英属圭亚那政府秘书
    （1913年-1921年）
  • 英属圭亚那行政局、政策院及合议院当然官守议员
    （1913年-1922年）
  • 英属圭亚那辅政司
    （1921年-1922年）
  • 锡兰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
    （1922年-1925年）
  • 香港总督兼英军总司令
    （1925年-1930年）
  • 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军总司令
    （1930年-1934年）
  • 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
    （1930年-1934年）
  • 伦敦绸布商人同业公会主席
    （1940年-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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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英文资料

中文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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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务
前任者：
谭臣（署理） 		署理香港辅政司
1911年 		继任者：
班士（署理）
前任者：
蒲鲁贤（署理） 		署理香港辅政司
1911年－1912年 		继任者：
施勋
前任者：
施勋 		署理香港辅政司
1912年 		继任者：
施勋
前任者：
C·T·考克斯 		英属奎亚那政府秘书
1913年－1921年 		继任者：
英属奎亚那辅政司
前任者：
英属奎亚那政府秘书 		英属奎亚那辅政司
1921年－1922年 		继任者：
R·波帕姆·洛布
前任者：
格雷姆·汤姆森爵士 		锡兰辅政司
1922年－1925年 		继任者：
符烈槎
前任者：
威廉·曼宁爵士 		署理锡兰总督
1925年 		继任者：
爱德华·亚历山大（署理）
前任者：
施勋爵士（署理） 		第17任香港总督
1925年－1930年 		继任者：
修顿爵士（署理）
前任者：
约翰·史考特（署理） 		海峡殖民地总督兼
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
1930年－1934年 		继任者：
郝德杰（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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