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
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535年正月—551年十二月），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崩坏，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起源
六镇之乱后北魏内乱，分为东魏与西魏，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权臣宇文泰将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编成六军。[1]随后宇文泰仿照鲜卑旧有的“八部大人”，将部队分由八柱国统领，而使整个军队部落化。八柱国只有六柱国大将军领兵，西魏宗室元欣虽为柱国之一，实无兵权，另外宇文泰本人为全军统帅，亦为八柱国之一，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加衔；直到大统十六年，已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肇起于北魏的团练，即汉人组成的地方乡兵也是府兵的兵源之一。[2]北周武帝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成为皇帝的亲军，一人充员府兵，全家皆编入军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唐初承袭隋制，初置十二军。[3]贞观十年又设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府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皆取六品以上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充”[4]，战士要自备兵器和粮饷，杜甫的《兵车行》诗：“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即是当时府兵的写照。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有六百余处[5]，总兵力达68万人。[6]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即“上下鱼书”），朝廷征调兵力之时，便下敕书与木契、铜鱼，由都督与郡府参验合符时，然后发兵，高级将领皆临时委派，至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特点
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7]。府兵的户籍由军府（称为折冲府，折冲一词取于古语“折冲于樽俎之间”，有不战而胜之意）掌握。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8]，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9]；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作战，更不能随意更换原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下。这种兵役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部曲）的局面，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府兵制过去说来被认为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至唐朝后期，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入侵也要求唐朝军队作到兵将合一，能远征、能于边境长期驻防。故府兵制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终被取消。近年研究成果发现，府兵制及均田制的破坏同为唐代中央政府对于人口流动、户口资料的掌握能力下降所造成的结果，两者之间并非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天宝八年四月，唐朝继续与吐蕃的战争[10]，府兵已经无法维持，士兵多逃匿，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根本无兵可交，五月十日，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11]，折冲府至此名存实亡。[12]由于府兵大坏，唐朝的军队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军队地方化的态势形成，在外的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较密切，是藩镇割据的直接原因。朝廷畏其叛乱，遂改由宦官监军，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逐渐坐大（中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甚至可以直接废立皇权。
转型
由于唐朝初期利用隋朝制度来实行府兵制以征集管理军队。但到了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
评价
- 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家杜牧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为师（一作帅），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13]。
- 历史学家陈寅恪首开近现代研究府兵制之先河，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首先认为府兵制本身是“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府兵是禁军而非地方军或边防军”。[14]府兵制度原自于鲜卑人的武装组织，因此具有浓厚的部落化色彩。但府兵制的研究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王树椒认为府兵制不是部酋分属制[15]，他又认为府兵制乃来自北魏番戍制，而非鲜卑兵制[16]；谷霁光也认为“过分强调鲜卑部落之制，是不适当的”。[17]至于府兵制是否兵农合一，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18]府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历来被杜牧、白居易[19]等文人过分夸大，杜牧还以为府兵制废止是开藩镇割据之端，李泌撰《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府兵制，以便遏止军阀割据。李繁的《邺侯家传》可以说是将府兵制推向神话，不可尽信。[20]事实上府兵长期兵额不足，贞观十一年（637年）征高丽一役，兵源还包括了兵募。[21]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再出征高丽，主力仍是兵募。[22]府兵制主要是宿卫京师，出征并非主要任务。[23]府兵仅限于有折冲府的州，主要在京师周围和边境，折冲都尉和果毅只负责练兵，不能发一兵一卒。
-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明朝的卫所制，也属于府兵制，“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24]
参见
参考文献
- ^ 《玉海》卷一三八引《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文献通考,兵考三》说:“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
- ^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则认为府兵与乡兵是两个系统。
- ^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载高祖武德二年云：“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道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范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 ^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 ^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213-214页引谷霁光说关内道288个，河东道163个，河南道74个，河北道46个，陇右道37个，山南道14个，剑南道13个，淮南道10个，岭南道6个，江南道5个，总计656个。
- ^ 王应麟《玉海》卷138《兵制》引李繁《邺侯家传》
- ^ 《新唐书》卷50《兵志》说：“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 ^ 《新唐书·兵志》卷50，〈兵志〉第40：“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 ^ 《旧唐书·百官志》
- ^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积檑木及石……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所言。”
- ^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 ^ 《通典·卷第二十九－职官十一》：“天宝八载五月，停折冲府。”
- ^ 杜牧：《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
-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 ^ 王树椒认为“六开府所领为一万二千人，则一军为二千人，二十四军共为四万八千人，《邺侯家传》所谓共有众不满五万，是也。盏盏五万之众，分属诸六柱国，则一柱国所统才八千人；且无事则兵散为农，即此八千之众亦不为柱国所私有。谓之部酋分属制者，非也。”（王树椒《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 ^ 王树椒《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
- ^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94页
- ^ 陈寅恪认为府兵制是由“兵农分离”演至“兵农合一”。岑仲勉则认为府兵制是始终的“兵农分离”。
- ^ 白居易《策林四十五·复府兵、置屯田》说：“昔高祖始受隋禅，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俾（bǐ，使得）乎时而讲武，岁以劝农。……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白居易集》卷47）
- ^ 陈寅恪以为《资治通鉴》记载府兵制，不采《北史》之文，而用《邺侯家传》之误，使得府兵制的真相更趋于难解。《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批评说：“欧阳永叔（欧阳修）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以其初期亦与唐制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叶适）以宇文（宇文泰）、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以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司马光）既误用家传（《邺侯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复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同时又指出：“周武帝既施行府兵扩大化政策之第一步，经四年而周灭齐，又四年而隋代周，其间时间甚短，然高齐文化制度影响于战胜之周及继周之隋者至深且巨，府兵制之由西魏制而变为唐代制即在此时期渐次完成者也。”
- ^ 《资治通鉴》记载尉迟敬德的上疏云：“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
- ^ 《册府元龟》：“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
- ^ 林天蔚：《隋唐史新论》（台北：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民67年），页293。
- ^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研究书目
-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
-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