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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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研究(Nationalism studies)主要存在現代主義、永存主義、原生主義以及族群-象徵主義4種範式,此外馬克思主義對民族也有著自己的理解。
起源與概念
民族主義的理論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康德,康德將個人的「自治」置於其倫理學的核心地位,並且強調個人意志的「自治」和「自決」,這啟發了後來的「民族自決」,如其後繼費希特就明確表示:「一個人的完全自決終將要求民族的自決。」法國大革命頒布的《人權宣言》稱:「整個主權的本意主要是寄託於國民(nation,亦可作民族)」,將民族和政治上的公民相結合;而德國的赫爾德則將民族和文化相聯繫,認為民族不是國家,而是文化上的共同體,並尤其強調語言對於民族存在的重要性——雖然赫爾德生前從未說過自己是民族主義者,但其民族主義理論也被視為民族主義作為最早的完整學說。[1]
安東尼·史密斯在《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中歸納民族主義的概念為以下五點:
- 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 民族的歸屬情感或意識
- 民族的語言或象徵
- 爭取民族利益的政治或社會運動
- 普遍或特殊意義上的民族信仰或意識形態
並且籠統概括以上觀點為「將民族作為關注焦點,力求以促進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2]:5-9
現代主義解釋
基本觀點
在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現代主義是對民族主義最主流的理解。現代主義認為民族主義乃至民族、民族認同、民族國家都是現代化的一種現象,不同的現代主義理論家對民族主義所體現的現代性特徵理解也不同。湯姆·奈恩(Tom Nairn)等人認為民族主義源自於社會經濟問題,尤其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族群間相對貧困和相對剝奪現象。蓋爾納(Ernest Gellner)則更偏重現代化和工業化作用,認為隨著現代化和工業化產生了一種標準化的「高級文化」而這種文化又為公共教育所支持進而推動民族主義和工業化。紀登斯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在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的過程中出現的國家主權的伴生物,而諸如霍布斯鮑姆、本尼迪克特安德烈的支持建構主義的學者認為民族根源於「被創造出來的傳統」或是「想像的共同體」。[2]:50-53
社會學或現代主義有關於民族主義或者民族建構的理論認為:民族主義只會產生和發展於「現代社會」中,只有現代社會才會滿足在經濟上實現自我維護之工業經濟、政治上存在保持自身權威及統一之中央政府、及文化上存在一種為「共同體」人群所理解的單中心語言(centralized language)等民族主義產生的先決條件[3]。諸如卡爾頓·海斯、亨利·梅因、 斐迪南·滕尼斯、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愛米爾·涂爾幹、馬克斯·韋伯、阿諾爾德·J·湯因比、塔爾科特·帕森斯等現代主義理論家認為傳統社會通常會缺乏產生民族主義的某些先決條件,或乏可以自持的現代經濟,或無一統一政權,或無通用語言。[3]例如亨利·梅因在分析人類社會的歷史變化和發展時指出,傳統社會間的關鍵區別在於基於身份的傳統社會著重家庭而淡化個人角色,而現代社會則屬於基於契約的社會,西方社會的進步是由群體到個人或由身份到契約的進步運動[4]。[5]
滕尼斯
滕尼斯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德國統一的時代,在德意志帝國治下一方面德國人對「國家」和「民族」有著狂熱而空洞的信仰,在另外一方面當中的每一個理性個體在冷酷的國家機器之下獨立地經歷著 「私人化」與「資本化」的日常生活。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體與社會》試圖從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角度揭露國家與現代社會的困境,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傳統「共同體」(Gemeinschaft,或譯禮俗社會)和基於契約的現代「社會」(Gesellschaft,或譯法理社會)的概念,他思索德意志民族的社會形態的建構,並且意圖將共同體、社會以及黑格爾所謂「民族精神」融合統一為「民族共同體」。[6][7][5]而涂爾幹認為對民族的依戀是社會和道德進化的階段性產物,人類有著向更大規模的社會集中的趨勢,而民族國家也在失去特性向著更高級的社會靠攏而眼下在更加高級的社會形成前我們將委身於民族國家中[8];他還認為只有民族性(nationalité)和國家(état)相結合才會有「民族」(nation),對於民族的忠誠和對於全體人類的忠誠並不衝突,民族的理想可以服務於普世價值[1]。
韋伯
馬克斯·韋伯是建構論的建立者之一,他意識到民族(Nation)和國家(Staat)是不同概念,否定構成民族需要共同語言、共同血緣等客觀要求[1];他認為,一個族群的存在是基於某種主觀認同,僅有文化身份並不能形成一個族群,而政治共同體一旦產生就能激發認同,很多情況下族群的形成是某些政治動員的結果。可以說,族群的產生並非基於客觀存在的差異而是群體中的互動,後面的建構論者也認為族群認同往往是通過某種政治或經濟目的而改變、出現甚至操縱而成,所謂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往往都是主觀選擇的標誌或象徵,就族群認同而言建構論認為對族群(ethnic)、民族(nation)以及種族(race)的劃分並沒有實際意義。[9]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較新的民族主義理論仍然沿用了滕尼斯的「共同體」的概念,強調民族為社會建構現象[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將民族表述為「想像的共同體」,並視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等事物為民族主義產生的必需品。歐內斯特·蓋爾納評論道:「民族主義並非民族自我認知的覺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處虛構出(invent)各民族。」[11]「簡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這一偶然性在該原則制定時早已被正式排除了。」[12]安東尼·史密斯則提出綜合傳統與後現代的觀點,認為形成民族的先決條件為(現存或歷史上的)確定的祖國、高度的自治、險惡的生存環境、爭鬥的記憶、宗教的核心、語言文字、特殊的習俗、歷史記錄及歷史思想。史密斯認為民族是由全體人民(非僅精英份子)、法制與政治體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國際承認、與劃界等條件匯聚而成。[13]
永存主義解釋
永存主義是在二戰前學術界乃至今天的公眾中相當流行的解釋。在二戰以前,民族主義者的研究者認同民族主義是現代產物,但認為民族是歷史上一直存在的現象,而有些民族甚至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而永存主義又可以分為兩種理解:
- 一種理解相當普遍,或可稱為持續性的永存主義,認為民族存在著持續不斷的歷史,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紀;
- 而另外一種可稱為周期性發生永存主義,這種理解認為民族是帶有歷史性並隨著時間而變化,單個民族有其起源也有其終結,但是在世界範圍內民族是不斷出現並無處不在的。當時的學者很多情況下把民族等同於種族,更加強調民族的文化積累和漸進演化過程。[2]:53-55
原生主義解釋
原生主義是社會學和有機論者特有的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盧梭的自然主義傾向,在今天已經不再受到支持。認為民族是原生的、返璞歸真的、人類處於自然狀態下自然形成的。而後期的原生主義者則從生物學角度認為,所有族群的差異都可以追溯到他們內部基因的繁殖衝動,民族內的個體通過裙帶關係和包容適應來擴大化自身的基因組合影響範圍,而所謂文化團體其實本質是基因血緣群體,而所謂文化象徵其實是一種生物親和性。而還有一種比較主流的原生主義理解認為,族群和民族本自對社會的依戀和文化的「施予」,這種中原始性的依戀則本質屬於相信和感覺,其基於血緣、語言、習慣的紐帶。[2]:55-58
原生演化理論是基於進化論的民族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類在長期發展中所演化出對某些集體的身份認同,而這些產生認同的群體就是族群或者構建國家的民族,民族主義則為這一演化歷程的產物。[14][15][14] 傳統的原生理論強調諸如語言、文化、地域等民族的自然屬性,很大程度來源於赫爾德的文化民族觀念。[1]而在社會學領域,美國學者愛德華·希爾斯和克利福德·格爾茨的原生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s)概念對其影響很大,在格爾茨的論述中基於語言、宗教、習俗等文化屬性的原生情感可能會阻礙某些國家的公民認同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難以內部整合的前殖民地國家。總體而言,原生理論主張民族或族群認同的存在是與生俱來的,或基於文化或基於血脈,但一旦有了族群身份就很難再去改變或者否定。[9]
羅傑·馬斯特斯在《政治的本質》(The nature of politics)一書中將對種族和民族群體起源於「團體依戀」(group attachment),這種依戀是基於血親關係並經由血脈代代相傳,因而獨特而飽含深情,沉鬱而經久不衰。[16]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外國軍事力量在國家邊界上集結的情景可能會促使民族團體的成員團結起來並作出相應動員。[17]在一些近似的例子中,個體還會將親眼目睹的事情和一些風言風語結合起來作出判斷和反應[18][19]。
原生論較容易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但通常會受到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反對——拉蘭德等人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多數專業學者不僅……忽略了進化論方法,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極端反對」那些從相當有限的證據中得出大量概括性結論的論點。[20]原生論通常會參考達爾文的進化論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聲稱族群、種族、民族或國家之間存在生物學差異,現代的演化學已經遠離了這一觀點,但對於演化心理學而言仍有研究意義。[21]雖然批判者認為演化心理學假定某一地區存在固定的基因構成,是基於臆測而非歷史事實,但演化心理學家羅伯特•希斯洛普(Robert Hislope)則辯稱:「文化演化理論是社會生物學的一大進步,但是由於很多人類歷史上非進化的隨機可能事件,這一理論的理論回報有限。毫無疑問,進化論解釋了所有有機生物的演化過程,並似乎也適用於那些宏觀分析以及一些「最終」(distal)解釋和長期觀點,但也註定會在一些高度偶然的微觀事件中展現出缺陷。」[22]
族群-象徵主義解釋
族群-象徵主義強調主觀因素對民族的影響,但是不像大多數現代主義理論重視精英在民族主義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偏向於下層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民族主義表現。族群象徵主義還強調民族和民族象徵之間的紐帶關係,認為現代的民族共同體將民族認同和民族產生之前的族群紐帶聯繫起來,並通過共享記憶、共享象徵、共享神話等方式強化了民族認同感。
族群象徵主義者中有些也支持永存主義的觀點,並不明確區分族群和民族之間的關係。[2]:58-64
馬克思主義解釋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主義的建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工人沒有祖國」(Vaterland)[23]。在馬克思眼中,作為人的自我異化的表現,民族主義一種暫時的、非自然的現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人類自己製造的崇拜偶像,而資本主義正在破壞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基礎,而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消失。[24][25]:7-8
列寧
列寧支持民族自決的理念[26]。其在1913年的《民族問題提綱》中宣稱「社會民主黨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同時強調支持民族自決需要基於鬥爭條件和革命需要的考量,並且反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治」以及民族主義,主張建立基於所有民族的無產階級而不是單獨民族無產階級劃分的黨組織。[27]
史達林
其後繼者史達林在1913年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中認為「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共同體,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民族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體」「只有經過長期不斷的交往,經過人們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來」——總之,「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28]史達林主導了蘇聯境內民族國家的劃分,根據他自己的民族定義劃分了一眾加盟國,但又通過對加盟國黨政機關的控制建立了一個實質上的多民族帝國[29];史達林還批評布哈林所主張這些無產階級國家終將隨共產主義的建立而消亡的觀點(將其斥為無政府主義傾向[30]),認為當國家進入了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時,無產階級和民族國家關係將會保持和諧關係。[29]直到1936年,史達林還認為即便蘇聯已經建立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只要社會主義世界還在被資本主義勢力包圍,這些國家依舊會存在。[29][31]
無政府主義解釋
無政府主義通常反對民族主義。但早期無政府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巴枯寧就一直是各種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同時也是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內最大的政敵[32],而在西班牙內戰中,佛朗哥政府打壓無政府主義者和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者,也使得兩者走近[33][34][35];而所謂「無民族主義」也和無政府主義有關,諸如魯道夫·洛克、弗雷迪·珀爾曼等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後者還認為一切政權都源自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用來控制臣民的手段。[36][37]
儘管從無政府主義角度,民族也是一種國家結構,但是從另一種角度看民族認同非常複雜,既可能是基於血緣有可能基於語言文化——這一種複雜關係也導致了無政府主義運動中非殖民化鬥爭的團結意識和無政府主義固有的解構傾向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將人類理解為「人民」,而另外一些則試圖複雜化「人民」中的族群身份問題。無政府主義者嘗試各種方法消減、擺脫國家,因而也可能支持民族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再忽視民族間的現實文化差異而試圖接受民族間的複雜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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