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五人小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成立的一個非正式組織，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事宜，之後才被冠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之名。五人小組最重要的行事是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二月提綱》，反對在文藝界用政治理論來干預學術爭論等，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意圖。僅僅三個月後，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推翻《二月提綱》，解散五人小組，正式開始「文化大革命」。
五人小組名稱之前原本並無「文化革命」四個字，而是由整理準備《二月提綱》的小組非正式成員姚溱臨時加上去的。[1]不過由於之後中央發文與《五一六通知》都使用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之名，因此流傳下來。
概況
組成
五人小組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提議於1964年7月成立的，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學術批判等文化宣傳方面事宜。
組長：彭真，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
副組長：陸定一，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
成員：康生，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兼中宣部副部長[2]:269。
五人小組成立後的一年多內，並沒有出現重大舉措。直至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於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五人小組才開始研究討論吳晗與姚文元的文章言論性質[2]:276。姚文元的文章經與江青、張春橋等協作，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完成，背著中央有關領導部門，令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而震驚。這一江青（一說毛澤東[3]:110）授意的政治攻擊，遭到彭真的反對[4]。彭真認為他作為五人小組組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竟然對如此大事一無所知，因此將姚文元的做法視為嚴重錯誤、違背中國共產黨的紀律和黨內生活準則。[5]
《二月提綱》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組由彭真主持召開擴大會議[6]，除原成員外另有臨時與會的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和鄭天翔，共十二人參加。次日，由許立群、姚溱將會議決定以《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為名上報。提綱提出學術問題應當與政治分離、並反對將吳晗牽連到1959年廬山會議[7]。5日，彭真參加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匯報提綱[8]。1966年2月，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開會，通過了《二月提綱》[3]:110。隨後，又派彭真、陸定一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的形成過程及其內容[2]:279。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草擬了關於轉發《二月提綱》的批語，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表示同意後，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轉全黨[3]:110。
《二月提綱》明確反對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與毛澤東的意圖與之後文化大革命的趨勢形成了鮮明的反差[9][10]。
解散
3月下旬，毛澤東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談話，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指令向全黨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毛澤東並稱：「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3]:110「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2]:286。於是就產生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先後八次審閱修改、最後經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通知》。因為通過的時間是5月16日，這個通知又被稱為《五一六通知》。《通知》指責彭真「背著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造謠，重大問題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討論過、商量過，而是按照自己的意見匯報。《通知》除點名批判彭真外，還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改設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11]。5月18日，林彪響應毛澤東，發布一份防止政變的講話（五·一八講話）[2]:289。之後，與劉少奇、彭真有關的陸定一等人相繼被免[3]:102。彭真、陸定一、吳冷西等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重要批鬥目標飽受政治迫害，周揚入獄九年直至文革結束才恢復自由。《二月提綱》的主要執筆者之一、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受迫害於1966年7月自殺。
中央文革小組後來成為一個遠比五人小組正式、且有權力影響的組織，主導了文革初期的很多運動，甚至取代了當時很多成員遭到批鬥的中央政治局。原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則成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2]:29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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