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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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代的一個學術流派，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1]。
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2]。乾嘉學者搜集鉤沉，輯佚許多亡佚的文獻典籍，例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出經部432種，史部8種，子部152種。
沿革與成就
明代有知識份子如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在《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專制禮教的害人，最終被以「敢倡亂道惑世汙民」殺害獄中。清朝初期，民主啟蒙思想洶湧澎湃，出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從不同角度批判君主專制，如王夫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圖依靠專制統治者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行不通。顧炎武則號「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3]
乾嘉學派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規章制度的細節。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4]乾嘉學者們進行考據的原因，出於對指導現實的經書真偽的懷疑。據《清史稿 儒林傳》記載，乾嘉學派的成員們都從幼小即以聰慧聞名鄉里，少年有成而後成為社會精英。他們不懼世俗和權威，不貪圖功名利祿[3]。
自幼年讀《尚書》、抱著追根問底的目標考經的清初學者閻若璩在康熙年間發表《古文尚書疏證》，集他30年考據的結果，書中羅列128條證據證明通行本的《尚書》是晉朝偽作，揭開了「千年一大疑案」，震驚朝野，打開了禁錮學子們的思想。
清代經學家惠周惕開啟了惠氏家學，祖孫三代人專事考經，著書頗多影響很大，形成了吳派體系，由於考經迎合了社會需要，所以「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據經學家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所載，清道光以前的漢學家們，著書不沾一點宋學味的有57人，著書80部731卷，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諸經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訂。即吳派之後興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訂的標準推到了先秦，並且不縱一家之言，糾正舊疏舊注乃至文中的訛誤。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個概括了考經的目的和意義：「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對此當時的理學醇儒方東樹評價：「高郵王氏（王引之）《經義述聞》，實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3]
到了學派發展的後期，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脫節，為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5]。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為憂。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6]。嘉慶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7]。焦循還致書劉台拱，說：「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8]。嘉慶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書陳壽祺，認為：「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喟嘆：「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9]
評價
乾嘉百餘年間大批飽學之士刻苦鑽研中國傳統文化，「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學派對於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0]。
現代有學者評論，學術界、思想界衝開了兩千年的束縛得到了解放。動搖了理學神聖不可手指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乾嘉學派開闢了理學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學者們首先對聖賢之書發難，不能不稱讚他們的勇氣和堅持真理的膽量。
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並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吳派學者惠棟抱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他「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引之批評惠棟「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多指責清代漢學家「離經叛道」，是「幾千年未有之異端邪說」，如「鴆酒毒脯，烈腸洞胃」[11]。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質疑「乾嘉學派的歷史現象是由於清政府所實施的文字獄所造成的，逼迫學者們迴避社會現實鑽進故紙堆」的觀點，他說：「乾嘉學派的成員都是當時的精英，他們高官厚祿名利全有；他們家財寬厚不必自尋苦役；他們的著作也不是陳詞老調無用文章，而是語出驚人篇篇精彩；他們並沒有為當朝統治者唱讚歌卻得到皇帝讚歎；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空虛而是語出驚人言辭鏗鏘；他們並沒有頹廢，而是與正統的理學碩儒們進行著針鋒相對的辯爭；他們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懼辛苦不畏辯爭；他們用畢生乃至兩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於此。」他亦引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著作《西方哲學史》來比較義大利文藝復興與乾嘉學派的相似性：「文藝復興不是民眾的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們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然而最初他們並不是在現實世界裏，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 」[3]。
注釋
- ^ 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說：「乾嘉漢學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並非其起迄時間僅界定在乾隆、嘉慶這兩朝，即從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這八十五年，實際上乾嘉漢學從其產生形成，經發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則與有清一代相始終。」
- ^ 范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 ^ 3.0 3.1 3.2 3.3 王冬芳, 中國的文藝復興—乾嘉學派 —兼與「逃避說」商榷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017-08-21
-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 ^ 章學誠說：「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下》）
- ^ 魏源：《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 ^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
- ^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
- ^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書》附録《懋堂先生書三通》之第三通
- ^ 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云：「然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為考史之學。考史之學，不獨趙翼《二十二史答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為有益於史學也。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學說，或明一師之家法，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如此耳。」
- ^ 方東樹：《漢學商兌》，《序例》及卷上
參考書目
- 周維衍：《乾嘉學派的產生與文字獄並無因果關係》，《學術月刊》1983年第3期。
- 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頁。
研究書目
- 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