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故居
| 钱穆故居 | |
|---|---|
| 外双溪宾馆 素书楼 | |
  | |
| 位置 | 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2号 |
| 坐标 | 25°05′39″N 121°32′53″E / 25.094125°N 121.547928°E |
| 建成时间 | 1968年 |
| 官方名称 | 钱穆故居 |
| 类型 | 登录等级：纪念建筑 登录种类：宅第 |
| 评定时间 | 2021年1月6日 |
| 详细登录资料 | |
钱穆故居，又名素书楼、外双溪宾馆，位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为钱穆自1968年到台湾居住、教学的所在。1990年，钱穆因受前市长高玉树官邸案牵连而搬离，数月后去世。此后建物曾作为市立图书馆，今列市定纪念建筑，由台北市立大学维护。
使用历史
外双溪宾馆
择地
钱穆与妻子钱胡美琦在香港时，原住于沙田和风台5号[1]。1967年，夫妻感到香港局势不安，想到台湾建一新屋安老，并预计取名为“素书楼”[2]。“素书”为钱穆七房桥钱氏祖宅第三进的名称[3]，钱穆十七岁时曾在该处东偏房受母亲照顾养病[1]。6月28日，钱穆夫妻从香港搭乘中华航空至台湾，由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等在机扬迎接[4]。钱穆夫妻寄住自由之家期间，因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允诺在馆内为钱穆留一研究室，于是觅地建屋的范围就限在该馆附近[2]。当时从香港到台湾、同住自由之家的刘百闵在一次宴会中，遇到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潘其武，便介绍潘局长来帮钱穆解决建地[5]。
潘其武选了三个地方后，首先带钱穆夫妻去东吴大学附近。该地原为预留坟地，与东吴大学隔着一座土丘，前有小路通往小村落，对面则是退伍军人所临时搭建的平房。钱穆看了十分喜欢，当场就决定为素书楼所在，另两处地不再看。两日后，钱胡美琦带二兄胡美璜前来决定兴建地界。[2]
选定地后，钱穆特地去拜访在香港早就认识的东吴大学校长石超庸。后来钱穆才知道原先校方想用这块地作校长官舍，但石超庸已不方便开口。[5]
建造
石超庸一次来自由之家找钱穆，表示可由目前正在兴建东吴大学的建筑公司来帮忙建素书楼，但被钱穆夫妻婉拒[5]。当准备兴建时，钱穆夫妻先回香港搬家前两日，蒋经国来访告知他父亲蒋中正会代为兴建[2]。
蒋经国直接从胡美璜那边取得素书楼设计图，并嘱胡美璜不要过问[2]。1967年11月开始兴建[5]，建物正式名称是“外双溪宾馆”[6]，建物设计由钱胡美琦取自香港所居的两层楼西式住所[7]，建地面积合计275.14平方米[8]。此为蒋中正在台湾为学人建的三座宾馆之一，之前为胡适在南港所建与为林语堂在阳明山所建[2]。钱胡美琦说自己规划有两特点，一是楼上有长廊可供沉思与散步，二是书柜特别多[2]。
1968年，钱穆夫妻与潘其武前来看即将完工的素书楼，才发现与计划不一样。因东吴大学在素书楼紧邻兴建宿舍，建筑公司整地时便用推土机把天然为界的土丘推到素书楼建地，使地势整个垫高。客厅的面窗往全被山坡挡住，且院子还是一大坑洞，四面也没通路。工程师缺乏建屋经验，房子通道过狭。因已计划该年中秋节前搬入，只好以后再作建设。[2]
潘其武之前说这建地可先帮忙申请租地与从东吴大学衔接水电，待入住两三年后，便可现住人身份申请购买土地[2]。然而1968年7月，该地从阳明山管理局改为归属士林区，从此属台北市政府所有[5]。
钱穆夫妻自己先后对素书楼做了多次增建，如加添工人房、储物间、冬日可照见阳光的走廊、楼上全部加装铝门窗等[2]。完成的建物与周遭密林搭配，建物为白墙黑瓦搭配红砖，显现出宁静安适的空间感[9]。钱胡美琦想让素书楼周围为田园生活样貌[10]，用河沙与尿素铺洒改善土质[2]，从阳明山搬来两卡车的黄金竹来摘种庭园[11]，到青潭苗圃购买树苗[2]，沿着进门的二十多级石阶种植两排槭树[12]。
居住
钱穆夫妻刚初迁入时，许多亲友曾对“素书”二字觉得新奇，但钱穆自己也不知祖宅名由来，还被误会是出于《论语》的“绘事后素”，久而久之也渐成了钱穆个人的代名词[1]。钱穆习惯吃完早餐后，从家里走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办公室写作[13]。居在在此楼时，钱穆完成了《朱子新学案》[14]。女佣李美香对记者讲，主人在家大半守住二楼书房一角，会看平剧与《包青天》，最讨厌看歌舞节目，至于房间只要佣人帮他保持环境干净，不爱别人搬动[13]。
正门左侧的客厅为钱穆讲学之处[3]。自1969年起，钱穆为东吴大学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开课，每周一在素书楼讲课两小时[15]。，当时有一不成文规定，钱穆坐在圆形餐桌旁讲课时，只有正式选修生才有资格围坐，旁听生则自行觅坐听讲[3]。作为学生的辛意云回想，钱老师有时教学常忘了下课时间已到，师母因此准备闹钟提醒[16]。有的学生听成了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17]。外校学生在热天前来拜访时，钱穆还会要女佣倒加盐的黑松沙士招待[18]。端木恺校长任内，每逢教师节，会命令厨师作菜送来素书楼[5]。1986年6月9日下午，钱穆以王安石、司马光、屈原作讲课主题，最后勉励年轻学子“以仁义为己任”作为讲学七十五年的结语，来此旁听还有孔令晟、宋楚瑜[19]。钱穆自觉记忆力减退不再教课后，要门生改讲给他听，并说讲给学生听的东西若不敢讲给老师听，那就代表讲的东西不周全[16]。
在自强隧道未开通前，东吴大学主要入口是经过素书楼门前，退伍军人便在素书楼旁卖包子给学生，后来东吴大学的垃圾场设到素书楼门口前[5]。阳明山管理局在1980年撤销后，素书楼维修全部自理，如1984年翻修以及室内整建由三民书局刘振强帮忙[2]。
1980年代末，钱穆因病缠身，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留在素书楼二楼，望着看屋外景色，过着隐居式的生活[20]。1988年11月14日，与父亲久别的钱易首次来素书楼探病[21]。
搬离
阳明山管理局撤销后，因素书楼归台北市府所有，使得总统府在1983年与台北市政府签订1992年1月到期的借用契约[5]。
1988年5月4日，议员李定中质询指出，前市长高玉树已占用青岛西路5号台北市政府宿舍近廿年而不搬迁，市府应以此为专案处理[22]。该月在清查下，已查到除高玉树外、还有前市府代主任秘书王旌德、前秘书处主任秘书侯畅、前法规会主任秘书林昌明、前主计处处长何大忠等十九人依然占用[23]。12日，工务审查会上，担任招集人的议员周伯伦听到公园路灯管理处处长谢牧洲称属于市产的素书楼并无订立租赁契约时，便要求工务局限钱穆一星期内迁出[24]。陈水扁声援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质疑钱穆占用市产问题[6]。13日，台湾各报载台北市议员认定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限期一月收回”[2]。该天，工务局长潘礼门向审查会报告，对于钱穆之事，已派公园处长谢牧州携带信函给钱穆，以了解当年提供房舍情形[25]。14日，冯定国、陈俊源、陈光宪、高熏芳、及洪濬哲等议员认为尊崇钱穆的贡献，促请市政府兼顾情理法，解决钱穆居所问题[26]。17日，《民生报》社论指出各国对其本国学术大师均有一定程度的尊荣，从未听说把大师扫地出门的[27]。
台北市长吴伯雄下达全面清查下，1989年1月清查无权占用市府房舍的行动已扩及到所有市府单位[28]。在市府收回宿舍官司一审判高玉树败诉后，8月15日，高玉树对于钱穆要搬离，表达无意拖任何人下水，主要希望市府收回宿舍能一视同仁[29]。17日，吴伯雄强调素书楼并不包括在市府催讨的一百十八户宿舍之内，且是总统府正式向市政府签约的，钱大师绝非无权占住[30]。
1989年8月《中国时报》对高玉树访问，使得素书楼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钱胡美琦认为高前市长点明丈夫姓名、又言词尖刻，感到十分伤人。钱穆在该月除写给《中国报纸》澄清外，又寄信给总统府，表明不愿增政府麻烦，将最迟于1990年底前搬离。钱胡美琦感叹民意代表能为违章建户争取，不惜与政府作激烈对抗，但素书楼是比违章住户要合理得多了。钱穆是希望素书楼给当时担任东吴大学教授的章孝慈，因认为恰好与蒋经国有关。[5]
1990年6月1日，钱穆夫妻迁离素书楼前，钱胡美琦写了一份加建修建的清单给总统府派来接收的人员[5]。该年在东吴大学任教的廖玉蕙趁着刚搬离时好奇进去起居室，见到烫衣板还立着一支熨斗，感觉屋主是仓皇离去[31]。钱穆夫妻以资政身份向总统府申购公务员住宅，借由钱胡美琦任公职的亲戚与人事行政局长卜达海帮忙、及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让出配房，得以居住杭州南路公寓[5]。钱穆学生兼私人秘书邵世光回想，为了迁就新居较小的格局，丢弃了不少原在素书楼的家具摆设[8]。新宅是位于一条狭窄巷弄的六层楼公寓内，室内占地则仅卅余坪，还遭钱穆对妻子抱怨“院子里没有树”[32]。
钱穆去世前已呈失智状态，会以为自己是外出讲学而暂住在旅馆，想要回去[32]。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病逝于杭州南路自宅，妻子陪伴在侧[33]。该日上午，亚伯台风接近北台湾，风雨交加[34]。人去楼空的素书楼在无人照顾和台风经过下，残破凋零[32]。
市立图书馆
1990年8月30日，台北市政府财政局局长廖正井宣布素书楼交由教育局规划成图书馆[35]。次日上午，财政局签报代市长黄大洲，拨交教育局[32]。9月14日，教育局表示将会比照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设立钱穆先生纪念图书馆[8]。市府将地目作了整合[36]。原先计划1991年6月9日开馆，并编列新台币240万元经费作开馆之用，但被主计处予以否决，因此顺延[37]。
开馆之日，1992年1月6日，黄大洲以台北市长身份主持，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代表李登辉总统恭读贺词，其余出席者有钱胡美琦、谢东闵、李焕、永明寺晓云法师等[38]。当天，钱胡美琦离开前，对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谢金菊请求，将原本设在屋外的钱穆铜像摆进屋内书斋，因不想先夫的铜像风吹雨淋[39]。1998年5月22日，台北市长陈水扁视察钱穆先生纪念图书馆时，向钱穆铜像前鞠躬致意，表示当初对素书楼提出咨询，结果钱穆在迁居后三个月去世而过意不去[6]。
钱穆故居
台北市长马英九、文化局长龙应台在1999年11月7日探访林语堂、钱穆先生纪念图书馆[40]。2000年3月4日，马英九在文化发展会报中，裁定将这两馆移交文化局管理作纪念故居，朝国际学术中心定位发展，要求文化局在5月底前提出具体规划[41]。两馆整修维护工程规划由建筑师许伯元处理[9]。11月9日，文化发展会报，因两馆修缮工程要到明年6、7月间方能完工，引起马英九不悦[42]。原先马英九是希望钱穆故居在钱穆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开幕[40]。
2001年12月31日，市府文化局与东吴大学代表缔约，以经营钱穆故居[43]。次年1月3日，钱胡美琦对文化局长龙应台表达疑虑，认为负责经营的东吴哲学系是尊新儒学，与钱穆思想不同[10]。同日，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叶海烟回应，该案是由校方承办，非该系承办，且涵盖文史哲等领域，且校长刘源俊也会拜会钱夫人，亲自释疑[44]。2002年3月29日开幕时，马英九与钱胡美琦在庭院共同植下松树，其余参加者有中研院院士许倬云、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钱穆门生故旧、多位学者[45]。记者感叹由改成纪念故居后，人潮稀少，被用最多的是馆外厕所[46]。
2010年8月30日，素书楼举行钱穆逝世廿周年追思会时，马英九以总统身份向已坐着轮椅的钱胡美琦道歉，表示保证不公不义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素书楼风波等将不会再发生[47]。2011年1月1日，素书楼改由台北市立大学运作[48]。2012年3月26日凌晨，钱胡美琦在睡梦中过世[49]。2020年10月26日，台北市政府文资委员会上，詹添全等十四位列席委员以彰显钱穆国学教育、中国文史研究的贡献，一致同意将钱穆故居登录纪念建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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