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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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八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其中“四维”出于相传是齐国管仲所作的《管子》一书，该书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特别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德”，当时称为固有之道德。两者合而为之“四维八德”。[1]
四维
《管子》牧民篇有如下文字，应为“四维”的源起：
| “ |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 ” |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再增修战时的意义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并且以正面方式陈述四维重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四维是立国的根本，是个人处世的标准。
四维的解释
“礼”即是合理合宜，有节有礼，也就是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的“不逾矩”。儒者通过“省吾身”以避免行为“逾矩”。直到“从心所欲”却能，“不逾矩”，达到王阳明所谓的“此心光明”的境界。这个理是人本的天理。合礼就是合乎天理，不伤天害理。天理的标准就是仁。儒家讲究“学以致用”。学养能够达到“仁”的境界，行为必然合乎“礼”。
“义”即是宜。 也就是行为正当，合乎正道。
“廉”是凡事堂堂正正，坦荡无遮。能如是，贪赃枉法之事，何由发生？
“耻”是不盲从，知道取舍之道。因此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因为根据仁的标准决定取舍，所以没有邪恶的行为。儒家运用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最基本的就是达到不违仁。 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
八德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对于中国文化的强势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及和平。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特别重视倡导，因共计有八字，故一般惯例简称为“八德”。孙中山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所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了。……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
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之一，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2]
民国廿三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发动新生活运动，八德与四维并为两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