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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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 ||||
日期 |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 | |||
地点 | ||||
起因 |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 | |||
冲突方 | ||||
领导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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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 | ||||
死亡 | 18人 | |||
受伤 | 1100多人 |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是指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在“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之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1][2],动用各种棍棒、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半自动步枪、燃烧瓶、土坦克等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占与争夺。此次武斗共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2][3]。
背景
1966年12月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由于对于“文革”的一些观点看法不同而于四个月后分裂为团派与四派(或“四一四派”)。
1967年间,清华红卫兵“团派”和“四一四派”出现部分冲突,但由于大多数人忙于社会上的“全面内战”活动,无暇顾及校内。1967年冬,中共中央为结束全国范围混乱局面,要求所有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返回学校,进行“复课闹革命”,于是两派矛盾开始突出。但当时中央要求“大办学习班”、“消除派性”,因此矛盾没有过度激化。[1]
1968年3月下旬,“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文革鼓动全国再次开展“反叫屈”、“反右倾”斗争,提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从而使校园内派性间矛盾开始膨胀。[1]
武斗
最开始,“团派”和“414派”还只是相互辩论,逐渐升级为语言冲突、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初期蒯大富约束手下要“讲理”、“忍让”,但听到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要用“文”的方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如果对方不服,要用武力自卫。)后,开始意识到对立派系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从而决定开展武斗。[4]
4月14日、4月15日,团派蒯大富等人策划绑架了4名与罗征启一起支持414派的清华中层领导干部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并严刑逼供、栽赃罪名,制造了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4月20日,414派作为报复,也抓了支持团派的领导干部、电机系代书记陶森。团派对414派发出最后通牒,414派意识到可能发生武斗,开始在科学馆等处进行设防。4月22日晚,414派宣布次日要在大礼堂批斗支持团派的那位干部。团派立马表示反对,扬言要冲击会场。驻清华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双方进行疏导,但没有起到任何效果。[4]
4月22日午夜,100多名团派学生抢占大礼堂,缴获414派的400支长矛,并于次日(4月23日)凌晨通过广播通告。414派闻听消息,立刻前往抢占大礼堂东侧的旧电机馆,团派也前去抢占,双方产生摩擦和打斗,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去调解无效。双方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到上午10时,参与人数达1000余人,争夺范围扩展到11号楼、12号楼。下午4时,团派占据旧电机楼和11号楼,414派占据12号楼,武斗短暂结束。驻校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4人轻伤,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亲自到场协商无果。这是“百日大武斗”的第一场武斗。[1]
4月29日又发生“抢米武斗事件”,414派截获运送来的两卡车大米,准备运送到科学馆,团派派人去抢,但半路遭到414派伏击。卡车为躲避石块攻击导致翻车,压死一名学生。5月2日,团派向414派控制的土建馆发起袭击并获得成功,馆内贵重电器、仪表遭到严重破坏。[1]
5月2日武斗之后,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解下,双方公开进行谈判、商讨停止武斗、交换“战俘”,但私下都在积极备战。5月底,团派蒯大富组织建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开展武斗,414派也成立相应“文攻武卫”组织。[1][4]
5月29日,两派学生组织又发生冲突,团派立即全员出动,拿着木棍、铁棍和其他劳动工具包围、殴打四派数百人,不一会儿,四派组织一千多人反扑。蒯大富指挥埋伏在楼房高处的人员狠砸石块、砖头,将四派众多人员打成重伤。战斗以团派全胜结束。[4]
5月29日,团派在旧电机馆召开会议,决定对414派发动全面攻击,商定了攻打414派控制东区浴室楼的详细计划,采用“袭点打援”的方法,先偷袭浴室楼,偷袭失败即强攻,同时埋伏歼灭414增援队伍。会议确定以鲍XX(具体名失考)为总指挥。[1]
5月30日凌晨3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攻击信号。由于偷袭被发现,因此变成对414派的强攻。团派攻击人员在浴室楼下架起梯子、挥动长矛攻击浴室楼顶,414派守卫人员用长矛守住楼通道,用砖头、石块砸向团派攻击人员。团派攻击人员又使用弓箭、自行车内胎制成的石块投掷器向楼顶守卫人员发动攻击。同时,414派支援人员与团派伏击人员也打得激烈,414派动用拖拉机改造的“土坦克”突围失败。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虽然有人死亡,但总指挥鲍XX主张坚持,指挥团派向浴室楼投掷汽油燃烧瓶,将整个浴室楼点燃。414派守卫人员被迫投降,3人严重烧伤。[1][4]
此时,两派开始抢夺学校大楼用于训练民兵的武器库(一说利用教学实验工厂设备制造)武器,并派人外出收集枪支弹药。当时414派占据校园东南部,团派占据西北部,但414派控制的科学馆却位于团派半包围之中,因此成为主战场。由于形势紧张,5月30日起,陆续有大批学生、教职工开始搬离。[1]
7月,团派蒯大富召开会议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7月4日、7月5日,科学馆守卫学生朱育生、杨志军被射杀。科学馆被严密封锁,失去给养,楼内414派学生只能用馒头、盐水充饥。[1]
虽然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了《“七·三”布告》要求停止武斗,但清华两派毫不理会。7月9日上午,团派用燃烧弹点燃科学馆屋顶,烧毁科学馆三层,414派退守一层、二层。414派开始挖地道突围,但团派动用地震仪监测,并于7月16日将地道炸毁。[1]
七·二七事件
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事领导小组,意图停止高校武斗。
同日,毛泽东派一支三万多人(一说十万人,8月初减少至5147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进驻清华,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率领。414派因困境而当即宣布接受工、军宣队领导,到下午4时,交出了一卡车武斗武器,并开始拆除武斗工事。[1]
当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团派蒯大富公然与工、军宣队对抗,用长矛、手榴弹、步枪等袭击无武器的工宣队工人,导致王松林、张晓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5名工人被杀害,731位工人受伤。史称“七·二七事件”。[1][5][6]
“七·二七事件”表明“文革”中全国群众武斗已经远远超出中央的预料,完全可能失控于“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半到上午8点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严厉批评他们的行为。会见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与会中央领导将清华大武斗与广西文革联系起来,几乎将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当作广西“4·22”造反派的后台一同斥责,周恩来批评韩爱晶“广西佬躲在你北航”,毛泽东接着说“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而康生认为“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7][8][9]。
参考文献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李玉琦,《清华园1968“百日武斗”记实》,中国青年研究,1993年06期。
- ^ 2.0 2.1 唐少杰. 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PDF).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5-10, (3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04-26) –通过香港中文大学.
- ^ 唐少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粤海风,2001年06期。
- ^ 4.0 4.1 4.2 4.3 4.4 霞飞,《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二:蒯大富》,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02期。
- ^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11期。
- ^ 唐少杰. 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芝加哥大学. 《南方周末》. 2001-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8) (中文).
- ^ 秦晖.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上)——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序言). 爱思想. 2024-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9-21) (中文).
- ^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华夏文摘》. 200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06).
- ^ 胡宗式; 章铎. 第二辑 毛泽东“7.28召见”谈话记.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 华文记忆出版社. 2020: 第302–303页 [2024-05-12]. ISBN 97982107731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30)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