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灼
李可灼（？—？），中国明朝官员，在鸿胪寺丞任内因对患病的泰昌帝朱常洛进献药物，而成为由泰昌帝暴毙而起的“红丸案”中的关键人物。
红丸案始末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农历七月，万历帝朱翊钧崩俎；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基继位，拟定改元“泰昌”，并谥先皇为“神宗”。新帝即位不久于八月初十日病倒；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乃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八月二十九日起，皇帝连续服用了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病情稍缓[1]。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俎，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
光宗猝逝，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2]、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3]。当时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借由对李可灼赏银五十两、罚俸一年等动作[4]，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弑逆之责；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5]。此时，户部尚书汪应蛟上奏则称“弑逆”为过，建议改为下三法司处理[6]。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结果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然而到天启五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其遣戍[7]。
参考文献
出处
- ^ 《明史》（卷241）：“可灼趋入，和药以进，少顷又进。圣躬安舒就寝。”
- ^ 《明史》（卷243）：“然从哲之罪实不止此。先是则有皇贵妃欲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礼官执奏，言路力持，几何不遗祸宗社哉！继此则有谥皇祖为恭皇帝事。历考晋、隋、周、宋，其末世亡国之君率谥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岂真不学无术？实乃咒诅君国，等于亡王，其设心谓何？后此则有选侍垂帘听政事。刘逊、李进忠幺么小竖，何遂胆大扬言。说者谓二竖早以金宝输从哲家，若非九卿、台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迟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杌陧，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
- ^ 《明季北略》（卷1）：“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下文升法司严鞫，言往岁张差之变，祸几不测，张差之后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当寸斩之。结事惠世扬奏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台臣论之，辅臣方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请究医药奸党阴谋，谓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云。南台御史傅宗皋论崔文升用药之误。御史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药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复先帝之仇，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礼部尚书孙慎行参方从哲、李可灼进药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医官也，一旦以红丸轻进，而龙驭上升，罪胜诛乎？崔文升身历提督，当可灼进红丸之时，何不详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谕李可灼拿解法司究问正罪。崔文升发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论李可灼之罪。”
- ^ 《明史》（卷243）：“初，光宗大渐，鸿胪寺丞李可灼以红铅丸药进。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学士方从哲拟旨令引疾归，赉以金币。”
- ^ 《明季北略》（卷1）：“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药，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参李可灼进红丸罪状。言臣接邸报，奉令旨赏可灼银五十两。夫可灼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寿莫逃，此不过借此以塞外廷之议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之意。姑从轻罚俸一年。”
- ^ 《明史》（卷241）：“是时群情仓惶，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诸臣固谅从哲无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谅。若可灼轻易进药，非但从哲未能止，臣与众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论可灼，从哲自应重拟，乃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则失之太轻。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升妄投凉药，罪亦当诛。请并下法司，与可灼并按。从哲则应如其自请，削去官阶，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议也”
- ^ 《明史纪事本末》（卷68）：“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十一月，尚宝司少卿刘志选劾原任礼部尚书孙慎行倡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