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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林高志/沙盒21

座標：23°28′22″N 120°17′34″E / 23.472778°N 120.292778°E / 23.472778; 120.29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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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用戶頁的主題不是故宮或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英語）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機構
基本資料
所屬部門行政院[1]
員額510人（2019年）[2]
授權法源《行政院組織法》[1]
《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3]
主要官員
院長吳密察[5]
副院長黃永泰（政務）、(暫缺)（常務）[5]
主任秘書卓琇琴[6]
任命者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4]
任期特任、簡任[a]
組織編制
內部單位7處[b]、5室[c]
成立沿革
成立日期1925年10月10日（京兆地方）[8]
1965年11月12日（臺北開幕）[9]
林高志/沙盒21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7]
坐標25°06′07″N 121°32′55″E / 25.10191°N 121.54872°E / 25.10191; 121.54872
館藏規模698,649件冊[10]
參觀人數4,263,697人次（2018年）[d]
公共交通 淡水信義線士林站（1號出口）轉紅30、255、300、304、815、小18、小19、市民小巴1公車
 淡水信義線臺北101/世貿站（4號出口）轉KKday Express直達專車
文湖線劍南路站（1號出口）轉棕20公車
文湖線大直站（3號出口）轉棕13公車
臺北市雙層觀光巴士（藍線） [e][11]
地圖
林高志/沙盒21在臺灣的位置
林高志/沙盒21
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建築和位置圖
林高志/沙盒21
地址臺灣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7]
坐標23°28′22″N 120°17′34″E / 23.472778°N 120.292778°E / 23.472778; 120.292778{{#coordinates:}}：每頁不能有多個主標籤
公共交通高鐵嘉義站（2號出口）轉105、106、166、168、7235、黃9、33[f]、7211、7212公車[g]
臺鐵嘉義火車站（前站）轉7303、7320、7326[h]、7226公車[i]
網站south.npm.gov.tw
地圖
林高志/沙盒21在臺灣的位置
林高志/沙盒21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建築和位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博物院），俗稱臺灣故宮（博物院）[j]或臺北故宮（博物院）[k]，別名中山博物院[l]，為中華民國最具規模的博物館以及臺灣八景之一[16]，也是古代中國藝術史與漢學研究機構。[15][17][18][19]館舍坐落在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和臺灣省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7]，一年可接待超過614萬人次參訪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參觀人數第六多的藝術博物館。[d]

國立故宮博物院是隸屬於行政院的中央二級機關，故宮院長為特任官，視同部會首長。[1][4]它的前身是成立於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陳列所[20]，1925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內廷另外組織了故宮博物院[8][21]，後來因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輾轉遷移至南京和四川等地，古物陳列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裁撤併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m]。隨後第二次國共內戰衝突導致時局再陷動盪，包括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內的6個機構於是在1948年11月10日決定遷往臺灣，幾經改組易名，最終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臺北現址復院開幕。[22][23]此後，博物館歷經多次館舍擴建和修繕，並致力打造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加值應用的虛擬博物館，位於嘉義的南部院區也在2015年12月28日啟用。[24]

國立故宮博物院物典藏近70萬件冊的藝術品和文物[10]，大部分是原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等機構所藏來自紫禁城、盛京行宮、避暑山莊、頤和園、靜宜園和國子監等處皇家舊藏；另有部分是編列預算購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歸還文物，以及透過各界捐贈和徵集而來。藏品時間跨度涵蓋新石器時代至今長達8,000年[25]，各類藏品分別交由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和南院處等4個策展部門管理，當中以長篇銘文的青銅器、古代早期的名家書畫、善本古籍和官窯瓷器等蒐藏最具影響力。[18][26][27][28][29]展廳內是按照文物類別以編年方式系統性地陳設4,000餘件展品，器物類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輪換一次，書畫和圖書文獻類展件為每3個月定期更換[n]。[31][32]

歷史

京兆成立

國民政府後來在10月5日公佈《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新設秘書處、總務處和文獻館，故宮博物院改直隸於國民政府，委員會制改為院長制，理事會成為院內議會和監督機關；10月8日又任命37名理事，並推李煜瀛為理事長，易培基為院長，易培基、張繼和李宗侗為常務委員；此舉形同間接否決了經亨頤的前兩項議案。[33]

避戰流離

南京籌備

崔白透過敏銳觀察，捕捉到兩隻山喜鵲向闖入領域的野兔鳴叫示威和對峙瞬間的〈雙喜圖〉。[34]

之後因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敵機對南京頻繁轟炸，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20][35]

昔日唐玄宗為躲安史之亂，曾循棧道走避蜀地，一如〈明皇幸蜀圖〉所描繪的情節。[36]
途經川陝公路須改換汽車運輸；每輛車只能載20餘箱文物。由於路基沖毀、橋樑折斷，西遷北路尤為艱辛。[37]

西遷四川

淞滬會戰爆發次日，遷運南京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先後分南、中、北3路西遷[o]。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團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受委員會統籌相關事宜。[38][p]西遷文物則是在1946年1月陸續啟運至重慶，隔年3月6日全數運達；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運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運抵。隔年3月，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接收古物陳列所的商周銅器、漢朝文物、歷朝帝王像和邊疆民族標本等在內的古物，隨後邀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將所藏歷朝名畫和名窯珍瓷共同於5月29日在甫落成的館舍舉行為期10天的兩院聯合展覽會[q]。[41]

播遷臺中

馬遠描繪文士帶着攜琴僮僕外出春遊，衣袖無意間觸動了野花並驚嚇到柳枝上啼鶯的〈山徑春行圖〉。[43]
由上而下依序為北溝文物陳列室外觀；每次公開展示200餘件文物的內部展廳；[42]聯管處員工於陳列室附近的U字形防空坑道落成啟用時合影。

徐蚌會戰爆發後。[44]

[45]1956年5月，。之後受亨利·魯斯邀請到華府、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和三藩市等5個城市舉辦「中國古藝術品展覽」[r]，[42][47]間接影響了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和評價，接着在1963年與密芝根大學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國相片檔案中心，為兩院的書畫和器物進行照片與幻燈片拍攝，作為美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對古代中國藝術史有系統研究的基礎。[17][46]隔年又赴紐約參加「世界博覽會」。[48]

臺北復院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海外展覽列表
沈周為祝賀老師陳寬70歲生日繪製獻上的〈廬山高圖〉。[49]

1959年12月7日常務理事會提議於臺北興建現代化博物館，由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王雲五經請行政院院長陳誠同意撥款新臺幣6,200萬元興建[s]，又選定於11月12日孫文百歲冥誕在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流域現址開幕[l]，蔣中正總統為此題署了「中山博物院」門額，廳內並設置孫文銅像作為紀念。[9][22]，

將相關成果載於《故宮季刊》、《故宮文獻季刊》和《故宮學術季刊》[t]等出版品內，樹立往後古代中國藝術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態；還引入亞洲基金會的財力，推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設中國藝術史組（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並挹注師資教授和允許研究人員對它的院藏進行提件研究與學術交流等[52]；後又成立科學保存技術室，讓博物館可以透過先進的儀器技術和科學方法來研究、維護古物或復原古代技藝，使古物的壽命延長[53]；對於冷戰時期的古代中國藝術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和整合的主導作用。[7][17][46][54]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間也和國史館共同就關外本《清史稿》進行審訂編校，完成《清史稿校註》。[55]

杜正勝在2000年5月20日繼秦孝儀接掌之後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政策一環[56]。蘇貞昌內閣於2007年1月17日提出將《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第1條的蒐藏「中國古代」文物改為「國內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決[57][58]。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發佈《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增設南院處。之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籌建修正計劃於2010年10月22日核定[59]於2015年12月28日試營運，

從2001年的數位先導計劃開始，國立故宮博物院陸續參與了國家科學委員會（今中華民國科技部）多項專題研究計劃以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讓教育資源可以透過多媒體數碼藝術呈現和文化創意產業應用等方式，突破實體展覽場域限制而更貼近大眾。同時也將1975年起專門負責出版品發行和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與銷售業務的故宮文物圖錄印製作業基金納入文物蒐購業務，並更名為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2004年起用「Old is New時尚故宮」概念行銷典藏，推出《國寶總動員》、《經過》、《盛世裏的工匠技藝》和《透視內幕：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多部3D動畫片、電影和紀錄片，教育推廣之餘也藉此重塑新的形象。[60][61][62]繼又參考美國博物館協會和巴黎大皇宮博物館聯會等機構在各種類型授權業務的經營模式，於2006年援用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9條制定收費標準[u]，[64]帶動整體營收增長，包括權利金、衍生性商品販售、餐飲業務和各界捐款等在內的2014年度歲入為新臺幣2,555,263,950元，門票收入約占21.57%；歲出為新臺幣3,730,637,647元，南部院區籌建款約占43.75%。[v]

國立故宮博物院從2007年7月起，搭配故宮週末夜表演活動於夜間開放參觀，[25]後來整體開放時間隨着參觀人數逐年攀升而拉長，[68]2016年計有6,142,892人次造訪為歷年新高[d]。除了提供專人導覽解說、弱勢社群的視障和手語導覽、針對兒童的標準漢語及英語語音導覽，一般民眾有標準漢語、閩南語、客語、日語、韓語、英語、粵語、西班牙語、法語等語言的語音導覽、以及配合各項展覽所建置的「帶着故宮走」和「故宮常設展」等多款APP服務可供選擇[81][68]。歷來舉辦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明四大家特展——唐寅」和「藏鋒——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等多項專題特展均名列當年度全球最受歡迎藝術展覽[71][72][73][82]。也於1970年代挑選文物赴日本和韓國參展[w]，華府國家藝廊率先在1991年以《豁免司法扣押法》[x]保證借展文物於當地展出期間不受司法扣押或追訴影響來提出邀約[y]，後續的美國[z]、法國[aa]、德國[ab]、奧地利[ac]、日本[ad]和澳大利亞[ae]等國家主要博物館也在取得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保障後，進而展開雙方的合作計劃。[af][84][92][93]

建築

國立故宮博物院依據2008年3月7日行政院核定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處務規程》，以「一個組織、一套制度、全宗典藏、分處管理、文物不分散」規章營運位階平衡的北部院區和南部院區。[7]

北部院區

由上而下依序為正館（第一展覽區）1965年的樣貌；天下為公牌樓；正館；第一行政大樓和由孫超所鑄的銅獅[94]。

國立故宮博物院位於臺北市士林區現址的北部院區，占地212,000餘平方公尺。[95][96]正館建築設計起初由共同理事會常務委員兼兩院遷建小組召集人王世杰[97]在1961年邀請王大閎、吳文喜、楊卓成等5名建築師以不公開競圖方式產生，後來王大閎結合密斯·凡德羅簡約風格理念與雙曲面倒傘狀結構屋頂的現代主義建築形式勝出；但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陳誠對此結果不甚滿意，評審之一的陳其寬轉而委託黃寶瑜重新設計並執行此案。[15][98][99]1962年6月18日舉行了開工奠基儀式，黃色正脊和綠色琉璃瓦盝頂式明堂建築，配上米黃色石英質無釉面磚外墻，主體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啟用。[100]兩翼建築和護龍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別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館整體格局呈中軸對稱的凹字形配置，鋼筋水泥壁的山洞庫房為1974年所建。[32][53]接着在2007年2月8日完成參觀動線改善和建物耐震補強工程[25][ag]，使正館面積增為24,124平方公尺[ah]。

第一行政大樓面積12,496平方公尺，在1984年3月啟用後，除了瓷器品項仍貯於山洞庫房外，其餘藏品陸續都移置行政大樓地下室自動化的庫房內，[53][82]正館展廳也全面建立起防火、防震、防盜和恆溫、恆濕等管控措施。1996年4月啟用開放的圖書文獻大樓面積13,814平方公尺，大宗善本古籍和檔案文獻改貯藏於此。其中一樓1,220平方公尺的場域規劃為第二展覽區[104]，用於舉辦各項特別展覽；二樓至四樓的圖書文獻館則採取開架陳列方式，供各界提閱古籍和文獻的副本，以及閱覽參考有關中國藝術文化、文物維護和博物館學等類別的中、外文圖書與學術期刊等。[105][106]

南部院區

遠眺墨韻樓和飛白館，以及至美橋。

2010年10月22日修正計劃核定並結合民間企業資源，分期建設院區。[59]

首期約200,000平方公尺的博物館區相關工程，[59]包括軟件建置計劃在內的整體工程預算約新臺幣79.33億元，博物館主體建築核定興建面積59,958平方公尺，首期開發面積為38,413.07平方公尺[107]。由姚仁喜領軍設計監造的博物館主體建築工程和長度141.74公尺的至美橋先後在2013年2月和11月動工，2015年12月28日啟用試營運[7][108]。他的設計理念是由象徵水墨畫濃墨和飛白筆法的博物館主體建築，以及銜接迎賓大道、至美橋延伸到中庭的流線形渲染筆法所構成。墨韻樓設有展廳和典藏庫房；採用鋼結構和混凝土建材，弧形外牆裝飾著馬賽克磁磚和35,861個5種尺寸的鑄鋁圓盤，羅列成似青銅器上的龍紋和雲紋，賦與建築如同青銅器般厚重沉穩意象。飛白館設有售票、接待大廳、兒童創意中心、圖書館、禮品供應中心、餐飲部和多功能演講廳等空間；通體採用鋼結構和由玻璃帷幕曲牆包覆，別於墨韻樓僅用98個小圓窗引進自然光到參觀走道，與墨韻樓一虛一實的交錯，意謂著亞洲文明的交織融合。[7][108]

歷任首長

名單來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5]。

博物院首長

指導會首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藏品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和故宮三寶

皇家舊藏奠定國立故宮博物院蒐藏的基礎，包括庋藏於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的597,556件冊文物、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11,865件冊文物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21,602件冊文物，另有日本戰後歸還的1,275件文物和司法行政部（今中華民國法務部）移交的73件日偽司法機關印章，[26]以及按《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辦法》規定，經由該院研究人員和外聘委員循預審、初審與複審三級審查制度接受捐贈及蒐購的66,278件冊文物等[10][29][109]。管理委員會自1989年起邀集45名學者和專家組成委員小組，對該院所藏文物做全面的詳載登錄尺寸、重量和狀況，並附編號標籤，拍照建檔以利日後辨識，至1991年5月完成《民國79年度清點清冊》。第三次全面盤點邀請72名學者和專家結合數碼化建檔於2012年4月27日完成[ai]。[26]各類藏品截至2019年4月30日為止，有書畫13,684件冊[aj]、銅器6,227件、陶瓷器25,560件、玉器13,478件、漆器768件、琺瑯器2,520件、緙繡308件、織品1,571件、雕刻663件、文具2,379件、錢幣6,953件、雜項12,480件、善本書籍216,507件冊、清宮檔案文獻395,259件冊和其他文獻292件冊等，總計698,649件冊珍藏。[10]

繪畫

由左而右依序為范寬〈谿山行旅圖〉，約1000年；郭熙〈早春圖〉，1072年；[30]李唐〈萬壑松風圖〉，1124年。[3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9世紀中期以降持續至當代的繪畫作品，形式上多為可懸於廳堂的水墨畫掛軸。各種類型題材的水墨畫作以畫家模擬物象再現真理，走向內心自我投射的10世紀晚期至14世紀山水畫對東方人文思想尤具啟發，也是風景畫發展過程中重要里程的見證。[36][110]像是范寬在中軸鼎立的山勢下綴有商旅和建築等點景，傳達萬物生息不滅，人如同浩瀚宇宙間短暫過客哲理的〈谿山行旅圖〉；郭熙呈現冬、春交替之際，大地瑞雪消融和水氣煙嵐的復甦景象，同時以穩定構圖寓意君臣倫理尊卑秩序的〈早春圖〉；[30]李唐融合主峰鼎立與近景松林溪澗，展現大自然頑強生命力和詩意追求的〈萬壑松風圖〉；[36]馬遠描繪文士帶着攜琴僮僕外出春遊，衣袖無意間觸動了野花並驚嚇到柳枝上啼鶯的〈山徑春行圖〉；[43]夏珪在熟紙長卷上用渴墨繪形廓和肌理，隨即以濕筆擦染，表現江南景色淋漓壯闊的〈溪山清遠圖〉；武元直描寫蘇軾偕同兩位友人及船夫於赤壁夾岸江面泛舟夜遊，緬懷古代英雄和戰爭場景的〈赤壁圖〉；趙孟頫為彌補好友周密未曾造訪祖籍齊州的遺憾，創作並致贈的文人畫樣式青綠山水〈鵲華秋色圖〉；黃公望用修道餘暇隨興添墨、補筆，花了3年多描寫富春江一帶景致和生活寫照，後來卻歷經火殉劫難歸來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30]吳鎮仰賴占卜命理維生，透過作畫來暗喻自己無所營求和漁隱嚮往的〈漁父圖〉；[111]倪瓚一河兩岸式構圖，以荒瘠土坡和疏落枝葉反映自身節操清高的〈容膝齋圖〉；[112]沈周為祝賀老師陳寬70歲生日繪製獻上的〈廬山高圖〉，以及描述自身在深山寒夜醒來，挑燈夜讀沉思的〈夜坐圖〉；文徵明表達欣賞倪瓚高尚人格特質所作的〈江南春圖〉，以及強化二度空間構圖，讓飛泉在滿佈松柏的畫面中數折而下的〈古木寒泉圖〉；[113]唐寅藉由高士聆聽松泉山籟，表明自己寄興於山水、與世無爭的〈山路松聲圖〉。[36]

文同運用飛白筆法和濃淡墨色描寫懸崖邊垂枝的文人墨竹畫〈墨竹圖〉；[36]宋徽宗趙佶以粗筆繪汀渚水鳥於粉箋紙上，粉箋經過長時間剝落後呈現出花鳥畫樸拙趣味的〈池塘秋晚圖〉；馬遠營造寒雪冷清意境，迫使白鷺鷥群蜷縮在岸灘和崖邊的〈雪灘雙鷺圖〉；崔白透過敏銳觀察，捕捉到兩隻山喜鵲向闖入領域的野兔鳴叫示威和對峙瞬間的〈雙喜圖〉；[34]劉貫道記錄元世祖忽必烈偕同徹伯爾皇后和侍從一行人在沙漠中馳騁狩獵情景的〈元世祖出獵圖〉；[36]影響室町時期禪宗畫深遠的梁楷，他用減筆寫意繪成的〈潑墨仙人圖〉；[43]趙幹呈現冬雪初降之際，漁家不畏天寒在江上捕魚作活，岸上行旅因禁不起冷冽疾風而露出行進困難樣貌的〈江行初雪圖〉；[36]集陳枚、孫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等人的各家專長，融合歷朝版本並增添明清時期風俗題材及單點透視原理而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114]；仇英描述百餘名妃嬪、宮女和宦官們於春天清晨在宮苑活動情景，以及毛延壽為王昭君畫肖像故事背景的仕女畫〈漢宮春曉圖〉；晚唐畫家呈現當時宮廷女樂師們圍坐在方桌前演奏樂器、飲酒品茗和休憩情形的〈宮樂圖〉；[36]劉松年工筆重彩印度高僧倚着石榴樹專注於思考，而一旁僧侶想用衣缽承接長臂猿所摘石榴一幕的〈羅漢〉；[34]張勝溫筆下大理國宣宗段智興率領文、武官員禮佛，以及繪有十六國王和數百名佛教人物的〈畫梵像〉。[34][36]此外，由宋太祖趙匡胤以降歷朝宮廷畫家奉命繪製的159幅帝王和59幅皇后肖像畫[ak]，以及202幅先聖名臣人物畫像[al]，形象生動傳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史》、《元史》和《明史》所載皇室衣冠妝飾和奉安祭祀禮制等方面的參考依據。[am]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1347年至1350年。[30]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1295年。[30]
顏真卿〈祭姪文稿〉，758年。[116]

書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7世紀以降持續至當代的書法、法帖和拓片，這之中的古代作品在漢字文化圈是書寫記事和彰顯書法家與知識分子學養品德的具體象徵，其中有不少為書法學習者所取法，對於歷來書風發展的軌跡和鑑別蒐藏的品味都能有一個脈絡可循。像是現代人便可透過唐朝人用雙鈎廓填法複製的〈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 、〈遠宦帖〉和臨摹的〈快雪時晴帖〉等信札，以及傳為歐陽詢據王羲之真蹟臨摹上石的原石北宋拓〈定武蘭亭真本〉[117]，來探究王羲之於楷書、行書和草書的可能風貌；孫過庭以章草駢文辭藻形式總結學習前人書法心得，並歸納分析學習書法理論和方法所作的〈書譜〉；朱巨川被朝廷授與擔任大理評事兼豪州鍾離縣令官職的任職令〈朱巨川告身〉；懷素記述生平，以及摘錄部分當時公眾人物贈與詩文評價他狂草造詣的〈自敘帖〉；顏真卿在祭文草稿記錄了姪兒顏季明奮勇抵抗安史之亂叛軍卻慘遭壯烈犧牲的行草書〈祭姪文稿〉，字裏行間不時透露出書寫時悲慟和憤慨的情緒起伏，[116][118]以及在得知朝廷平定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黨羽並派劉清潭慰勞瀛州的消息後，用寬慰激動心情於藍箋紙寫下的行草書〈劉中使帖〉。[117]

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後的第三年，有感於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窮愁困頓而抒發的行書〈黃州寒食詩帖〉； 黃庭堅歌詠景物並懷念與蘇軾等人深厚情誼而寫下的行楷書〈松風閣詩帖〉，以及用行書抄錄改寫寒山數則關於人生無常哲理的偈語禪詩〈寒山子龐居士詩帖〉；米芾接受林希邀請到太湖附近的苕溪遊覽勝景，在蜀素絹上創作數首記遊和送行詩作的行書〈蜀素帖〉；[116][118]蔡襄請託人按照本帖澄心堂紙或另附張樣製作百幅類似品質紙張所寫的〈澄心堂紙帖〉[119]；宋徽宗趙佶形容滿園繁花美不勝收，讓人願意化身為舞蝶隨晚風迷失在花徑中的瘦金書〈詩帖〉；宋高宗趙構賦與岳飛邊關軍務全權而寫下的〈賜岳飛手敕〉[120]；吳琚行書出自蔡襄〈訪陳處士〉詩文中，描述他在春暖時節前去友人住處拜訪，感受到鳥語花香居家環境的〈七言絕句〉立軸；[116]趙孟頫在趵突泉遊歷歸來，特別致贈好友周密的楷書〈趵突泉詩〉，以及他將書法運筆時的提頓起伏變化融入繪畫、冊頁起首繪有蘇軾白描畫的行書〈赤壁二賦〉[49]；鮮于樞為記錄珍藏了一面稀有透光鏡而以行楷書寫下的〈透光古鏡歌〉；[118]祝允明自認媲美張芝狂草境界的〈雜書詩帖〉[49]；文徵明追求王羲之如同冰一般清秀高潔筆法所寫的小楷書〈醉翁亭記〉。[118]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1082年。[116]

銅器

由左而右依序為〈宗周鐘〉，前9世紀中期；〈散氏盤〉，前9世紀中期；〈毛公鼎〉，前9世紀晚期。[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1,900餘件在青銅時代被視為王權合法性依據和階級身分象徵的宗廟彝器，這些前16世紀至前3世紀中期的先秦銘文青銅器多半是已經過除鏽上蠟處理的熟坑青銅器，為金石學家探究上古史的第一手資料和書法家研習大篆的文本。[27][29][121]像是〈宗周鐘〉鐘面所鑄123字[an]大篆書法敘明周厲王因為親征獲使南方和東方26國臣服而下令鑄造此甬鐘，並以祭天追孝方式祈求福祐子孫，是件鐘面飾有夔龍紋和36枚乳突，鼓部中央和側邊可以敲出兩個不同頻率音響的雙音鐘；〈散氏盤〉腹內357字[ao]約劑條文記載着夨國用賠償田地來作為侵略散國的代價，以及轉讓田地時履勘的經過，是瞭解西周土地契約制度的實物文獻，它橫扁體勢且奔放風格的大篆書法實際上已開啟了草篆書風的先河；〈毛公鼎〉腹內的500字[ap]冊命書即顯示周宣王初即位時中興的企圖心，因此授與天子之下一人的管理職權和豐厚的賞賜給他的叔父毛公，還誥誡叔父和他的族人要忠心輔佐並肩負起保衛宗室的責任，散文內容無一不是傳達出周天子對叔父的深切期許；〈頌壺〉在蓋和器沿口有一組152字[aq]相同字樣的大篆，記錄頌接受冊命的典禮流程，包括頌在周王即位後進入宗廟中庭並出示命書，接着史官宣讀由頌掌管周室倉庫和所受賞賜，頌在接過命書佩帶出廟後，再返回獻納覲見用的玉璋等細節，文末不忘提及慎終追遠的觀念。[27]

商朝的青銅器在形制和紋飾變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佈滿夔龍紋和鳥魚紋，腹內有龍紋浮面居中的大型水器〈蟠龍紋盤〉；[122]該院所藏17件鑄有亞醜族徽的青銅器，其中9件為方形器，特徵在合範處都有突出的雙鈎棱脊裝飾，且配合器形外觀改以方形雷紋襯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亞醜方觚〉；器身各處飾有雷紋、夔紋、鳥紋和饕餮紋的〈亞醜方簋〉，雙耳是以獸首啣鳥附垂珥做為裝飾；大口折肩〈亞醜方尊〉，活動式的8個獸首是利用榫卯結構獨立鑄造；[123]腹底有「作寶簋」銘文的〈雙龍紋簋〉，各異的雙龍首蓋、菱格紋器身和夔紋圈足，加上雙半環耳附垂珥，罕見於商、周兩朝簋器；[124]新莽劉歆在9年（始建國元年）派人遵循《周禮·考工記》所載製作的10進位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銘文說明全器斛、斗、升、合、龠等5個量體的尺寸和容積計算方法，據此可以考訂宮聲的音律並得知所採用的圓周率為3.1566。此外，還有購藏和受贈自彭楷棟舊藏的438件亞洲各地金銅佛像[ar]，像是著袒右肩式僧衣結跏趺坐於仰覆蓮瓣的須彌座上，左、右手分別握衣角和施無畏印，下層臺座的前、後及兩側分別有2隻回首立雕獅子、55字題記與供養人浮雕，另鑄的背光正面內、外圈分別雕有7尊佛像及Ｕ形火焰紋，背面有佛誕生、初轉法輪和《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等場景的477年（北魏太和元年）青銅鍍金〈釋迦牟尼佛坐像〉。[123]

陶瓷器

由左而右依序為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和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約1086年至約1106年。[126]

相較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梟罐〉和龍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現初民對窯燒技術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異，[127]陪葬品形式存在於古代喪葬文化中的西漢〈黑陶繭式壺〉和唐朝〈灰陶加彩仕女俑〉等陶器，以及邢窯〈白釉玉璧足茶碗〉、五代時期的越窯〈秘色青瓷洗〉、翡色釉裏帶有透明質感的高麗〈青瓷花形缽〉和江戶時期描繪仙人乘錦鯉在海上遨遊的伊萬里金襴手樣式有田窯〈五彩琴高仙人碗〉[128]等瓷器典藏，宋朝五大名窯瓷器、明朝官窯瓷器、盛清畫琺瑯和洋彩瓷器等10世紀中期至19世紀供皇家御用的官窯瓷器是該院藏瓷特點。像是該院所藏21件以瑪瑙入釉[18]、滿釉支釘燒的北宋汝窯瓷器中，簡約造型裏帶有如雨過天青般釉色的溫酒具〈青瓷蓮花式溫碗〉，以及釉面沒有開片紋路的〈青瓷無紋水仙盆〉；織錦緞背心有刻劃纏枝牡丹紋飾和印花的〈白瓷嬰兒枕〉等近800件定窯瓷器蒐藏[129]；外形取自青銅器，頸腹飾有兩道凸起弦紋和一對管狀貫耳的南宋官窯〈青瓷貫耳壺〉；頸部飾有一對鳳凰附耳的粉青釉龍泉窯〈青瓷鳳耳瓶〉；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窯〈米色高足碗〉；葡萄紫泛藍釉彩窯變的〈鈞窯丁香紫尊〉等100餘件鈞窯瓷器藏品[130]；鈷藍釉面金銀描繪痕跡顯示受到伊斯蘭藝術影響的元朝景德鎮窯〈霽青單把杯〉和〈霽青盤〉成套酒器。[131][132][133]

壺身用鈷料彩繪轉枝蓮花和海濤紋的明成祖永樂〈青花瓷花卉紋扁壺〉，以及瓶腹繪有回首三爪蟠龍，瓶頸和口沿有枝蓮等花卉紋飾的〈青花龍紋天球瓶〉；因壺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寶石紅釉瓷僧帽壺〉，以及調味用壺〈祭紅刻花蓮瓣滷壺〉和〈霽青刻花蓮瓣滷壺〉等；藏有傳世90%以上數量的明憲宗成化瓷器[134]，像是結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黃、綠、紅三色，呈現兩組子母雞覓食於野地享天倫樂的〈鬥彩雞缸杯〉10件[as]，以及繪有象鼻夔龍舌吐蓮花和如意雲的〈鬥彩瓷天字夔龍紋蓋罐〉；罐身繪滿麋鹿、花卉、桃實和雲朵的明神宗萬曆〈五彩瓷百鹿尊〉；20件燒造於養心殿造辦處琺瑯作坊的清聖祖康熙〈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卉方壺〉和〈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卉蓋碗〉；集文人詩、書、畫、印於一器的〈瓷胎畫琺瑯山水碗〉和一對〈瓷胎畫琺瑯柳燕圖碗〉等186件清世宗雍正琺瑯彩瓷[135]；所藏500餘件清高宗乾隆琺瑯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琺瑯彩瓷基礎上融合西方繪畫技法的又一創新，像是〈瓷胎洋彩霽青描金游魚轉心瓶〉、〈瓷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湯碗〉和〈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蟬紋尊〉等「乾清宮頭等瓷器」，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經驗並超越的企圖心。[131][133][136][137]

玉器

由左而右依序為〈肉形石〉，17世紀；〈翠玉白菜〉，19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新石器時代以降玉器，多為倫理上的敬天法祖和玉殮葬習俗所使用，原因在於東亞初民相信玉石蘊含通靈能量，所以巫師便透過玉石製作的祭器施法來溝通人神。像是興隆窪文化的〈玉耳飾玦〉和〈玉彎條形器〉[138]；紅山文化以玄鳥銜天命繁衍氏族意象的〈玉勾雲形佩〉和卷曲渾圓的〈玉豬龍〉；[139][140]龍山－齊家系外徑38.7釐米至39.4釐米寬的〈玉璧〉；有47.2釐米高、17節68個神衹和祖靈小眼面紋，體現良渚文化天圓地方宇宙觀和崇敬信仰的〈玉琮〉；龍山文化雙翼牛角抽象面紋和猙獰具象面紋一體兩面的〈玉人面紋圭〉等象徵史前權力的禮器。伴隨人文主義興起，玉器自前20世紀開始淡化通靈色彩，逐步形成以圭璧組配為玉禮制的核心，[139]像是夏朝發兵或調遣軍隊信物的〈牙璋〉[141]；商朝祭典中用來招降、依附神靈的〈龍冠鳳紋玉飾〉；[139]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帶璜組玉佩〉和縫綴著26片玉飾的喪葬面罩〈覆面玉石飾件〉；受到黃老道家思想潮流影響，漢朝貴族用來承接露水調玉屑服食以達到成仙目的，有a字形單柄的〈玉高足杯〉[142]；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龍紋角杯〉和營造具有動態張力、意在能夠羽化登仙的帶翼神獸〈玉辟邪〉等象徵階級身分的墓葬品。[133][139][140]

唐玄宗和宋真宗在帝國承平時期先後於725年（開元13年）和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舉行封禪典禮，在社首山築壇祭祀地衹儀式中各自所使用的祝禱文隸書〈禪地祇玉冊〉，以及附有52件飾有龍鳳紋和卷雲紋玉匱嵌片的楷書〈禪地祇玉冊〉，都是能夠補足《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和《宋會要》等史籍闕漏並刊正傳訛的實物文獻。[139][143]10世紀中期至19世紀趨於寫實、多元樣貌的玉器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大宗，[29]像是遼朝或北宋皇室所屬，雙面雕有三趾龍和鏤空卷草紋飾的〈玉鏤空龍紋盤〉[139]；南宋仿三代玉壁雙螭紋和如意雲紋形制的〈螭紋璧〉；大雁在春天荷塘花叢竄走的元朝〈玉大雁帶飾〉；傳達鯉魚在躍過龍門，瞬間幻化成鰲這個過程的明朝〈玉鰲魚花插〉；[144]外觀似荷葉形體、葉上有一雙璃、一隻螃蟹和黃甲登科吉祥話語的〈玉荷葉洗〉[139]；將玉髓巧雕、石皮加以染色，呈現出東坡肉入微的毛細孔和肥瘦肉相間質感的〈肉形石〉；清高宗在迎接70歲和80歲生日前夕，為了期勉自身勵精圖治而下令製作的碧玉〈古稀天子之寶〉璽和〈八徵耄念之寶〉璽；利用翡翠顏色分佈巧雕，以綠葉白梗象徵清白，葉上各有一隻螽斯和蝗蟲寓意子孫綿延的清德宗瑾妃嫁妝〈翠玉白菜〉。[133][139][140]300餘件來自南亞、中亞和西亞至東歐的15世紀至19世紀早期伊斯蘭玉器蒐藏，像是莫臥兒帝國沙加罕時期融合瓠瓜和蓮花外形、歐洲莨苕葉紋裝飾柄端和器緣的碧玉〈瓜瓣杯〉；運用高純金鑲嵌技法製作出規律對稱花葉紋的〈嵌紅綠寶石白玉盤〉和〈碧玉金絲盤〉，以及三角形鐵質劍身後端有鍍金黃銅飾片和H形玉製劍柄上鑲嵌有寶石與金箔包覆鐵絲線裝飾的〈卡達短劍〉[128]；將每瓣花葉紋淺浮雕成圓形或橢圓形凹窩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雕花蓋罐〉。[139][145][146]還有汪精衛1941年6月訪問大日本帝國時，獻給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風〉、香淳皇后的一對〈翡翠雕花鳥瓶〉和貞明皇太后的一對〈白玉花鳥瓶〉。[147]

註釋

  1. ^ 依《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第3、4條規定，特任院長1名，簡任14職等副院長2名（常務和政務各1名）、簡任12職等主任秘書1名。[3]
  2. ^ 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南院處、登錄保存處、文創行銷處和教育展資處等7個業務部門。[7]
  3. ^ 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安全管理室和政風室等5個行政部門。[7]
  4. ^ 4.0 4.1 4.2 歷年訪問量排序依次為：6,142,892人次（2016年）[69]、5,427,784人次（2017年）[70]、5,402,325人次（2014年）[71]、5,301,860人次（2015年）[7][72]、4,500,678人次（2013年）[28][73]、4,360,815人次（2012年）[74]、4,263,697人次（2018年）[75]、3,849,577人次（2011年）[76]、3,671,628人次（1995年）[77]、3,441,248人次（2010年）[28]、3,235,169人次（1998年）[78]、3,024,092人次（1993年）[79]、3,000,718人次（1992年）[80]。
  5. ^ 該路線行經：臺北車站、捷運西門站（西門町）、國賓大飯店、大同公司、臺北市立美術館、圓山大飯店、銘傳大學（士林夜市）、士林官邸、國立故宮博物院。[11]
  6. ^ 以上路線在故宮南院南站下車。[12]
  7. ^ 以上路線在縣政府站下車，再沿太子大道步行北往。[12]
  8. ^ 以上路線在故宮南院北站下車。[12]
  9. ^ 該路線未經嘉義火車站，同樣是在故宮南院北站下車。[12]
  10. ^ 請參閱指向「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重新導向頁面。[13][14]
  11. ^ 以區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的故宮博物院（俗稱北京故宮）。[15]
  12. ^ 12.0 12.1 嚴家淦於開幕致辭表示：「此一博物院定名為『中山』，並在國父誕辰之日落成，尤具意義。國父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的道統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現在博物院以『中山』為名，來紀念國父，就是要把國父的思想發揚光大，達到天下為公的地步。」[9]
  13. ^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於1965年改組為國立故宮博物院。[22]
  14. ^ 鑑於書畫作品有機材質脆弱，為延長保存壽命，國立故宮博物院特別從蒐藏的13,684件冊書畫作品中，揀選1368年以前在藝術史上有代表性的57件繪畫和13件冊書法，嚴格限制每回展出時間不能超過42天，且相隔至少3年才能再度展出。[10][30]
  15. ^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分水陸兩路在1937年11月18日啟運西遷。[20]
  16. ^ 1950年1月起，日本歸還的105箱古物先後六批改運往臺灣，由聯管處接收代管。其中51箱237件古物在1956年移交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今國立歷史博物館[39]）。[40]
  17. ^ 此時國立中央博物院仍於籌備中，僅有第一期主體建築大致完工，尚有兩期工程持續進行。[41]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展廳工程同樣進行中。[23]
  18. ^ 1961年6月1日至1962年6月15日在華府國家藝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現代美術館和三藩市笛洋美術館巡迴展出。[46]
  19. ^ 其中新臺幣3,200萬元來自美援贈款。[50]
  20. ^ 《故宮季刊》自1966年7月至1983年發行；《故宮文獻季刊》自1969年12月至1973年9月發行；《故宮學術季刊》自1983年7月發行至今。[51]
  21. ^ 原名《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後修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文化創意）產品管理及收費規定》。[63]
  22. ^ 歲入折合約85,317,661美元；歲出折合約124,562,192美元。[28][65][66][67]
  23. ^ 1970年3月15日至9月13日在大阪參加「萬國博覽會」。1973年在首爾參加「中國展覽會」。[25][83]
  24. ^ 原名全稱"Exemption from Judicial Seizure of Cultural Objects Imported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84]
  25. ^ 1991年10月12日至1992年1月12日在華府國家藝廊參加「1492年之際：探險時代的藝術」展。[85]
  26. ^ 1996年3月12日至1997年4月5日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芝加哥現代美術館、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和華府國家藝廊舉行「中華瑰寶」展。[86]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1月22日在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和休士頓美術館舉行「帝王品味」展。[7]
  27. ^ 1998年10月20日至1999年1月25日在巴黎大皇宮舉行「帝國的回憶」展。[87]
  28. ^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2月15日在柏林舊博物館和波昂聯邦藝術展覽館舉行「天子之寶」展。[88]
  29. ^ 2008年2月26日至5月13日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舉行「物華天寶」展。[89]
  30. ^ 2014年6月24日至11月30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和九州國立博物館舉行「神品至寶」展。[24]
  31. ^ 2019年2月2日至5月5日在悉尼新南威爾斯美術館舉行「天地人」展。[90]
  32. ^ 先後在2017年7月3日和8月21日，與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博物館締結為姊妹館。[91]
  33. ^ 同年，士林地檢署偵辦故宮改善工程弊案，共15名前後任院長和官員遭起訴，[101]後因罪證不足，高等法院在2011年11月二審宣判無罪。[102]
  34. ^ 其中展廳9,613.91平方公尺；非展覽用的公共空間10,656.98平方公尺；行政空間3,852.69平方公尺。[103]
  35. ^ 此次盤點結果發現〈銅鍍金內填琺瑯琵琶式懷錶〉、〈青玉八卦水丞〉、〈青玉刻花爐〉、〈仿古玉圓璧〉和〈三鑲玉如意〉等5件清朝文物的附件受損或遺失。[26]
  36. ^ 包括繪畫6,688件冊、成扇1,880件、法書3,723件冊、法帖495件冊和拓片898件冊。[10]
  37. ^ 包括明朝〈出警圖〉和〈入蹕圖〉2卷，但不含明太祖御筆2冊。
  38. ^ 計入清朝紫光閣功臣像〈瑪瑺斫陣圖〉和〈阿玉錫持矛盪寇圖〉2卷。
  39. ^ 南薰殿傳世肖像畫以〈宋太祖像〉年代最早，此前人物畫像均為宋朝或其後朝代畫院畫家所繪製。[115]
  40. ^ 銘文全文為123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3字。[27]
  41. ^ 銘文全文為357字，其中重文7字。[27]
  42. ^ 銘文全文為500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9字。[27]
  43. ^ 銘文全文為152字，其中重文2字。[27]
  44. ^ 1996年購藏32件銅鎏金佛像；2004年受贈358件銅鎏金佛像（不包括寄存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日本重要文化財北魏銅鎏金佛像1件）；2006年受贈48件銅鎏金佛像（不包括石雕四面佛像1件）。[125]
  45. ^ 編號：故瓷005189N－005196N、017835N、017836N各1件。[13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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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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