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鳳
金家鳳（1903年—1979年9月）又名品三，字冠三，江蘇吳縣甪直（今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起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1][2]
生平
早年生涯
金家鳳於1903年生於吳縣甪直鎮的一個地主家庭。其父金恩燮（字友克）在辛亥革命前後曾為甪直鎮的中國同盟會的負責人。金家的兄弟姐妹共5人，金家鳳排行第三。1916年，金家鳳畢業於甪直小學。隨後，金恩燮將金家鳳送到上海南洋附中學習。在校期間，他成為《新青年》的讀者。1919年2月、3月間，金家鳳參加世界語學會。[1][2]
1919年4月，金家鳳、侯紹裘（中共蘇州獨立支部的創建人之一）等同學策劃使用炸彈暗殺松滬護軍使何豐林。但計劃泄露，金家鳳等幾位同學被警察逮捕，後經南洋路礦學校校長朱貢三出面營救，他們獲保釋。[1]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金家鳳是南洋附中代表、上海學生聯合會成員之一。因南洋附中反對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金家鳳、侯紹裘、茅以新、蕭箎、沈昌等8位參加社會運動的學生被南洋附中開除。此後，金家鳳轉入南洋路礦學校學習，並且在中法教育會補習法文，準備赴法國留學。[2]
參與建黨建團
1920年2月，陳獨秀自北京經天津抵達上海。上海學生聯合會派出學生前往歡迎陳獨秀。陳獨秀在歡迎大會上應邀發表演講。金家鳳也參加了此次歡迎活動，並首次見到陳獨秀。不久，英國哲學家羅素應邀訪華，其此行自上海開始。在組織「歡迎羅素來華演講會」期間，金家鳳再次見到陳獨秀。通過交談，陳獨秀十分賞識金家鳳。自此，金家鳳伴隨並師從陳獨秀，參與編輯《新青年》雜誌，開始投身革命活動，參與建黨建團。[2]
1920年4月，通過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一行人抵達上海會見陳獨秀。雙方決定創立中俄通訊社（後來改稱華俄通訊社）。該通訊社由維金斯基的翻譯楊明齋負責。楊明齋、陳獨秀出面租入上海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為通訊社社址。金家鳳、俞秀松等人入住新漁陽里6號，樓上朝東的亭子間為俞秀松等的臥室，朝西的亭子間則由金家鳳和楊明齋同住。[2]
當時，許多湖北、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青年來到上海，各地被通緝的學生和青年也到上海，投奔《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新漁陽里6號遂成為各地青年的住所。金家鳳幫助俞秀松接待並安置外地學生。[2]
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金家鳳參加了該會，參與該會的翻譯、寫作及宣傳活動，先後以「冠三」、「品三」、「鳳三」等筆名，在《新青年》、《共產黨》、《嚮導》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及俄國十月革命。[2]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新漁陽里6號成立，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8人為發起人，俞秀松任書記，金家鳳負責團務。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首個社會主義青年團。[1]
1920年，陳獨秀在籌備建黨時經費不足，金家鳳乃致信家中，稱需錢「赴法留學」。其母宋喬信以為真，遂籌集6000銀元，分批送至上海，作為金家鳳及其未婚妻留學法國10年的費用。金家鳳收到錢後，均轉交陳獨秀，作為建黨建團的經費。為讓金家鳳的家人相信其已「赴法留學」，1920年秋，陳獨秀親自致信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李大釗，介紹金家鳳入北京大學，金家鳳遂離開上海到北京學習。[1][2]
進入北京大學後，金家鳳參加了北京大學黨組織的活動，編入黨的北大區支部，起初和李國瑄、范鴻劼、高君宇等人在一個小組，後來和朱務善、何孟雄等人在一個小組。金家鳳主要開展青年工作，並參與了以長辛店鐵路工人、唐山煤礦礦工為主要對象的勞工運動。1921年5月，在馬神廟的北京大學理科化學實驗室內，金家鳳、鄧中夏、張國燾、何孟雄、繆伯英、朱務善、羅章龍、劉仁靜等參加了李大釗主持的入黨團典禮。18歲的金家鳳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57位中共黨員中最年輕者。[2]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的最後一天，金家鳳緊急為代表們送信稱，巡捕房即將搜查會場，代表們便臨時轉赴浙江嘉興南湖開會。[1]
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來自上海、北京、廣州、武昌、長沙、南京、天津、唐山、保定等15個地方團的25位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是陳公博、蔡和森、鄧中夏、張太雷、許白昊、施存統、俞秀松、易禮容、王振翼、陳子博、譚平山、莫耀明、樹彝、呂一鳴、王仲強、譚植棠、金家鳳、張仲毅、張繼武、張紹康、梁夏燃等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等人、青年共產國際代表也出席了此次大會。大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等六個議案，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一中國全國性組織。[1]
建黨建團之後
1922年，為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召開第11次年會，金家鳳聯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共80多人，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名義組織「非宗教大同盟」。金家鳳任主持人，蕭瑜任幹事，該大同盟分別於3月11日和4月1日兩次發出通電，還組織發表李大釗、李石曾、鄧中夏、何孟雄等8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1]
1923年，金家鳳在北京幫李大釗、李石曾策劃舉辦「首都裁兵大會」，遭到北洋政府通緝，金家鳳隨即被調赴安徽，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不久，金家鳳返回北京，李大釗讓金家鳳將信函帶給陳獨秀，金家鳳乘津浦線經南京赴武漢，途經南京時被孫傳芳的軍警發現，隨即遭逮捕入獄。後來，經顏惠慶、胡適等人保釋，金家鳳出獄並回蘇州養病。[1]
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中國國民黨清黨後，陳獨秀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領導人，金家鳳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金家鳳遂攜妻子毛一鳴赴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任命金家鳳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圖書館主任。後來，金家鳳參加了由汪精衛等發起的反蔣活動。[1]
在抗日戰爭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金家鳳先後赴長沙、重慶。1939年，金家鳳在重慶見到中共地下情報員傅大慶。通過傅大慶，金家鳳同中共黨組織重新建立了聯繫。[1]
1940年，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找到金家鳳稱，「日軍軍情和日本國內的情況需要有人去了解，周恩來也提出派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黨的情況」，問金家鳳是否願往。金家鳳對此未置可否。隨後，金家鳳通過傅大慶將此事匯報周恩來，周恩來答稱，「是我與張群商量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慶與你同行。」金家鳳經過考慮，同意奉命去汪精衛政權任職。臨行前，金家鳳向戰地黨政委員會遞交了《自發抗戰計劃書》，獲李濟深下令備案。[1]
金家鳳自重慶回到上海之後，被汪精衛政權任命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金家鳳肩負兩個任務，一是對汪精衛政權內部開展情報工作，二是注意日本民間人士情況，推動日本的進步人士的反戰活動。[1]
1941年1月，金家鳳隨丁默邨訪問日本，當時金家鳳即將出任運輸公司中方經理，所以金家鳳以運輸公司中方經理的身份，同日本社會黨等公開活動的黨派的人士進行接觸，還接觸了島田正雄等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回到上海之後，金家鳳約傅大慶在上海國際飯店會面，匯報了在日本的見聞。不久，傅大慶因為有其他任務而離開上海，潘漢年派助手張建良（又名華克之）同金家鳳聯繫。[1]
1943年夏，金家鳳組織了時事討論會。時事討論會需要的電訊稿由汪精衛政權特工總部的電台收錄，每隔數天，特工電台便派人將電訊稿送來，有時金家鳳也派人去特工電台取電訊稿。金家鳳閱讀電訊稿之後，會聯繫中共地下人員取走。金家鳳也讓長子金慶平取或送電訊稿，並讓金慶平很快學會了騎自行車，以便隨時赴特工電台取電訊稿。1945年，金慶平加入中國共產黨。[1]
1945年4月，日軍以「通共通渝」的罪名逮捕金家鳳，並將其押入蘇州政治犯監獄。1945年8月，日本投降，金家鳳獲釋。此後，他任職於上海通安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戰爭勝利後，金家鳳隨即接到張建良轉述的潘漢年指示：「撤退香港，與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繫，配合開展策反和統戰工作。」金家鳳遂化名「費君忍」，在香港以運輸生意為掩護，同各方面人士進行接觸。[1]
在人民共和國
1950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很快佔領朝鮮半島北部。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在香港擔任輪船公司經理的金家鳳自可靠渠道獲知，美國政府已經授權麥克阿瑟可以越過中朝邊界「追擊」，便致信毛澤東，通過張建良快速上報。此情報對於中共中央決定「抗美援朝」意義重大。事後，張建良登門為金家鳳送來一支「犀菲利」牌金筆，稱該金筆是毛澤東對金家鳳的嘉獎。[1]
1952年，船務公司東主孟力平同台灣方面進行勾結，試圖將「羅斯陶」號輪船駛往台灣，當時金家鳳覺察之後試圖阻止，但遭孟力平排擠並免職。但「羅斯陶」號的船員進行了鬥爭，最終將「羅斯陶」號駛回廣州黃埔港。1953年，金家鳳回到廣州匯報時，因受該案牽連而被逮捕。1958年，廣東省公安廳在偵查之後認為此案為孟力平策劃，還確認了金家鳳的情報關係，但因各種原因，金家鳳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金家鳳繼續留農場接受改造，直到1975年底獲特赦出獄。1976年周恩來逝世時，金家鳳在兒子楊慶章身邊低聲嘆息：「我的事可能再也說不清楚了。」[1]
1979年9月，金家鳳赴香港探親，遭遇車禍逝世。新華社香港分社以「中國旅行社」的名義致送花圈，花牌上寫有「典型尚在」四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