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克軍反叛
 | 此條目的引用需要清理，使其符合格式。 (2015年6月1日) |
| 虎克軍反叛 |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以前）及冷戰（1945年以後）的一部分 | |||||||
| |||||||
| 參戰方 | |||||||
|
1942年–1946年 1946年–1954年  菲律賓共和國支援:  美國 |
1946年–1954年  共產黨
支援（據稱）: 蘇聯[1]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
1942年–1946年 1946年–1954年 曼努埃爾·羅哈斯（自然死） 埃爾皮迪奧·季里諾 拉蒙·麥格塞塞 愛德華·蘭斯代爾 |
 裕仁天皇  東條英機 本間雅晴 山下奉文 何塞·帕西亞諾·勞雷爾 阿特米奧·理查德 （自然死） 貝尼奧·拉莫斯 路易斯·塔魯克 何塞·拉瓦（被俘） | ||||||
| 參戰單位 | |||||||
|
1942年–1946年 1946年–1954年 菲律賓軍隊 菲律賓保安部隊 菲律賓陸軍航空隊 （直到1947年） 菲律賓空軍支援: 美國陸軍 美國海軍 美國海軍陸戰隊 美國陸軍航空隊 中央情報局 |
1942–1945 1946–1954 人民解放軍 | ||||||
| 兵力 | |||||||
|
15000人–30000人 (1942年–1946年) 56000人(1946年–1954年) |
沒有數據(1942年–1946年) 12,800人（1946年–1954年，最多時） | ||||||
| 菲律賓歷史 |
|---|
|
| 史前時期 |
虎克軍反叛是由虎克軍發動的反對菲律賓政府的武裝叛亂。叛亂開始於1942年日佔菲律賓時期，然後經曼努埃爾·羅哈斯總統時期一直持續到1954年拉蒙·麥格塞塞總統時期結束。
背景
在日佔菲律賓期間，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抗日游擊隊在中央呂宋形成，這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虎克軍游擊隊。他們通過游擊戰的形式在各個村莊裏建立武裝抗日根據地。在此期間，中央呂宋地區受到虎克軍游擊隊的嚴密防守和保護。
菲律賓被從日本手中解放後，菲律賓政府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支持下，解除並逮捕了據稱是共產主義武裝的虎克軍游擊隊成員。由於美國遠東軍司令部(USAFFE)和菲律賓保安部隊（Philippine Constabulary）大肆追捕幫助過虎克軍的農民積極分子，並對農民的騷擾和逮捕虐待變得更加普遍，這同時也造成了慘重的平民傷亡。虎克軍以避免更多的人員傷亡並作出撤退到山區打游擊的決定。
戰前中央呂宋的社會改革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於美國在1898年美西戰爭和1902年菲美戰爭中取得勝利，菲律賓的對外貿易大門被美國打開。由於西班牙已經在菲律賓引入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加上美國的擴張，菲律賓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呈現了極大的指數級增長。[2]而當地的土地所有者更喜歡將諸如煙草和甘蔗的經濟作物轉而出口到美國，而通常像大米或穀物則變得出口較少，這也導致農民的食物供應逐漸減少。
而這一快速發展的時期同時也反映出西班牙統治三個多世紀以來菲律賓社會經濟混亂的現狀。當地的地主們以前也會參加一些社交活動（比如像是佃戶的婚禮和洗禮），在節日期間他們也會向當地人分享食物和視察土地。[3]地主們在經濟困難時期還會幫助當地百姓，所以，他們也會被視為修道士和政府官員的保護者。隨後，農場的管理模式徹底發生了轉變，當地的土地所有者想要使他們的農場更具現代化，同時也想要把佃農以合同形式變成合同工，以使他們的利益最大化，這徹底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係，正如一位新怡詩夏省的地主稱：
「在過去，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就像家庭的父與子一樣。地主認為自己是佃農的家人，所以會更加關心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這個制度不可能萬年不變，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如果地主和佃農是業主與租客的這種商業關係，而不是搞家人關係那一套的話，農場就會建立起來一種穩固高效的運營模式，這樣，佃戶付出了勞動，地主也會相應給予他們工資作為回報。當然，我更加熱衷於現代機械，就像我看到美國現代農場那樣，而這裏唯一的機器是並不怎麼高效的日式打穀機。而且只有我督促佃農工作時，農場的效率才會有所提高，但你告訴機器去執行這麼一件事情的話，它會毫不猶豫去做，但跟人打交道（指佃農）可不是這樣。」[4]
當地主們把他們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的方式變成了機器，而農場就只需要看守人員了，由於地主與佃農之間出現的巨大差距，這造成了農民的不安情緒越來越嚴重，這也是引發農民騷亂的主要原因，菲律賓中央呂宋的農民發起了對地主的抗議，以表達他們的不滿。[5]
農民工會組織的形成和發展
由於糧食作物被種植的經濟作物替代輸出貿易，這造成了大量的農民失業，農民開始沿街乞討，甚至偷竊政府的糧倉，[4]在這動盪的十年裏，人們紛紛感到絕望。20世紀30年代初，許多小型農民工會組織開始逐漸形成，這其中包括：
- 農民協會（Samahang Magsasaka）
- Kabisang Tales
- 勞動群眾（Anakpawis）
- Sakdal運動
- 貧窮勞動者同盟 (AMT; General Workers' Union)
- 菲律賓全國農民國民協會 (KPMP; National Council of Peasants in the Philippines)
這些工會的主要行動和訴求皆歸傳統的制。抗議此後也發展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包括罷工、向政府官員請願(包括總統)、起訴地主，甚至參與選舉並贏得地方政府的職位。
1939年，兩個最大的農民組織合併：AMT和KPMP，前者有7萬名成員，後者有6萬名成員。[3]他們成立了農民政黨「人民陣線」，並參加了1940年代的邦板牙省的地方選舉。儘管PSP的創始人佩德羅·阿巴德·桑托斯沒有贏得一個席位，但他的政黨已成為農民運動和虎克軍的代名詞。而他的得力助手路易斯·塔魯克(Luis Taruc)則成為未來的虎克軍最高指揮官。
叛亂
日佔時期
1941年12月，日本軍隊入侵菲律賓。[2]由於菲律賓當地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組織軍事力量反抗，現有的軍隊則是由美國遠東軍司令部來進行協調和防衛菲律賓本土。在中央呂宋大區的農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發組織起來對抗日軍，20世紀30年代中央呂宋大區的農民抗日組織為菲律賓抗日活動創造了條件，在日佔期間，該組織於1944年建立了地下活動的政府組織，[3]組織內的軍事委員會指揮了總共有67個中隊。[3]
1942年3月29日，300名農民組織者決定成立虎克軍。[6]這一事件標誌着農民運動徹底轉變為游擊隊。他們從平民、撤退的美國和菲律賓部隊手中收集武器，並打擊土匪活動。[3]到1942年9月，虎克軍發展到3000名武裝人員。[5]到1946年，人數漲至1萬人。[5]虎克軍組織結構是由各中隊組成的，而中隊是由班組成的。僅在塔拉韋拉就有三個中隊，每個中隊約有200人。[3]
虎克軍的最高領導人有卡斯托·亞歷杭德里諾（AMT，PSP）、費利帕·庫拉拉（ KPMP）、伯納多·波波利特（AMT）和路易斯·塔魯克 (AMT, PSP)，路易斯·塔魯克在組織中任最高軍事指揮官。[7]共產黨人聲稱，虎克軍是由共產黨領導發起的。[8]然而，在戰前，虎克軍內部沒有一個最高領導人與PKP有過任何聯繫。[3] Kerkvliet後來對其虎克軍成員進行的採訪時也表明，他們對任何意識形態都沒有偏見。
虎克軍受到村民們的熱烈歡迎，並被視為日本佔領下的平民保護者。民族主義、相同的意識形態、生存和報復，都是人們加入虎克軍的主要動機。[3]而那些沒有加入虎克軍游擊隊的人則加入了一個名為「Barrio United Defense Corp(BUDC) 」的地下組織。
虎克軍還試圖招募中央呂宋大區以外的人員，但並沒有成功。[3]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與菲律賓聯邦軍隊、菲律賓保安部隊和美國陸軍航空隊並肩作戰，虎克軍在同盟國抗擊日本對菲律賓的入侵里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
菲律賓共和國時期
虎克軍人員的生活質量即使在戰後也沒有恢復到戰前水準。在日佔期間，大部分地主都跟日本人有所合作[3]，因此他們本身已不再對佃農耕種感興趣。此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戰爭期間已經搬到了馬尼拉。
虎克軍人員的經濟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他們的苦難生活狀況還因為美國遠東軍司令部、菲律賓保安部隊的鎮壓以及地主的敵意而加劇。[3]美國隨後下達了取締禁止虎克軍的命令，並開始逮捕參與或幫助過虎克軍的人員，不少當地的村民也成為這次搜捕的受害者，他們的財產被搶，食物被偷，甚至保安部隊搜索完房屋後還一把火燒毀了房屋。
1945年2月發生在布拉卡省馬洛洛斯的七十七中隊大屠殺被認為是一場專門針對虎克軍的政府敵對行動。[5]七十七中隊由109名成員組成，他們紛紛被美菲聯軍包圍開槍屠殺後，被集體埋在一個萬人坑裏。
此外，在1945年2月，美國反情報行動組(USCIC)認為，若需徹底剷除虎克軍在該地區活動的唯一方法就是逮捕虎克軍的主要領導人。[3]虎克軍大約有20名重要領導人在搜捕行動中被捕，其中包括兩名主要領導人卡斯托·亞歷歷杭德里諾（Castro Alejandrino）和路易斯·塔魯克（Luis Taruc）。
1945年9月，路易斯·塔魯克和其他領導人被釋放。路易斯·塔魯克正式宣佈抵抗運動結束。他將虎克軍成員名單遞交美國和菲律賓政府，希望總統塞爾吉奧·奧斯梅娜(Sergio Osmena)承認他們參與對日戰爭所作出的貢獻，從而有資格享受退伍軍人福利。但有四個中隊，大約2,000名士兵未被政府所認可，虎克軍認為這是政府的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因此決定不會再接受政府的任何要求。
路易斯·塔魯克向麥克阿瑟抗議，以制止美國和菲律賓政府對虎克軍對鎮壓。儘管高層領導人之間一直在相互談判，但虎克軍與美菲聯軍之間的對峙局勢已經相當持久和成熟，虎克軍也足可以發起一場全面的叛亂。 用虎克軍的最高領導人路易斯·塔魯克的話說就是：「停戰這套說辭僅在最高層、政府代表和農民領袖之間有效，但要放在民間，衝突還是難以避免的」。[9]
此外，1945年末至1946年初的社會狀況，不僅沒有對農民的利益有所改善，還變得逐漸惡化，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佃戶與地主之間的貧富差距。由於高利率、貸款、分期租金和農業費而引起的佃戶與地主之間的衝突糾紛。[3]而在戰爭期間選擇和日本人合作的地主戰後又選擇了和美國及菲律賓政府合作，他們同意將農作物收成的60：50利益改為50：50的比例分給佃農。但是當收穫來臨時，這些承諾往往卻沒有兌現。
所以虎克軍決定再次從政，[3]全國農民聯盟（The Pambansang Kaisahan ng Magbubukid ）正式成立。在國家治理層面上，PKM呼籲實行60：40收穫分成比，PKM還呼籲改善農民與地主的關係，向地主提供低息貸款，制定法律保護農民和小型土地擁有者免受大地主的侵害，實現「不分社會地位，人人均平等」。
雖然的PKM爭取的目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微不足道，但政府針對他們的騷擾和逮捕仍在繼續。當地警察、憲兵、甚至「便衣警察」都曾做出恐嚇、逮捕、甚至殺害虎克軍老兵和PKM支持者的行為。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虎克軍正式與PKP結盟，後者就是後來的菲律賓共產黨(CPP)。CPP成立了勞工組織委員會(CLO)來領導勞工權益中的政治鬥爭。[3][8]這個組織由來自馬尼拉各地的76個工會組成，並擁有10萬名會員。[5]另一方面，農民對公共事業發展的支持率在農村得到了顯著的增長。
1945年7月15日，PKM和CLO合併成立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5]儘管CLO在意識形態上明顯偏共產主義，但PKM還是選擇與他們合作，以獲取贏得全國選舉的更好機會，而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法律和政治層面在全國代表佃農。[3]為了確保擊敗自由黨的曼努埃爾·羅哈斯，民主聯盟支持國民陣線的現任總統塞爾吉奧·奧斯梅娜作為候選人。
1946年5月的選舉，曼努埃爾·羅哈斯大勝，從而順利當選總統。六位民主聯盟候選人也贏得了國會席位，但是，由於議員何塞·托帕西奧·努埃諾以選舉舞弊和恐怖主義為由，提出了一項決議並得到國會多數議員支持，這造成6名民主聯盟議員，以及1名國民黨議員和3名國民黨參議員被禁止在眾議院佔據席位。[8]
| 地區（選區） | 姓名 |
|---|---|
| 邦板牙省第二選區 | 路易斯·塔魯克 |
| 邦板牙省第一選區 | 阿馬多·尤松 |
| 布拉干市 | 傑蘇斯·拉瓦 |
| 新怡詩夏省 | 喬薩·坎多 |
| 新怡詩夏省 | 康斯坦西奧·帕迪拉 |
| 丹轆省 | 亞歷杭德羅·辛波科 |
1946年7月4日，美國政府將主權遞交給菲律賓政府，此時的菲律賓經濟已變得非常依賴美國經濟。[10]1946年的《菲律賓貿易法案》（又稱：Bell Trade Act of 1946）正在議會兩院進行辯論，如果讓那些失去席位的國會議員參與投票，那麼這項有爭議的法案可能就無法通過。[3]由於民主聯盟國會議員被禁止佔據席位、羅哈斯政府傾向於使用武力的強硬態度、再加上國會議員在中央呂宋大區對PKM、民主聯盟和虎克軍老兵無情地濫用其權力，這無疑加劇了中央呂宋大區農民對政府的負面情緒。新上台的羅哈斯政府試圖在PKP、PKM和民主聯盟（DA）成員的幫助下推動和平進程。塔魯克、何塞·亞歷杭德里諾和胡安·費利奧等代表在警衛和政府官員的陪同下，試圖安撫農民團體，但這並沒有取得成功。在所謂「休戰」之後的幾天裏，中央呂宋大區再次爆發了暴力衝突。塔魯克和其他人聲稱，這是議員和當地政府官員正在「破壞和平進程」。[3]
1946年8月24日，胡安·費利奧在新怡詩夏省的埃西哈進行完一次和平演講後，在返回馬尼拉的路上被一大群「穿着制服的武裝人員」攔住。當時費利奧身邊有他的保鏢和四名社區助理人員，費利奧想聯繫內政部長荷西·佐盧塔，以說明他們在訪問社區的途中無緣無故地遭到政府武裝力量的包圍，並表示他們正想辦法離開。隨後，費利奧和四名社區助理人員被這些人帶走並殺害。[8]數千名虎克軍老兵和PKM成員確信，費利奧是被地主或羅哈斯政府謀殺。[3]
這一事件最終導致塔魯克向總統羅哈斯發出最後通牒:
「對你手中權力的考量已經到來！我們悲慘的人民和祖國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你現在有能力讓人民陷入混亂和可怕的衝突，或者以自由的精神安撫團結人民，就像我們彼此同為手足兄弟一樣。」
隨後，塔魯克恢復了虎克軍的建制和指揮中心，並支持農民的鬥爭，開始了虎克軍反叛起義。1948年3月6日，總統羅哈斯宣佈虎克軍為非法組織。五周後，羅哈斯死於心臟病發作。[8]
菲律賓獨立時期
在菲律賓獨立後的幾個月和費利奧被謀殺後的幾天內，虎克軍策劃了一場反對羅哈斯總統的叛亂。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量，他們再次主動撤退到山區，並將自己改名為Hukbong Magpapalaya ng Bayan (HMB)，即人民解放軍。[5]政府加大了對虎克軍的打擊力度，這使得叛亂進一步升級。[3]
羅哈斯總統採用了他所謂的「鐵拳政策」來阻止叛亂。[5]它的目標是在60天內鎮壓叛亂。菲律賓保安部隊（PC）加強了對虎克軍的打擊行動。羅哈斯將虎克軍視為共產主義者，並認為有必要鎮壓該組織，包括其附屬農民武裝。[3][11]
然而，菲律賓共產黨否認了虎克軍的叛亂行為，聲稱叛亂必須服務於超越捍衛利益本身的目的，而且菲律賓共產黨認為真正的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領導，而不是農民，他們認為農民根本無法理解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3][8][12]
但羅哈斯高估了他軍隊的能力。[6]當菲律賓政府還沒有能力建立起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的時候，而虎克軍已經經受過抗日游擊戰的洗禮了，最終菲律賓政府開始尋求美國的軍事援助。這場叛亂持續了數年，造成大量平民傷亡。[3]
在此期間，虎克軍的組織結構與抗日期間相同。它既提供了一支反對精英群體和政府軍隊，又提供了一個以「正義的虎克軍」聞名的地下政府。[3]村民們也再次支持虎克軍，虎克軍本身的組織力量、士兵和支持者的數量持續增長，在1950年達到最高峰的時候，有12800名士兵和54000名支持的群眾。[5]
索羅斯在宣佈他的「鐵拳政策」後幾周就於心臟病而逝世。他的繼任者總統埃爾皮迪奧·基里諾（Elpidio Quirino）對虎克軍的態度更為寬容，但他未能實施最根本的土地改革，也未能安撫受到保安部隊侵害的虎克軍人員，這使得虎克軍進一步提出了他們的訴求。
1948年6月21日，基里諾總統宣佈將大赦虎克軍，[5] 幾天後，參議院和國會也都同意了大赦[3]，而條件是虎克軍放下武器投降。但無論在馬尼拉的談判進展的如何，農村地區的零星戰鬥仍然在持續。許多虎克軍成員很不情願地交出了他們的武器，據他們個人對政府的了解，政府只會要求他們接受政府的登記而已。[3]但許多人投降後受到威脅和毆打，這種被迫投降的消息傳開後，虎克軍的成員就不再願意交出武器投降。1948年8月14日，談判破裂。[9]
1949年，作為對政府的一次襲擊，據稱是虎克軍的成員伏擊並謀殺了身為菲律賓紅十字會主席、菲律賓第二任總統曼努埃爾·奎松(Manuel L. Quezon)的遺孀奧羅拉·奎松(Aurora Quezon)，當時她參加完奎松紀念醫院開幕儀式後，返家途中被殺。謀殺中，她的長女和女婿也被殺害。這次襲擊引起了全世界的譴責，而虎克軍聲稱襲擊是由「叛徒」所為，並為襲擊菲律賓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辯解。[13]
所謂的蘇聯介入
哈佛大學的斯蒂芬·J·莫里斯在他的《蘇聯與菲律賓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中寫道：「沒有證據表明蘇共曾向虎克軍叛亂分子提供武器，菲律賓共產黨的鬥爭模式也只是受到了蘇聯共產主義的影響。」[14]中蘇交惡前，蘇聯允許中國支持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團體，後來蘇聯表示在菲律賓只支持當地的非暴力共產主義政黨。[14]
1949年，據《紐約時報》駐馬尼拉記者轉述稱，蘇聯潛艇可能向虎克軍提供槍支、彈藥和補給。[15]
瓦解
1948年8月14日談判破裂，路易斯·塔魯克和他的同僚立即逃往馬德雷山脈（Sierra Madre）山區避難。20世紀50年代開始，虎克軍起義開始呈下坡路趨勢。呈現這一趨勢主要有兩個原因:
- 多年的戰爭和敵對行動使人們普遍感到厭倦。[3]許多優秀的虎克軍領袖不是已經逝世就是年紀太大不能戰鬥。剩下的幾個領導人現在正被軍隊通緝，就算藏在山區也在所難逃。最終，村民們厭倦了支持虎克軍，並開始對他們奮鬥的事業提不起一點興趣。
- 基里諾總統將打擊虎克軍行動從內政部和地方政府(DILG)轉移到國防部(DND)。在拉蒙·麥格塞塞的領導下，軍隊整肅了一批腐敗和低效的官員，並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攻勢，軍隊在追擊山區的虎克軍游擊隊的行動中也有非常大的進展。[5]到1951年，菲律賓陸軍各營級作戰單位已經擴充到1047人，比上年增加了60%。此外，菲律賓政府停止了對農民的不利政策，並真正解決農民的問題，這進一步使農民不再認為需要「正義的虎克軍」。[16]
最終，通過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麥格塞塞的軍事勝利，虎克軍反叛被徹底平息，麥克塞塞也順利當選成為第七任總統。[17]1954年5月，路易斯·塔魯克自首，被判處15年監禁。
虎克軍反叛中的女性
虎克軍運動以包括婦女農民而聞名，這些婦女主張加入到運動中來反抗日本對婦女的暴行，包括強姦和致殘。這些婦女中有許多人參加了戰鬥，但大部分的反抗者仍留在農村收集物資和情報。[18]而在叢林營地的婦女則被禁止參加戰鬥，[12]但他們會經常接受急救、宣傳和招募方面的訓練。[12]
虎克軍運動發起後，大量婦女投身於該運動，並迫使領導層重新考慮其性別招募政策。婦女參與運動的問題同時也被列入了虎克軍運動的討論議程。許多來自呂宋中部和南部乃至馬尼拉的年輕婦女也都紛紛加入虎克軍，她們加入的原因皆是對日本人的殘暴感到憤怒，有時甚至是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害怕擔憂，甚至不少婦女還具有感同身受的經歷。大多數婦女的年齡在15至35歲之間，單身，在農民家庭成長。還有一些婦女加入到虎克軍難民營，並志願為游擊運動提供幫助。但是絕大多數人都選擇留在村莊裏，在虎克軍根據地內部工作，為游擊隊收集物資、金錢和信息。 這些以村莊為基礎的虎克軍根據地成為動員婦女和政治宣傳的重要場所，在「從日本人手中解放」的名義下開展活動的婦女可以與其他村民進行順暢的交流。——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41頁）
在招募方面，虎克軍是不具有歧視性的，並鼓勵各種背景的群眾加入抵抗運動。 除了男人以外，還有令人驚訝的大量女性志願者加入，她們對日本人的暴行感到憤怒。加入虎克軍的婦女都是15-35歲的未婚農民，而絕大多數婦女都選擇留在村子裏，通過收集物資、金錢和信息為游擊隊提供幫助。
婦女在戰前中央呂宋大區農民運動中的經歷使她們成為虎克軍的理想組織者。婦女通常在日本人眼中顯得不那麼引人注目，她們在村莊周圍自由活動，表面上只是在與人交談，實際上是在交換有關游擊活動的信息。西奧菲斯塔·瓦萊里奧和聖安娜她們兩位組織者均是人民解放軍的代表。——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55頁）
婦女是理想的信使，虎克軍領導人很快意識到了她們執行這項危險任務的潛力、技巧和意願。在日本人眼中，婦女是無害且沒有威脅的，這些婦女在平時無非就是挎着一籃子水果和蔬菜與鄰居閒聊，這種形象在敵占區起到了很好的隱蔽作用。而這種形象使婦女能夠從一個地區順利的到達另一個地區，而且還很少被懷疑是游擊隊。 ——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66頁）
虎克軍運動中的婦女作用主要是支援部隊，他們通過與村民溝通並充當掌握有關日軍重要信息的信使，雖然她們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對運動本身起到了很大的幫助。由於他們的外表和衣着，她們的活動往往被敵人所忽視，而敵人也只會更加專注於打擊游擊隊戰士本身。
情報網絡是地區聯絡和信息交換部門的一部分，婦女在地區情報網絡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該部門主要收集日本人在描籠涯（意指村莊和地區）活動的信息。情報搜集工作看起來很輕鬆，但是卻非常具有風險，但加入虎克軍的婦女都很願意承擔這種風險。Loreta Betangkul認為，日本人及其間諜認為當地婦女無所事事，整日閒逛，但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婦女正在收集有關日軍的信息並將其傳送給虎克軍游擊隊。——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61頁-第62頁）
由於游擊隊被打死或打傷的情況很普遍，因此虎克軍組織了一個醫療部門，該部門主要由擔任護士的婦女組成。就像在主流社會中一樣，虎克軍中的大多數（但不是全部）護士都是女性。許多婦女認可這一工作，認為自己本身作為女性是最有能力照顧和安撫受傷的同志。這些婦女認為，他們幾乎不需要培訓就可以完成照顧病人的任務。 許多人也認可Prima Sobrevinas的話，他說：「女性天生就是為這工作而生」。——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64頁）
在總部工作的大多數婦女都是擔任文員。埃琳娜·薩威特（Elena Sawit）為政治局領導人撰寫文件、貝倫·辛帕科(Belen Simpauco)在這次運動中擔任文書，而西莉亞·雷耶斯(Celia Reyes)和阿韋利娜·桑托斯(Avelina Santos)在各自的營地擔任財務主管，她們他們通常為游擊隊運動募捐和管理資金，以確保有足夠的資金和食物提供給游擊隊。——維娜·蘭佐納（Vina Lanzona），《叢林中的虎克軍叛亂：菲律賓性與革命》（第65頁）
婦女的另一個關鍵任務是在根據地擔當傳統家庭主婦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虎克軍的醫療部門主要由婦女組成，她們護理傷兵使其恢復戰鬥狀態。她們還為士兵們做飯，為虎克軍士兵打掃房屋。由於在那個時期只有少數婦女受過教育，所以受過教育的婦女會被被分配到文職工作，例如會計和文書，以有效管理和組織虎克軍的資源。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1951年8月30日，菲律賓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簽署了《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參閱
外部連結
-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
soviet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 ^ 2.0 2.1 Constantino, Renato. The Philippines : a past revisited. Quezon City: R. Constantino https://www.worldcat.org/oclc/957972723. 1975. ISBN 971-8958-00-2. OCLC 957972723. 缺少或
|title=為空 (幫助)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Benedict J. Kerkvliet. <italic>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ital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xvii, 305. $16.0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8-02. ISSN 1937-5239. doi:10.1086/ahr/83.1.260.
- ^ 4.0 4.1 Benedict J. Kerkvliet. <italic>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ital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xvii, 305. $16.0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8-02. ISSN 1937-5239. doi:10.1086/ahr/83.1.260.
-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Tullis, F. L. Book Review: 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 By EDUARDO LACH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p.342. $15.00.).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72-09-01, 25 (3): 562–563. ISSN 1065-9129. doi:10.1177/106591297202500321.
- ^ 6.0 6.1 Tullis, F. L. Book Review: 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 By EDUARDO LACH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p.342. $15.00.).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72-09-01, 25 (3): 562–563. ISSN 1065-9129. doi:10.1177/106591297202500321.
- ^ Wickberg, Edgar. Malolos: 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 By Teodoro A. Agoncillo.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60, xvi, 831, Appendices,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1-11, 21 (1): 92–93. ISSN 0021-9118. doi:10.2307/2051004.
- ^ 8.0 8.1 8.2 8.3 8.4 8.5 Resil B. Mojares. <italic>The War against the Americans: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Cebu; 1899–1906</italic>.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0. $20.0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0-12. ISSN 1937-5239. doi:10.1086/ahr/105.5.1717.
- ^ 9.0 9.1 Moore, T. Inglis; Taruc, Luis. Born of the People. An Autobiography.. Pacific Affairs. 1953-12, 26 (4): 359. ISSN 0030-851X. doi:10.2307/2752874.
- ^ Abinales, Patricio N. The Philippines: A Country Study. Edited by Robert E. Dolan. Fourth edition. Washington, D. C.: Area Handbook Series.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xxiv, 386 pp. $25.0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11, 53 (4): 1314–1316. ISSN 0021-9118. doi:10.2307/2059314.
- ^ Ladwig, Désirée. Einführung. F&E-Kooperationen im Mittelstand.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96: 3–26. ISBN 978-3-8244-0302-8.
- ^ 12.0 12.1 12.2 Ricordeau, Gwenola. Lanzona Vina A., Amazons of the Huk Rebellion: Gender, Sex, and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Genre, sexualité et société. 2010-12-05, (4). ISSN 2104-3736. doi:10.4000/gss.1555.
- ^ Domsch, Michel E.; Ladwig, Désirée H. Mitarbeiterbefragungen — Stand und Entwicklung. Handbuch Mitarbeiterbefragung.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 3–24. ISBN 3-540-29379-5.
- ^ 14.0 14.1 Morris, Stephen J.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hilippine Communist Movemen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4-03, 27 (1): 77–93. ISSN 0967-067X. doi:10.1016/0967-067x(94)90031-0.
- ^ Fairfax, Sir James Oswald, (1863–1928), a Director of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nd Sydney Mail. Who Was Wh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2-01 [2020-10-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21）.
- ^ Ladwig, Walter C. When the Police are the Problem. Policing Insurgenc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02-20: 19–45. ISBN 978-0-19-809488-3.
- ^ Goodwin, Jeff. No other way out :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worldcat.org/oclc/44627493. 2001. ISBN 0-521-62069-4. OCLC 44627493. 缺少或
|title=為空 (幫助) - ^ Lanzona, Vina A.,. Amazons of the Huk rebellion : gender, sex, and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ttps://www.worldcat.org/oclc/651665181. 2009. ISBN 978-0-299-23093-7. OCLC 651665181. 缺少或
|title=為空 (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