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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縮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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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耶穌會縮減地聖米格爾傳教團遺址
在玻利維亞康塞普西翁(聖克魯斯)保存完好,用土磚裝飾的教會

耶穌會縮減地(英語:Jesuit reduction),又稱耶穌會傳道村耶穌會傳道區耶穌會傳道所,是17與18世紀耶穌會南美洲原住民建立的聚居地,主要位於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南里奧格蘭德地區。

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在南美洲殖民地將原住民集中到「印第安縮減地」(英語:Indian reductions;西班牙語:reducciones de indios);葡萄牙語:redução (複數形 reduções)的社區,以傳播基督教和歐洲文化。[1]

耶穌會在今日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國邊界區域,針對瓜拉尼人建立縮減地。後來也在今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的部分區域建立縮減地。耶穌會教士試圖建立一個「國中之國」,讓美洲原住民在耶穌會士的帶領下保持自治,隔絕於西班牙殖民者和西班牙統治之外。[2] 吸引原住民進入縮減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縮減地提供保護,使其免受奴役與委託監護制的強制勞動。

在耶穌會和原住民酋長的領導下,縮減地在西班牙殖民帝國範圍內具有高度自治。利用美洲原住民的勞力,縮減地的經濟相當成功。應對班德蘭特英語Bandeirante奴隸販子的入侵,建立了原住民的民兵,有效反擊葡萄牙殖民者。[2]但耶穌會在某些歐洲國家遭到壓制(包括西班牙),1767年西班牙國王命令耶穌會撤出美洲,巴拉圭的縮減地就此終止。[3]

1732年,在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等國,耶穌會的三十個拉普拉塔河縮減地人口為141182人。玻利維亞東部的縮減地在1766年最高人口為25000人,[4] 位於玻利維亞的貝尼稀樹草原(莫克索斯大平原, Llanos de Moxos) 的縮減地,在1720年有30000人口。[5]

耶穌會縮減地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烏托邦」[6] 和「基督教共產主義共和國」,但也有人批評他們經由瓜拉尼中間人,對原住民的生活進行「嚴格、嚴厲、吹毛求疵的管理」。[7].

歷史

18世紀在巴西的耶穌會教士
西班牙傳教士何塞·安切塔是美洲最早的耶穌會士之一。

在16世紀,多個羅馬天主教修會英語Roman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開始進行美洲殖民教化,將基督教傳入原住民社區。殖民政府和傳教士認為可以將無固定住所的原住民族集中在稱為「集合化傳教村(reduction)」的社區內,以有效地治理,徵稅、傳教,從集合化傳教村讓美洲原住民接受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在墨西哥稱為 congregación,採取瓦斯科-基羅加英語Vasco de Quiroga主教與加利福尼亞地區方濟各會的收養院模式。在葡萄牙治理下的巴西則稱為aldeias。在殖民統治的法律下,美洲原住民被歸類為未成年人,與兒童同等,以由歐洲傳教士保護和引導救贖(皈依基督教)。[2]

成立於1540年的耶穌會,[8]道明會方濟各會之後,約在1570年才抵達美洲,於是前往殖民的前線尋找機會傳教。[9]耶穌會縮減地起源於 17 世紀初,當時主教利扎拉加( Lizarraga)要求派傳教士到巴拉圭。 11609年,在菲利普三世的指示下,亞松森的西班牙總督和巴拉圭的耶穌會省達成協議。[10]耶穌會同意沿着巴拉那河的戰略要點設立村莊,將原住民聚居,與西班牙城鎮隔離。耶穌會教士則有十年免稅優惠(之後又延長)。[10]傳教任務持續了150年,直到1767年耶穌會被驅逐。政府的目的則是利用集合化傳教村維護邊境安全、讓原住民接受歐洲文化。[10][11]

1609年,三名耶穌會教士在今日巴拉圭的聖引那秀市建立第一個傳教村。往後的22年中,在瓜伊拉省(今日屬巴西巴拉那州的西部三分之二地區)成立了15個傳教村,分佈範圍廣達100000平方公里[12] ,區內原住民人口約有100000人。[13]

建立傳教村並非一帆風順。瓜拉尼族的薩滿巫師反對外來的新宗教,最初幾年裏有七名耶穌會傳教士被原住民殺害。[14] 1618 年開始,一連串的的瘟疫在傳教村中殺死數千名瓜拉尼人。瓜拉尼人聚居在傳教村,反而有利於疾病傳播。[15] 儘管如此,傳教村很快就有 40,000 名瓜拉尼人居住。[16] 不過該區域仍有數以萬計的瓜拉尼人未居住於傳教村,仍然遵循傳統生活與宗教。

傳教村位於葡萄牙勢力範圍,1628年開始,來自聖保羅班德蘭特英語Bandeirante奴隸販子對傳教村與非傳教村的瓜拉尼人進行大規模襲擊,摧毀了許多傳教村,村內人口銳減;奴隸販子認為聚居於傳教村的瓜拉尼人是更容易下手的目標。1631年至1638年,耶穌會將倖存的傳教村居民(約有12000人)向西南遷移到西班牙管轄範圍,也就是今天的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三國交界處。[17] 該地區已經有耶穌會傳教士,也有而遭遇類似事件而由烏拉圭和塔佩(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遷移而來的瓜拉尼難民。[18]有些傳教村在1680年以後重新建立。[19]

今日巴西的巴那拉州的地圖,棕色部分是當年的瓜伊拉省。耶穌會縮減地以十字標示。到了1638年所有的縮減地都遭遺棄,居民向西南遷移。

遷移後,耶穌會建立 30 個傳教村,統稱為拉普拉塔河傳教區。到 1641 年,儘管有奴隸販子和瘟疫,拉普拉塔河傳教區仍有36190位瓜拉尼人。 此後近一個世紀,傳教村內人口增加,到 1732 年達最大(141,242人)。[20]

1640 年代,瓜拉尼人迫切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奴隸販子的侵害。耶穌會教士開始武裝瓜拉尼人,在傳教村內製造槍支和火藥。[21] 傳教區獲得西班牙王室的許可,也得到一些武器,組織傳教村印地安民兵,以抵禦襲擊。德蘭特英語Bandeirante奴隸販子跟着進入西班牙境內的集合化傳教村。在 1641 年,瓜拉尼民兵在姆博羅雷戰役(battle of Mbororé)擊敗了至少1500名葡萄牙奴隸販子跟追隨他們的圖皮族人。[2] 瓜拉尼民兵最終擴充到 4,000 人,其中騎兵特別優秀,穿着歐式制服,攜帶弓箭和火槍。

經過一個世紀,在1750年簽定的馬德里條約英語Treaty of Madrid (13 January 1750),西班牙將烏拉圭河附近的土地割讓給葡萄牙,包括烏拉圭河東邊的東方傳教區英語Misiones Orientales,使得這些傳教村被劃入巴西,原住民再度面臨更具壓迫性的葡萄牙威脅。耶穌會遵照條約,試圖將集合化傳教村的原住民遷移到烏拉圭河對岸,但在集合化傳教村出生的塞佩提阿納淤(Sepé Tiaraju)英語Sepé Tiaraju率領瓜拉尼民兵反抗,引起瓜拉尼戰爭英語Guarani War,擊敗了西班牙軍隊,1754年簽署了瓜拉尼停戰協議;這個勝利使得集合化傳教村最終失敗之日延後到來。但175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集結超過3000名的聯合部隊,鎮壓了瓜拉尼人;在戰役與之後的屠殺中,超過1500名瓜拉尼人死亡。[22]

這時集合化傳教村被認為是對世俗統治的威脅,而耶穌會在歐洲遭受越來越多攻擊也影響了傳教村的發展。集合化傳教村在經濟上的成功(雖然並不是像一般常描述的那麼偉大),加上耶穌會的獨立性,成為讓世俗統治恐懼的因素。一些哲學家認為集合化傳教村是高尚的野蠻人的理想社區,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以及盧梭(他並不是教會的擁護者),都提出讚賞。[23] 這些複雜故事被浪漫化,如同電影教會(1986年)所示,劇情與1750年代的一小段時間的事件有關。

1631年至1767年之間,位於今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的重要耶穌會縮減地地圖
18世紀中葉,瓜拉尼騎兵

在1767年, 耶穌會被逐出英語Suppress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Spanish Empire and Naples西班牙王國,集合化傳教村變成為奴隸販子的襲擊目標,或是被融入歐洲殖民者社會,漸漸消失了。有一些集合化傳教村繼續有人居住,但大部分都被棄置成為廢墟。 阿根廷科爾多瓦是與集合化傳教村有關的最大的城市,是非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村落,早於耶穌會,當時是耶穌會的運作中心,有一所新教士見習英語novitiate中心和學院(現在依然是當地的大學)。 1767年科爾多瓦傳教區被方濟各會接管。

許多傳教村已被宣佈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包括六個在玻利維亞齊規都斯的耶穌會傳教區英語Jesuit Missions of Chiquitos,其它的則位於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等地。此外,有兩種克里奧爾語圖皮語(Língua Geral )英語Língua Geral亞馬遜通用語(Nheengatu)英語Nheengatu language)起源於傳教村中,其基礎是瓜拉尼語,圖皮語和葡萄牙語。

傳教村的生活

在1724 年由集合化傳教村兩位耶穌會教士至做的出版物的封面,以瓜拉尼語書寫

集合化傳教村的高峰期,大約有15萬原住民居住於40個村中,大部分屬於瓜拉尼、圖皮和齊規都斯英語Chiquitos族,以及在貝尼草原上的族群。

集合化傳教村有標準化的規劃:主要建築物(如教堂、學院、墓地,中間還有廣場)集中配置於寬闊廣場的一側,其他三面則是房子。每個村莊也提供房子給寡婦,還有醫院和倉庫。在廣場的中間有一個十字架和守護者的雕像。傳教村的管理人由原住民酋長擔任,但由耶穌會教士控制的。 每個集合化傳教村至少有兩名耶穌會教士,較大的傳教村有更多教士。

一般認為集合化傳教村的社會組織非常有效;大部分可以自給自足,甚至有多餘物品可以與其他社區交易;這帶來了耶穌會教士利用原住民勞力獲取巨大財富的印象。主要交易產品是他們的生牛皮和巴拉圭冬青(葉子可以泡成瑪黛茶飲用)。最初是從野外採集,但後來進行栽培。有些原住民得到了交易技巧與和技能,甚至包括以原住民語言進行印刷(大多是宗教文字),一些插圖版畫也出自原住民藝術家。[24]實際上,傳教村在經濟上雖然成功,但難以說是耶穌會整體收入的重要來源。[2]耶穌會對於其所管理下的原住民的強制程度,以及允許原住民文化的自由程度,仍有爭議。[2]

聖伊格納西奧迷你(San Ignacio Mini )英語San Ignacio Mini,集合化傳教村的教堂遺跡

主要建築物,尤其是教堂,主要是經過培訓的原住民工匠興建的巴洛克式建築。被遺棄兩個世紀以後,雖然精心雕刻的木質裝飾已經消失,遺跡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最初的建築物通常是木造的,有時用灰泥裝修覆蓋,做成仿石材的巴洛克式建築。後來如果資源允許,就使用石材建築,有時規模龐大。玻利維亞傳教村保留了最好的木造土坯教堂。馬丁•施密德英語Martin Schmid神父(1694年至1772年),瑞士耶穌會在集合化傳教村的領導人物,既是建築師也是作曲家,為後期集合化傳教村建築和音樂方面做出很多貢獻。[25]

傳教村的佈局

現在仍有幾個傳道區的廢墟留存,從中可見有一致的計劃。在中心廣場的一側有教堂和庫房,居民所居住的長屋則排列在廣場的另外三面。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獨立隔間,但多個(可能高達一百個)家庭單位共用一個走廊和一個屋頂。 教堂是石頭或優質木材所建,有高塔,精緻雕刻和裝飾華麗的祭壇,以及由意大利或西班牙進口的雕像。神父住所、辦公處、馬廄、軍械庫、工坊和醫院,通常也是用石頭建造的,在教堂旁邊圍繞形成內部廣場。廣場本身是利用幾頭羊維持草地平整的草坪。原住民的房子有時是石造,但通常是以土磚英語adobe或植物莖枝建成,有自製的家具和宗教的圖片--一般也是原住民自製的。

傳教村的日常生活

傳道村的人口介於2,000到7,000人,小的傳教村有兩個神父,而較大的傳教村的神父較多。 在早晨由孩童唱聖歌,隨後是彌撒和早餐。之後眾人各自工作。

耶穌會安排他們的新祭司領唱聖樂,並高舉聖像行進到廣場,社區每天在日出時進行這儀式。 沿路固定的間隔,設有不同聖人的神龕,他們在那祈禱,在神龕間吟唱讚美詩。 遊行隊伍前進途中,印第安人逐漸離去到各個領域進行工作,最後神父和侍祭與樂手獨自返回。[26]:178f

中午,各工作組集合進行三鐘經祈禱,之後吃午飯,午睡,之後開始工作,直到傍晚。

晚飯後,頌唸玫瑰經後就寢。

陰雨天,眾人在室內工作。社區也經常有節日活動,有戰鬥演習,煙火,音樂會和舞蹈。

除了主要農場,每個人通常還有自己的果菜園,用以種植蔬果或是飼養家畜,以及種植巴拉圭冬青。耶穌會教士也傳入了歐洲商品和藝術。村中有時還有棉織布工,製革工英語Tanning木工,裁縫,帽子製造工,箍桶工英語cooper (profession),造船工,銀匠英語cooper (profession)樂師和樂器製造工,畫師,甚至於車工等專業人士。他們也有印刷機,以及手工抄寫的手抄本[26]

在教士的監督下,傳教村生產的物品(包括牛隻)販售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其他的市場。所得利益分配給共同基金,勞工和其家屬。

傳教村非常重視教育,因為對幼童的訓練被視為未來成功的關鍵。 [26]:503 大部分的教學使用瓜拉尼語,迄今仍是該國的通行語言,但也教學西班牙語

瓜拉尼傳教村的總人口 [27]
年度 人口 備註
1641 36,190
1700 86,173 1647年起穩定增加
1732 141,242 人口最多的時候
1740 73,910 瘟疫導致人口減少
1768 88,864 耶穌會被逐出
1801 45,637 縮減地衰退中

圖輯

由耶穌會士興建的教堂,位於今日的烏拉圭境內,名為「Calera de las Huérfanas」的地方。

參見

參考資料

  1. ^ Caraman Philip. SJ. The Lost Paradise - The Jesuit Republic in South America.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75. ISBN 9780283982125. 
  2. ^ 2.0 2.1 2.2 2.3 2.4 2.5 Lippy, Charles H, Robert Choquette and Stafford Poole. Christianity comes to the Americas: 1492–1776.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2: 98–100. ISBN 978-1-55778-234-2. 
  3. ^ Ganson (2003)
  4. ^ Ganson, p. 53
  5. ^ Block, David (1994), Mission Culture on the Upper Amaz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11
  6. ^ Gott, Richard (1993), Land Without Evil: Utopian Journeys Across the South American Watershed, London: Verso, p. 8
  7. ^ Crocitti, John J. (2002), "The Inter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f the Jesuit Missions among the Guarani",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 1/2, p.3. Downloaded from JSTOR
  8. ^ Ganson, 31
  9. ^ Bakewell, 258
  10. ^ 10.0 10.1 10.2 Gott, 29
  11. ^ Ganson, 35
  12. ^ Ganson, (map) p. 32
  13. ^ Saloman, Frank and Schwarts, Stuart B., eds. (199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Volume 3,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5
  14. ^ Ganson, p. 38
  15. ^ Jackson, Robert H. (2015),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thnic Survival among the Sedentary Populations on the Jesuit Mission Frontiers of Spanish South America, 1609-1803 Boston: BRILL, p. 63
  16. ^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Guaraní Indians,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atholic_Encyclopedia_(1913)/Guaran%C3%AD_Indian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25 Oct 2017
  17. ^ Catholic Encyclopedia, Ganson pp. 42-46
  18. ^ Jackson, Robert H., "A Survey of Demographic Patterns in the Jesuit Missions of Paraguay",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6.htm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26 Oct 2017
  19. ^ Bakewell, 259-260; Ganson, 182
  20. ^ Jackson,"A Survey of Demographic Patterns...",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6.htm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26 Oct 2017
  21. ^ Sarreal, Julia J. S. (2014), The Guaraní and their Miss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33
  22. ^ de Ventos, 48
  23. ^ Haase, 412
  24. ^ Bakewell, 259
  25. ^ Martin Schmid, architect and musician.
  26. ^ 26.0 26.1 26.2 Graham
  27. ^ Jackson, Robert H, "Power, Population, and the Colonizations of the Fringes of Spanish America,"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2.htm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5 Dec 2017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