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壽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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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壽枏（1868年—1948年12月7日），枏，同「楠」字。初名壽棫，字味雲，晚號苓泉居士，江蘇省無錫縣人，清朝及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詩人、實業家。[1]
生平
幕友生涯
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868年），楊壽枏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從6歲起，楊壽枏開始讀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鑑，12歲隨父親楊宗濟在溧陽學署讀書，14歲學習制義和試帖詩。17歲返回家鄉應試，獲頭名入泮。光緒十七年（1891年）應順天鄉試，中舉人。此後，他三次應會試，但未中，乃放棄參加科舉，專治史學，特別偏重於財政史。他取《九通》所列錢幣、賦稅、鹽法、漕運各方面分別纂錄，積累了豐富的分類資料。[1]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伯父楊宗濂署山西按察使，楊壽枏在楊宗濂的幕府中任文案。不久，楊宗濂升任山西布政使，時逢山西巡撫胡蘄生推動新政，同楊宗濂商議後設立了山西武備學堂、商務局、紡織廠等。楊壽枏所擬的奏摺和函牘受到胡蘄生的欣賞，遂被胡蘄生召至山西巡撫署，負責文案。[1]
入京為官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楊壽枏回到家鄉葬親。他出錢捐內閣中書，但由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被迫暫不赴北京。其三伯父楊宗瀚當時正在無錫籌建業勤紗廠，楊壽枏佐理廠務。[1]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退出北京，楊壽枏到北京就任內閣中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入大學士孫家鼐幕府，負責奏章。[1]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楊壽枏應商部考試獲得錄取，分補保惠司主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調補平均司。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國考察憲政，楊壽枏被載澤派為二等參贊隨行，於同年十一月初出發，次年六月回到上海，七月回到北京復命。楊壽枏奉命率領譯員在法華寺翻譯論述東西洋各國政治制度的著作，楊壽枏任總纂，編纂六十多種專書，咨送憲政編查館，擇其精要者分別撰寫提要，進呈內廷。九月，清廷令載澤會同各部院尚書及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擬訂立憲官制，載澤負責，楊壽枏協同編纂。[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楊壽枏改補農工商部工務司主事，兼商律館纂修。同年十月，他隨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到南洋群島撫慰華僑，他們乘坐海圻艦、海容艦，先後經過小呂宋、暹邏、爪哇、新加坡等地，翌年春初，回到北京復命，上《考察南洋各島華僑商務摺》。楊壽枏隨即補工務司員外郎兼公司註冊局總辦、商標局會辦。楊壽枏受到農工商部堂官器重，當時清政府推行「獎勵工藝」政策時頒訂的《獎勵公司章程》、《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多為楊壽枏擬定。[1]
宣統元年（1909年），載澤任度支部尚書，設立財政清理處，楊壽枏任度支部丞參兼財政清理處總辦。任內，楊壽枏派監理官分別駐各省監督財政，並要求各省上呈財政報告以作編制全國預決算的依據，還擬出了六年內清理全國財政辦法草案以及分年辦理的程序。楊壽枏採用歐美各國辦法，並參考中國過去的辦法，開創了中國此前從未有過的全國收支預決算制度。他還親自擬定相關條例。[1]
宣統二年（1910年），楊壽枏派充崇陵監修官兼鹽政院參事，旋補度支部左參議。預備立憲期間，楊壽枏主張在改革官制方面效仿日本，設立地方議事會，成立立法機關。他代度支部所提出的說帖成為此後內閣會議制定官制的藍本。他積極支持採用君主立憲的責任內閣制，稱「歷經歐美各國考察，封建專制已不能適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憲猶可系維人心。」他還同勞乃宣、吳士鑒等幾十人成立了憲政實進會，陳寶琛任會長。[1]
宣統年間，慶親王奕劻任首任內閣總理大臣，載澤為支持奕劻的「慶黨」 忌妒。楊壽枏受載澤賞識提拔，對「慶黨」十分不滿。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官員紛紛辭職離開北京，楊壽枏仍留北京繼續任職，直到清室遜位才遷居天津。[1]
民國財政官員
1912年7月，北洋政府任命周學熙為財政總長，楊壽枏經楊士琦推薦任鹽政處總辦。當時，張謇上鹽務改革條陳，認為應當廢除運商引票制度，撤銷定岸引界。袁世凱在這一問題上持保守立場，但對張謇提出的建議又覺得難以駁回，便同楊壽枏商議。楊壽枏稱張謇言之成理，不應正面駁斥，宜由財政部另擬鹽務改革計劃，主旨定為清除鹽場積弊，降鹽價，減鹽稅，並將該計劃同張謇的提議一併提交參議院。結果，財政部擬定的鹽務改革計劃獲得通過，張謇的提議遂取消。[1]
1912年9月，楊壽枏任長蘆鹽運使。任內，他將鹽稅徵實銀法改為一條鞭法，改兩為元。通過整頓鹽場產業，在稅率未變化的情況下，使稅收年增長200多萬元。由於他抵制財政部不正當提款，遭到財政部主管的厭惡。但袁世凱認為楊壽枏籌餉有功，調其任粵海關監督。數月後，改任總統府顧問兼財政委員，專門負責整理舊稅事宜。1914年8月，改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任內獲得山東將軍靳雲鵬、山東巡按使蔡儒楷的尊重。楊壽枏還致電財政部，要求緩辦雜稅，稱「民間不苦稅則之重，而苦稅目之繁。請擇稅收豐富科目簡單者踏實舉辦。」於是，他在山東省專門辦理驗契、田賦、公債，使山東省稅收較此前增加了1000餘萬元，居當時中國全國第一位。[1]
1917年2月，段祺瑞內閣時期，楊壽枏任財政次長，後因財政總長李經羲因病未到任，楊壽枏代理部務。當時，各省各自為政的情況十分嚴重，稅收常不解往國庫，國庫入不敷出。楊壽枏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制訂了臨時預算，並提出開源節流，核定中央政府每月支出700萬元。[1]
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楊壽枏任度支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度支部尚書。楊壽枏雖然「心懷舊君」，但因病在家休養，沒有參與復辟。事後，他在筆記和雜文中稱，「張勳此舉磊磊落落，功雖未成，亦足為歷史上有名人物。」[1]
1919年，楊壽枏當選國會參議院議員，並任財政理事，負責審核中國全國預算。他還接替周學熙任全國棉業督辦，任內為改良棉種而訂購了美國棉花種籽，分發各省種植，還辦了棉業傳習所。1922年秋，江蘇省將無錫闢為商埠，楊壽枏任無錫商埠局督辦。同年冬，內閣改組，劉恩源任財政總長，楊壽枏復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1923年4月，總稅務司安格聯（英國籍）上整理中國內債說帖，企圖以華盛頓會議議定的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新關稅（每年約1000多萬兩）改充「金融」等六項公債的基金，但實際上該項新關稅已被批准為九六公債基金，而安格聯企圖同時控制新舊關余。楊壽枏堅決反對安格聯的提議，並同財政部部員張競仁撰文，分析安格聯提議的荒謬性，遭安格聯聯絡各報紙指控楊壽枏破壞公債。結果，安格聯的提議遭到全體內閣會議的反對而未能實行。[1]
當時北洋政府成天靠借債維持，後來債務竟累積到全國財政年收入的十分之四。楊壽枏對此十分憂慮，認為外國發行公債是為了補充財政不足，而中國發行公債則是用國庫年收入改充抵押物，實質上是將財政交給銀行，政府失去了平衡調節的權力。因對政治失去興趣，1923年後，楊壽枏離開政界，專心投入實業界。[1]
興辦實業與晚年
1919年，楊壽枏被推為天津華新紗廠經理。此前袁世凱執政時，擬在北方五省官商合辦紗廠，但僅建起了華新紗廠這一個廠，而且因為資金不足，很久都未能開工生產。任華新紗廠經理後，楊壽枏推行「包工制」，僅用三個多月便開始生產，紗廠年終盈利150多萬元。1920年，楊壽枏一方面派員學習，一方面訓練藝徒，逐漸淘汰了原來的包工頭。在融資方面，楊壽枏設立大同銀號，使金融和產業方面共同盈利，為華新紗廠擴大資本提供了方便。他先後成立了青島、唐山、衛輝三個紗廠，各廠資本分別獨立，但又互相合作，還成立了興華資團。[1]
1927年華新紗廠改組，楊壽枏退任專董。他經常和僚屬作詩唱和，他的駢體文尤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作《秋草》詩四律以抒發憤懣，引起百餘人和詩，輯錄為《秋草唱和集》。時人乃稱其「楊秋草」。[1]
1935年後，楊壽枏閒居天津，和老朋友們結社作詩。1937年7月七七事變後，他拒絕了舊日北洋政府同僚們提出的出任親日政府職務的邀請。晚年，他專心輯錄自己所寫的古文、詩詞、筆記、書札等作品。[1]
家庭
- 祖父：楊延俊，清朝道光年間進士，曾任山東肥城縣等縣知縣。
- 父：楊宗濟乃是諸生，曾任溧陽縣訓導。
- 伯父：楊宗濂，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
- 三伯父：楊宗瀚，曾任上海機器織佈局會辦、總辦等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