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
此條目的主題是1871年3月成立的巴黎公社。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公社，請見「巴黎公社 (1789年—1795年)」。巴黎公社 Commune de Par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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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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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歌："La marseillaise de la Commune" 《公社馬賽曲》 | |||||||||
| 首都 | 巴黎 | ||||||||
| 常用語言 | 法語 | ||||||||
| 宗教 | 世俗 | ||||||||
| 政府 | 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共和制（未有定論，尚有其他論述） | ||||||||
| 歷史 | |||||||||
• 建立 | 1871年3月18日 | ||||||||
• 終結 | 1871年5月2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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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具有類似城邦的性質。 | |||||||||
| 法國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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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系列條目 |
| 主題 |
 法國主題 |
| 共產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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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條目 |
| 無政府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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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法語：Commune de Paris，發音：[kɔmyn də paʁi]）是一個在共和曆79年風月27日（格里曆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為同年的3月28日）到牧月8日（5月28日），統治巴黎並且宣佈要接管法國全境的政府。[1]由於公社衛隊殺了兩名法國將軍，加上公社拒絕接受法國當局的管理，最終導致了被稱為「流血周」的嚴厲鎮壓。[2]由於評論者意識形態的不同，對公社的描述存在很大分歧，資本主義者或中間派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而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實驗；更有人認為巴黎公社標誌當代世界政治左翼運動崛起與光輝起始里程碑，影響廣大深遠。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認為公社既沒有依賴於一個先鋒隊，也沒有掌控國家或者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實際上還是無政府主義。但馬克思認為公社是對其國家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因為巴黎公社建立了鎮壓資產階級的軍隊[3]。馬克思派史學家認為巴黎公社為1917年俄國革命的先驅[4]。
背景
導致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慘敗。起義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戰爭的慘敗，另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工人階級持續不滿，[5]上可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發生在里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義。[6]
法國與普魯士的戰爭，是於1870年7月由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挑起的，結局卻是法軍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拿破崙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國也就隨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佈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普魯士並不滿足於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於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不滿。巴黎市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一直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巴黎應該自治，擁有經選舉產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最後匯總起來變成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裏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儘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現在已成為新的德國）人以任何儀式宣佈佔領他們的城市。
當時巴黎有30萬市民都是名為「國民自衛軍」的市民武裝部隊的成員，這支部隊已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於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並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擊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並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他們認為那是屬於他們的資產，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國家發行的公債）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其中一個主要的「大炮公園」就在蒙馬特爾高地。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目前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
巴黎公社的產生和性質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帝國政府和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
由於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採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態，權威也穩定地增長，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於是，作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蒙馬特爾的克勞德·勒孔特將軍被人從馬上拉了下來，後來有人作證說他曾命令士兵們向國民自衛軍和市民人群開槍，於是被槍斃，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從附近抓來的一名共和國老兵雅克·萊昂納爾·克萊芒-托馬將軍，由於他曾擔任過國民自衛軍的前任指揮官而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於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搶在別人前面先逃到了凡爾賽。梯也爾說他已經考慮這一策略（「從巴黎撤退以粉碎後面的人民」）很長時間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時得出的經驗，但很有可能這只是他在驚慌失措中所作的決定。沒有證據表明政府曾經預見到或者為現在開始的危機作過任何計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現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組織了於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並不在場，因為他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布瓦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見下文）。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佈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組織脫離關係。
社會法案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內採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曆，並採用象徵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徵標誌，恢復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為國歌。1848年，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曾經用紅旗以及裝飾有紅色綬帶的三色旗來作為自己的標識，以區別於政治立場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吉倫特黨人在1789年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致，這些政策的內容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並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由於時間短暫（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實行。它們包括：
- 政教分離
- 婦女選舉權
- 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
- 數以百計的巴黎麵包店的夜班的廢除
- 向在服役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
-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將來原主人可以獲得補償
- 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為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費里法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眾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義運動在它的建築主張中不會忘記這一表述。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將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這樣，納塔莉·勒梅爾，一個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伊利沙伯·德米特里耶夫，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於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鑑於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爭只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別，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別，廢除妓女——她們實現了關閉「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7]。著名形象如路易斯·米歇爾，「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軍，後來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亞，象徵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國民自衛軍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布蘭徹廣場（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論上來說，隨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quartiers」）為滿足社區需要（小賣部，急救站）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並與公社緊密合作。
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不管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作為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向表現為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
戰鬥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軍，首先於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內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後曾在世紀之交擔任皮埃爾·瓦爾德克-盧梭政府下法國戰爭部長的德·加利費侯爵（與獨立社會主義者米勒蘭一起），是梯也爾領導下指揮反擊的將軍之一。
鄰近庫爾布瓦的市郊於4月2日被政府軍攻陷，而公社武裝在原已被推遲了的凡爾賽遠征也於4月3日失敗了。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強力支持公社：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雅羅斯拉夫·東布羅夫斯基，成為公社最好的將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崙一世勝利的旺多姆圓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於是將其拉倒。
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內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並且在法國外省及鄉下對於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態度。納博訥，利摩日和馬賽的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
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贏得了一場選舉（對手是裝訂商和卡爾·馬克思的一個隨軍記者歐仁·瓦爾蘭，以及其它中立派），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之大並且毫不留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有效。
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裏。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佔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裏他們受到了那些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於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
很強的本地忠誠度在過去曾是公社的一個有利因素，現在卻變成了某種不利：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狹窄小巷組成的網絡，現在已在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只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才是他們被抵抗力量的槍炮所阻擋的地帶。
在進攻中，政府軍應當為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的大屠殺負責：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於1871年4月5日頒佈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凶都將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游擊隊員，都將導致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並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布瓦來交換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他的私人秘書巴塞洛繆·聖-希萊爾宣稱：「活該他們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作過其它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最後，在流血周及隨後的凡爾賽軍的大處決中，泰奧菲爾·費雷（Théophile Ferré）簽發了6名人質（包括喬治·達爾布瓦總主教）的處決令，他們於5月24日在火箭監獄被一個班的士兵槍決。奧古斯特·維莫萊爾嘲諷此事（也許是出於幼稚，因為梯也爾已經拒絕了任何談判）說：「多麼漂亮的工作！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唯一能制止流血的機會。」泰奧菲爾·費雷本人在梯也爾軍隊隨後展開的報復行動中被處決。[8][9]
天主教百科全書宣稱有超過50名人質於5月24日至5月26日之間被殺害。有些是被公社領導直接下令殺死的，另一些則被死於暴徒之手。[10]在受害者中有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布瓦。
公社於1871年5月23日下令焚毀巴黎的各主要建築，包括杜伊勒里宮、羅浮宮、盧森堡宮、巴黎歌劇院、巴黎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飯店和高級公寓樓，「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
流血周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別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美麗城和梅尼蒙當。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史稱「流血周」。
麥克馬洪元帥簽署了一項公告:「巴黎居民們，法國軍隊來解救你們了。巴黎自由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們佔領了最後一處暴動據點。今天戰鬥結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將被重建。」
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大屠殺的地點包括：盧森堡花園和別墅賓館後面的Lobau軍營。另外還有將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隨後，12,500人被審判，大約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處決；許多人被判監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亞。在流血周期間的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而各種估計值從10,000到50,000都有。據康乃爾大學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11]。
據阿爾弗雷德·柯班說，30,000人被殺害，也許還有多達50,000人隨後被處決或者監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亞。[12]另外還有數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最後流放者和逃亡者於1880年獲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還很傑出，成為了巴黎市議員、代表或者參議員。
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產生的可能。」[11]對於被監禁的人，有一條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於暗殺或者縱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
公社反思
卡爾·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於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產。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結果銀行資產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視為解放社會的原型或者預示，因為它的政治系統是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寧，以及後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試圖從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政權消逝（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更加務實的教訓出自一名記者愛德蒙·德·龔古爾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像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
卡爾·馬克思在他寫於巴黎公社期間的著名小冊子《法蘭西內戰》中讚揚了公社的成就，並把它描述為未來的革命政府的原型，無產階級終於發現了獲得解放的形式。
馬克思寫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13].
恩格斯附和這一觀點，他補充：沒有常規軍，區域自治以及其它措施，標誌着公社不是舊體系下的「國家」，而是一個過渡形式，向着廢除國家的目標前進的一種形式，他使用的這一著名名詞後來被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採用：公社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它是由工人運作的並且符合工人的利益。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公社也並不是一味頌揚。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1872年的第一國際海牙會議的決裂部分歸因於馬克思的觀點，他認為：如果公社對反動派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開始徵兵，在革命指導下進行集中決策的話，公社是可以存活下來的[14]。而分歧的另一邊，反威權的社會主義者不同意共產主義者的觀點，共產主義者傾向於迅速奪取政權，建立一個臨時過渡政府，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應該像巴黎公社一樣進行罷工和通過分散的工人議會使國家解體。
巴黎公社後來經常被許多左翼領導人提起。毛澤東曾常提到它。列寧也贊同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動樣板，但同時，列寧也批評公社「在中途停了下來，……一味幻想在國內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沒有奪取像銀行這樣的機構」。他認為他們「過於寬大」，沒有及時去消滅階級敵人。[15]蘇聯的宇宙飛船上升一號攜帶了巴黎公社的部分標牌。布爾什維克把一艘甘古特級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更名為「巴黎公社」號。
批評
保守派作者通常都激烈地批評巴黎公社。事發當時美國駐法國大使伊萊休·B·沃什伯恩的日記被歷史學家大衛·麥卡洛的書《偉大旅程》大段引用，以說明公社社員是一幫「強盜、殺手和暴徒」：「我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寫出我的憎惡……（他們）威脅要毀滅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燒死在廢墟中」。事實上在戰鬥中，社員們放火燒掉了杜伊勒里宮、盧浮圖書館、市政廳、司法宮、警察府、王宮和很多其他地方，還有人去燒巴黎聖母院不過被撲滅了。從市政廳到法國銀行的下水道被埋上地雷，當時在巴黎的英國人埃德溫·蔡爾德（Edwin Child）寫道：「女人都像瘋虎一樣，到處灑汽油，越是怒火旺盛就越光榮似的。」[16]近來有一些研究者提出，關於這些女縱火者（或按法文寫法「pétroleuses」）的記述是虛構的[17][18]。利薩加雷寫道，因為這些指控，有數百名女工在5月下旬被當作縱火犯謀殺了。他還認為必須指出，對血腥一周中造成巴黎變為廢墟的各處大火，法軍炮火要負一半責任[19]。沃什伯恩還試圖救出公社手中的人質，其中六人在最後戰鬥階段被處決。沃什伯恩還寫道：公社「犯下史無前例的罪行」，軍隊則「進行了可怕的報復」[20]。
平反
巴黎公社遭到鎮壓後，梯也爾任命的凡爾賽軍總司令麥克馬洪親自為聖心教堂揭幕，感謝上帝保佑他們鎮壓了巴黎公社。此後，法國歷史書均從法蘭西第二帝國直接跳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巴黎公社被嚴令禁止提及，不得進入教科書[21]。
1879年3月3日，國民議會對巴黎公社社員實施部分赦免。後來，應雨果等人呼籲，國民議會於1880年7月11日頒佈「全面大赦」。但這兩次赦免都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員「犯有罪行」的前提下。1880年「全面大赦」後，「流血周」倖存者們結束國外放逐或流亡生活，回到法國，成立了巴黎公社老戰士「兄弟會」[21]。
1960年代，法國「巴黎公社協會」成立，宗旨是捍衛巴黎公社理想、繼承巴黎公社精神。1981年法國社會黨在大選中獲勝，新任總理皮埃爾·莫魯瓦於當年5月前往巴黎公社社員牆祭奠五月流血周的受害者並獻上花圈[22]。2011年，巴黎公社協會要求法國當局為巴黎公社公開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議員多次聯合推出為巴黎公社平反的備忘錄提案[21]。
2016年11月29日，國民議會依據《憲法》34-1條款通過第907決議，由議長克洛德·巴爾托洛內簽署「為所有遭鎮壓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平反」。此次平反是由一批來自社會黨等黨派的左翼議員提出，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等黨派的議員反對，經過兩個小時辯論，最終左翼議員勝利。支持該提案的社會黨與環保改革派領袖布魯諾·勒魯及巴黎議員稱，「這一莊嚴行動」是在「盡歷史責任」，「此舉旨在給那些為自由不惜被立即處死和受到不公正判決的婦女和男子以榮譽和尊嚴。」[21]
主要領導人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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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發還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工具 -
阿道夫·梯也爾向公社社員衝鋒，《Le Père Duchênes illustré》雜誌封面 -
部隊參與叛亂後，勒孔特和托馬將軍在蒙馬特爾高地被槍斃（場景再現照片，非真實照片） -
公社囚犯被送往凡爾賽：來自一本當代說明雜誌 -
公社社員在1871年被殺害。 -
參見
參考文獻
- ^ Horne, Alistair. The Fall of Paris. 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1. London, MacMillan. 1965: 331–332.
- ^ Rougerie, Jacques, La Commune de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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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圳義 <法國史> P332
- ^ Haupt/Hausen 1979, 74-75頁
- ^ Edwards 1971,第1頁
- ^ Les femmes et la Commune. Le Web de l』Humanité. 2005-03-19 [2022-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3-12）.
- ^ La vision de la mer au XIXe siècle. Histoire analysée en images et œuvres d』art. [2022-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1-24）.
- ^ www.philatelistes.net - La Commune de 1871 : l'exécution des otages. www.coppoweb.com. [2022-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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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 11.1 In Benedict Anderson. In the World-Shadow of Bismarck and Nobel.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2004 [2007-10-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10-10）.:
"In March 1871 the Commune took power in the abandoned city and held it for two months. Then Versailles seized the moment to attack and, in one horrifying week, executed roughly 20,000 Communards or suspected sympathizers, a number higher than those killed in the recent war or during Robespierre’s『Terror』of 1793–94. More than 7,500 were jailed or deported to places like New Caledonia. Thousands of others fled to Belgium, England, Italy,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872, stringent laws were passed that ruled out all possibilities of organizing on the left. Not till 1880 was there a general amnesty for exiled and imprisoned Communards. Meantime, the Third Republic found itself strong enough to renew and reinforce Louis Napoleon’s imperialist expansion—in Indochina, Africa, and Oceania. Many of France's leading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e（Courbet was its quasi-minister of culture, Rimbaud and Pissarro were active propagandists）or were sympathetic to it. The ferocious repression of 1871 and after was probably the key factor in alienating these milieux from the Third Republic and stirring their sympathy for its victims at home and abroad."
- ^ Estimates come from Cobban, Alfred.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3: 1871–1962. Penguin books, London: 1965. Pg.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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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wo mistakes destroyed the fruits of the splendid victory. The proletariat stopped half-way: instead of setting about "expropriating the expropriators", it allowed itself to be led astray by dreams of establishing a higher justice in the country united by a common national task;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banks, for example, were not taken over, and Proudhonist theories about a "just exchange", etc., still prevailed among the socialists. The second mistake was excessive magnanimity on the part of the proletariat: instead of destroying its enemies it sought to exert moral influence on them; it underestim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direc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ivil war, and instead of launching a resolute offensive against Versailles that would have crowned its victory in Paris, it tarried and gave the Versailles government time to gather the dark forces and prepare for the blood-soaked week of May.
…Mindful of the lessons of the Commune, it [the Russian proletariat] knew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not ignore peaceful methods of struggle—they serve its ordinary, day-to-day interests, they are necessary in periods of preparation for revolution—but it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n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lass struggle assumes the form of armed conflict and civil war;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call for ruthless extermination of its enemies in open armed cl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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