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景安
董景安（Tong Tsing-en，1875年—1944年）名翰譜，一名正鵠，字景安，號新三，曾用名鑫山，以字行。浙江鄞縣人。清朝末年秀才，滬江大學第一位中國籍教授，中國近代掃盲事業的先驅者。[1][2]
生平
早年生涯
董景安生於浙江鄞縣的一個書香門第，8歲時，在父母的要求下，董景安入美北浸禮會牧師高雪山（Josiah Ripley Goddard，1840年－1913年）在寧波創辦的小學學習，因受高雪山妻子的喜愛，進而隨其學英語。14歲時，董景安皈依基督教。18歲時，董景安畢業並留校，當教員五年。此後，轉入浙江瑞安養正學校（Yimen Yangzheng）任教。[2]
1901年，魏馥蘭（Francis Johnstone White ，1870年－1959年）來到寧波，創辦了浸會中學（後為四明中學），董景安被任命為該校副校長，從1901年任至1904年，同時還任英語教師。董景安利用業餘時間調查了當地的經濟、歷史狀況，結識了許多當地學者。董景安還參加了科舉考試，中秀才，成為當時浸會華人信徒中少有的有功名者。1904年至1906年，魏馥蘭被派到紹興神學院，董景安應邀隨同前往。1906年，董景安隨魏馥蘭到上海，在上海直到1919年離開。[2]
滬江生涯
1906年，董景安隨美國人魏馥蘭到上海，和萬應遠等人共同創辦上海浸會神學院（滬江大學的前身之一）。1906年夏，上海浸會神學院董事會決定聘董景安任神學院講師。神學院起先位於今四川北路，教師僅有萬應遠、魏馥蘭兩個傳教士及董景安、潘子放兩位華人教師，董景安主要教授為時三年的漢語課程。[1][2]
1910年1月，學校董事會會議建議修改章程，以使華人可被選為教授，從而使學校更加適應在華辦學。該建議獲得了美國本部的批准，董景安遂於1911年初當選為該校首位華人教授。同年，董景安、誠靜怡、張廷榮等五名中方代表出席了在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董景安應邀作大會發言，呼籲深入了解孔子學說。因為他五位中方代表中唯一穿中國傳統服裝者，故在會場十分引人注目，他甚至被愛丁堡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受浸信會指派，在歸國途中，董景安先後到德國、比利時、法國、俄羅斯、美國參觀教育及宗教體系。 1918年，中國東南五省教育協會在上海開會，董景安被推為協會副主席。[1][2]
1911年，上海浸會神學院與浸會大學堂合併，成立上海浸會大學，魏馥蘭任校長，董景安仍在該校教國文。1914年，浸會大學中文校名定為「滬江大學」。滬江大學校長原來僅有一名司庫為助手，1915年起增設一名華人副校長，董景安成為首位華人副校長，任至1919年離校赴大同編譯社就職。在1916年至1917年魏馥蘭回美國期間，董景安還曾代理校長。[1][2]
1919年，董景安以自己「學歷和滬江大學已經達到的水平不相適應」為由，謝絕了魏馥蘭的挽留，辭職離開滬江大學。滬江大學全體學生聞訊，在教堂豎立了一塊匾額，表達對董景安的敬意。在董景安離開後的1922年，滬江大學國文科被裁撤。[1][2]
離開滬江大學後，董景安創辦了大同編譯社。但是直到1935年，他仍是滬江大學董事會成員之一。[1][2]
掃盲教育
中華民國初年，有識之士掀起了一場「除文盲、作新民」的掃盲運動。董景安成為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被視為中華民國初年「最初嘗試」掃盲教育者。他所編的《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識字課本》被贊為中華民國初年掃盲教材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1][2]
董景安任教於滬江大學期間，便曾編輯數十種宗教書籍。自離開滬江大學之後，董景安創辦了大同編譯社，並曾當選上海圖書出版商聯盟主席。在滬江大學期間，董景安便關注文盲群體，曾利用學校青年會等機構對失學民眾進行系統的掃盲教育。他說：「教育是國之基礎。在採用共和政體的國家中，這一點尤其重要。共和國和傳教團體已經為孩子們儘量開辦各級學堂。但我仍將非常遺憾地指出：很少有人想到為成長中的、早已失去學習機會的底層民眾創辦學校。」[1][2]
董景安深感文言文晦澀難懂，所以「特用省字新法，選最淺要六百字，編成通俗教育教科書」，此即《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識字課本》。董景安還在1912年8月的《教務雜誌》上發出公開信，宣布自己計劃編纂的教材「均用六百字寫成」、「適合底層民眾一年學習的課程」共有9冊，包括：《六百個初級漢字》、《衛生閱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國家》、《道德》、《自然地理學》、《農業和機械》、《改革習俗》、《寫信》。他還致信傳教士和老師，提出教育民眾的建議。[1][2]
至1914年，該套教材完成了8冊，「首編系識字課本，繼以讀本七種，亦仍用此六百字編之，內分衛生、倫理、修身、正俗、愛國、地文、信函各類，每種二十七課，七個月即可卒業」。該套教材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上海美華書局出售，獲得各界歡迎。金陵大學青年會稱，該教材的教學效果很好。董景安稱，到1912年底，已有47所學校使用該套教材，947名學生受教。中華民國江西省教育局局長也表態支持，並訂購了大批圖書。鹽城也訂購了1000冊圖書，因為當地新開了40家學校。學者王治心統計，1916年，全中國有200多所學校使用該套教材。據董景安統計，1912年6月至1916年5月，有遍布中國17個省、最遠到菲律賓的300多所學校使用該套教材。晏陽初在通讀該套教材後稱：「董景安的《六百字編》已塑造了學習中文的佳徑。」[1][2]
1912年底，在出版發行《六百字編》同時，董景安在致《教務雜誌》編輯的信中，談到了自己設想的一個配套計劃，即用700個簡單漢字發行一份中國報紙，每10天出版一期，每期8頁，訂閱費為每年34期50美分。該報紙有10個版塊，包括「社論、國事、國際重要新聞、衛生、科學事實、精神幫助、工業、宗教、故事、五花八門」。但該計劃因董景安赴舟山任定海公學（今舟山中學）首任校長而未付諸實施。[1][2]
定海公學首任校長
劉鴻生、劉寶余等舟山籍旅滬人士邀請董景安任定海公學首任校長，47歲的董景安同意，並於1921年初夏來到舟山就任。上任後，董景安制訂了《定海公學簡章》，擬定了校訓及課程設置，發布了招生簡章。1921年10月，新校舍主體竣工，舟山城內小教場定海公學籌備處、寧波江北岸青年會、鎮海同時舉行了學生報名入學及分班測驗。1922年初，定海公學正式開學。一年之後，該校各方面步入正軌，很快成了浙東最好的私立學校。[1][2]
1927年底，董景安提出辭職，並推薦滬江大學1920屆畢業生、原杭州惠蘭中學教務部主任方同源接任校長。定海公學學生提出為董景安立碑，並請董景安題詞留作紀念。該提議迅速獲得全校師生同意，並獲董景安接受，董景安書寫了行楷體「博愛」二字。1928年1月1日，「博愛」碑在定海公學校園內豎立，碑寬0.66米，高1.6米（不含基座），正面為董景安手書的「博愛」，背面為《校長董景安先生離校紀念》碑文。 [1]董景安於1928年正式去職。[2]
晚年
1928年起，董景安專門從事教會工作，長期任中華全國國內布道會總幹事，兼任中華浸會社總幹事、上海北浸禮會教堂榮譽牧師等職務，任職達15年，直至退休。其間，他曾任寧波同鄉會理事、四明公所理事等職務，並參股商務印書館成為董事，還曾獨自鑽研並開發了霓虹燈製造技術，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東方霓虹燈製造廠。1943年，董景安因病辭去牧師等職務，次年農曆大年初一，董景安在上海病逝。[2]
家庭
1919年，董景安之妻袁佩吳（Yuan Peiwu）病逝。1920年，董景安與鄔孝義結婚。1941年，鄔孝義病逝。[2]
董景安的14名子女中，有5名具有滬江大學背景：董承琅（1899年－1992年）1918年畢業於滬江大學，董承璵是滬江大學1920屆畢業生，董承琨、董燕雲、董蓮雲也曾先在滬江大學學習。[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