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達
朱安達·卡塔維查亞[註 1]（巽他語：Djuanda Kartawidjaja，印度尼西亞語舊拼寫法：Djoeanda Kartawidjaja，新拼寫法：Juanda Kartawijaya，1911年1月14日/7月10日—1963年11月7日）通常簡稱朱安達，印度尼西亞無黨派政治家，屬印尼巽他族，穆斯林。
朱安達生前多次進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內閣，擔任過多部門的部長，是印尼第11任、第17屆內閣總理，同時兼任國防部長，他所領導的內閣即朱安達內閣。由於朱安達卸任總理後蘇加諾總統自稱總理，蘇加諾下台後蘇哈托廢除總理職位，故朱安達常被視為印尼歷史上最後一任總理。卸任總理兼防長後，他任蘇加諾內閣首席部長（第一部長）直至逝世，也是印尼史上唯一的首席部長。[1][2][3]
朱安達任部長、總理和首席部長期間執行積極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把握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大方向，同時團結國內各黨派和政治集團，打擊各地分裂勢力，重視經濟建設，為印尼的獨立、統一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批評者認為他是蘇加諾的橡皮圖章，而且他任職期間印尼的經濟狀況未見起色。
生平
早年生活與教育
朱安達於1911年1月14日[1][2]（一說7月10日[4][5][6]）生於印尼（當時為荷蘭殖民地荷屬東印度）西爪哇打橫的一個教員家庭，先人是來自井里汶蘇丹宮廷的巽他貴族。朱安達的父親是一位年輕的教師，母親是家庭婦女，他還有3個弟弟和2個妹妹。[1]
朱安達幼年先是在打橫的一所印尼人學校上小學，後轉入一所荷蘭人學校讀初中，[1]接受西方式教育。[5]1924年初中畢業後，他到萬隆讀高中，於1929年5月1日畢業。高中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進入高級工程學院（今萬隆理工學院的前身）深造，並於1933年5月6日畢業，[1][2]獲工學士學位。[5]
早期職業生涯
大學畢業後進入政界前，朱安達在荷屬東印度首府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的穆罕默迪亞伊斯蘭教中學教書，並曾擔任過該校的校長。1937年，即在擔任教師四年後，他成為西爪哇水利局的一位工程師，[1][4]1939年他成為該局的高級顧問。[1][2]此外，他還積極參加巴達維亞市政局的工作。[2]
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激鬥正酣之時，日軍占領了包括荷屬東印度在內的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並改巴達維亞為今名雅加達。[7]同年朱安達參加了雅加達市議會選舉，但未當選。[5]
獨立戰爭與部長生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印尼的民族主義者聞之要求立刻宣布印尼獨立。8月17日，印尼獨立運動領袖蘇加諾和穆罕默德·哈達共同簽署了《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拉開序幕。[8]9月28日，朱安達帶領年輕的印尼民族主義者們從日本當局手中接管了鐵路管理局，之後他們又接管了礦產管理局、市政管理局、住房管理局以及萬隆北部的一個軍需倉庫。此後，朱安達被共和國政府任命為爪哇和馬都拉島鐵路管理局局長[2]，同年任交通部副部長。[5]
朱安達被稱為「馬拉松式的部長」，在印度尼西亞前16屆內閣中，他12次入閣，主要擔任交通部長或經濟部長。[4][6]他在蘇丹·夏赫里爾總理的第二屆內閣（1946年3月組閣）中以交通部初級部長的身份首次入閣，並在第三屆夏赫里爾內閣（1946年10月組閣）中再次入閣，升任交通部部長。[9][5]之後又在阿米爾·謝里夫丁總理的第一屆（1947年7月3日組閣）和第二屆內閣（1947年11月12日）中兩次入閣，繼續擔任交通部長。[9]
儘管印尼已宣布獨立，但荷蘭仍試圖恢復東印度殖民地，並與英國聯合入侵印尼。英軍撤離後，荷軍又單獨發動第一次大規模侵略戰爭，即所謂第一次警衛行動。印尼不敵，乃於1947年12月8日開始在聯合國主持下與荷蘭在美軍運輸艦倫維爾號上展開談判，朱安達是印尼代表團成員之一。1948年1月17日印尼與荷蘭簽訂了《倫維爾協定》，規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占領下的傀儡邦組成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或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印尼執政聯盟中的馬斯友美黨強烈抨擊該協定並退出內閣，導致第二屆謝里夫丁內閣於1948年1月23日垮台，1月29日，副總統穆罕默德·哈達組成新一屆內閣併兼任總理，[8]朱安達在內閣中繼續仍擔任交通部長，並代理公共工程部長（1948年4月13日起不再代理）。[9]
但是荷軍又於1948年12月19日發動第二次大規模侵略戰爭，即所謂第二次警衛行動。荷軍很快攻占印尼共和國臨時首都日惹，逮捕了蘇加諾、哈達以及包括朱安達在內的全體內閣成員。[8]朱安達被勸說加入荷占巴巽丹傀儡邦政府，但他拒絕了。[2]
在各方壓力下，1949年荷軍撤出日惹，並釋放印尼共和國領導人。同年8月4日朱安達進入穆罕默德·哈達副總統兼總理組成的第二屆內閣，改任無任所的國務部長。蘇加諾當選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總統後，任命哈達擔任聯邦共和國總理組成新一屆內閣。12月20日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內閣成立，朱安達任社會福利部長（或經濟部長）。[9][10]同年他參加在海牙舉行的印度尼西亞－荷蘭圓桌會議，並在後一次談判中擔任財經問題小組委員會主席。[5]《圓桌會議協定》簽訂後，荷蘭承認印尼獨立，但印尼須繼續實行聯邦制，參加以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為最高元首的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荷蘭仍享有許多特權，這在印尼國內引起了普遍不滿。經過印尼各邦的協商，終於1950年8月15日宣布建立統一的單一制印尼共和國，印尼獨立戰爭以印尼的成功獨立而告終。[8]印尼聯邦共和國期間，朱安達曾飛赴美國「請求進出口銀行貸款」，[11]並與美國人就美國壟斷印尼進出口貿易的問題進行談判。[12]
印尼獨立戰爭結束後，朱安達先後在穆罕默德·納席爾內閣（1950年9月6日組閣）、蘇基曼·維爾約桑佐約內閣（1951年4月27日組閣）和韋洛坡內閣（1952年4月1日組閣）中三任交通部長。[9]1951年12月，他率領印尼代表團，就日本對印尼的戰爭賠償和兩國的經濟貿易問題與日方舉行談判。[5]
1953年8月1日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總理組成第一屆內閣，朱安達擔任印尼國家計劃局局長，但未進入內閣。[5]1956年3月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再次擔任總理，組成第二屆內閣，朱安達進入內閣，擔任負責計劃事務的國務部長。在1957年1月9日馬斯友美黨的優素福·維比索諾辭去財政部長之職後，他代理財政部長。[9]他是印尼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1960年）的主要決策人。[6]
總理兼防長
統一的印尼共和國成立後，仍然面臨各地分離主義叛亂頻仍、各政黨派系鬥爭激烈、軍方權力過大、內閣更迭頻繁等一系列問題，故政局持續動盪。蘇加諾試圖通過擴大總統權力，整合各派勢力，結束國內混亂局面，集中力量對付各地叛亂，他認為必須由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三派的代表人物組成一個納薩貢（Nasakom是印尼語中民族主義NASionalisme、宗教Agama和共產主義KOMunisme三個詞的縮略語）內閣，並由各專業集團代表組成民族委員會。為此他於1957年3月14日宣布全國實行軍管，第二屆阿里內閣同時辭職，印尼史上的自由民主時期結束，開始了所謂有領導的民主時期。但是蘇加諾成立納薩貢內閣的提議遭部分黨派抵制，蘇加諾乃於4月7日任命無黨派的朱安達為總理兼國防部長，負責組閣。[13]作為備受尊重的無黨派政治家，朱安達成為總理被認為是蘇加諾安撫右翼和外島分離主義者的選擇。[14]新內閣被稱為工作內閣（或非常事務內閣），後世也稱之為朱安達內閣，共有23位閣員，他們全是無黨派人士或以個人名義擔任內閣職務。[13]朱安達內閣的政治綱領如下：一、成立民族委員會；二、使國家情況正常化；三、實現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四、進行收復西伊里安的鬥爭；五、加快進行建設。[15]
收復西伊里安的鬥爭
朱安達任總理期間實行積極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5]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政治大方向，故而他盛讚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所取得的成就，[16]而收復西伊里安是朱安達內閣的工作重點之一。根據印尼－荷蘭《園桌會議協議》，西伊里安仍由荷蘭占領，印尼國內收復西伊里安的呼聲日益高漲。[13]1957年11月29日晚朱安達內閣舉行會議，通過了朱安達總理兼防長關於解放西伊里安鬥爭的措施的指示，內閣還決定加強對解放西伊里安行動委員會的領導，並已作出了具體實現廢除印荷《圓桌會議協定》的計劃。11月30日晚，朱安達總理向印尼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號召解放西伊里安。[17]當天發生了刺殺蘇加諾總統的未遂事件，印尼反荷情緒更盛。[13]12月1日晚朱安達總理就蘇加諾總統遇刺事件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宣布政府將對事件採取堅決措施，還號召全國人民在參加反荷鬥爭時提高警惕，加強愛國心和決心。[18]
1957年12月3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等左翼黨派領導的工會開始接管國內的荷蘭企業。[13]12月4日早，朱安達內閣決定封閉荷蘭駐印尼所有領事館並命令領館人員離開印尼。[19]12月5日，朱安達內閣進一步決定通知那些印尼政府所不需要的荷蘭人離開印尼，禁止轉移荷蘭企業所賺取的利潤和禁止轉移荷蘭在印尼的福利基金；決定把印尼工人已經接管的荷蘭企業移交給一個管理委員會，規定這些企業在政府的監督下繼續經營；決定接管荷蘭皇家輪船公司，由管理委員會負責領導企業的日常工作；要求海運部把荷蘭在印尼的碼頭和倉庫收歸國有。[13]12月9日，朱安達總理兼防長以最高軍權執掌者的身分宣布命令稱，印尼政府對國內的所有荷蘭種植園以及種植園附屬工廠和農業試驗站等實行管制，[20]並要求其中的雇員繼續工作。朱安達在命令中說此舉是「為了使對國家具有重要性的生產繼續進行」，外界則猜測政府此舉是為了防止工會接管這些種植園。[21]12月21日朱安達總理宣布，解散解放西伊里安行動委員會，收復西伊里安的鬥爭改由以他為首的印尼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22]
雖然朱安達作為總理兼國防部長，名義上是全國軍政最高首腦，但實際軍權掌握在軍隊將領、尤其是陸軍參謀長阿卜杜爾·哈里斯·納蘇蒂安手中。為了抑制左翼黨派在反荷鬥爭中的作用，納蘇蒂安宣布陸軍接管工會沒收的荷蘭企業。1958年1月11日納蘇蒂安決定成立陸軍控制下的解放西伊里安全國陣線，自任陣線主席，接替了朱安達為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的解放西伊里安工作。[23][13]對此，朱安達於2月10日再一次向國會表明，政府將繼續奉行爭取解放西伊里安的現行政策。[24]雖然朱安達任總理期間印尼未能收復西伊里安，但在他任首席部長時終於實現。[25]
反對地方分裂的鬥爭
朱安達內閣起初試圖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地方分離主義問題。1957年4月9日朱安達宣稱，新內閣首先將關注和着手處理地方問題，中央政府將儘可能滿足地方提出的進行地方建設的要求。4月10日上午，蘇加諾總統主持了新舊內閣移交儀式。新總理朱安達在講話中說，新內閣面臨多種多樣的問題，但他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抱有希望。[26]同年7月18日，朱安達發表公報，稱中央政府要同地方政府討論行政、經濟和地方建設方面的問題，7月19日上午他動身前往印尼東部視察，與地方領導人進行協商。[27]
1957年5月，成立了印尼民族委員會。[13]6月15日，朱安達內閣一致通過了民族委員會名單。但是對於委員會的成立，一些人尤其是右翼黨派表示反對，他們還反對蘇加諾總統和朱安達內閣的政策，認為委員會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蘇加諾總統的權力，[28]稱朱安達內閣不是由朱安達總理控制的而是由蘇加諾自己指定的，只不過是「蘇加諾的橡皮圖章」，主張由前副總統哈達組成新內閣代替朱安達內閣。[29]
1957年9月10日至14日，朱安達內閣召開了全國協商會議，尋求和平解決地方武裝叛亂等問題，使國家恢復正常，並維護印尼共和國的中央集權制，朱安達任會議主席，他還親自邀請對現政府有異議的前副總統哈達參會。兩個月後又召開了全國發展會議。但是兩次會議都未能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13]
就在印尼國內收復西伊里安的反荷鬥爭如火如荼之時，蘇門答臘的分離主義者與部分右翼黨派策劃趁蘇加諾總統出訪之機發動武裝叛亂，他們於1958年2月10日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朱安達內閣解散，蘇加諾總統恢復為象徵性國家元首等等。朱安達內閣立即拒絕了這些要求，並宣布解除參與叛亂的軍官的職務。2月15日，蘇門答臘叛亂集團在西蘇門答臘省的武吉丁宜市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革命政府」，公開反抗中央政府，很快蘇拉威西的叛亂集團也在北蘇拉威西省省會萬鴉老起而響應。[13]
對於叛亂集團的叫板，朱安達宣布將採取斷然步驟予以打擊，不過他也強調避免使用暴力，[30]避免發生內戰。[31]蘇加諾總統回國後也重申將對叛亂集團採取強硬措施。但國內各黨派和政治領袖對此意見不一，主戰、主和與公開支持叛亂的皆有之。在此情況下，蘇加諾只能依靠軍隊的力量鎮壓叛亂。經過激烈戰鬥，1958年5月5日陸軍攻陷「革命政府」所在地武吉丁宜，6月26日收復萬鴉老，叛亂乃平。[13]
叛亂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同時由於美國、馬來亞聯合邦、菲律賓、澳大利亞和台灣的中華民國都對叛亂集團表示同情或支持，導致印尼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惡化。1958年8月，朱安達政府宣布取締中國國民黨在印尼的組織，陸軍還沒收了一些國民黨人在印尼開辦的企業和報紙。[13]
《朱安達宣言》及其他
朱安達任內最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是在他於1957年12月13日發表關於印尼領海問題的宣言，即《朱安達宣言》。
朱安達向世界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一個群島國家，所有圍繞各島的、各島之間的和連接各島的水域，無論面積大小、或寬或窄，都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天然的一部分，都是印尼國家的內陸水域或印尼主權範圍管轄的水域。
朱安達宣布，印尼的領海並不限於1939年《領海與海洋環境條例》規定的範圍，印尼領海基線以外12海里內的水域都是印尼的領海。
朱安達宣言粉碎了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印尼的鄰國澳大利亞對於印尼各島之間海域的幻想，故遭到這兩個國家的反對，它們主張的領海範圍是領海基線3海里以內。儘管如此，在朱安達及其繼任者們的堅持鬥爭下，1982年達成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接受了印尼的要求。這樣，印尼就擁有了580萬平方公里的領海面積，占印尼總領土（包括陸地和海洋）面積的四分之三。[2]
朱安達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認為金門和馬祖毫無疑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32]他重申印尼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希望台灣海峽兩岸雙方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33]朱安達任總理期間還解決了印尼與日本的戰爭賠款的問題。[5]
內閣改組及總辭職
1958年6月25日，蘇加諾總統對朱安達內閣進行了改組，朱安達留任總理，其他內閣成員沒有根本變化，內閣的政治綱領除了第一點改為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外，與改組前的內閣政綱完全一樣。[34]
朱安達總理在任期間，印尼共產黨等左翼黨派與陸軍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增強，特別是陸軍的權勢在鎮壓各地叛亂過程中急劇膨脹，令蘇加諾總統感到自己的權力將被架空，並認為只有藉助印尼共產黨才能抗衡陸軍，這使得印尼的政治發展方向不斷左轉，讓軍方和右翼黨派深感不安。同時，印尼制憲會議仍在爭論新憲法指導思想該選擇伊斯蘭教，還是世俗的建國五項原則。為打破僵局，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建議蘇加諾總統恢復《1945年憲法》，這部憲法的賦予總統極大權力。[13]納蘇蒂安還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對此朱安達警告制憲會議議員，否決恢復1945年憲法的提議將導致軍隊接管政權，令印尼民主倒退。[35][36]但是制憲會議的表決結果，贊成恢復《1945年憲法》的票數未達到修憲所必需的三分之二以上絕對多數。納蘇蒂安乃建議蘇加諾解散制憲會議，直接下達總統令恢復《1945年憲法》。[13]
1959年7月5日，蘇加諾發布總統令，宣布解散制憲會議，《1950年臨時憲法》停止生效，同時恢復《1945年憲法》，其核心內容是將政體由臨時憲法規定的議會內閣制恢復為1945年的總統內閣制。[37][38][13]同日，朱安達內閣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決定總辭職，因為內閣是根據臨時憲法成立的，既然臨時憲法已經不復存在，內閣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7月6日上午，蘇加諾總統接受了朱安達內閣的辭呈，並對朱安達和他的內閣表示感謝，同時要求朱安達以看守內閣總理身份領導看守內閣在新內閣成立以前繼續工作。[39]
首席部長及逝世
1959年7月9日，由蘇加諾總統兼任總理的新內閣，即第一屆工作內閣成立，朱安達任內閣首席部長（或稱第一部長）併兼任財政部長，地位僅次於蘇加諾，為內閣核心人物之一。[13]此後在蘇加諾總統兼總理的第二屆工作內閣（1960年2月18日組閣）中他留任首席部長，兼任財政部第一部長（1960年7月1日起不再兼任）。在蘇加諾第三屆工作內閣（1962年3月6日組閣）中，他繼續擔任首席部長直至在任上逝世。[9]在蘇加諾總統出訪時，他曾代理總統職權，[40][41]還曾代理外交部長。[42]
在任首席部長期間，朱安達的身體狀況不佳，他曾於1962年9月22日飛抵日本，在日逗留約一個月治病療養。[43]10月11日晚，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在雅加達獨立宮（印尼總統府）舉行的一次儀式上把一枚羅馬尼亞二級勳章贈給當時正在日本作健康檢查的朱安達。[44]從日本回國後，朱安達一度仍不能照常工作，蘇加諾總統乃決定首席部長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首席部長約翰內斯·萊梅納和第二副首席部長蘇班德里約共同分擔。[45]
任首席部長期間，朱安達繼續施行反帝、反殖、親東方的對外政策。[46]1960年6月26日開始，他連續訪問了蘇聯、波蘭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七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5][47]
朱安達認為西藏問題純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42]而對於中印邊界衝突，他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以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爭端。[48]不過在印尼華僑問題上，他堅決執行蘇加諾總統的《1959年第10號總統令》，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批評他持排華立場。[49][50]
對於西伊里安問題，經過包括朱安達在內的印尼各界人士的多年努力，終於1963年5月1日收復了被荷蘭占領的西伊里安。[25]
儘管保持反西方的政治大方向，朱安達仍對美國持有較為同情的諒解的態度。[51]在印尼國內經濟不景氣、物價飛漲的情況下，他與蘇加諾同意接受美國貸款，[52]也表示將努力克服國內經濟困難。[53]收復西伊里安後，他表示將集中力量解決經濟問題。[54]
1963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朱安達在妻子和女兒的陪同下，到雅加達的一家新旅館參加開營儀式。晚11時25分他突然倒下，20分鐘後脈搏停止跳動。他的私人醫生趕到現場，為他進行了人工呼吸，但沒有成功。[55]11月7日，印度尼西亞政府宣布，朱安達在當天凌晨1時因患心臟病逝世。[56]
身後
朱安達逝世當天上午，印尼高級軍政官員、印尼各政黨領導人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使節前往他生前的寓所弔唁，並向他的遺孀表示慰問。當天下午，在雅加達市郊的卡利巴達英雄陵園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蘇加諾總統兼總理主持葬禮，有印尼政府高級官員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使節參加了葬禮。雅加達所有的政府建築物和市民住宅都下半旗誌哀。[56]同年，蘇加諾發布第244號總統令，追授朱安達印度尼西亞民族英雄稱號。[57]
朱安達逝世後，第一副首席部長約翰內斯·萊梅納、第二副首席部長蘇班德里約和基礎工業與礦業部長哈伊爾·薩勒都大力進行幕後活動以爭奪首席部長職位。1963年11月13日，蘇加諾總統兼總理成立新內閣，即第四屆工作內閣，廢除了首席部長職位，任命三位競爭者為副總理。[58]
對於朱安達的逝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59]和中國印度尼西亞友好協會會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主任包爾漢都發唁電表示哀悼。[60]
根據印尼官方的說法，朱安達的死因是心臟病（心臟痙攣）。但在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中，右翼的《伊斯蘭之聲報》報道說朱安達是「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葡萄酒而死的」，右翼勢力趁機在印尼各地掀起反華浪潮。對此，以蘇加諾總統兼總理為首的內閣予以駁斥，稱朱安達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毒死的報道是謠言。[61]
個人生活
根據合眾社的報道，朱安達被公認為雅加達工作最努力的官員之一。在他那個時代，印尼的大部分官員只坐在辦公桌前幾小時，下午照例睡午覺，但是朱安達的同事們說他「至少要辛辛苦苦地工作八小時，有時甚至十二小時」。和朱安達一起工作過的外國人稱他是「一個能把做成事情的人」且「極有獨立性」。儘管努力工作，但他每天都會抽空打高爾夫球。朱安達最喜愛經濟和社會事務。儘管他積極參加公務生活，但他仍閱讀了大量的哲學和經濟學著作，一位印尼官員稱他是「亞洲學識淵博的傑出人物之一」。
朱安達沒有教名，他常常被人稱為哈吉，表明他是去過麥加朝覲的穆斯林。他戴眼鏡，能夠講流利的英語和荷蘭語。他已婚，育有一子四女。[6]
影響、評價與紀念
朱安達從政期間一直以國家的公僕和公共服務人員自居，他被稱為模範公務員，不論在哪個崗位，都抱着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態度來工作。
朱安達被認為是國家之子，即使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他也會很好地完成。面對對民族和國家利益的挑戰，他會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2]
他於1957年12月13日發表的關於印尼領海問題的宣言，即《朱安達宣言》，被認為是印尼史上最具戰略意義的宣言。這份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宣言，對於印尼的統一、主權、國防和發展都具有戰略意義，確定了印尼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能夠擁有領海內豐富的自然、交通和旅遊資源。這份宣言可與1928年10月28日的《青年宣言》和1945年8月17日的《獨立宣言》一道並稱為締造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三大柱石。1999年時任印尼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宣布每年的12月13日為群島日，以紀念在1957年的該日《朱安達宣言》發表。[62]2001年繼任總統的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麗發布第126號總統令，重申了群島日的建立，並正式將其定為國家紀念日。[2]
朱安達是一個靈活的領導者，他有時會在某些方面與蘇加諾總統和其他政治人物持不同意見，這對於大權在握的蘇加諾來說多多少少是一種制約。[2]他的逝世和總理職位的廢除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導致了總統權力過大——總統兼任總理，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且缺少對總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為蘇加諾和以後的蘇哈托合法地進行獨裁統治鋪平了道路，也是導致兩人最終倒台的重要原因。[37]
批評者認為朱安達只不過是蘇加諾的橡皮圖章，[29]而且他任職期間未能解決印尼國內的經濟困難。[52][53][54]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曾批評他在印尼華僑問題上執行蘇加諾總統的1959年第10號總統令，持排華立場。[49][50]
朱安達生前提議建造服務泗水和東爪哇的機場，機場建成後以他的名字命名，即朱安達國際機場。[63][64]此外，萬隆的哈吉朱安達工學士森林公園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園中有哈吉朱安達工學士紀念碑和哈吉朱安達工學士博物館，園中的一條街也被命名為哈吉朱安達工學士街。[3]2016年印度尼西亞銀行發行的50,000印尼盾鈔票也印有朱安達的肖像[65]。
注釋
- 本條目所有與人名有關的譯名、注釋均參見《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1997年4月修訂版）。
參考文獻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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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Ricklefs, M. C.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Macmillan Southeast Asian reprint. 1982: 289–343. ISBN 0-333-24380-3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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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印尼文）Sekilas Biografi Ir. H. Juand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印尼文）Museum Taman Hutan Raya Ir. H. Djuand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印尼文）Pendeklarasi Negara Kepulaua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印尼文）Ir. Djuanda Kartawidja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