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軍優屬擁政愛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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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簡稱「雙擁」），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鞏固和加強軍政軍民團結為主旨，組織發動全國軍民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團結奮鬥的一項社會活動。
簡介
早在中國工農紅軍初創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便提出工農紅軍離不開工農群眾的思想，要求軍隊愛護人民群眾，蘇區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國工農紅軍、優待軍屬[1]。
抗日戰爭時期，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陝甘寧邊區政府開展了「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活動，八路軍留守兵團開展了「擁護政府、愛護人民」活動。1943年1月，毛澤東肯定了陝甘寧邊區的做法，號召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普遍開展這一活動[1]。其背景是陝甘寧邊區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經濟落後。1939年9月在國共摩擦中中國國民黨政府停發了陝甘寧邊區部隊「很有限的一點軍餉和軍需實物」。1939年陝甘寧邊區總人口200多萬，脫產人員4萬多；1941年邊區人口降至140餘萬，脫產人口增至近8萬。隨着非生產性人口增加，陝甘寧邊區政府連年加征救國公糧。1937年8月1日，陝甘寧邊區黨委發布《關於徵收救國公糧的決定》，要求當年徵收15000石救國公糧。為此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徵收救國公糧條例》，但當年僅徵收14197石。此後陝甘寧邊區連年增加公糧徵收量，1939年5萬石，1940年9萬石，1941年20萬石。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林伯渠指出，有些地方徵收救國公糧「有的收的太多了，如志丹差不多有30％，這不大好，也不調和。」除「救國公糧」之外，群眾還要負擔「救國公草」、「寒衣代金」、義務運糧運草、義務勞軍等。定邊縣縣長強曉初給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寫信認為當年稅收之重「這是空前的」。1940年和1941年陝甘寧邊區遇大災，難民倍增，但征糧任務沒減少，致農民「紛紛外移於志丹，以避公債、兵役、買糧」。過多徵收糧食加重了群眾負擔，引發志丹等地群眾搶劫公糧事件，以及1940年初環縣發生自衛軍譁變事變（環縣事變）。陝甘寧邊區甚至有群眾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2]。
1938年12月，毛澤東率先號召八路軍留守兵團「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把生產與戰鬥結合起來」。1939年春，毛澤東向陝甘寧邊區提出「自力更生、自己動手、生產自給」，要求各級機關、部隊、學校開展生產運動，以實現生產自給。1939年底，留守兵團部隊衣食無着，而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稱邊區主要領導高崗不給留守兵團部隊任何補助，留守兵團與陝甘寧邊區政府的軍政矛盾很突出。1939年冬，警備四團團長陳先瑞報告莫文驊說，戰士借群眾的鍋，有的老鄉把鍋沉在池塘里不肯借，炊事班到老鄉家做飯，老鄉卻將煙筒堵上。莫文驊將之反映給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朱德批評了邊區政府不支持部隊的行為。高崗不服，並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召集朱德、任弼時、李富春、肖勁光、林伯渠、高自立、高崗等人協商解決。毛澤東說：「軍民關係發生問題，軍隊應先檢討自己，軍隊要擁護政府，要愛護人民；你們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擁護軍隊，照顧子弟兵！」[2]
1940年7月，因為乾旱，陝甘寧邊區一些地方發生了軍隊與地方之間搶水事件。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毛澤東向陝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級組織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部隊實行大規模屯田生產，黨軍民開始生產運動。軍隊和機關實現自給，減輕了群眾負擔。為配合大生產運動，中共中央採納了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2]。
陝甘寧邊區政府重視擁軍工作，頒布了《抗日軍人優待條例》等。在陝甘寧邊區經濟困難時期，在撫恤上出現問題。1938年初，延長縣、延川縣、宜川縣等縣200餘名殘疾軍人突然提出要到延安見毛澤東「請願」。毛澤東接見了這些傷病員，提出改善傷病員待遇，將殘廢院改稱榮譽軍人教導院，並改變過去的錯誤方針。新成立的榮譽軍人教導院收2800多名榮譽軍人，比原數量增長近一倍。陝甘寧邊區政府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仍決定在1941年下半年增加殘廢金1/3[2]。
八路軍留守兵團重視優撫工作，優待抗屬，保證每個抗屬農業收成比上年增加20％，並建立了優待抗屬和退伍傷殘病老革命軍人的模範村，開設專門學校供烈士子弟上學，能工作的分配工作[2]。
1938年10月，朱德號召募捐毛襪、手套6萬雙以慰勞八路軍，最終任務超額完成。1940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致信各級政黨軍民號召為八路軍募捐寒衣代金40萬，號召城市商人及富紳等各界人士為八路軍募捐寒衣代金40萬，按市價每套30元約1.3萬套，在兩個月內完成了任務[2]。
當時，在生產運動中，部隊和部隊之間、部隊和邊區政府之間、邊區政府和人民之間都出現了矛盾。原因除了經濟困難外，還有軍隊和地方仍存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本位主義思想傾向。對軍政軍民關係中的問題，在整風運動期間，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和軍政幹部聯席會議都作了檢討。1941年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高崗和陝甘寧邊區行政部門部分人員批評肖勁光等人，說留守兵團「不尊重地方政府」、「鬧獨立性」，有人還提出部隊存在「軍閥主義」。軍隊幹部則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問題。毛澤東為此先將肖勁光、莫文驊、耿飈等十多位留守兵團領導找來，就軍政、軍民關係問題座談。毛澤東說：軍隊和地方關係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作檢討；軍隊和地方鬧矛盾，軍隊要多作自我批評。這是一條什麼時候都必須堅持的原則。同時，毛澤東也多次給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做工作，要求他們擁護軍隊。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導下，軍政民關係改善[2]。
此外，陝甘寧邊區在減輕民賦、運鹽政策、政府預算、紙幣發行等經濟政策問題上，中共中央內部發生爭論。圍繞開源還是節流，任弼時、朱德等主張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依靠軍隊組織群眾運鹽和增發邊幣，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邊區中央局副書記謝覺哉等反對增發邊幣，提出精兵簡政。在鹽業管理上，1940年邊區中央局制訂了「官督民運」政策，高崗兼任邊區運銷委員會主任，運鹽勞役與「公鹽代金」增加了群眾負擔，而林伯渠、謝覺哉不贊同這種強制運鹽，提出實行自由貿易。毛澤東多次致信林伯渠、謝覺哉建議「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並「積極克服執行現行政策中所發生的各種困難」，勸林伯渠、謝覺哉維護邊區中央局（書記為高崗）的「官督民運」政策。通過「官督民運」，邊區運鹽量從1940年的23萬馱增至1941年的近30萬馱（每馱150斤）[2]。
在運鹽中還發生了留守兵團與民爭利的問題，為此邊區政府與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聯合通令各機關及部隊不得拉用或留難運鹽牲口和車輛。其他抗日根據地為解決財政困難，或讓部隊做生意，或開闢稅源，引發許多問題。中共中央華中局稱，「部隊做生意弊病很多，不但可以助長商人意識，而且常常造成與民爭利、違反黨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現象。」「開闢稅源、增加稅收勢必增加人民負擔。」[2]
針對環縣事變，陝甘寧邊區總結教訓，肅清官僚主義，提出群眾路線。為協調黨政軍民關係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增強黨性的決定、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等領導多次號召黨內保持團結統一。針對黨政軍民間的問題，毛澤東要求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強調加強黨政軍民團結，「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1942年10月1日，毛澤東提出各根據地普遍開展擁政愛民與擁軍優屬運動，要求軍隊、黨政和群眾團體在雙擁運動中徹底檢查各自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群眾性的自我批評」，要求「各方面只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同日，中共中央將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的政策概述為「十大政策」：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2]。
1942年11月4日，賀龍發出整軍號召，要求陝甘寧邊區軍隊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下，以及所有建制部隊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領導下，「統一思想，統一政策，統一指揮，統一作風，」使軍隊進一步「正規化，黨軍化」。1942年12月9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陝甘寧邊區調整軍政民關係維護革命秩序暫行辦法》，其中強調「三個尊重」：地方黨政人民尊重抗日軍人權利、軍隊尊重地方黨政人員、尊重人民權利。1943年元旦前，留守兵團政治部編寫出《擁護政府愛護人民講話材料》。為響應黨的一元化，軍隊提出「擁政愛民」，並稱「擁護政府、擁護人民，是我們革命軍隊的責任，是響應黨的領導一元化的具體表現。」肖勁光主持起草了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關於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同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發出《關於擁政愛民月的工作指示》，確定自1943年2月15日至3月4日為擁政愛民月。同時，留守兵團還制定並公布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歷史上首個《擁政愛民公約》[2]。
1943年1月1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布《擁護軍隊的決定》。同日，頒布了林伯渠、李鼎銘、肖勁光簽署的《陝甘寧邊區新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條例》、《抗日軍人撫恤條例》、《陝甘寧邊區調整軍政軍民關係維護革命秩序暫行辦法》、《動員戰士歸隊暫行辦法》、《抗屬離婚處理辦法》、《軍民訴訟暫行條例》[2]。
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應對經濟危機，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開展雙擁運動緩解黨政軍矛盾，這都為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奠定了基礎。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區黨的領導機關發出《中央關於加強統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此後，各抗日根據地結合整風及精兵簡政，調整了所轄地區的黨政軍民組織系統，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以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通過中央機構的調整，「使事權更加統一與集中」[2]。
1945年12月，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的解放區工作方針》的報告中，將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此後，擁政愛民、擁軍優屬逐步實現經常化、制度化[2]。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在中共領導下，雙擁工作形成了堅強的軍政軍民團結，迅速推翻了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雙擁工作理論不斷完善，內容不斷拓展，形式不斷創新，軍民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並開展國防教育，增強全民國防觀念[1]。
1980年徐州全國雙擁工作會議，1984年北京全國雙擁工作會議，1987年佳木斯全國雙擁工作會議，1991年福州全國雙擁工作會議，1993年延安全國雙擁工作會議，2004年全國雙擁工作會議先後舉行。從1991年福州雙擁會議起，評選雙擁模範城（縣），後來開過6次大規模的表彰會[1]。
1991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國務院、中央軍委成立「全國擁軍優屬擁政愛民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地方各級也成立了各級擁軍優屬擁政愛民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