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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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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古波斯语：Suguda-或 Sogdiana），古称栗弋[1]、窣利、索格特，为中亚古代民族，[2]粟特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通称索格底亚那（Sogdiana），今属乌兹别克，部份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3]粟特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常臣属于外族，属于商业民族，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散居远方。粟特人以原籍国名为姓，有安氏、石氏、康氏、曹氏、罗氏、何氏、米氏、贺氏、史氏共九姓，进入中国又以西北首府凉州作为据点，据大多数都以武威郡和敦煌郡，以及洛阳和长安作为自己的郡望。

历史

撒马尔罕北部的粟特人壁画

粟特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长期受强邻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月氏、贵霜、嚈哒、突厥、唐朝等。[4]

公元前

波斯大流士时代（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

公元前6世纪，在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波斯帝国贝希斯敦碑铭上，已经第一次出现“粟特地区”和“粟特人”这两个词。碑铭上记载：“粟特人朝贡大流士，带来了大夏青金石、草原斯基泰人的金碗。”可见在青铜时代粟特人处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5]

公元前5世纪时，粟特人仍受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曾参与攻击希腊的战争，同时由畜牧趋向定居和务农。[6]

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公元前329年~公元前146年）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并在撒马尔罕娶粟特公主罗克珊娜，随行的希腊史学家记录了粟特人反抗希腊征服的情形。但希腊人最终并没有在粟特地区建立强大的统治，只是在粟特地区以南建立起了希腊化大夏王朝。粟特的伊尔-库尔干古城和粟特邻近的大夏阿伊-卡努姆古城，皆为希腊化城堡，都是在公元前146年游牧部落的侵袭之下荒废的。[5]

前3至前2世纪时，粟特受希腊统治，各地区开始独立发展，在索格底亚那的绿州上，聚集成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邦，粟特人成为商人、教士、士兵，分布于远方。[7]

康居行国（公元前146年~公元224年）

公元3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西方史书，未记载粟特绿洲国受游牧部落“康居”统治的历史，但是汉文史书记载了这段历史。[5]《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1至6世纪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行商活动，公元初年就出现在东汉中国、帕提亚波斯和大秦罗马帝国的欧洲。英国人斯坦因1907年在中国敦煌烽燧流沙中发现了“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表明在公元四世纪初，以撒马尔罕为都城的粟特九姓胡人，在313年前后纷纷移居至西域三十六国、凉州（河西走廊、青海）以及西晋的长安、洛阳。[5]

在3-8世纪时，粟特并不强大，却是中亚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是河中地区的领袖。[8]据中国史书《北史》记载，中亚的粟特诸国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有布哈拉的安国、苏对沙那（乌斯特鲁沙那）的东曹国、劫布呾那的曹国、瑟底痕的西曹国、弭秼贺的米国、屈霜儞迦的何国、羯霜那（另做“渴石”，今夏赫里、沙勃兹）的史国、赭时（亦作柘枝，今塔什干）的石国等等。不同时期，诸国或有分合，合称昭武九姓。粟特诸国中康国最强，常是其他各国的代表。[9]

萨珊波斯时期（公元3世纪）

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沙普尔一世统治下，占据了粟特，北到石国柘枝山，南到撒马尔罕东北的达支扎克峡谷。但萨珊波斯开始统治粟特的具体年份，史书中没有记载。

中国北齐时的粟特人浮雕

白匈奴时期（公元509年~公元653年）

公元4世纪后半，萨珊波斯在粟特的统治衰微，白匈奴游牧人趁机侵入大呼罗珊地区。

公元484年，萨珊波斯派出的大军在与白匈奴人的赫拉特之战中几被全歼，波斯王卑路斯一世被杀，其两个女儿与部下随扈被俘，此战后，萨珊波斯失去了控制粟特地区的力量。战后白匈奴获得波斯人大量纳贡，并逐步在粟特各城建立起军事重镇。从白匈奴向拜占庭帝国派遣去的粟特人使团判断，白匈奴统治者就居住在粟特城中。[5]

约公元509年，白匈奴人占领粟特九国，开始统治粟特，其后暴君阿布鲁伊统治布哈拉，粟特人向西突厥求助。

突厥汗国时期（公元563年~公元658年）

公元557年，白匈奴帝国在布哈拉之战中被萨珊波斯王库思老一世和新崛起的西突厥汗国组成的联军打败，白匈奴领土被瓜分，粟特地区归于突厥。

战后，萨珊波斯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联盟瓦解，突厥与白匈奴残部之间持续的拉锯战引发了布哈拉城的动荡与骚乱，粟特贵族们拖儿带女逃往锡尔河北岸的草原。在突厥人的支持下，粟特人很快重回布哈拉城，由此，双方建立深刻友谊，关系有如同盟，而非宗主与属国。突厥可汗虽在粟特九国行使可汗权力，但仍把女儿嫁与康国国王，并派兵保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并任命粟特人为官员，在外交与诸多领域担任要职，协助治理突厥汗国。[10]在西突厥汗庭中，一般由粟特人掌管文书。[11]

7世纪及以后

归顺大唐（公元658年~公元751年）

公元631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公元657年唐高宗击败西突厥，唐朝灭西突厥汗国。

公元658年，撒马尔罕城主拂呼缦（Varkhuman）率其他粟特九国领袖臣服唐朝。唐在粟特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将粟特各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将管辖权划归“康居都督府”，归于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粟特名义上臣服，但实际上粟特九国仍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城国自主，东突厥则仍时常来掠夺甚至占领城市。[12]

考古证据表明，在整个7世纪，粟特各大城池如怒放的花朵一般繁荣兴旺，撒马尔罕在玄奘眼中风物盛极一时。[5]

大食征服（公元685年~公元739年）

7世纪后半，阿拉伯人征服萨珊波斯后，向粟特进兵，历经数十年，大食的几任呼罗珊总督都在不遗余力地谋划征服粟特。[5]

公元706年，粟特毕国陷落；[5]

公元711年，撒马尔罕向大食投降。围城期间，撒马尔罕王乌勒伽曾向大唐求援。[5]

公元712年，布哈拉陷落，粟特与大食签订撒马尔罕条约，确定阿拉伯人在粟特地区的霸权。[13]

公元722年，彭治肯特被屠城后遭付之一炬。[5]

公元720年代，粟特人起义，遭受镇压，大量迁离，锡尔河突厥北千泉叶迪苏草原（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成为了粟特人的流亡之地。

公元739年，阿拉伯人与粟特缔结条约，大批粟特人归国。[14]其后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捕捉石国国王，掳掠其国；

公元751年，粟特诸国联合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战役击败唐军，唐势力退出粟特地区。[15]

公元750年代开始至公元850年之间，上万粟特人迁居波斯古城木鹿、尼沙普尔、巴格达、撒马拉[5]。期间，粟特人开始皈依回教，几十年后终于伊斯兰化。粟特统治者也逐渐权力衰亡，到10世纪，粟特原有文化也被遗忘（被黑汗王朝突厥化）。[16]

语言文字

粟特语是伊朗语族东伊朗语的分支，文字用阿拉姆语的一种变体，通称粟特文。[17]粟特语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在6世纪后半，也成为突厥的官方语言。[14]粟特人根据不同的宗教，会使用不同的文字，佛教徒使用源自阿拉姆语字母的粟特文，基督徒用叙利亚字母，摩尼教徒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但后两者也会用粟特文。8世纪开始，新波斯语塔吉克语传入粟特，在9-11世纪取代原来的粟特语。[18]

社会

粟特人的聚落是自治的，称为“纳夫”，由贵族、商人、自由农民及工匠组成，当中地位最高的是贵族“阿扎特”，拥有土地和村庄，是地方君主的家臣，其次是商人“华卡尔”，第三类是平民“卡里卡尔”，要交纳人头税，其下还有奴隶。[19] 5-7世纪时，粟特城镇快速发展，部份发展成商人城市。城市有自己的官员和税收，领袖通常由名人选举产生，在城邦内并无绝对权力。[20]

宗教

粟特人主要信奉祆教，其次是摩尼教和景教，佛教在早期一度流行，到7世纪消失。[21]粟特的祆教有浓厚地方色彩，保留了当地对祖先和日月的祭祀；[22]粟特人也崇拜家族及社区的保护神，粟特神像则往往取材自印度教神像。[23]8世纪时，入华汉化的粟特移民部份皈依佛教，把中文佛经翻译为粟特文。[24]

经济

左图: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6世纪粟特钱币
右图: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新疆柯坪县出土的8世纪中国风格的的粟特钱币

粟特人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依靠人工灌溉，并且掌握了丝绸之路的贸易。[25]

商业

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并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路。3世纪时，他们南下到贵霜境内的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26]4世纪初，粟特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从5至8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的国际贸易。[27] 6-7世纪时，粟特人也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28]粟特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伙而行，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并有武装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称“萨宝”。[29]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畜牲、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30]为了打通到拜占庭的丝绸贸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请求通商。[31]

金融业

粟特早期一直模仿前3至2世纪希腊人的钱币，铸造多种钱币。到5世纪，撒马尔罕钱币的质量极其低劣，弓箭手像已模糊，重量大减，到6世纪停铸。[25]粟特也使用萨珊波斯的银币，4世纪初起，波斯银币开始成为丝路上通行的交易媒介；[32]5世纪开始，粟特以银铜合金铸造仿波斯的银币，银币上有布哈拉王的尊号。7世纪时，粟特也铸造仿唐朝铜钱的方孔青铜钱币。[33]

手工业

5世纪起，粟特陶器制作发达，到7世纪后半开始，陶器餐具设计大变，形状和装饰都模仿贵族的银器。6世纪后期起，粟特人织造丝绸，运往各处；[34]蚕丝产自当地，也从中国输入，丝绸图案主要依据拜占庭与波斯的传统。粟特没有一流的染料，丝绸褪色较严重，不及中国的光鲜。[35]粟特盔甲制作精良坚固，能保护士兵全身，工艺水平先进。[36]

文化

8世纪粟特壁画上的神像

7-8世纪是粟特经济和文化的黄金时期。[14]服装方面，5世纪时粟特衣饰类似贵霜帝国，6世纪时则受嚈哒和萨珊波斯影响，7及8世纪则类似突厥，贵族有黄金饰件的皮带。文学方面，粟特人翻译波斯史诗，有些寓言故事出自印度《五卷书》和希腊伊索寓言。[37]美术方面，6世纪开始，城中住宅绘有壁画，到8世纪早期，品治肯特有1/3房屋都有壁画。壁画绘画神像，描绘宴会、狩猎、动物和各种寓言故事，天花板则有雕像和浮雕，宫廷壁画亦有以粟特历史为主题。神像有印度风格，也有描绘中国人的画像。[38]

建筑

粟特发展先进的城市文明，撒马尔罕是粟特最大的城市，4世纪时，粟特人没有足够人力防守撒马尔罕长达6公里的古城墙，建造第二城墙，城内面积66公顷，至于布哈拉面积是34公顷，品治肯特13.5公顷。[39]从6世纪开始，城市有完整的地坪，房屋由黄土和泥砖建成，屋顶用泥砖砌成拱形圆顶，再抺上黄土，并开始有二层楼，8世纪开始有三层楼。乡村贵族建有城堡，农民的房子则像19世纪塔吉克农民的房屋。[40]

移民

范围

8世纪中国吐鲁番的供佛粟特人壁画
中国新疆吐鲁番一千佛寺壁画上的两位佛教僧侣，公元9世纪；虽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1913）认为蓝眼睛的红发和尚是吐火罗人，现代学者已经确定了与粟特族相同的佛窟（9号）的类似白种人，[43]在唐中叶（七至八世纪）和维吾尔统治阶段（9-13世纪），居住在吐鲁番作为少数民族社区。
左图：中世纪时代彭吉肯特粟特男子服装，摄于杜尚别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
右图：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粟特女子服装，摄于杜尚别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

为了经商和逃避战争，粟特人大批移居外地，聚居地遍布中亚，南到阿拉霍西亚，东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41]前4世纪时，粟特人已开始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以后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道沿途的绿州，如于阗、楼兰、疏勒、龟兹、焉耆等地，以及在河西走廊都建有聚落，[42]在4世纪初开始，在中国西北城市，如凉州（武威郡）和敦煌也建立聚落，以至移居长安和洛阳。[43]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西部粟特聚落居民渐少，8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凉州的粟特聚落最终消失。[44]

粟特人亦移居突厥和回纥汗国。[45]唐朝初年，在灵州一带安置来降的突厥人，当中包括在突厥内部的粟特游牧部落。唐朝在灵州以南新设六个羁縻州，安置他们，同时在唐末的凉州也有粟特一族建立Hor国。[46]到11世纪，粟特地区原有的文化和语言都被遗忘后，在塔里木盆地和七河地区仍有粟特人继承其文化传统。[47]。其后代在元、明、清时被归入回族之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将回族分为维吾尔族与回族两大族群。

组织

入华粟特商人一般富有，在中国西部建立自治聚落，居民自行武装，并累世掌握当地兵权，出任地方官职，左右地方政局。[48]在粟特聚落中，领袖叫萨宝（亦作萨保、萨簿），以凉州萨宝最为出名，亦即其商队首领及宗教领袖。北朝和隋唐政府为了控制粟特聚落，把萨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专门授予粟特人。唐朝把部份粟特聚落改为乡里，居民则入籍唐朝。[49]

粟特聚落往往建有祆祠，由萨宝手下的祠正和祆祝管理。聚落保持祆教信仰，有助保持民族凝聚力，就像犹太人以犹太教维系。[50]来华后，粟特人以原籍国名为姓，有康氏、安氏、石氏、曹氏、罗氏、何氏、米氏、贺氏、史氏共九姓。[51]有学者认为，早期入华的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较少与汉人通婚，安史之乱后才增加与汉人通婚；也有学者认为，来华的粟特人主要是男性，一直到与汉族女子通婚。[52]

政治势力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部份粟特移民在中国入仕，以从军居多，官至都督。粟特人精通多种语言，往往也充任使者，或出任翻译。[53]

唐朝初年，粟特部落跟随突厥归降，他们善于征战，唐朝让他们移居东北，利用粟特人对付契丹和奚两个外族，当中安禄山和史思明二人都在与契丹和奚两族的战斗中坐大，[54]东迁河北的粟特人许多成为安禄山麾下的将士，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叛军的主力。史思明号称“昭武皇帝”，就是昭武九姓的皇帝之意。[55]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排斥外族，更多粟特人迁居河北，加速当地的胡化，增强割据藩镇的力量，如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都是粟特人，[56]直到晚唐，河北粟特人有增无减，并且加入沙陀部族，势力强大，其中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57]

影响

粟特对波斯、印度、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起重要的中介作用。[58]粟特人把祆教、摩尼教、景教传入中国，合称“唐代三夷教”，在唐代，祆祠获得官方确认和资助，融入当地文化，参与年终驱傩等汉人习俗，并为人祈雨。[59]粟特艺术对突厥、可萨人、马扎儿人等草原民族和唐代中国的金属制品，有强烈影响；粟特人能歌善舞，也影响中国音乐和舞蹈。[60]

延伸阅读

[在维基数据编辑]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周书·卷50》，出自令狐德棻《周书》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北史·卷097》，出自李延寿《北史》

参考文献

引用

  1. ^ 《后汉书·西域传》：“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陶众果。其土水美，故蒲陶酒特有名焉。”. 
  2. ^ 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57；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9。
  3.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9；荣新江：《华戎交汇》，页66。
  4. ^ 荣新江：《华戎交汇》，页67；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9。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俄）马尔夏克. 《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 中国广西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年11月. ISBN 9787540778194. 
  6. ^ 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56-357。
  7.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9。
  8.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5。
  9.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9；荣新江：《华戎交汇》，页67。
  10.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7、199。
  11.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36。
  12.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78-79；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
  13.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65。
  14. ^ 14.0 14.1 14.2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
  15. ^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页49。
  16.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63。
  17.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226；荣新江：《华戎交汇》，页66。
  18.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6-217。
  19. ^ 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223。
  20.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203。
  21.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57；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2。
  22.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42。
  23.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4。
  24.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58；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2。
  25. ^ 25.0 25.1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5。
  26.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6、200；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53。
  27. ^ 荣新江：《华戎交汇》，页77、85。
  28.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00。
  29.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08-109。
  30. ^ 荣新江：《华戎交汇》，页81-84。
  31.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2。
  32. ^ 荣新江：《华戎交汇》，页77。
  33.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00、204；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00。
  34.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6、200。
  35.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14、262、216。
  36.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1。
  37.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1、216。
  38.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03、205、208。
  39.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6、196、201。
  40.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03-204。
  41.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20；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54。
  42.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38、111-112。
  43.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199；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55、77、87。
  44. ^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页51。
  45.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67。
  46.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90、93。
  47.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63。
  48.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81、69-73。
  49.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46、56、109。
  50.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51、116、157、108；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页226。
  51. ^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页52。
  52.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32；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页28。
  53.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09、119、63、227。
  54.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95、231。
  55.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95、237、106。
  56.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10、91-92。
  57.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04、110。
  58. ^ Harmatta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54。
  59.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20；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页5-6。
  60. ^ Litvinsky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页211；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20。

来源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 荣新江：《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池田温 著，辛德勇 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载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p. 3-67.
  • J. Harmatta 编，徐文堪 等 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 B.A. Litvinsky 编，马小鹤 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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