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针

《共产党在中国》封面

七二一方针，又称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是中华民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对其所辖部队的作战指示。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便提及此主张，借此批评中共在纪念抗战时抹杀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贡献，并重申国民政府是对日抗战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国军主导抗战是历史事实。但也有学者反对此说法，认为该说法来源系国民党捏造，“发展”、“应对”、“抗日”无法明确区分 实为同一件事，国民政府不给共产党“抗日自由”，不允许他们在地方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舆论中，认为该说法有诋毁游击战的作用，亦存在相信中共消极抗战的舆论观点，他们将中共在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游击战通俗的概括为“游而不击”。

来源

七二一方针，最早可见于抗战时国民政府的宣传：“毛泽东向其部队训话，指出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之绝好良机，其策略：七分发展实力，二分应付政府，一分抗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中正曾在日记中写到“[...]中国共产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止之””。

《共产党在中国》

李法卿访问记，《共产党在中国》第324页

李法卿访问记，《共产党在中国》第325页

1943年7月，署名编著者为青白出版社，交华严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了七二一方针。

李法卿访问记(节录)

巢父

‘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这就是今日的共产党!

自苏日成立协定，不仅一般民众顿觉中共过去的一切宣传全是欺骗；即中共一般党员亦多愤慨激昂。陇东赖辉煌等一千三百馀中共党员因此而宣布脱党，晋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级干部脱党的更多。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馀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中略)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他随红军十二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曾受了一年的严格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后略)

本书中，有提到了七二一方针三阶段的详细步骤，其目标最终为‘喧宾夺主’，后‘代替国民党的领导权’、以对日军‘进行夹攻’。而七二一方针之计画，朱毛还特别要求干部们‘保守绝对秘密’，李君想来‘到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

而在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训练特工人员时，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但和李君所说大致相符。徐文中述及，当他把文件交给高层后，蒋戒心大起。故从此文可推知，蒋之后急电中共说明，朱德与毛泽东再电覆蒋介石绝无此事，又可从电文中看出当时七二一方针的类似传闻是存在的。不过，徐的回忆录当中也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仅有提到毛泽东借由假装被收编，实际则趁抗战时扩大实力的三阶段夺权计画。

另外，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也提到了李法卿之说，在该书中称摘自总统府机要档案，故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也提及此事，应属于同一来源。陈布雷等亦称中国共产党密令干部，利用抗战机会，图谋发展，强调七分扩张势力，二分对付中国国民党，一分抗日。

但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中共统战的范力沛教授在其著作《Enemies and Friends》中认为该说法来源不可信。

魏德迈报告

1947年9月19日，魏德迈率团访华考察归美后，在华盛顿向国务卿马歇尔呈交了《魏德迈报告》，内称：

1937年10月，毛泽东给部下传达指示： “中日战争为我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扩张机会。我们的固定政策应该是百分之七十的扩张，百分之二十应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抵制日本。执行这一固定政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妥协阶段，在这一阶段，应作出自我牺牲，以显示我们在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坚持三民主义，但实际上这将成为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伪装。第二是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应该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奠定我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并发展这些力量，直到我们能够与国民党相抗衡，并打破国民党，消除后者在黄河以北的影响。在等待事态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给日本侵略者以某些让步。第三是进攻阶段，我们的部队应深入华中，切断中央政府部队在各个地区的通讯，孤立和驱散他们，直到我们准备好反攻，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权。”

《魏德迈报告》注明来源是弗雷达‧厄特利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该书注明来源是1941年对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问题档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4年在重庆出版。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蒋介石在1965年10月10日的《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也提到了此方针。

(前略)

当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北京义和团之乱，乃造成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国耻，惟当时以美国主持正义，保全了中国的独立统一，始幸而免于瓜分之祸。然自日本军阀，挑起了沈阳“九一八”事变，再继之以芦沟桥“七七”事变，与上海“八一三”事变，民族危亡的惨剧，乃愈演而愈烈！我们政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厄运，即不得不决定全面抗战，坚持到底的政策，于是亦接受了中共悔祸投诚，即其所谓“共赴国难”的四项原则，它说：“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于是政府乃收编了它陕北的残馀匪军，和江南各地的股匪。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渖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乃即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后略)

按照蒋介石对全台湾军民的说法，在日本全面进攻后不久，中共即以‘公然扬言’(可能是广播或者报纸)的方式发表了七二一方针的类似宣言；而《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亦持此说。

《中共史论》郭华伦著

在郭华伦所著的长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论》第四册中，提到了苏联汉学家克林诺夫曾于1970年5月间写了一篇评论，当中也记及此事：

(前略) 一九四一年七月，苏联通知延安，日本正在向大陆派遣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并且请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牵制日本军队，不让他们集中在通向苏联边界的地区，例如，请求破坏铁道交通。但是毛泽东和过去一样，没有理睬这个请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旦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后来他破坏了一切旨在采取对日敌对行动的努力。

在国际无产阶级、一切进步力量和反帝力量，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采取积极的反法西斯行动、这个复杂而困难的时期里，毛泽东实际上停止了同日本军队的战斗。他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即﹕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于同日本作战，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对国民党，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于发展自己的势力。 (后略)

而在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 -1980）》也提到，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

《中共党的策略路线》手册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手册在汉口流传，据说是张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的纪录。其中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与中共官方说法非常不同：统一战线的动机是中共的弱小与濒临失败；以三民主义作掩护，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把日本当作头号敌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终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周恩来指出不存在该讲话，但也承认张浩的演讲系列中有类似内容。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中共统战的范力沛教授认为，此书反应了中共内部认为统一战线是短期战术，直接目标还是孤立与摧毁国民党。

杨奎松著作中，引用了张闻天、毛泽东与张浩的说法。1937年5月，张闻天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表示，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明天反对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中共妥协让步，并不改变革命的目标和政权的性质，而且决不放弃将来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的目标。张浩说：中共现在让步，就是要给革命以休养的时间，中共“要争取全民性的同情和拥护”，要渗透到从国民党到青、红帮到保甲及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中去，争取民众。因此现在只能以抗日为主，土地革命次之；但抗日是在明处，土地革命仍可在暗处进行。一旦“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那时中共就可以将土地革命和阶级革命又放在明处，放到前面来，并再行阶级革命的手段了。杨奎松认为，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对国民党既要“联合”又要“孤立”的双重方针。

国民党内部报告

根据现今解密之国府情报档案报告，国民党认为中共确有按七二一方针行动：

• “张荫梧电蒋中正：据报共匪仍行反中央政策，向民众宣传本党破坏统一战线，通令搜集食粮，增加弹药生产，并严令避免与日军作战，而专力应付国军。”
• “蒋中正接龙云电称：汪兆铭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又接张荫梧电称：八路军利用吕正操等在冀一年来对寇游而不击，对地方假合理担负之名行阶级斗争之实等，近卫文麿发表所谓调整国交之荒谬声明，扬言澈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 “蒋鼎文电蒋中正：据高仲谦称，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长所发表电文，反对陈诚所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即是明证。查此电原稿为毛泽东亲拟，用朱德等名义由延安发出，故可作共党之心理观及政治观等。”

但并未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说过此言论。而共产党认为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独立自主的原则，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与七二一方针等同。

相关旁证

毛泽东言论

张国焘回忆录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于1937年8月20日洛川会议内容有如下记载：

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它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著强调中央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从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没有改变著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

庐山会议谈话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曾经发动百团大战，李锐有如下谈话记录：

主席：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主席：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总：黄绍雄很早意识到了。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主席：三个师只三万两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总：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8月1日，毛泽东在继续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全集》第51卷记载了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谈到抗战时希望日军进攻重庆：

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

……

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

1941年5月18日：

(毛泽东发给彭德怀之电报)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1944年5月6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雷震远回忆录

雷震远神父在回忆录《内在的敌人》中称，共军将领吕正操曾威胁逮捕自己，理由是救护受伤的老百姓属于“叛国罪”。吕正操直言：“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励人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雷震远抗议道：“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接着，雷震远与吕正操展开如下对话：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学界看法

• 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认为共军是以保存实力为主。如中国通约翰·佩顿·戴维斯1945年4月对驻俄大使傅秉常所说，日军来了共军就跑，日军走了共军又占领村庄。共军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争权。共军为了避免日军报复而避免攻击日军，而因为解放区缺乏军事价值，日军对攻击共军也不感兴趣。英国的情报来源则说共军有可观的军事实力，但用于抗日上相当保留，因此推论延安与日军高层应该存在某种勾结。
• 陈永发：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 刘维开：所谓“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壮大自己”的说法，国府强调是来自中共内部情资，就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而言，的确是不介入日军与国军的“正面战场”，以敌后游击为主。既然是打游击，当然要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并且趁机壮大自己实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没有这句话，但整体策略的确是如此，不过“换成任何政治团体，那时大概也都是这么做”。
• 美国史丹佛大学的范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的评论是有没有这个指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确在执行这一策略。他认为七二一方针系捏造，这个问题涉及国民党历史的诚实问题。范力沛还说，在某些时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刚认为：“毛氏是否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对毛公的造谣？历史家无征不信，都应存疑。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未及三年，区区的两三万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读者不妨参阅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四一八）。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
•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认为：关于七二一方针，“以当时形势与战局变动之复杂，和毛、朱等对国共关系状况及中日战局变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但杨教授也同意，到了1940年中共中央“确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但是，这毕竟是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急剧改变之后的情况了，与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张冠李戴。”

相关条目

• 国共摩擦
• 国共内战
• 抗战主力之争
• 毛泽东感谢日本争议

外部链接

• 党史博览. 抗战时新四军与日方签贸易协议：粮食换武器. 山东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