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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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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至上（另译为马来人主权，爪夷文：کتوانن ملايو；马来语：Ketuanan Melayu[1]）是一种种族主义信条，认为马来人（巫来由人）是马来西亚或马来亚的主人或特权者（tuan）[2][3]。华人和印度人构成了马来西亚的重要少数种族，被认为是承蒙马来人的恩惠，通过承认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里规定的马来人优待，而获得公民权。这种交换通常被称为马来西亚社会契约（英语：Social contract (Malaysia)）。马来人至上的概念常常被政治野心家，尤其有影响力的巫来由人统一组织（简称巫统，或作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所提及。

虽然该观念在马来亚独立前已存在，但这个名词直至2000年代初期之前并未成为流行。在历史上，对于这个观念最强力的反对声浪来自非马来人为首的政党，比如民主行动党，激烈反对种族主义观念[4]；2000年代，多种族的人民公正党也反对马来人至上的观念，转而提倡“人民至上”（ketuanan rakyat）[5][6]。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在1940年代开始受到注目，马来人组织因将剥削马来统治者之政治权力而抗议马来亚联邦的成立，后来又为争取马来亚独立而战。1963年至1965年参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亦挑战了这个观念，引发了1964年新加坡种族骚乱。最后，时任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以避免局势恶化为由，在1965年8月7日下令将新加坡州自马来西亚联邦中除名。新加坡在独立后由人民行动党续握政权。

1969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宪法中有关马来人至上的部分（实际仅列明马来人特殊地位）得到确立，成为刚性条款，期间马来极端民族主义（英语：Ultra (Malaysia)）也有了发展，他们宣扬建立一个由巫统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强调只有马来人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人。19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推行只是有利于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7] 。国家文化政策也强迫非马来人融合到马来族群中去。直至1990年代，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开始推行马来西亚民族（又译马来西亚国族；马来语：Bangsa Malaysia）政策，强调马来西亚人而不是马来人的认同。但在2000年代，政治野心家们开始宣扬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并公开谴责那些质疑马来西亚社会契约的政府官员[8]。“Ketuanan Melayu”这个词语迟至二十一世纪初，才成为流行的马来语。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主条目：马来族、马来人种和马来西亚马来人

马来人占马来西亚人口55%，而且有许多马来祖先关联到马来群岛的其他地区。在历史上与当代，许多印尼人持续迁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在1960年代曾说过：“马来人仅仅在700年前，才大规模移居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39%的马来人里，有三分之一是较晚近的移民，就好像赛义德·查花·阿峇（英语：Syed Jaafar Albar），他在战前从印尼来到马来亚，当时他已年过三十。”[9]

马来人仅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的3.4% （参阅印尼族群）。在印尼的多数族群是语言风俗近似马来人的爪哇族 （41.7%）与巽他族 （31.8%），其他少数的原住民族群包括：

其中有许多人，在他们原乡印度尼西亚并不自称为马来人，然而只要他们是穆斯林，依据马来西亚法律就被承认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早期殖民者的人口普查分别列出许多族群，例如“马来人、波亚尼人、亚齐人、爪哇人、布吉人、马尼拉人以及暹罗人”。1891年的普查将这些族群合并成三个在当代马来西亚依然继续使用的类别——华人、‘澹米尔人及其他印度土著’、以及‘马来人及马来群岛其他土著’。这个分类是依据当时欧洲的观点，认为种族是一种具有生物基础的科学类别。从1901年人口普查开始，政府建议使用“种族”这个字替代在任何普查资料上面的“国籍”。[10]

马来西亚宪法第160条（英语：Article 160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定义马来人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公民、普遍上使用马来语、信奉伊斯兰教与遵行马来风俗习惯，同时居住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注 1]。虽然该定义与祖先源由的背景大相径庭，然而就社会行为与价值观而言是正确的。定义上之所以有变化，可归咎于母语及宗教的传承，控制了大部分的普遍心态与社会行为规范。正因如此，宪法第160条将马来人团结起来，与其他族群隔开，成为地位居于优势的种族。在政治方面，马来人具有权威主导和统治其他种族，如华裔、印度裔、半岛原住民等，这也明显呈现于马来西亚一政党巫统的全称：全国马来人统一组织（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注 2]

马来亚独立前

第一次马来统治者会议，英国人承认马来君主拥有马来亚的主权。

早期马来民族主义

马来民族主义这种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在很早以前外国势力入侵就已开始。在过去，其他族群大多未能感知这个马来人至上的概念，华人和印度移民，构成整体人口的一小部分，并未将自己视为马来亚人[9]。由英国殖民地副国务秘书提出的报告，在1930年代初发现“非马来人将马来亚视为自己家乡的人数，只占整体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11]

虽然英国有效统治马来亚，在法理上马来人受到胁迫，在虚构的协议之下，接受英国政府透过代办制度所施行的行政管理。英国高级专员休·克利福德爵士，展现了英国合理化对马来亚殖民统治的意识型态[12]。当他呼吁“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要留意这个事实，这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我们英国人来到这里，是应他们的马来统治者殿下的邀请，这是我们的责任，帮助马来人统治自己的国家”[13]。表面上看来，在高级专员劳伦斯·吉尔马德爵士口中，英国采取开放的“倾马来人”政策，使马来人具备能力，在马来苏丹国的行政和商业生活扮演其适当的角色[14]。现实中，非精英马来人却感受到他们被殖民地政府的经济与政治政策边缘化，而且教育和职业政策是根据种族界线而区隔，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是英国统治的后盾。[15][16][17][18][19]

土生的非马来人社群为了争取自治很快展开抗争。1936年，马来亚出生的印度裔社群要求高级专员申顿·汤玛斯（Shenton Thomas）爵士分配合理比例的行政职位。汤玛斯不但回绝此项要求，还称土生印度裔为“外国人”[20]。虽然英国似乎将华人视为“暂时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也指出大多数华人移民最终回到中国的祖居地，但是评论家认为土生的华裔人口当时正稳定增长；土生的印度裔社群占马来亚印度人口的20％，其他则为体力劳动者，具有跟同一时期华人类似的迁移原因，因此同样大多受到忽略。[21]

英国尽可能将马来人降级到他们的“传统”农民生活方式，限制其迁移、经济企业和教育。这项政策一直维持着，这是基于这个信念，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的教育已导致不满和反抗[22]。他们只让马来统治阶级参与政府和行政。尽管排除了非马来人取得这些只具表面权威的职位，但是有许多公务员包括许多非马来人，其中许多印度人是特地被引进来担任这个职位[21]。有一群历史学家描述这种倾马来人政策，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人的地位，而不是加强马来人的地位；有许多特色呈现了英国的分而治之，保持“各种族彼此保有适当距离，在彼此有距离的和谐状况下，具有各种不同的马来亚工作成分”。[23][24]

在1920年代，土生华人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庞大经济实力，开始在马来亚政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5]。在当时占马来亚人口39％的华人社群，大部分仍然包括许多短期居留的劳动者。然而，构成大部分土生华人的峇峇娘惹，希望得到政府的职位，并受承认为马来亚人。有一位峇峇娘惹的领袖问道：“谁说这是一个马来人国家？...当法兰西斯·莱特船长来到槟榔屿，他有找到马来人，或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担任苦力而努力工作 – 并不以成为苦力而感到羞耻 - 他们没有汇钱回到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并花钱，而且以这种方式，政府能让这个国家从丛林走向文明。我们已成为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 ...”。马来知识分子反对这种推论，声称这样的推论完全是荒谬的，并提出一个类比，华人是石匠和马来亚是一幢房屋。他们认为，一个领取工资的石匠，没有资格分享他所建造的这幢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将公民权或其他政治权利赋予华人的提议。[26]

有一群印度尼西亚的部族群体，如爪哇族和布吉人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移居马来群岛各地，最迅速同化到马来文化认同[27]。最后，华裔马来亚人的诉求似乎对英国人产生了一些影响。1927年，海峡殖民地总督提到了华人是“英属马来亚的土生居民”。[28]:51-52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民族主义者开始强调“马来人至上”，这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担心，英国的政策似乎转向建立一个共同的马来亚国籍群体，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在内。某些马来人因此寻求保留现况，将英国人当成一个堡垒，以对抗非马来人。另有人开始呼吁建立一个独立与拥有主权的马来国家，如大印度尼西亚”。[29]

马来亚联合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放宽移民政策，减少马来统治者的主权，不承认马来人至上，建立马来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本地出生的居民，大多数华人和印度人将依据联邦的属地主义原则而取得公民权。马来人对于将平等权利赋予所有人的这项保证感到不满。甚至连他们的传统行业—公务员，也开放给所有的马来亚居民[30]:37[31]:42。在一开始，马来人并不认定自己包括在“马来亚人”这个标签之下。[32]

马来人在政治上觉醒了，抗议这个联邦的形成。在一场聚会举起标语牌主张“马来亚属于马来人。我们不希望将马来人的权利和特权赋予其他种族”。[31]:47有一个马来人组织告诉英国人，联邦的公民身份条款将导致“抹去马来种族及其土地和统治者的存在”。[31]:50有一群马来保皇党和公务员，在拿督奥恩·加法尔领导下，成立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或作巫来由人统一组织，简称巫统），以抗议马来亚联邦的形成。[30]:38虽然联邦按照原定计划成立，但这项抗争运动持续下去，在1948年，英国解散了马来亚联邦，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之。这个联合邦恢复马来统治者的主权，紧缩移民和公民身份限制，并赋予马来人特权。[30]:39尽管如此，英国人公开宣称的目标，依然如同1946年：引进“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开放给所有把马来亚视为真正的家乡以及效忠对象的那些人们，不论其种族为何。”[28]:87

在马来亚联邦期间，对于“马来人至上”和巫统所提出的有限度反对，来自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英语：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AMCJA）和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简称PUTERA）的联盟（各民族大联盟[AMCJA- PUTERA]）。虽然人民力量中心的其中一个成员组织坚持“马来人至上”如同马来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权利”，但该中心倡导赋予非马来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于是加入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成为联盟。之后，英国拒绝听取各民族大联盟的意见，它退出了与英国人的对话，稍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联合休业罢工（英语：hartal），以抗议这个新政体在认知上的缺陷。联合邦的成立，回应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各民族大联盟于是解散。[31]:59–66, 73

在组织马来亚联邦之前，非马来人一般不参与马来亚的政治和民族主义，这两者基本上都属于马来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祖居地的政治，非马来人从未明确公开支持马来亚联邦，但他们的沉默是一种对它的支持。[33]AMCJA虽然大多属非马来人，但是并不代表马来亚的大多数非马来人社群。[31]:68非马来人对马来亚的这种缺乏兴趣或效忠，似乎合理化了“马来人至上”— 马来人自治。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联邦的失败使得华人意识到需要政治代表。在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不久，华人社群政党马华公会即告成立，旨在为华人争取政治权利。[34]有些人则认为，推动非马来人参与马来亚政治以及他们对某些权利的主张，主要驱动力是越来越多的土出非马来人。前面提到的，同一份来自英国常驻国务副秘书长（殖民地事务）的报告提到，在马来亚出生的非马来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且他们主张自己的子孙应该得到公平待遇”。[35]马华的创会总会长陈祯禄是一位土生华人，他领导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直到它解散为止。

走向独立

巫统最初的目标实现，确立为一个争取独立的政党。与此同时，马来亚共产党（MCP）发动武装叛乱，在马来亚建立共产党政府，情势升高以至于英国政府宣布马来亚紧急状态，这一直持续到独立后。这场叛乱的特色在于明确的种族鸿沟；反对这场骚乱者几乎完全是马来人，而华人主导了共产党队伍。英国鼓励建立社群联络委员会（英语：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成员包括来自各个社群的上层马来亚政治人物，以解决敏感问题，特别是关于种族的议题。这个委员会针对许多问题进行协商，包括公民权、教育、民主和马来人至上，以取得共识。最终，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发生了一个“讨价还价”，为了换取放弃“马来人至上”，马来人将获得协助，缩小马来和非马来人社群之间的经济差距。该会委员杜莱星甘（英语：E.E.C. Thuraisingham）（E.E.C. Thuraisingham）后来说，“我和其他人认为，落后的马来人应该给予更好的待遇。马来人应当受到协助，以达到与非马来人同等的地位，以开拓一个团结平等的马来亚国家。”[31]:82–84

问题继续浮现。许多马来亚华人青年受征召入伍，以抵挡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他们选择逃离这个国家；大多数参与逃离者是受英文教育者，而不是受华文教育者。对马来人来说，这显示华人并未特别忠诚于马来亚，因此合理化“马来人至上”，升高了某些类似看法，这是介于那些主张激烈对付共产党者以及共产党支持者之间的明显两极化种族对立所导致的。[31]:84

在1950年代初，奥恩·加法尔建议将巫统的会员资格开放给所有的马来亚人，并改名为马来亚联合民族统一机构，这将会减损这个组织在追求“马来人至上”的认同。但奥恩·加法尔随即在一场内斗中被击败，并于1951年辞职，创立马来亚独立党（英语：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巫统主席由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通常称为“东古”）接任，他坚持最根本的马来人主权。东古关注那些对马来亚缺乏忠诚的非马来人，要求他们在取得公民权之前，必须澄清他们的效忠，他说：“对于那些热爱并对这个国家忠贞不二的人们，我们将欢迎他们成为马来亚人。他们必须真正成为马来亚人，他们将享有如同马来人的相同权利和特权。”[36]然而，不久之后，在1952年，他似乎自相矛盾，并坚持马来人保有他们的特殊地位：“马来亚是为马来人而存在，它不应该由一群混合的种族所治理”。[37]

在1950年代，槟城有一群海峡土生华人发起分离运动，对抗“马来人至上”主义。

在此期间，一些土生华人对当地政治感到兴趣，特别是在槟城，其中有一个活跃的华人分离主义运动。他们认同英国的成分比马来人更多，尤其是他们被称作外来者（英语：pendatang asing）时，他们被激怒了。这些土生华人同时回避了巫统和马华公会，他们认为，虽然巫统和马来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热衷于扩大马来特权并限制华人权利，但是马华过于“自私”而且不可靠。[38]这些土生华人对于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的合并感到不悦，他们对于“为马来人而存在的马来亚”并没有归属感，在马来亚他们并未被认定为土著（土地之子）。一位土生华人领袖愤怒地宣布：“比今天生活在这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马来人，我可以说更像是槟城之子（anak Pulau Pinang）。”随着政府强力反对分裂，这项分离主义运动到最后逐渐消失。[39]

有些人建议，非马来人并没有感到忠于马来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具有马来亚国籍，并严格遵守自己的族群文化背景。为解决这个问题，在1952年几乎所有本地出生的非马来人都被授予公民权，并禁止双重国籍，迫使非马来人在马来亚及其祖居地两者之中选其一[31]:88–90。与马来人的假设恰恰相反的是，大部分非马来人选择留下来，证明他们效忠马来亚。

当马来亚展开自治，英国在此地启动了成员系统（英语：Member System），仿照内阁制，如同社群联络委员会（CLC），它引进不同社群的成员，这在后来被描述成，为独立后的多族群马来亚与马来西亚内阁的权力分享制度，立下一个先例。与此同时，英国也开始为马来西亚教育树立一个框架，这个教育系统将会创造“一个共同的公民意识”。然而，他们委托巴恩氏撰写的《巴恩氏报告书（英语：Barnes Report）》，遭到华人社群强烈反对，因为它“充满了马来民族主义”，并鼓吹“马来人至上”。受到华人赞同的《方吴报告书》，却未受到马来人批准。最后，在华人抗议声中，巴恩氏报告所建议的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国民学校”依据1952年的教育条例而设立，对华人来说，最感气愤的是国家拒绝提供经费给非马来文源流学校。1956年，由阿卜杜勒·拉扎克为首组成一个委员会，重新评估教育体系。这本《拉萨报告书》建议，允许各语言源流小学继续经营，但其教学大纲与国民学校相同。各语言源流中学不会受到政府资助，只有国民中学才会获得资助。华人社群极力反对《拉萨报告书》，发动有组织的反对运动；马华公会拒绝加入反对这个报告书的行列，因此在往后的国会选举丢失了一些华人为主选区的议席。[31]:90–91, 107–111尽管如此，《拉萨报告书》的建议大多成功施行，而且直到最近依然持续著。

“马来人至上”的可能起源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导致族群冲突和“马来人至上”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混血人群。一个例外就是土生华人，他们设法合理地同化，尽管这个同化过程历时600年，包括通婚在内。根据《明实录》，土生华人的祖先是明朝皇帝送给马六甲苏丹的“礼物”，当作对于明朝与苏丹国的双边关系以及马来主权的认定。当时，大多数土生华人都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富裕商人，而不是体力劳动者，而且有许多土生华人习惯说马来语，穿着马来风格的服装，并偏好马来食物。[40]

英国的教育政策隔离了不同的种族 – 对马来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教育，并让非马来人自己经营教育 - 没有提供教育上的经费协助。马来人，主要是农村居民，并不被鼓励与大多居住在城镇的非马来人往来。[41] 马来人的经济困窘，使他们远离富裕的华人，并煽动其种族情绪。

另一个促成“马来人至上”的因素是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占领。这场战争“透过加强地方自治主义和种族仇恨，唤醒马来亚人民敏锐的政治意识”。日本的政策“将马来农民加以政治化”，蓄意煽动马来民族主义的火焰。两位马来历史学家写道：“日本对华人的敌意行动，以及他们显然对马来人给予优惠待遇，有助于使华人社群更敏锐感觉到他们的独立身份 ...”一位外国评论员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在日本占领期间 ...马来人民族情绪已成为事实，这是强烈的反华情绪，它的口号是：“为马来人存在的马来亚”…”[42]

联盟

虽然巫统支持马来人至上，但它与马华公会及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织了一个“联盟”（Perikatan），角逐1955年联邦立法议会选举。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马华曾极力坚持对所有公民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当时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是个海峡土生华人，尽管他不像分裂主义者那么极端。虽然一开始时受到排斥，人们认为这只是为了政治而草率结合，但是该联盟赢得全部52个席次的其中51个。唯一剩下的席次由泛马回教党取得，这是一个强烈主张马来人至上的政党。非种族政党在这场选举的彻底挫败，导致这个联盟认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不适合多种族政党。由几个单一种族政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由这些政党领导人私底下斡旋妥协的决定，被认为更稳定且更适合马来亚政治。[43]在这场选举之前，在马来亚独立党在地方选举败给联盟之后，拿督奥恩·加法尔改变了他的方针，组织了马来亚国家党。这个新政党提倡强力的倾马来人政策，承认马来人的政治优势，但是马来亚国民党未能动摇该联盟对权力的全面掌握。然而，有些人认为马来亚国民党的主张，有助于巫统政治人物倾向于更激进的倾马来人政策。[44][31]:94–97英国人则坚持只将政权交给一个多族群政府，而且认定联盟符合这项要求。[45]

马来亚独立

独立与宪法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正式由大英帝国独立。这个新国家的宪法所载条款，如第153条，保证马来人具有某些特权，这是一种优惠待遇。起草宪法的里德委员会指出第153条是暂时性质，而且应该在独立后十五年交由马来西亚国会重新评估修订[46]。宪法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但是，也没有清楚说明第153条的目标。这个条文确实宣称所有的马来亚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但未提及“马来主权”或任何其他有关“马来人至上”的概念。属地主义的公民权 – 将公民权赋予任何出生于联邦者 - 也是被理所当然的，虽然不具溯及既往的效力，但这是马来人的重大让步，他们在马来亚联邦时期曾大力反对属地主义的公民权。[31]:113

另一方面，马来文和伊斯兰教成为国家语言和官方宗教，但是马来统治者依然在位。这是采取意味着马来人被赋予尊重，是马来亚具决定性的人群 – 换言之，成为马来亚人将会如同成为马来人 – 而且在许多人眼里，对马来亚赋予一种马来人身份[47]。一位学者提出：“马来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只有他们是这块土地之子（bumiputera），因此对这片土地具有某些特殊权利。”事实上，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于1964年表明：“所有人都了解，这个国家，就它的国名、它的传统和性格来说，是马来人...在任何其他国家，外来者试图主宰经济和其他领域，到最后会发生来自土著人民的激烈反对。但马来人并不是如此。因此，做为回报，非马来人必须明白马来人所占的这个位置...”[37]。有者提议，马来西亚国籍并没有出现，因为“马来西亚所有的国家象征均来自马来传统”。[48]

这些宪法规定，现在被称为“马来人议程（英语：Malay Agenda）”，仅引发了非马来人的极少不满，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取得公民身份，从而在宪法的意义下，成为理论上等同于马来人的公民。这可能归因于他们接受了社会契约（英语：Social contract (Malaysia)），其中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社会精英层级，非马来人暂时承认马来人基于他们的土著地位，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马来西亚政体将具有马来人风格...马来人将确保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安全多数席次...马来人将控制政府的最高职位以及...联邦内阁的主要部长职位”。有一位马来人历史学家写道：“做为回报，华人获得的东西，比起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所梦想的还要多----平等的公民权、政治参与和席次配额、未受损害的经济机会，并容许他们保有语言、宗教和文化组织”。[49]

一些人表示对第153条感到不安；就在独立之前不久，《中国报》指出，虽然这些特权在建设一个国家的初期，可能是情有可原的，但假使“这些特权并没有列出实施的年限，或并未明确界定特权的范围，往后将萌生层出不穷的纠纷”，《中国报》并主张这些特权终将分裂（而不是团结）马来亚人”[50]。尽管如此，在独立的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共同公民权、共同愿望、共同命运的意识”[51]。这个美好景象不久之后就要改变。

合并

1961年，当马来亚政府开始讨论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沙巴、砂拉越、文莱的合并方案，族群权力关系的问题再次浮现。这个与沙巴及砂拉越共同成立“马来西亚”的提议在十多年之前就已提出，先前的协商无果而终。新加坡人并不渴望受到他们所认为的马来人政府所统治[52]。然而，直至1961年，新加坡逐渐接受加入马来西亚的想法，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以工业为主的新加坡如果得不到马来亚市场将无法生存。[53]

马来亚政府并不热衷于让具有大量华人的新加坡加入新的马来西亚，以致将马来人推到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地位。许多马来人感到不安，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武装部队和警察，可能把它们置于一个危险境地。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更富裕的华人加入这个国家后，可能将进一步加剧马来人经济较差的状况，这让重大的不满浮上台面[54]。马来亚决定透过与沙巴和砂拉越合组这个新国家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两个英国殖民地具有大量的土著人口，政府一并认定他们是“马来人”。实际上根据 马来西亚宪法第160条（英语：Article 160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这些土著大部分不是马来人，主要是泛灵论者或基督教徒，而不是成为马来人所需的回教徒。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扩大了它对“马来人”的非正式定义，以便将这些人含纳进来[55]。此后，马来亚政府使手段，让更多基督教徒成为伊斯兰教徒，以扩大马来人的势力。

沙巴人和砂拉越人无法明确看清他们将如何从合组新国家来获益，认为马来亚只是为马来人而成立，这个群体并没有包括他们在内。“马来西亚”幽灵—这个字词里的“马来”被认为是可怕的—其官方宗教是回教，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完全不能安抚他们对于“马来人支配”的恐惧。为了让合并发生，他们坚持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被赋予如同马来人的特权[56]。沙巴和马来亚政府达成《二十点协议》，稍后砂拉越也同意了略为修改的18点协议。经过多次谈判和英国表示支持合并，僵局得到解决。虽然婆罗洲土著未能获得马来人的特权，不过合组马来西亚已于1963年9月16日生效。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政府的领袖李光耀公开反对“马来人至上”政策，并宣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观念。

在1963年新加坡州选举中，以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通过新加坡联盟党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巫统政治人物积极在新加坡为新加坡联盟党拉票，声称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表面上是多种族的，却是由华人所主导，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常被视为二等公民。不过，所有由巫统支持的马来裔候选人全数败给人民行动党。许多人民行动党党员认为，新加坡联盟党违背了先前所协议的不会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选，于是人民行动党决定在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参选。虽然人民行动党在造势大会中吸引大批群众，但在大选中仅仅赢得一个席位，由代表孟沙选区的蒂凡那胜出。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财政部长及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向华人呼吁，避免挑战马来人的特权，以免承担与印尼合并这个危险，此番言论有助马来亚华人公会保持其地位，继续做“马来亚半岛中无与争锋的华人领袖”。巫统领袖对人民行动党非常愤怒。[57][58][59]

新问题很快就浮现。新加坡政府与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公开表示反对“马来人至上”，提倡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44]他辩称：“马来人仅仅在700年前，才大规模移居到马来西亚，他们的祖先都是印度尼西亚人。在马来西亚39%的马来人里，有三分之一是较新的移民，就好像赛义德·查花·阿峇（英语：Syed Jaafar Albar），他在战前从印尼来到马来亚，当时他已年过三十了。[9]因此如果某一个种族认为，他们较有资格自称为马来西亚人，而其他人成为马来西亚人全是靠他们的恩赐，这是错误与不合逻辑的。”[60]

李其后叹言：“马来西亚属于谁？是马来西亚人。谁是马来西亚人？我希望我是，议长先生。但有时当我坐在议事厅里，我质疑自己究竟是否被容许成为一个马来西亚人。这个疑虑悬在很多人的心中……一旦这些情绪转化成行动，人与人沿着这些未说出口的路线彼此斗争，所导致的战争会从上到下分裂这个国家，并使马来西亚瓦解。”[61]然而，有时候李光耀却因发表自己的种族言论使得情势恶化，其中许多批评马来西亚的种族架构，提醒听众非马来人在当时已占多数（61%），并且多于马来人（39%）。有一次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以前的新加坡，致使在马来亚的非马来人沦为少数？”[62]当时人民行动党和巫统关系已经紧张，李光耀经常要求联邦政府严厉打击马来西亚极端种族主义者（英语：Ultra (Malaysia)），其中包括巫统领袖赛查花阿峇和赛那昔（英语：Syed Nasir Ismail），致使情况更加恶劣。[63][64]

李光耀的言论令很多人不满，尤其是联盟的政治人物。陈修信称他为“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历史上最大的扰乱者”[65]。东古认为李光耀的立场太激进，而巫统政治人物觉得他用言论来吸引马来西亚华人的注意[66]。李光耀关于马来新移民的言论遭到严厉驳斥。阿峇表示：“将马来人和其他人归在同类是一种侮辱……”巫统的喉舌《马来亚独立报》（Malaya Merdeka）提出警告：“如果马来人受压，利益不受保障的话，他们可能会寻求把马来西亚和印尼合并起来。”这说法足以证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他们的祖先都是来至于印度尼西亚[67]。东古对这个说法甚感恐惧。对他而言，马来西亚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极端主义者，真正的威胁是那些寻求建立“大印度尼西亚”来“教训”华人的人。

种族关系的紧张导致新加坡的1964年种族暴乱[59]，其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政客奥斯曼渥暗指暴乱由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所策划[68]。暴乱后一年，紧张局面继续升高。赛查花阿峇表明：“无论身在何处，我是马来人。”李在议会中严厉反驳道：“如果我到处说他说的话：‘无论身在何处，我是华人’，我们会遭受什么待遇？但是我不断提醒人民，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正在学国语（Bahasa Kebangsaan，指马来语），我接受宪法第153条。”[69]

李光耀坚持自己并不反对马来人特权和宪法第153条，他表示：“假使这些移民社群……未能看到这些问题，假使他们不能感受身为一个贫穷马来人的滋味，而且不同情他，我可以说，马来人很快会把不满果断地表露出来，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混乱”[70]。联盟人士很少认真思考他的言论。不过巫统政治人物坚称，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表示完全平等的社会，导致马来人的特权将被剥削[71]。联邦官员施努（英语：Senu Abdul Rahman）认为，李光耀所提倡的平等会阻止马来人经济参与的可能性：“我们所想要的是机会，一个为人民谋取经济财富的机会。”施努谴责李光耀先前表示自己天生就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施努问：“李光耀今天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人所赋予的。他难道不感激本国的原住民吗？”李光耀回应说：“不，我不是在接受别人的款待，我在这里是我的权利。马来西亚百分之六十一的人民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会失去一切，会失去未来”[72]。有些人（当中包括赛查花阿峇）继续持着施努的立场，把马来人称之为“家中之主”（Bumiputra），其对向李光耀这样的外人（bangsa asing）或寄居者（orang tumpangan）的款待遭到滥用。这番言论引起内阁成员林瑞安（英语：Lim Swee Aun）的反驳，坚持他们“是共同业主，不是寄宿者，不是客旅。”[73][74]

有些人不同意巫统的立场。依士迈·阿卜杜勒·拉赫曼向议会说道：“联盟和人民行动党两方面都服膺这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概念”，但具体方法不同。依士迈将人民行动党的方法描写成一个“非群体主义的直接模式”（non-communalism straightaway），而联盟需要“两个步骤。第一，种族之间的和谐；第二，最终有一个非社群主义的国家（ultimate state of non-communalism）”。在李光耀看来，这个言论只是口惠不实，不能认真看待，除非那些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遭到制止。[31]:211[75]

马新分家

李光耀继续他的活动，于1965年5月9日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大会（MSC），里面有多个多元种族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PAP）、人民进步党和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在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马来西亚团结大会的普通大会中，这些政党的领袖发表讲话，支持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人民进步党的西尼华沙甘（英语：D. R. Seenivasagam）指摘联盟，利用宪法第153条“欺负非马来人”，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砂人联党）的王其辉说：“我们看到社会歧视的态度，越来越多迹象否定非马来人的政治平等。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国家，这一切都要停止，不要让这狭缢的种族主义坐大。所有住在这里和称本国为家的人，不论种族，都应享有政治上的平等。”[76]

不久，巫统后座议员马哈蒂尔在国会中抨击李光耀：“新加坡华人从没认识马来人的统治，不能忍受这个概念，被一些他们长期踩在脚下的人统治他们。”[77]李事先没有准备草稿，直接用马来语回应，反对政府的倾马来人政策：“当然有一些华人是百万富奥恩，开大车子，住大房子。难道说让一些马来人成为富奥恩，拥有大车大房子就是答案吗？……如果我们欺骗人民，让人民相信他们的穷困是因为他们没有马来人特权，或是反对人士反对马来人特权，我们结果会是怎么样？你让乡村的人民相信，他们贫穷是因为我们不会说马来语，因为政府不使用马来文，那么他就期待‘当马来文成为唯一的国家文字’的时候，就会发生奇迹。当我们全部开始都说马来语，他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如果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时，那又怎么样？另一方面，当经济、民生和教育政策出现失误时，你回来说：噢，这些凶险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对抗马来人特权。他们并不反对马来人特权。他们马来人有权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达到一些训练与教育的水平，这些水平已由一些竞争更激烈的社群──非马来人社群──所创造。这是必须做的，不是吗？不要向他们灌输这些愚民理论教条，说是他们所必须做的，就是为少数特殊的马来人争取马来人特权，而且他们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78]

最后，东古对一切的政治争执感到厌倦，并深信任何言语冲突将会导致暴力发生，于是要求新加坡脱离联邦。同年8月9日，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李光耀出任首任总理。[79]虽然新加坡宪法第152条称马来人为新加坡的原住民，并指出要特别保障他们的权利和权益，但是条例没有列明任何相应政策。

有些人士后来谴责马来西亚的成立助长了“马来人至上”；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正如里特委员会所存疑的，马来人的权利将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前五六年内萎缩’，其后马来人权益又将于不平等待遇的环境中，获得增强。”[80]

513事件和新经济政策

语言的争议

宪法指明在独立后有一段十年的缓冲期，将国家语文由英语转为马来语。随着1967年这个预定期限愈来愈接近，有些华人开始提倡一套较具包容性的语言政策，容许在某些情况下，于公共场合中使用华语。来自巫统和泛马回教党的极端主义者反驳这些用途，但执政联盟提出折衷方案，于国家语文法中确认马来文为官方语言，但在某些情况下容许使用英文，以及将非马来文的语言用在非官方用途上。东古形容此举为“确保和平的一步棋”[81]，但这个方案被许多马来人嘲笑，从而成立了国家语言行动阵线 （National Language Action Front），希望复核甚至更改法案，而东古的领导能力备受质疑。[82]

513事件

主条目：513事件

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国会大选。这是三党联盟在马来西亚半岛首次面对一群非马来人基础的反对党，而不是1964年大选时挑战联盟的人民行动党。在该次选举，两个主要的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继承者，普遍被视为以华人为基础；以及民政党，这个政党表面上是多种族的，事实上是由前马华公会的领导人林苍祐，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陈志勤（英语：Tan Chee Khoon）、赛阿拉达（英语：Syed Hussein Alatas）等人所领导。这两个政党提出许多关于语言、教育和马来权利的政策，与政府所提出的针锋相对，民主行动党继续李光耀在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所推行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大多来自民主行动党的党员，要求将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列入官方语言，使其地位如同马来语，并要求政府加强支持华文教育源流。[83]


另一方面，泛马回教党试图借由指责巫统出卖马来土著特权给“外来者（英语：pendatang asing）”，以争取选票。当选举结果揭晓，泛马回教党只产生稍许影响，但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设法在三个州击败联盟取得执政权，而且几乎让联盟丧失在议会一向占有的三分之二多数。[84]两个反对党增加的席次有很大一部分是借由击败马华公会的候选人，马华公会在选后随即宣布将不参与新政府，因为马华不再具有在政府中代表华人利益的使命。欢欣鼓舞的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于5月11日和12日在首都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参与者用一些口号嘲弄马来人，例如“Semua Melayu kasi habis”（干掉所有的马来人）。但在集会后，第二天上午民政党随即发布道歉文告。尽管如此，深感震惊的马来人指责华人选民背叛了“联盟的搭配组合，转而支持反对党，而再度掀起语言和马来人的特殊权利这些基本问题”。[85]

马来极端民族主义者欢迎马华公会退出政府，认为一个以巫统或马来人主导的政府，更容易满足他们的目标。[86][87]5月13日，巫统举行了自己的集会，这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暴动。这场暴动后来被委婉地称为513事件。据报导，这次集会是由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英语：Harun bin Idris）所发动，他被视为马来沙文主义者。[88]5月13日晚上，巫统支持者聚集在哈伦的官邸，游行从那里出发，许多人挥舞著巴冷刀（英语：Parang (knife)）和其他武器。一些领导人谴责“异教徒”在前晚胜利游行的“污辱”，将这场反击游行当成对华人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点教训”。不久，群众开始攻击驾车路过的华人，并纵火焚烧华人住宅和商店。这场暴动蔓延到许多地方，而且，尽管政府已调动军队进入重要城市维持秩序，但暴动又持续了两天。[89][90]

由于这场暴动，马来西亚国会被冻结，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英语：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NOC）以监督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行政。虽然暴动已经平息，紧张局势继续延烧。非马来人对马来人商品和劳务的抵制，获得“彻底”的支持，然而许多马来人，如马哈蒂尔和拉惹·戴姆（Raja Muktaruddin Daim）开始呼吁由巫统单独组成一个专制政权，并除掉东古。据一些消息来源，其中一群“马来极端民族主义份子”，包括赛那昔（英语：Syed Nasir Ismail）、慕沙希淡，和东古拉沙里，认为原先各种族分享权力的宪法已告失败，并同意国家必须“交还给”马来人。据称，他们同意召唤马哈蒂尔到吉隆坡，在那里带领他的反东古运动。[91]

马哈蒂尔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东古，指责他“给了华人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已经给他们太多面子”。不久，在高等院校学生在全国各地开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东古下台，而支持任何一位能够恢复“马来主权”的领导者。有一些零星骚乱，据信是由反对东古者所触发。[92]

东古并未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反而将马哈蒂尔和慕沙希旦赶出巫统。内政部长伊斯梅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声称“这些马来极端种族主义者相信这种粗暴和想像出来的理论，由一个种族绝对统治其他社群，而不顾宪法。... 马来西亚政治已发生两极分化，而且执政党之中的极端种族主义者，正在做铤而走险的赌注，企图推翻现在的领导人”。[93]

《马来人的困境》与新经济政策

主条目：新经济政策 (马来西亚)

马哈蒂尔在他政治流亡期间撰写了《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其中他主张：“马来人是马来亚的原生或土著人群，而且是唯一可以主张马来亚是他们的且唯一的国家的人。根据世界各地的实践方式，这赋予马来人对于公民权的形式与义务，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以施加在非土著的公民身上。”（这里指的是马来西亚的“社会契约”。）[94]

马哈蒂尔表达他的不满，“有太多的非马来人公民，他们可以困住马来人”[95]，这是：“……突然降临在马来人身上，他甚至不能将马来亚称作他的土地。再也没有 Tanah Melayu - 马来人的土地。他现在是个不一样的人，马来西亚人，但一个马来西亚马来人在马来亚所具有的权威 - 他的土地 - 现在不仅是与他人共享，更是不公平的共享。而且好像这还不够，他被要求放弃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96]马哈蒂尔对于马来人权利的辩护都集中在“决定性的人群”（definitive people）这个推论路线和论据，以支持对马来人的优惠待遇，这是里德委员会所选择的：“这不是……基于马来人至上的理由，而坚持给予马来人优惠的奖学金待遇。...这些奖学金是一种手段，以打破非马来人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地位。马来人并不为这种待遇感到骄傲。”[97]在马哈蒂尔担任总理后不久，他否认他在写了这本书之后，曾经改变任何看法。[98]

马哈蒂尔和慕沙西旦后重新加入巫统以及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的政府，其新经济政策（NEP）是依据马哈蒂尔的书所主张的一些改革方向。新经济政策的既定目标是消除“依据经济功能的种族识别”。[99]为达成这个目标，这项政策针对土著达成30％的经济配额，土著（Bumiputra） - “土地之子”这个字词是用来形容马来人和其他土著人民，直到1990年为止。这个后来被称为“百分之三十方案”针对许多项目设置“土著固打”（配额），包括新的公开发行上市股权和新的私人住房计划。某些评论家称，这促进了“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态度，主要是介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100]然而，新经济政策的既定目标并不是直接重新分配财富，而是扩大经济规模，同时提供更大份额的利益给马来人，从而提高全体人民的经济参与。[101]

支持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由详载于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为了解决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失衡”。据报导，在1969年，马来人的经济份额为1.5％，而华人为22.8％，其余大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02]某些评论者认为，虽然华人经济份额的增加是因控制部分马来人的经济而来，但更重要的不平等增长发生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马来人之间 – 从1957年至1970年，最富有的20％马来人控制马来人经济部门的比例，从42.5％增长至52.5％，而最穷的40％所能控制的比例，从19.5％下降到12.7％。[103]:33

国家行动委员会（NOC）发表一份分析五一三事件根源的内部报告，指出即使是在公务员，这是传统的马来人行业，在许多部门非马来人的人数超过马来人，马来人占多数的部门只在警察和武装部队。该报告总结说：“有一些不实指控指出非马来人遭到排挤，这在马来人看来是个蓄意的扭曲。马来人已感到被排除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之外，现在开始感到他们在公务员体系也受到威胁。非马来人的政治人士甚至并未提及，在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部门中，非马来人对于马来人近乎闭门的态度。”[31]:221–222

根据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透过建立“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创造一个马来人的商业和工业社群”。在此之前，用当地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政府已扮演了“管理、支持与监管”的角色以试图解决经济失衡，但避免“呈现出直接积极促进”马来人的利益。[104]现在，政府不仅“限制华人和印度人取得大学入学资格、公共就业和公共资金”，更积极干预经济，以便给予“土著在商业方面的一块更大的饼”。[105]对于这种逐渐增加的干预，有一种评论是巫统设想自己“成为在这个膨胀的国家角色中，主要的受益者。”[106]

在此之前，曾出现了有限度的优惠待遇计划。然而，这些大多集中在公务员部门，就如同宪法第153条一样。高等教育入学主要是依据成绩。东古政府偏向自由放任政策，尽可能减少经济干预。[44]虽然某些机构，如农村工业发展局试图帮助资助现有的马来人企业家，但他们的方案被指责为施舍，并且偏重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1965年农村工业发展局更名为土著信托会（英语：Majlis Amanah Rakyat），象征马来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107]

虽然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失衡问题，但它很快就关连到“马来人至上”。虽然这两者很少直接画上等号，但它们经常被同时提及，具有暗示新经济政策是源自于“马来人至上”的意味。新经济政策对经济的更大规模干预，使得某些人“将巫统无与争锋赢得马来人至上的这个整体形象，等同于这个政党支持利润丰厚商业交易的能力”。[108][109][110]

宪法修正案和其他政策变化

马来西亚国会在513事件之后不久，通过了几项马来西亚宪法修正案，限制言论自由并订立若干关于土著特权的刚性条款。

国会终于在1971年再次重新集会。虽然新经济政策并未经过国会批准，但国会受到要求修改宪法。由政府提交的1971年宪法修正案，连同几项煽动法令[111]限制人民对于“敏感问题”的言论自由，如官方语言、马来人特权、马来统治者，以及公民身份的条款。这些限制也适用于国会议员，推翻其先前的议会豁免权（英语：Parliamentary immunity）。这些宪法修正案还澄清宪法第152条的含义，并且涵盖第153条规定的“沙巴和砂拉越所有土著”，将原本只有马来人独享的权利延伸到所有的土著。[112]此外，最高元首（国王）现在可以指派任何大学或学院实行以种族配额（固打制）为基础的教育制度，这有利于土著。依据教育部的指令，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立即制定固打制；几所学校后来提出质疑这个制度是否合乎宪法，理由是国王本人并没有发出任何指令。[113]

为了掩盖这一切，涉及前面所提“敏感问题”的宪法修正条款，而且有关修正宪法条款的规定，在未经马来统治者会议通过的情况下，遭到废止。执政党有效地将“敏感”条款变成刚性条款，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批评。据说，如果政府能阻止国会讨论特定问题，议会主权就遭到破坏。也不甚清楚的是，这项谈论“敏感问题”的禁令，是否适用于这个禁令本身。尽管如此，这些规定获得通过。[112]1971年还修订了内安法令，有效地容许政府扣押任何人，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无须经过司法审判，这是为了强化“维护种族间的和谐”。[114]

这些改变遭到议会和外国的强烈反对。当这些提议首次揭露时，英国媒体指控，他们将借由“赋予这个古老的迷你立宪君主政体不可思议的阻挡力量”“保持为永恒不变的封建制度，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对于敏感问题的检查制度，被称为自相矛盾的议题，当对照于敦阿卜杜勒·拉扎克谈到”充分实现（这个制度），因此一些重要议题不再被扫到地毯下...”。[115] 其他的评论者主张宪法第153条只不过是“用过即丢的饭碗”，而且甚至并没有将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马来语的字面翻译是“土著”，特指比马来人更早定居于马来半岛的塞芒人、塞诺伊族及原始马来人等民族）纳入土著特权的范围之内，使得这个修正案的合理性受到质疑。[116]

另一项重大政策变化出现在教育领域。1970年，政府规定马来文成为小学、中学和大专教育的教学语言，取代英文。虽然政府资助延续华文和泰米尔文源流教育，但是许多非马来人认为这个新政策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歧视色彩”的政策。政府的理由是，这将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给马来人，尤其是那些先前必须从马来文源流小学和中学，转换到英文授课的大学的学生。也有人主张，将学生团结在同一个语言之下，将提供更大的种族和谐，然而间接强调了“这个国家的马来性质”。[104]

在授课语言改为马来语的同一年，政府宣布了国家文化政策。国会议长赛那昔描述政府政策的目标在于为马来西亚人创造一个“土著的穆斯林身份”（identiti Islam Kebumiputraan）。[117]从本质上看，国家文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同化非土著人民成为一种马来西亚土著身份。尽管来自华人压力团体的强烈反对，政府拒绝撤回国家文化政策。[103]:129为了促进国家团结，也引进了“国家原则”，或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国家原则本身并没有指称马来人至上或社会契约，但政府发表的一篇评论提到“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的地位，其他社群的合法利益，与公民权的授予”是宪法的关键面向，但同时坚持：“没有任何公民可以质疑另一个公民的忠诚，基于他属于一个特定社群的这个立场。”一位政治评论家形容这是社会契约或“种族讨价还价”的正式声明。[118]

政治和“马来人统治”

在1974年成立的国阵（BN）不再采用旧有的联盟模式----每个种族由一个政党所代表。有几个先前的反对党，包括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泛马回教党，都加入巫统为首的国阵。虽然马华和马来西亚印度国大党依然包括在内，但其影响力受到这个政党联盟中其他非马来人政党所稀释。1977年，巫统将泛马回教党赶出国阵，使得它本身成为国阵当中唯一的马来人代表，即使说有一些表面上的多种族政党提供了徒具形式的马来人代表权。[119] 泛马回教党在离开国阵之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诉求马来人特权，公开谴责新经济政策是种族歧视与“极端种族主义”。[120]

1974年，敦拉萨任命马哈蒂尔担任内阁部长。两年后，在敦拉萨突然去世后，马哈蒂尔担任副总理。[121]

在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全盛时期——“马来人统治”是一个受到马来西亚人大致接受的生活事实。[121]然而在1957年至1969年这段期间，联盟政府的“各种族协商”的形式下，“马来人统治”至少变得比较缓和，从513事件以后，政治评论家都认为，现在的政治环境是在马来人与巫统的“霸权控制”之下；[122]于 1970年，一名内阁成员宣称，马来人的特殊权利在“未来数百年”将会继续维持。[123]东古在1977年发现“在非土著人民心中似乎觉得，他们正在变成这个国家的次等公民。”[124]政府的种族政策，继续以马哈蒂尔在《马来人困境》一书所采用的两个论点为基础，并加以合理化；马来人对于马来亚所具有的“历史”优先地位，以及马来人的“特殊需要”。[125]由于对这些议题的公开讨论或质疑，将被视为犯罪，几乎没有本地出版作品批判讨论马来人至上，使得对这个观点进行评估，或是更进一步超越这两个论点建立政策基础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加复杂。

人们所揣测的密谋利用513事件后混乱状态的极端马来种族主义者，现在已经控制该国。财政部长东古拉沙里被人们誉为“土著经济之父”。[126]慕沙希淡和马哈蒂尔这两个在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将自己的形象保持为“马来极端种族主义者”。记者K·达斯曾经声称慕沙告诉他“年轻的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必须打种族牌，把它当成剑柄，即使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根马来沙文主义的骨头”。[127]在退休后，慕沙说道，“在面对绝望的危机状况时，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寻找一个代罪羔羊”，并使用他们的种族战术，来填饱“空肚子”。[128]

巫统青年团从1960年代开始，特别保持了其“马来极端种族主义者”的形象。有一位副主席说，为了回应一场讨论，在巫统内部是否容许基于不同政治意识形态而组成的不同队伍，“巫统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争取马来种族的利益，这必须继续下去。我们不希望在巫统有不同派系”。[129]马哈蒂尔在1981年7月16日上台后，委任慕沙希淡为副手。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政府

优惠待遇及华人的抗争

在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执政之下，新经济政策对马来人的优惠待遇持续下去。政治评论家认为，在马哈蒂尔执政的早期，这项行政措施延续了由马来人“霸权控制”马来西亚政治，尤其是由巫统所控制。[122]在此期间，马哈蒂尔把重点放在巩固他在巫统和政府的权力。[130]因此，在当时关于“马来人至上”的议题，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很少有正面冲突。

1981年，马华从华人的观点，评估新经济政策和其他政府政策。它的调查结果表达对许多问题的关注，包括被指控的对马来西亚华人公民权的不尊重，以及以马来人为主的公务员，它主张新经济政策消除种族身份与经济职能的目标已被废除。[131]此外，有人认为，由于一党之私而不公平地划分选区，已使非马来人在议会和内阁的代表性不足。马来农村选区的国会议员席次比起异质化的都市选区更多，即使都市选区的总人口超过农村选区。[132]然而，巫统避免直接面对马华公会讨论这个议题。

在1986年大选之后，紧张局势升高。当时巫统本身似乎拥有对国会绝对多数的掌握，而容许它可以在没有其他政党的支持下统治。有几位巫统领袖认真讨论单独执政的可能性；其中一位，阿卜杜拉·艾哈迈德（英语：Abdullah Ahmad），公开拥护永久的马来人至上，以及将非马来人贬抑为次等（第二等）公民。这种一面倒的论调到最后遭到忽视，而国阵的多党联合政府继续运作下去。然而，一些巫统官员警告非马来人政党，避免“玩火”，也就是质疑马来人特殊权利和特权或“马来统治者”（Hak Keistimewaan Orang Melayu）。在该年的巫统大会，马哈蒂尔说：“我们不希望掠夺其他人的权利。但不要让任何人试图掠夺我们的权利”。当国会再次举行会议，民主行动党开始对于据称要将马来西亚人划分为“头等与次等公民”的说法提出反对。回应这项反对，一些巫统议员开始在国会中，将非马来人称为“外来者（英语：pendatang asing）”。当民主行动党试图质询各种族的经济公平分配情况，以评估新经济政策的进程时，国会的议事规则遭到修订，禁止这类质询。这导致民主行动党得以声称，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已经达到，而且它可以在1990年到期失效。[133]

有的如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杨勇伟，相信马哈蒂尔的助手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是最早使用马来文“Ketuanan Melayu”（马来人至上）这个语词的人。杨勇伟描述阿卜杜拉·艾哈迈德使用这个语词的脉络，是将它视为“一个相当良性的语词，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它没有什么问题，但它已被一些未必知道其确实意义的巫统领袖所采用，拿来指称马来人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134]

在1987年，马哈蒂尔在巫统主席选举险胜东古拉沙里后，族群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大约在这个时候有数家接受存款公司（英语：deposit-taking co-operative）倒闭，其中几家跟马华公会有所关联。为了拯救华人投资者，马华要求政府对接受存款公司纾困，并援引先前对土著金融机构的纾困措施。巫统不愿提供协助，导致马华署理会长李金狮（英语：Lee Kim Sai）警告说，马华可能退出政府。在该年，政府任命一些不谙华语者担任华语源流小学的高级职位人员。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安瓦尔拒绝在马华的抗议下让步，并表示这是个最终决定，尽管先前马来人和华人社群曾就这个议题达成一项非正式协议。[135]

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曾扬言要以华人的血来洗马来剑

民政党、马华和行动党举行集会，并在华文源流小学展开罢课，以抗议这项人事命令；[136]巫统青年团也举行了自己的集会，以主张“马来人至上”，他们举出横幅标语，如“撤消那些反对马来统治者的人们的公民权”、“513已经开始”和“用华人的血来洗马来剑”。[137]传言当时担任巫统青年团主席的前任总理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敦拉萨的儿子），扬言要以华人的血来洗马来剑。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马来剑只用来在纳吉布将巫统青年团主席职位移交给希沙姆丁时，当作一个交棒的象征。[138]当另一个毫无关联的意外发生时，这些火焰被进一步煽动起来，一位马来人士兵在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地方突然着魔，打死一人，打伤另外两人。[136]

接着政府发动茅草行动，援引内安法令拘留了55个人。在未来数个月有更多的人被捕。尽管大多数被捕者来自反对党——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但有些来自国阵。这些国阵政治人物在关押两个月后获释，但是反对党人士则被关押更长一段的时间。政府后来从安全的理由，解释拘留这些人的正当性，指出这些被拘留者操弄华文教育议题以煽动种族情绪。[139]马哈蒂尔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项平反，他当年拒绝了东古拉赫曼与非马来人的“妥协”，这是给非马来人一个教训，不要再批评政府及其倾马来人政策。[140]

许多评论者没有认真看待这个解释。巫统当时身陷一场危机，在党内选举中，马哈蒂尔的派系以极少的票数差距击败东古拉沙里的派系。东古拉沙里的支持者提出法律诉讼，指控在选举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这似乎有可能成功，引发重新进行党内选举。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公会的一位政治人士指责政府一直推行一个“潜议程”，将大众的注意力从巫统危机，转移到“华文教育政策的实施偏差”。东古拉赫曼本人则主张，马哈蒂尔运用这个议题来动员马来人“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假想敌是华人社群”。[141]

到最后，马哈蒂尔的阵营“打赢”这场法律诉讼案件，当时他们主张，依据社团法令巫统这个政党是个非法组织，这是因为它的一些支部并未正式注册，因此原告提出的诉讼无效；一个非法社团不能重新举行领导人选举。马哈蒂尔立即成立了新巫统（UMNO Baru），将旧巫统所有的资产移转到这个新政党。他的大部分支持者也加入新巫统，到最后“新”（Baru）这个字被省略了，使得这个政党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跟老巫统一样。当最高法院同意审理上诉的情况下，政府暂时停止运作，并且稍后革除了最高法院庭长沙烈阿巴斯（英语：Salleh Abas）和其他五名法官，引发了1988年马来西亚宪政危机。新组成的最高法院随后撤销此案。[142]

东古拉沙里随后组织了四六精神党来挑战政府。在1990年大选，“马来人至上”成为一个议题，巫统指责四六精神党、泛马回教党、民主行动党及其他反对党密谋终止马来人的霸权。政府一再警告说，假使执政联盟未能维持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五一三事件将会重演。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描写流血和屠杀的全版广告。当东古拉赫曼呼吁选民支持四六精神党，而不是新巫统时，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巫统的几位政治人物要求撤销东古拉赫曼“独立之父”（Bapa Kemerdekaan）的称号，并移走国会大厦里面的东古拉赫曼雕像。尽管这样，政府保住了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席次，四六精神党只赢得八席。[143]

“马来西亚民族”和政治自由

主条目：新马来人

在1990年代，马哈蒂尔和巫统公开挽回政府在文化政策的面子，并提出2020年宏愿和马来西亚民族的计划。马哈蒂尔把在2020年之前将马来西亚建设为已发展国家的障碍称为：“一个挑战，建立一个成熟、自由和宽容的社会，其中各种肤色的马来西亚人自由地奉行他们的习俗、文化和宗教信仰，但同时感觉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马哈蒂尔提议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他们在政治忠诚和奉献给这个国家”。在政府于1995年大选获胜后，马哈蒂尔阐述：“马来西亚民族意味着人们能够认同自己的这个国家，说马来语（马来西亚人或马来人的语言），并接受宪法。[144]

马哈蒂尔后来解释说，“以前的想法是，人们应该成为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才得以成为马来西亚人。现在我们接受这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我们应该建立沟通的桥梁，而不是试图完全消除区隔我们的障碍”。非马来人社群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视为对于先前强调非马来人的同化政策的一个“全面回缩”。政府采取措施来强化这项变革，减少强调将马来语视为唯一的国家语言，允许本地大学使用英语做为部分科目的教学语言。从马华公会所资助且华人学生占多数的拉赫曼大学文凭，受到政府正式承认，可用于申请公务员工作。[145]回教以外的宗教，首次有机会在国营广播和电视播出，虽然他们不能劝人改信。[146] 舞狮这个被禁止数十年的传统华人武术活动----不仅被允许公开表演，马哈蒂尔及其他高层政府官员更参与这些场合。[147]

虽然1990年代初期经济显著成长，但评论家认为，马哈蒂尔的自由主义政策对于他的知名度和国阵1995年大选的压倒性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评论家写道：“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可能不记得这个更加繁荣而且较少发生族群相互指责的时代。...仅仅经济指标本身，可能并不会获得这个马来西亚人已经发现的这个荣耀，也许这是第一次，以身为马来西亚人为荣”。[103]:65林吉祥将反对党的惨败归因于马哈蒂尔的自由主义，以及政府采用了民主行动党的若干立场，例如语言，文化和教育等议题。然而，有些人怀疑马哈蒂尔的诚意。一位巫统青年团的成员指出：“国阵政府的弹性行动 ...只能呈现的是，我们正在享受最高程度的宽容，这纯粹基于马来人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角度，而产生的信心水平。我们跟华人分享政治权力。当他们需要增加来自他们社群的政治支持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满足华人的主要关心议题。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容许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实现双赢。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行动。...同样地，我们巫统青年团，往往被看作是一个非常种族主义的政治团体，为马来人的利益而奋战。...然而，我们曾经提出的议程，例如回教、马来语，以及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受到质疑，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148]

在1990年代后半段，政府的政策松动，借由鼓励外国投资来对抗亚洲金融风暴。 1999年，马哈蒂尔的前任副总理安瓦尔组织一个新的反对党人民公正党（他当时已因颇具争议的鸡奸事件，被判入狱），这导致关于513事件的威胁话语再度发生。然而，政府在国会依然维持多数席次。[149] 2003年，马哈蒂尔正式辞去总理职位，并成功由他的副手阿卜杜拉·巴达维接任。

阿卜杜拉·巴达维政府、英才教育和“马来人至上”

第五任总理

当阿卜杜拉·巴达维接替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后，“马来人至上” 主义被引入到国民中学课程中。

在阿卜杜拉于2003年升任总理之前，虽然曾有几位马来人领袖阐释“马来人至上”的概念，但从未给予这个概念一个适当的名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来文的“ketuanan Melayu”（马来人至上）这个字——“tuan”是马来语“君王”或“主人”的称号——演变成日常用语，甚至纳入政府核准的中学课程。[150]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诺莱妮·奥斯曼（Norani Othman）称这个字令人联想到“奴役的概念”，这是由于“在马来文的古字中，ketuanan 暗指对于俘虏的统治权，这个字是一个前封建时代的概念，远早于1957年、1963年与今天”。[134]

在2004年由马来西亚国营语言与文学出版社（英语：Dewan Bahasa dan Pustaka）所刊行，政府批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定义如下：

Semangat cinta akan apa saja yang berkaitan dengan bangsa Melayu seperti hak politik, bahasa, kebudayaan, warisan, adat istiadat dan tanah ai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ianggap sebagai tanah pusaka orang Melayu.[151]

翻译成华文如下：

对于所有关联到马来种族的事物的热爱，例如政治权力、语言、文化、传统与故土。马来半岛被认定是马来人的传统领土。

2003年，巫统青年资讯部部长阿齐兹米（英语：Azimi Daim）（Azimi Daim）说道：“在马来西亚，每个人都知道马来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基于联邦宪法的规定统治这个国家。任何人若是论及马来人事务或批评马来人，就是[冒犯]我们的敏感话题”。[152]

仅管提倡“马来人至上”的人士主张这个概念直接衍生自宪法第153条，但起草宪法架构的里德委员会指出第153条提供给马来人的特权只是暂时性的，最后终将废止，而且该委员会表示这个条文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对于马来人传统与经济需求的一种优惠待遇。话虽如此，质疑“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特权”的政治人物往往遭到严厉斥责，特别是巫统人士。[153] 许多巫统政治人物继续将非马来人称作“orang pendatang”或“pendatang asing”（“外来者（英语：pendatang asing）”）。

英才教育

马哈蒂尔在退休前，谴责了那些依赖特权的马来人。阿卜杜拉接着警告马来人必须学会丢掉拐杖生活，否则将来就得坐轮椅[154]。阿卜杜拉的行政团队开始实行英才教育，这是马哈蒂尔曾经试探提出的，而且大学入学的种族固打（配额）也减少。然而，有些人提出指责，此举并未消除教育之中的歧视。大学之前的教育源流区分为二：一种是让学生准备参加标准化的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STPM）考试，为期两年。另一种由个别教师评分的各式各样的大学先修班课程，为期一年。

评论家驳斥英才教育，将它视为一场骗局，他们主张若是将这两个教育源流视为同等的入学基准，是不公正的说法。评论家断言，虽然表面上将大学先修班的机会开放给非土著学生，但是大多数参加这个源流的学生是马来人。[155][156]

先前，仅限马来人（或土著）的大学先修班课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宪法的第153条修正案禁止依据种族背景而拒绝学生入学[157]。结果，大学先修班课程开放给非土著学生。然而，某些巫统人士认为英才教育对乡村马来人学生过于严苛，比起城市马来人，乡村马来人处在不利地位。因此他们呼吁恢复固打制，以避免一场“不公平的竞争”。[158]

在2004年的巫统大会，永久署理主席巴鲁丁（英语：Badruddin Amiruldin）挥舞著一本讨论1969年513事件的书，警告说：“58年前，我们（马来人）跟其他种族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准许他们寄居（menumpang）在这块土地上。这些其他种族不要再有人质疑马来人对这块土地的权利，因为这就是我对于这块土地的权利”。稍后高等教育部部长沙菲益沙烈也宣布，非土著学生将永远不会获准进入玛拉工艺大学（UiTM）就读，这是专属土著的大学：“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让步”。[152][159]

“种族政治”

2005年下半年，政府内部的华人政治人物提起宪法议题。马来西亚民政党的林敬益要求重新检视”社会契约“以便确定马来西亚民族的理想能否达成[160]。林敬益遭到多位知名马来政治人物严词批评，包括凯里·贾迈勒鲁丁与艾哈迈德萨布里。巫统持有大部分股权的马来通讯社，发出许多文章谴责这些对社会契约的质疑[161]。林敬益回应：“假使你反复诉说这个社会契约，你要如何预期非马来人对这个国家贡献他们的忠心与灵魂，而且直到某一天为这个国家而牺牲？挥舞国旗与演唱国歌都是仪式，但是对这个国家的爱是存在人们心中的”。[160]

大约在此事件一年之前，阿卜杜拉提到社会契约的“最重要层面”是“土著同意将公民权赋予移民的华人与印度人”。虽然阿卜杜拉继续提到，这个国家的属性已经转变，“华人与印度人也可称这里是他们的国家”[162]，但这个言论后来大多被略而不提。最后，林敬益表示马来通讯社夸大了他的评论，并错误引述他的话。这项议题最后由巫统青年团主席希沙姆丁的警告作结，他警告人们不要“再提起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社会契约经过协议、由人们所知晓、理解，并由宪法所认可”。[163]

2006年1月，政府宣布了一个“国家原则”宣传运动。政府新闻机构马新社引述东古在1986年的话：“马来人不仅是土著，而且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事实无可争论”。这些关于宪法的文章讨论了官方宗教伊斯兰教、君主制、马来语的国家语言地位，而且马来人特权被形容为“清楚叙明对于马来人为这片土地的土著的承认和认识”。马新社随后表示，对于国家原则的重新强调是防止进一步对社会契约的质疑，社会契约“决定了马来西亚人的政治极性和社会经济地位”。[164]

稍后，一项对于马来西亚人所做的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同意政治人物应该“因操弄种族政治而受到人民谴责”。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沙礼尔认为，政治人物们只是回应“一个国家 ...分成不同的种族”的问题，他问道：“如果你对马来人社会谈论马来人的问题，这是在操弄种族政治吗？”人民进步党的主席M. Kayveas（英语：M. Kayveas）表示反对：“每次只要经过12个月（召开年度大会时），各政党就会回到单一种族的议题，捍卫自己的利益，直到大会结束的那一天为止。等到大选来临时，我们才谈论“马来西亚民族”。[165]反映着同时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发生的互不信任气氛与种族主义政策（在新加坡，这些政策被断言是倾华人），[166]李光耀在九月引发另一场关于马来西亚政治中马来人至上角色的辩论，他指出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已被“有系统地边缘化”。因此衍生了一场外交风波，李光耀随后否认这种边缘化源自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治人士，他表示对前面所提的这个言论道歉。阿卜杜拉表示，他并不认为李光耀所表达的是个“充分的道歉”，尽管如此，马来西亚政府接受了这个道歉。[167][168][169]

在下个月，另一场争议在亚洲战略与领导研究所（ASLI）发表报告之后，它计算出土著拥有的股权是45％—这与官方公布的数字18.9％有着鲜明的区别，后者的数据是政治人物据以保留或复兴新经济政策的理由。该报告的研究方法遭到批评，因为它采用市场价值而不是股票面值来计算股权，并其范围限定在一千家股票上市公司。它也将政府相关公司（GLCs）纳入土著企业。[170]但某些人批评政府，并断言股票面值无法准确反映这些受研究企业的价值，主张有一部分的政府相关公司应被视为土著持有。[171]该报告后来被撤回，但独立媒体引述的一项研究显示，采用政府所提议的方法来计算，土著资产在1997年已超过30％，因此这项争议持续下去。[172]

在同月召开的柔佛州巫统大会，柔佛州务大臣阿卜杜勒干尼·奥斯曼，批评“马来西亚民族”和“英才教育”政策。阿卜杜勒干尼将“马来西亚民族”描述成对于马来人及其宪法地位的一项威胁，暗示它也可能“威胁国家稳定”。阿卜杜勒干尼坚持这项政策“适用于...在马来人是核心民族的这种情境”，并形容英才教育是一种“歧视和压迫”，因为农村马来学生无法与城市马来学生相竞争。[173]在此番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中，有几位联邦部长批评阿卜杜勒干尼，其中一位说“马来西亚民族”跟任何一个种族是否被赋予优于其他种族的地位，毫无关联。另一位说道：“这个观念并不侵犯土著或其他社群的权利”。[174]阿卜杜勒干尼坚持他的意见，声称“马来西亚民族”的支持者也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像李光耀先前曾经做的，尽管“政府从一开始已驳斥这个观念”。当时的副总理纳吉布暗示，任何想从政治角度来界定“马来西亚民族”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因此这整个争辩是不必要的；他也坚持：“这个争辩并不是质疑马来人的特殊权利、我们的固打制或诸如此类的话题”。[175][176]

当年的全国巫统大会是第一次全程电视转播；它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些代表，如哈欣（英语：Hashim Suboh）发表强硬的种族言论；希沙姆丁再次挥舞马来剑，哈欣就问他什么时候要“用到它”。大会结束后，希沙姆丁坚决表示这把“马来剑”不是马来人至上的象征。[177]

2007年10月，李光耀的言论引发更多的争论，他说：“如果他们（马来西亚）可以公平地教育华人和印度人，善用并对待华人和印度人就像他们的公民一样，马来西亚可以跟我们（新加坡）并驾齐驱，甚至做得比我们更好的话，我们将很乐意重新加入马来西亚”。巫统资讯部长穆罕默德泰益（英语：Muhammad Muhammad Taib）回应，告诉新闻界说，马来西亚采取政策来协助经济上劣势的马来人，而不是像新加坡一样忽视他们，他也说道，到某个点，马来人必须跟其他的马来西亚人在公平的场域上相互竞争。[178]

政治分水岭

在马来西亚2008年大选，国阵首度面对无法在国会达到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这意味着它无法在未获反对党支持下，通过宪法修正案。这项选举结果，普遍认定是对国家经济状况以及渐增的国内种族紧张关系的不满，三个主要反对党在同一个平台上从事竞选活动，谴责新经济政策和政府对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的反应。在选后一个月，吉兰丹苏丹王储东古佩特拉法里斯，在一场为新成立的马来人团结行动阵线所举行的集会上说，由于马来人已经授予非马来人公民权，后者不应该寻求平等或特殊待遇。[179]在这场演讲中，他呼吁马来人团结，以确保马来人主权与马来人至上。[180]

前巫统副主席暨前副总理安瓦尔，他的人民公正党在国会大选后成为第二大党，而且他是反对阵营民联的实质领袖，他选择拒绝“马来人至上”，而赞成"ketuanan rakyat"（人民至上）。2008年4月15日，庆祝他结束禁止政治活动的五周年，他告诉记者：“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反击那些谈论马来人至上的巫统领袖的大规模宣传运动。针对这个宣传活动所做的一个清楚明确的回应，就是说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所渴望的是一个新的马来西亚，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至上”。[181]一个星期后，安瓦尔的妻子，也是人民公正党的主席万·阿齐扎对记者说：“我们不应该继续谈论马来人至上或排斥某一种族，这不是人民所想要看到的”，她力促改采“人民至上”。[182]

此后不久，希沙姆丁对于他在前三次巫统年度大会上挥舞马来剑表示歉意，他说他感到抱歉，“如果它对非马来人产生影响”。他拒绝回应记者提问他将来是否会做同样的事情。[183]希沙姆丁的有条件道歉，遭到巫统内部的严厉批评；巫统的一个媒体喉舌描述这个反应如下：“在本党内部许多党员的感觉是，华人和印度人在投票支持民联时，就是背叛了国阵。我们受伤了。我们感到愤怒。所以为何希沙姆丁需要过度在意那些非马来人对这个举剑行为的观感？”许多人认为，这个道歉行为本身威胁了马来人至上。[184]阿卜杜拉则是肯定这项道歉，他说这是勇敢的行为，而且“向非马来人说明清楚，马来剑在马来社群所具有的重要性”。[185]

在回答有关马来人至上这项议题在选后消退下来的问题时，他说这个议题关注的是为土著社群追求平等，而反驳了关于政治主导性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谈论（马来人至上），我们所指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功。这从未涉及对于他人的统治，或将我们的权力强压在他们身上...我们并不准备成为一个支配他族的种族。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代表马来人的政党，并准备为了马来人及人民的未来而合作，就好比当马来人也会成功时，所有马来西亚人都会成功。 ...这就是马来人至上（的意义），我希望人民能够理解它。[186]

此后不久，新闻部长艾哈迈德萨布里坚持“马来人至上”并不隐含着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一种主人--奴隶（master-slave）关系。反之，他建议，“马来人至上”指的是马来君主制度，他们曾经一度是“主人”，但在国家独立采行联邦宪法时，他们放弃了至上的地位。萨布里援引宪法第182条，赋予苏丹王室某种程度的法律豁免权，做为马来人至上的一个例子。[187]然而，一些知名的王室成员，如玻璃市拉惹暨前任最高元首 端古·赛西拉杰丁本人也批评“马来人至上”；在2009年初，拉惹说：“在马来西亚，每个种族都是 tuan （主人） ...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明白，任何种族的每个人都不应被剥夺权利，那么某些政党努力只把这种至上地位或权利赋予某一种族的想法，可以停下来了”。[188]

2009年底，内阁决定修改国家干训局（英语：Biro Tata Negara）的课程方案，这些课程是运用国家资金对公务员和学生实施的强制课程。许多人，尤其是来自民联的政治人士，在此之前曾批评干训局的课程是用来宣扬“马来人至上”；援引这一点，雪兰莪州政府宣布禁止其公务员和学生参加干训局的课程。[189]某些部长及前总理马哈蒂尔为国家干训局辩护，认为有必要将纪律与诚实的道德价值灌输给参与课程的学员，否认干训局做了任何有关宣扬“马来人至上”的事。[190] 总理署部长纳兹里坚持内阁有权要求干训局进行改革，他称马哈蒂尔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说：

他们都知道课程大纲谈的是哪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向谁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你想要说谎？你让人们嘲笑。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参加课程之后感到很生气。以往的课程内容有许多例子，采用像是“马来人至上”的字眼。这是荒谬的... [189]

参见

备注

  1. ^ 转信伊斯兰教的非马来人可主张自身为马来人，惟需符合其他条件。以下如例所示：
    • 第五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的妻子珍阿卜杜拉（马来语：Jeanne Abdullah）是葡萄牙裔欧亚人。
    • 砂拉越马兰诺人（英语：Melanau）的语言有别于马来语，区分为两个群体：基督教马兰诺人与回教马兰诺人。回教马兰诺人常认定自己是马来人，并享有马来人的利益与特权。
  2. ^ 巫统为马来政党，但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祖父其实是印度人，可是本身却获得承认为马来人，他也常指出这就是巫统党员注定要扮演的角色。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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