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
“讼棍”重定向至此。讼师又称状师，有时被贬称为讼棍，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诉讼的代理人，可说是类似于律师角色的文化人。
讼师的工作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1]（俗称“状纸”），书状有一定之格式[2]。古时，一般老百姓多为文盲，就算懂得文字，也多半不通晓法律，故亦写不得。如要诉讼，多靠出身科举不得意的士人代劳。王凤生称：“且州县判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间有供卷不符，是则讼师之播弄乡愚，更不难一鞫而伏矣[注 1]。”[3]
春秋时代的邓析被视为讼师鼻祖，史称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中国古代地方官对讼师绝无好感，并有诸法法律对其严加规范，如《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谍，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对地方官来说，讼师的介入只会造成大量积案，让衙门承受了巨大压力[4]。讼师为取渔翁之利，往往刻意拖延案情，甚至“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贻害两造，以供胥役之鱼肉，可恨已极”[5]。
在士大夫的观念中，讼师地位低下，被人轻鄙，没有合法地位，形象大多是负面的，与今日之律师天差地远。《清稗类钞》记载讼师杨某“阴险而多谋，凡讼事，他人所不能胜者，必出奇计胜之。”清朝的谢方樽被称为恶讼，谢方樽仅一失意的读书人，久试不举于科场，为三餐考量，只好当一名讼师糊口，但最后却成为钜富。朝廷官员为稳定社会秩序，都会刻意打击讼师，《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教唆词讼》“乾隆元年定例”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1907年林纾翻译了英国莫里森著的侦探小说《神枢鬼藏录》。译序文中写道：“中国无律师，但有讼师；无包探，但有隶役。讼师如蝇，隶役如狼。蝇之所经，良肉亦败；狼之所过，家畜无免！”
注释
- ^ 判断一个州县（的情况）往往取决于查阅卷宗的七成，听取陈述者（当事人）的三成。（如果）之中证据与卷宗不符，这就是讼师挑拨地方的愚民，更加不难审问（他们）然后（使他们）伏法。
参见
参考书目
- 梁治平：《法意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