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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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僧事件是1932年发生在中国上海的一宗中日冲突事件，此事件直接促成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1]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目的在于促使日本海军迅速出兵[2]:6。
背景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扶持成立了满洲国。中国人的对日反感情绪上升，上海的反日运动尤为高涨。生产毛巾的工厂三友实业社位于华界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被认为是反日运动的基地之一。
经过
1932年1月18日，在田中隆吉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煽动下，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5人举行宗教仪式之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中国方观点），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2]:7。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2]:7。上海工部局作出了回应。
后果
1月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2]:7。
1月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前来组织救火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华捕一人，打伤二人[2]:7。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3]。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2]:7。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4]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5]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多家商店[2]:8。
田中隆吉眼看暴动之状况，加紧工作，一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之重要，一面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2]:8。
日侨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上海工部局发布戒严令。1月28日，中日两国军队交战，一二八事变爆发。
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少将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前清皇族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6]。然而，川岛芳子和日僧事件的关系并没有除了田中的证词以外的证据。1948年，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名被处决。
参见
参考文献
出处
- ^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著，《淞沪战斗详报》，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7-8页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中华民国史》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页
- ^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页
- ^ 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69页
-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东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第341页、577页
书目
-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东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
- 黒井文太郎：“谋略の昭和里面史”、宝岛社文库、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