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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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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戟

戴戟(1895年—1973年2月21日),原名光祖,字孝悃,男,祖籍安徽旌德,生于江苏苏州中华民国军事将领。[1]

生平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戴戟祖籍安徽省旌德县兴隆乡大礼村,生于江苏省苏州。自幼家贫,父母早逝,在商店当学徒。15岁,戴戟赴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此后历任滇军粤军排长、连长、团副、团长等职。后一度出任广东肇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堂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三十团团长。当时,蒋光鼐任第十师副师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任第二十九团团长。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在汀泗桥战斗中身负重伤。七·一五事变后,戴戟借口旧伤复发,辞去军职,寓居上海。[2][3][1]

1928年,戴戟接受陈铭枢蒋光鼐的邀请,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军官教导队主任、二十六师师长。军队整编后,戴戟出任重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参谋长、第六十一师师长等职。1931年12月,所部调驻沪宁,戴戟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2][3][1]

戴戟(左)与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协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等人指挥作战。事变爆发前夕,第十九路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戴戟到会并演讲,还写下遗书。事变爆发后,戴戟与蒋光鼐、蔡廷锴连夜步行来到真如车站,布署作战。在上海军民的支持和全国的声援下,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增援部队坚持淞沪抗战一个多月,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2][3]

1932年3月24日,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与国民政府上海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同年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根据史料记载,谈判双方“日军事代表初定白川,我亦决定蒋光鼐,嗣白川不出席,改以植田,我方遂亦改为戴戟。”戴戟奉命参加了自3月24日开始的淞沪停战谈判的系列会议,与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等人为谈判的中方代表。[2]

1932年10月31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12位将领,因御敌有功而荣膺青天白日勋章,戴戟也在其列。1933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授勋典礼,蒋介石亲往颁发勋章。但大部分获勳将领均未到场,只有戴戟和俞济时二人到场。据说,这是因为张治中因公未到,钱伦体重伤住院,而第十九路军已被调往福建省。此次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12位将领是:[4]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将领名单(12人)
  • 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 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军长)
  • 张治中(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
  • 戴戟(原第十九路军参谋长,时任淞沪警备司令)
  • 沈光汉(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师长)
  • 毛维寿(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
  • 区寿年(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 俞济时(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
  • 张炎(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兼独立旅旅长)
  • 谭启秀(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副师长、吴淞要塞司令、补充旅旅长)
  • 翁照垣(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
  • 钱伦体(第五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
从左至右:俞济时张治中、戴戟。均佩戴青天白日勋章

1933年10月,戴戟辞去淞沪警备司令职务,赴福州与第十九路军会合。[4]1933年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并同中国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戴戟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并任兴泉省省长。50多天后,闽变失败,戴戟赴香港,不久又返回上海。此后,戴戟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但他长期在上海居住。[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戟被任命为第三战区中将总参议。1938年,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电邀戴戟出任皖南行署主任。戴戟于同年4月中旬,在屯溪成立了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下辖4个专区,22个县,但其中一些县已经被日军占领。当时,上海、南京的大批难民涌入皖南,急需收容。戴戟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有所来往。在新四军的倡导下,戴戟和中共党员余华范治农等人合作,并成立了皖南民众总支援委员会,戴戟兼任该会主任,江伟周松圃为副主任,组织工作团,在各县成立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在戴戟的领导下,该委员会突破了日本方面的经济封锁,发展了山区商贸,督促各县修建公路、恢复交通,筹款兴建中、小学校舍以复校。该委员会还帮助南京安徽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江苏联合中学在皖南建校。此外,戴戟还从国民政府中央救济会获得拨款,并在茶税上附加捐助,最终建起了屯溪市民医院,这是屯溪第一所医院。戴戟还严厉禁止买卖和吸食鸦片,被誉为“皖南林则徐”。[3]

1940年4月,戴戟辞去了皖南行署主任职务。此后在屯溪居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企图派戴戟劝说叶挺脱离新四军,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戴戟拒绝为顾祝同当说客。[3][1]

1945年,国军联勤总部决定成立东南补给区司令部,负责调拨、分配、审核第三第七第九战区的军需给养及运输。上述三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余汉谋薛岳特派专人赴屯溪,邀请戴戟出任东南补给区司令。[3]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戴戟辞去东南补给区司令职务,提前申请退役。1946年,戴戟拒绝当中央训练团团员。[3]1948年,戴戟在上海参加了陈铭枢等人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秘密从事反蒋活动。1949年春,由戴戟牵线,协助中共国军陈瑞珂廖运泽两部队进行策反,使廖运泽部官兵举行的起义成功。[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戴戟在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委员。1950年代调往安徽省工作后,历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委等职务。[2][3]

1973年2月21日,戴戟因癌症合肥逝世,享年78岁。[3][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