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HNlander/草稿02
緩和（法語：détente，法语发音：[detɑ̃t]，音译：低盪；俄语：разряд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直译：缓和国际关系）是一个定义宽泛的国际政治术语[书 1]:6，最早被用于描述一战前的英国-德国关系[书 2]:2[刊 1]，较常用于美苏冷战中。
作为冷战期间的美国政策，缓和战略[刊 2]、缓和政策、低烫政策[新 1]最早由约翰·肯尼迪使用，来指代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举措；美国的尼克松政府（1969-1974年）以及随后的福特政府（1974-1977年）将缓和作为作为美苏关系的正式政策，并与时任美国外交官亨利·基辛格紧密关联，缓和因此成为19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书 2]:1-2,121。苏联则将缓和形容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增强和平共存原则的过程，而与资本主义国际和平共存的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并由赫鲁晓夫以降的苏联领导人不断重提的苏联政策[刊 3]。在冷战中，缓和也被用于形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刊 4]以及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之间的关系缓和，但这些关系或多或少受到美苏关系的影响，补充了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关系的缓和[书 1]:2。
作为历史时期，缓和也被用来指代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美国与苏联冷战紧张局势和缓的特定历史时期[网 1][书 1]:2。在此期间，尽管两国彼此间存在猜忌与不信任，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苏交恶以及二战后持续的费用高昂的军备竞赛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寻求和解，并促成了《赫尔辛基协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谷物贸易等一系列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网 2][网 3][书 3]。然而，美苏之间的缓和一直以来被美国国内怀疑为苏联的计谋，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到西方在波斯湾的利益，缓和也宣告终结[刊 5][刊 6]。北约同年在欧洲部署洲际导弹，美苏两国间的缓和再度被激烈的竞争关系取代[网 4]。
在英语语境下，缓和（détente）经历了语义劫持，被广泛使用于与本义不尽相同的各种场合，如美国-古巴关系[刊 7]、中美贸易协议[新 2]、中美关系[新 3]、巴基斯坦-印度关系[新 4]等不同事件与场合；法语亦使用该词语形容中美关系[新 5]、美国-古巴关系[新 6]等。
词源与含义
西方阵营之认知
缓和关系的英语及法语为“détente”，有时也写作“detente”；源于法语词汇“détendre”，意指“当箭离弦时，弓箭手减轻弓弦紧张程度的动作”，因此引申为“减轻两个确定单位之间紧张程度的动作”；而在国际关系领域，该词汇定义较为含糊[书 1]:6。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缓和意味着“紧张关系的缓和”，可能指和平共存到敌对伙伴关系之间的的某种关系[书 1]:11。该词语最早由一家德国报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用以形容英国君主的到来[书 2]:2；缓和在当时被认为可以帮助英国和德国两国避免直接对抗，尽管二者分歧之大使结盟不再可能[书 2]:2[刊 1]。而在冷战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军事、社会经济领域存在根本性矛盾，这些矛盾不可能完全消解分歧，缓和则是两国所采取的的有限的缓和关系的过程[书 1]:11。
这一词语最早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2年使用；当时，他向赫鲁晓夫表明美国准备讨论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缓和[书 4]:637。美国尼克松政府（1969-1974年）是第一个将该词语用于形容自己的政策，随后的福特政府（1974-1977年）亦沿用该词语[书 2]:2。在1972年的美苏领导人莫斯科峰会的背景通报中，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使用了“缓和”（détente）这一词语，并被媒体所引用和流行至今[书 4]:637。迈克尔·B·弗罗曼指出，自艾森豪威尔至里根期间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实际上均寻求改善对苏关系，其用语包含“和平共存”、“和平接触”、“全面互惠关系”、“对话”等；然而，无论是1950年代的“和平共存”还是1980年代的“对话”均未像1970年代的“缓和”政策一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书 2]:2。
不过，对于美国而言，缓和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苏联的遏制：解密档案显示，基辛格在1973年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保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拒绝遏制；尼克松本人也承认，缓和从来就不打算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从来不是为了取代自杜鲁门以来一直存在的遏制战略[新 7]。约翰·加迪斯指出，基辛格和尼克松两人将缓和视为遏制的手段之一，即以奖励和压力的组合使得苏联领导人最终相信被遏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书 5]:287。同一时期，西德的勃兰特政府也推行了与缓和政策类似的东方政策（德語：Ostpolitik），旨在与东方阵营缓和关系[网 5]；东方政策与缓和政策不完全相同，但德国的东方政策也受到了当时尼克松政府的支持，并且推动了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缓和[网 6]。
东方阵营之认知
苏联往往将“缓和”（俄语：разряд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意即“缓和国际关系”；简略作разрядка）与“和平共存”（俄语：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挂钩，但并非完全一致[刊 3]；苏联政治作家A·P·莫赞以及苏联的政治手册则将“缓和”形容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增强和平共存原则的过程”[刊 3]。“和平共存”最早源自1911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列宁首先用了“和平共存”（俄语：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而后改用“和平共处”（俄语：мирное сожительство）作为苏俄的外交原则，以求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寻求暂时的喘息机会[刊 8][刊 3][刊 9]。
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将“和平共存”[註 1]原则写进苏联的政策的苏联领导人[网 7][书 8]:106-107：赫鲁晓夫在195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并提出了“和平共存”[註 1]、“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刊 10][刊 11]，自此缓和与西方关系成为苏联战略之一[网 7][书 8]:106-107。
尽管寻求和平共存，勃列日涅夫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并未结束[网 7]；“和平共存”并非放弃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延续[书 7]，是将阶级斗争限制在可预测的范围内[网 7]。与之类似，赫鲁晓夫认为，在和平共存的情况下，苏联凭借社会主义的优势，既可以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也可以赢得在在第三世界的和平渗透竞赛[刊 10]。然而，正统的列宁主义认为“和平共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策略而非战略[书 9]。因此，苏联的说法受到了毛-周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部分驱动了两国的交恶与决裂[刊 12][书 9]；但中国亦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类似的“求同存异”方针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註 2][书 9]。
背景
核武改变世界格局
二战后，尽管斯大林有意维持与西方的联盟关系，随着丘吉尔富尔敦演说、遏制战略、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将苏联置为西方的矛头，斯大林指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在其带领下，苏联以及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与对抗[刊 9]。为此，美国和苏联双方均发展了足以毁灭对方的大量核武器，既然可以预见核战争后两国相互毁灭，两大国必须考虑如何彼此共存[刊 9][书 8]:106-107。
古巴导弹危机等1960年早期的一系列危机都令美苏都感到了维系世界既有权力分配体系的重要性，促成这一点的莫过于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威胁到两极格局与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书 1]:138。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在1960年各自发展出独立的核能力之后，大国们开始着手限制核武器俱乐部的进一步扩张[书 10]:88[书 1]:138。核武器虽然没有本质上改变美苏以及东西方阵营的对峙，但随着核战争的威胁高企，超级大国不得不限制自身以及其盟友的行为，以避免制造新的危机[书 1]:138[刊 14]。
东西阵营内部分化
中苏交恶
1950年代的中苏交恶迅速且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力量格局。1957年，赫鲁晓夫承诺中国会协助后者的核装置开发；两年后，赫鲁晓夫则以美苏追求缓和关系为由无法履行承诺[书 10]:93。赫鲁晓夫追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接触”，而毛泽东支持与资本主义“武装斗争”；路线之争加之对彼此个人的厌恶恶化了两国的关系。1960年7月，赫鲁晓夫81国共产党组织反对中国外交政策，使得中苏两国的分歧更加明显[书 10]:93。到1967年中国发展出导弹和氢弹时，苏联开始陈兵中苏边界[书 10]:93。1967–1968年间，发生了多起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书 10]:93。中苏关系决裂导致苏联更加希望保障欧洲的安全，以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网 11]。然而，中国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分别支持了交战不同两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对美国的敌意以及大跃进的失败，都导致中美关系并未如期改善。
西欧复苏
同时，随着西欧经济的复苏，欧洲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寻求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重新定位为平等伙伴关系。透过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和西德意识到美国可能会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欧洲的生死存亡。尽管1963年时美苏已经改善了关系，美国与其主要的欧洲盟友法国的关系仍然保持紧绷。这一关系的紧绷始于1956年，是年美国透过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作为法国盟友的英国退出苏伊士运河危机；随着戴高乐带领法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年-1962年），法国开始寻求恢复其国际地位，在北约以及核武器议题上向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并通过与德国和解、访问中国与苏联等方式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与此同时，自1966年起，西德也开始主动寻求以各种途径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并成功绕过苏联与东方阵营中的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新 10]。欧洲的缓和令苏联意识到其中的贸易机会；同时，苏联认为，对欧洲采取不咄咄逼人的态度可鼓动其脱离美国控制[网 11]。
美苏政策出现转折
斯大林主义与遏制战略
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往往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由其经济体制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忠实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精英直接受到社会主义对其特权阶级地位的挑战，因此必然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发动全面的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刊 15]。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发表演讲，宣称会扩大工业生产，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警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风险。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时而好战时而克制的政策感到困惑，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且刺探美国和加拿大有关核武器生产或设计的信息。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就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好战演讲分析了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指出了苏联的扩张倾向，提出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这封电报很快被认为是对苏联行为最好的解释：即便苏联对西方没有合理的不满，也不会与西方合作，交换利益毫无成效，因此只能遏制苏联的扩张。乔治·凯南的电报以及随后的铁幕演说、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都加剧了美苏之间的对抗。其后艾森豪威尔采取了“新面孔”（英語：New Look）战略，呼吁在战争时期更多地依靠核武器对付美国的敌人，威胁美国将对苏联的任何侵略作出严厉回应。其后的肯尼迪则采取一项名为“灵活应对”（英語：Flexible Response）的政策，扩大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并希望美国能够在不诉诸核战争的情况下对抗苏联的影响。
和平共存与大国均势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刊 15]。新上台的赫鲁晓夫开始提倡“和平共存”，并将之解释为列宁首创的理论，尽管列宁本人甚少提及[刊 15]。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的论断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环境，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乃至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并不再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刊 15]。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和平会让资本主义自行崩溃，也会给苏联时间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新思维”将和平共处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基思·L·纳尔逊指出，苏联预想到其两个分裂的邻国中国和德国极有可能获得核武器，并将一举抹去赫鲁晓夫多年来为巩固权力所做的外交努力，因此他对美缓和的实质是让美国和苏联继续当各自联盟的领袖，各自阻止中国和德国获得核武器[书 11]:14。
与越战后美国党派和意识形态辩论的复苏密切相关的是传统外交政策机构的分裂，迄今为止，该机构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无可争议的。捍卫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被这个精英阶层的成员视为一种责任，美国必须基于理想主义和自身利益而接受。然而，履行这一职责的结果是采取了无差别的全球主义政策，这在越南问题上证明是灾难性的。此外，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的其他发展也破坏了体制内成员的形象。中苏分裂和苏联在东欧保持凝聚力方面的问题似乎意味着，斗争中的对手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可怕。可以预见的是，共识出现了破裂。一些建制派成员继续坚持旧的正统观念，另一些人则对变化了的条件有更多的反应。其结果是，在整个战后时期非常明显的目标感和信心让位于士气低落和混乱。
duality of equals. The adversary elem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were clearly dominant, and although presidents might seek limited accommod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expected to do this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Upholding American interests against Soviet expansionism wa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the one on which presidents would be judged. After all, a failure to achieve an arms control accord could always be attributed to Soviet intransigence; failure to compete effectively against Moscow, however, had no alibi. As a result the freedom of action of presidents to move towards Soviet-American detente had been severely circumscribed. Richard Nixon was better placed in this connection than most of
However, the fulfilling of this duty had resulted in a policy of undifferentiated globalism which had proved disastrous in the case of Vietnam. Furthermore, other developments in world politics in the 1960s undermined the image held by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Sino-Soviet split and the Soviet Union's problems in maintaining cohesion in Eastern Europe seemed to imply that the adversary in the struggle was rather less formidable than had hitherto been believed. Predictably, there was a breakdown of consensus.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old orthodoxies, others were more responsive to changed condition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sense of purpose and of confidence which had been so evident throughout the postwar period gave way to demoralization and disarray. Shock waves reverberated through all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brou
1953-1962：早期尝试
苏联寻求改善关系
1956年日内瓦会议
1953年，随着美国从“遏制”战略转向“遏制与解放”战略，苏联也在当年斯大林逝世后改变了立场，开始与西方缓和关系，但并未收到西方的即时回应[刊 9][书 1]:28。1955年，随着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退潮、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书 1]:29，双方开始着手改善关系，并于当年7月举行了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共同参与、旨在讨论和平问题的日内瓦峰会，这是美苏两大国领导人自冷战以来首次会面，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重要的第一步[网 12][书 1]:28。1955年日内瓦峰会引申出所谓“日内瓦精神”用以描述大国之间的和平氛围[书 1]:29。
然而到了1956年，双方的缓和氛围就急转直下，苏联入侵了匈牙利， 同时还威胁介入中东战事，美国寻求在匈牙利问题上考虑报复苏联，并威胁一旦苏联介入苏伊士危机则亦将采取行动报复苏联[书 1]:61。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
然而，1960年5月，苏联在自己的领空击落了美国U-2侦察机，并公开了机师与飞机残骸，揭穿了美国关于飞行器本身以及飞行任务性质的谎言，致使即将与苏联召开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极其尴尬[新 11]。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U-2事件令苏联共产党内部开始重新评估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而即将到来的美苏领导人峰会也可能成果寥寥，因而成为了赫鲁晓夫的政治负担，故而事件成为赫鲁晓夫推托不来的理由[书 1]:100-101。
法国致力欧洲和解
1958年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令戴高乐再度上台。时值第二次柏林危机，法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对待苏联[刊 16]。而到了1959年10月，在美苏英法四大国预计将于来年5月在巴黎开展领导人峰会的背景下，法国总统戴高乐主动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访法国；1963年3月，赫鲁晓夫应约到访[刊 16]。当时，西方领导人希望透过这次访问预先窥探苏联新领导人在柏林、德国、裁军这三个冷战在欧洲的热点问题的看法，然而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说法[刊 17]。在双方会谈期间，戴高乐向赫鲁晓夫提出了“缓和、谅解、合作”（法語：détente, entente, coopération）三步走的方针[刊 16]。
尽管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说法，戴高乐还是给予了是次访问极其积极的评价，并指出了赫鲁晓夫在柏林和德国等敏感问题上温和而克制的语调；随后，他还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指出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不同，并指出赫鲁晓夫确实在寻求与西方的缓和[刊 17]。
，随后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955年访问莫斯科、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1961年赫鲁晓夫和约翰·肯尼迪维也纳会面等都体现了东西方阵营间和平共存的氛围[网 13]。
紧张情绪再度升级
然而，这一良好氛围却因后来的1961年柏林墙设立、1961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等事件冷冻[新 14]。[新 1]
另一方面，中国批评了东西方阵营的重新接近[书 11]:15-16。
1962-1969：导弹危机后
1953年上台以来的意图与美国缓和的赫鲁晓夫却在1958年之后鼓吹所谓的导弹优势，并借此希望施压西方放弃柏林中立化、支持德国分裂常态化[书 11]:14。1961年，约翰·肯尼迪通过鼓吹美苏之间实质并不存在的导弹差距而赢得美国大选，因而推行了积极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刊 21]。为此，肯尼迪提出了“灵活应对”策略，以增强美国在赢得有限的海外战争的能力，令赫鲁晓夫的大话告终[书 11]:14-15。当他希望通过在古巴展示中程导弹，以图重新追赶美国优势以及保护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时，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并以赫鲁晓夫退让告终，重挫了赫鲁晓夫的国内国际形象[书 11]:15。
危机促成缓和
然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也使得美苏两国首次有充足的意愿开展合作[书 11]:15。危机中，美苏两大国以核武器争锋相对，核战争的风险第一次一触即发[书 1]:136-137[书 2]:26-27。两个超级大国因而意识到了自身对于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意义[书 1]:136-137。当年，肯尼迪向赫鲁晓夫表明，美国准备讨论表明美国准备讨论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缓和，首次使用了“缓和”一词[书 4]:637。1963年6月10日，约翰·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了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两国之间的差异；肯尼迪指出“没有哪国政府或哪种社会制度邪恶到我们必须将其人民看成一无是处”，他还指出美苏两国在人类生存方面拥有的共同利益。这段演讲往往被引用作缓和政策之发端[书 2]:26-27。
危机过后的1963年，多项缓和措施被提出。1964年6月，经过三十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后，美苏达成了领事权利以及实践的协议[书 1]:123[书 17]:81。1963年8月，《禁止在大气层、外層空間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莫斯科被签署[书 11]:15[书 17]:81。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安装了热线电话以备两国紧急沟通[书 1]:136-137[书 2]:26-27。美苏两国也同意支持联合国关于在外太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同时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由美国将价值2.5亿美元的美国小麦卖给苏联[书 11]:15。1968年，两国又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书 17]:81。
东西阵营松动
与此同时
美苏走入困境
然而，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身亡后，尽管继任的林登·约翰逊也尝试维系对苏缓和的政策，以寻求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另一方面，他则积极地在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政府自此更加深入地卷入到越南内战当中，令进一步的对苏缓和不太可能发生[书 11]:15。1965年，在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北越期间，美国轰炸了北越，引致苏联的谴责[书 18]:140。约翰·加迪斯指出，尽管美国和苏联都希望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但小国的行为限制了两个超级大国达成进一步的缓和，因此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最初努力失败了，美苏都被扯进无力或没有决心逃避的冲突中[书 17]:134。
美国
随着越南战争的持续，美国的公众意见开始分化，并走向失望与幻灭[书 11]:17。美国在1960年代早期开始的两项改革尝试，即在国内修复民主中的不平等问题与在南越创建民主政体，仿佛都在走向失败[书 11]:17。整个1960年代中叶，美国充斥着种族骚动与反战示威，改革运动走向极端化，政治走向两极化[书 11]:17。尽管林登·约翰逊尝试以“伟大社会”进行改革，然而1965年到1968年期间黑人街区的大规模骚乱耗尽了其精力与智慧，肯尼迪遇刺案、马丁·路德·金之死，加之以残暴的海外战争都令美国人认为美国实现霸权与成功的体制出了问题[书 11]:17。在1960年代晚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为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并希望美国撤军[书 11]:19-20。漫长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也显示出经济颓势。随着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生产并开始挤占美国市场[书 11]:35，美日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书 11]:35，美国开始在1970年代出现自1893年以来首次的贸易赤字[刊 22][书 11]:41。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忽视研发投入与海外市场，并一如既往地广泛投资于海外而忽视本土的投资[书 11]:35。
苏联
对于苏联而言，国内团结、经济表现以及与盟国关系方面的挫折严重削弱了苏联领导人可用的资源和杠杆[刊 23]。因此，莫斯科正面临着类似于华盛顿所遭遇的限制[刊 23]。1953-1954年期间，赫鲁晓夫通过攻击马林科夫的农业政策而上台，通过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包括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政策），他成功将谷物产量提升近50%，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1958年之后，农业产量不断下降，以至于到了1963年的旱灾年份，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书 11]:28-29。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迫使赫鲁晓夫下台，而后新的领导集体在1965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苏联开始加大对农业、轻工业、军工业的投资，并承诺知识分子、党以及盟友之间的合作，然而到1968-1969年期间，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热情的增加，亦或是技术革新的出现，因此苏联领导层迫切希望能改善这一局面[书 11]:26。
1969-1972：缓和早期
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耗尽了美国经济[网 11]，令美国民众不再希望政府进行海外的冒险活动[网 15]。国会也开始施加影响，不断阻挠政府的军备预算以及限制政府的宣战权力[新 15][书 11]:24。尼克松和基辛格因此寻求通过扶持中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一系列区域强国的手段，令其能够分担美国的战略利益[网 15]。
与此同时，经济僵局中的苏联面临着三个主要的选项：1）退回到集中的经济体制；2）继续推进向市场经济；3）不改革内部的经济体制，对外寻求缓和关系，并换取维持政权所需的声誉、商品以及技术[书 11]:26-27。苏联领导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军备竞赛的经济负担对苏联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愿意在军备控制领域与美国达成协议，以促进带来经济和社会利益[网 11]。
亚洲权力均势
中美接触与建交
中苏分裂引起苏联方面对于中美同盟导致苏联被动的担忧，而外交领域的不利地位也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接触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则是疏远了中国和苏联两个美国主要敌人的关系。[网 11]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所面临的困境——从越南撤军；美国的核优势被美苏核均势的现状所取代；经济上面临来自西欧和日本挑战等问题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中苏关系恶化并升级为军事武装冲突，则为美国实行灵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
1969年3月，刚就任一个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前往欧洲访问，以期在与苏联谈判前咨询盟友意见[书 4]:294。此行中，法国总统戴高乐极力建议二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放。然而突然的对华开放将会令美国的亚洲盟友不安，因此尼克松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亦认识到在中国十年内取得显著核进步之后美国将不得不这么做，而戴高乐认为美国最好在别无选择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书 4]:294。戴高乐还提到苏联对中国的偏执，并指出苏联在准备与中国发生冲突，而苏联不会同时与西方冲突，因此认为其中有可乘之机[书 4]:295。
中日和解与日苏博弈
欧洲谅解与合作
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
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第三世界
美国退出越南战争
在緩和初期的大部分時間内，美蘇雙方互不信任。1973年在中東和南亞發生的衝突中，美國和蘇聯以戰爭物資和外交姿態支持各方，還有在阿富汗。美國采取行動阻止蘇聯可能的擴張勢力範圍進入拉丁美州的行爲及共產黨游擊隊。
代理人战争与颠覆活动
苏联不情愿地感到有义务协助1967年的六日战争
伊拉克于1972年与苏联签订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在智利，社会党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了1970年的总统选举，从而成为美洲国家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央情报局将阿连德作为目标，要求他下台，并且暗中破坏他在国内的支持，这导致了一段时期的动荡，最终导致了1973年9月11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政变。
肮脏战争 1974年4月24日，康乃馨革命成功地推翻了马塞洛 · 卡埃塔诺和葡萄牙的右翼政府，为葡萄牙帝国敲响了丧钟。[269]包括安哥拉在内的一些葡萄牙殖民地仓促获得独立，殖民统治瓦解后，爆发了暴力内战。
在越南战争期间，北越利用柬埔寨的边境地区作为军事基地，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为了保持柬埔寨的中立而容忍了这种做法。西哈努克在1970年3月被亲美的朗诺将军宣誓作证，他命令北越人离开柬埔寨，随后，北越试图在与柬埔寨共产党(又称红色高棉)为推翻柬埔寨政府而进行的战斗中的第二指挥官农谢谈判之后，占领整个柬埔寨。
在东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 Ogaden 地区的领土争端导致了 Ogaden 战争。
1972-1975：缓和高潮
美苏首脑会晤
制定行为规范
限制战略武器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與SALT I等條約。美蘇討論了另一項條約，即SALT II，但美國從未批准過。在歷史學家之間，關於緩和的成功程度仍在辯論。1963年8月5日，美蘇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7年1月的《外層空間條約》和1968年7月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首個緩和的基礎。SALT II在1970年代後期通過確保蘇聯和美國進一步減少武器而繼續了SALT I會談的工作。蘇聯承諾在歐洲舉行自由選舉的《赫爾辛基協定》被稱為確保蘇聯和平的主要讓步。
在緩和策略下，雙方訂定了：
- 《防止海上發生意外事故條約》
- 《反彈道導彈條約》
- 《美蘇第一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 《美蘇防止核戰爭條約》
- 《限制地下核子試驗條約》
- 《關於核爆炸用於和平目的條約》
- 《美蘇第二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发展双边合作
造成緩和事件的一個重要例子是在太空中發生的握手。1975年7月，進行了第一次美蘇聯合太空飛行，即阿波羅-聯盟測試項目。它的主要目標是創建國際對接系統，該系統將允許兩個不同的航天器進入軌道。兩方船員就可以在太空探索及太空殖民方面合作。該事件被認爲標誌著1957年人造衛星發射後開始的太空競賽的告一段落。
维护欧洲安全
1976年以后：缓和结束
到1970年代末期，美国人越来越普遍地将缓和政策视为苏联强硬派诱使西方放松警惕的战术[网 15]。同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不断吹嘘苏联如何在越南、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老挝损害美国的利益，加强了美国人对苏联的怀疑[网 15]。此外，苏联在缓和时期并未放松扩充军备：到1975年时，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比美国多了近50%，陆军规模和攻击潜艇的数量均是美国的3倍，坦克数量达到了美国的4倍；尽管美国仍然拥有3200-9000枚的核载具与弹头的优势，其对苏联的武力优势在不断缩小中[网 15]。
罗纳德·里根将1970年代视为“忽视的十年”，以此攻击吉米·卡特政府忽视美国的安全需求。里根的指控迎合了民意，并帮助其赢得了两次大选，为军备建设投入巨额资金[刊 33]。
1979年，苏联军队越过边境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再次恶化，缓和政策结束。而在1981年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转变了对苏联的政策，开始强硬的对抗苏联。羅納德·雷根在1980年當選總統時，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反緩和運動。雷根總統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緩和曾經是蘇聯用來追求目標的一條單向街。”此後，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SALT II談判的結束，以及北約於1983年進行的演習，使美蘇關係日趨惡化。
参见
注释
- ^ 1.0 1.1 苏共二十大的文献[书 6]以及其它文献[书 7]显示当年使用了“和平共存”（俄语：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或英語：peaceful coexistence）而后而不是列宁所使用的“和平共处”（俄语：мирное сожительство或英語：peaceful cohabitation）的说法[刊 8]，但中文文献普遍翻译为“和平共处”[刊 10][刊 11]。
- ^ “和平共存五项原则”的俄文翻译为“Пять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英文翻译为“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用词为“共存”（俄语：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英語：coexistence）[新 8][网 8]，而并不是“共处”（俄语：сожительство；英語：cohabitation）[刊 8]；部分来源亦常错误地写作“和平共存五项原则”，例如黃默在2014年引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刊 1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刊载的中文本不一致[网 9]；又例如《旺报》社论在2012年引述《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中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新 9]，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原文不一致[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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