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窯
鈞窯[a]，又稱鈞州窯，是指從中國北宋末年到近代，位於古鈞州（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帶，以鈞釉瓷器為主導產品的一批窯場。鈞釉瓷器又稱鈞瓷，其特徵是施有乳濁分相釉，以藍、綠色為基調，並能有效控制和應用銅紅釉和銅紅彩。鈞窯長期生產民間日用器皿，同時部分花器類產品亦供應宮廷。明清時期，鈞瓷逐漸成為收藏品，鈞窯被列為宋代名窯，後更躋身「宋代五大名窯」。當前學界基於考古發掘資料，主張鈞瓷較可能創燒於金代中後期，貢御宮廷的產品燒制於明代早中期。[1][2]
歷史
不早於北宋末年，一些汝窯窯工渡過汝河，在登封、郟縣、陽翟（今禹州市）、梁縣（今汝州市）四縣交界的箕山山脈一帶置窯燒瓷，後世稱之為「民鈞窯」。其產品以天藍、月白、青綠為基本色調，後世藏家稱為「鈞州青」，品類以盤、碗、杯、碟等日用器為主，故又稱「器皿類鈞瓷」。早期製品帶有明顯的的汝瓷特徵，及至金朝中後期，產品乃形成自身特色，外觀為厚釉且多有釉汁垂釉現象，釉面上常有紫紅色斑塊，系工匠將銅料塗在釉面上後燒成。[3][4][5][6][7]
明朝初期，箕山一帶窯場的高溫銅紅釉技術已趨於成熟。銅在釉中呈現的顏色與多種複雜因素相關，燒制前難以預測，形成「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窯變現象。明朝早中期，鈞州城內的窯場主要生產高溫銅紅釉花器，貢御宮廷使用，後世稱為「官鈞窯」。其品類以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為主，故又稱「陳設類鈞瓷」。器物底部常有數目字，器形越大、數字越小，故又稱「數碼類鈞瓷」。釉面上或有自然形成的「蚯蚓走泥紋」，系胎體施釉後晾乾時，釉層不規則開裂所致。[8][9][7][10]
官鈞窯的停燒時間和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與官鈞窯同一時期的民鈞窯則已較少生產鈞釉瓷，改以白地黑花瓷器為主要產品。至明朝中後期，禹州的陶瓷手工業衰落，此後轉為小規模生產。[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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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爭議
宋代文獻中沒有關於鈞窯的記載。關於鈞州一帶陶瓷業的零星記載始見於金、元。明中期開始出現「鈞州窯」的記載，明後期形成「鈞窯」概念，特指鈞州城內窯場生產的鈞釉花器。偽托明前期呂震編著、實際寫於明後期的《宣德鼎彝譜》中，有「柴汝官哥均[a]定」之說，首次將鈞窯與宋代名窯並列。明末、清初承襲這一說法，將鈞窯視為宋代瓷窯。從晚清開始，「鈞窯」的概念不再限於鈞釉花器，開始涵蓋天藍釉碗、盤類產品。[13][14]
晚清以來，隨著收藏熱的興起，人們對鈞窯大加推崇，將其附會為北宋官窯。至20世紀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正式形成，鈞窯取代不見實物存世的柴窯，名列其中。儘管大谷光瑞、陳萬里、巴茲爾·格雷等學者都提出過鈞窯非宋窯的觀點，但傳統的北宋說仍然占據上風，甚至成為考古發掘結論的依據。1982年《中國陶瓷史》出版後，「鈞窯始燒於北宋、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觀點幾成定論。[15][16][17]
20世紀90年代末，鈞窯年代爭議問題在學界被再次提出。隨著越來越多考古學證據的出現，以及對文獻的重新梳理，主張鈞釉瓷器創燒於金代中後期、官鈞年代為明代早中期的新觀點日益成為海內外學界共識。傳統的北宋說則尚未找到確切的考古學證據。[18][19][20][21]
遺址
目前已知的古鈞窯窯址超過150處，分布在禹州、汝州、登封、郟縣的十多個鄉鎮。其中曾開展過考古發掘工作的有：禹州市區八卦洞窯址（1974年），禹州神垕鎮劉家門、河北地、下白峪等窯址（2001年），禹州市區古鈞花苑窯址（2004年），汝州大峪鎮東溝窯址（2005年），禹州鳩山鎮閔莊窯址（2011年），禹州神垕鎮區窯址（2013年）。[22][23][24]
禹州市區鈞台鈞窯遺址於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有禹州鈞官窯址博物館。神垕鎮鈞窯址亦於2006年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25][26]
仿鈞瓷和新燒鈞瓷
| 鈞瓷燒制技藝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 |
| 申報地區或單位 | 河南省禹州市 |
| 分類 | 傳統技藝 |
| 序號 | 876 |
| 編號項目 | Ⅷ—93 |
| 登錄 | 2008年 |
鈞瓷興起以來，影響深遠，許多瓷窯對其進行過仿製，如清雍正年間景德鎮御窯廠燒制的「爐鈞」，江蘇宜興窯的「宜鈞」，廣東石灣窯的「廣鈞」，近代神垕鎮盧家的「盧鈞」，皆試圖重現鈞瓷的外觀，但實際燒制方法並不相同。[27][28]
及至20世紀70年代，禹州鈞瓷二廠研製出鈞瓷新釉配方，燒成效果最接近古鈞釉，成為後來最主要的仿燒品種。[29][30]2008年，禹州市的鈞瓷燒制技藝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31]截至2023年，禹州市有鈞瓷企業200餘家，年產銷鈞瓷220多萬件（套），年產值24億人民幣，已舉辦十二屆禹州鈞瓷文化旅遊節。[32]
注釋
來源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5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2頁.
- ^ 李民舉 2017，第32至34頁.
- ^ 於陸洋 2019，第91至93頁.
- ^ 劉濤 2017，第53頁.
- ^ 6.0 6.1 徐華烽 2017，第43頁.
- ^ 7.0 7.1 呂成龍 2014，第154至155頁.
- ^ 徐華烽 2017，第42至43頁.
- ^ 李民舉 2017，第34至35頁.
- ^ 苗錫錦 2000，第37至38頁.
- ^ 劉濤 2017，第56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10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5至17頁.
- ^ 徐華烽 2017，第37至41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7至20頁.
- ^ 徐華烽 2017，第41頁.
- ^ 呂成龍 2013，第333至335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20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12頁.
- ^ 呂成龍 2014，第155頁.
- ^ 劉濤 2017，第45，53至54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a，第18至19頁.
- ^ 徐華烽 & 秦大樹 2022b，第9至10頁.
- ^ 於陸洋 2019，第90至91頁.
- ^ 河南省文物局 2023.
- ^ 國務院 2006.
- ^ 故宮博物院 2013，第266頁.
- ^ 董喆 2021，第26頁.
- ^ 董喆 2021，第30頁.
- ^ 李民舉 2017，第35頁.
- ^ 國務院 2008.
- ^ 中新網 2023.
參考文獻
- 學術研究
- 苗錫錦 (編). 钧瓷志.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15040976.
- 故宮博物院 (編).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宮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34-0483-9.
- 呂成龍. 试论钧窑的几个问题. 故宮博物院 (編). 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 北京: 故宮出版社. 2013: 330-345. ISBN 978-7-5134-0483-9.
- 呂成龍. 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4, 171 (1): 154-156.
- 李民舉. 谈谈钧瓷的几个概念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1-36.
- 徐華烽. 钧窑概念的形成及其产品时代辨析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37-44.
- 劉濤. 近十年来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评 (PDF).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7, 191 (3): 45-56.
- 於陸洋. 关于早期钧瓷产地与年代问题的再思考. 中原文物. 2019, (3): 90-97.
- 董喆. 钧瓷. 北京: 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140-2025-0.
- 徐華烽; 秦大樹.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上）. 許昌學院學報. 2022, 41 (1): 15-21.
- 徐華烽; 秦大樹.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下）. 許昌學院學報. 2022, 41 (3): 9-13.
- 資訊信息
- 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中國政府網. 2006-05-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6-10）.
-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 中國政府網. 2008-06-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5-18）.
-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局. 2023-01-17.
- 第十二届禹州钧瓷文化旅游节开幕. 中新網. 202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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