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音注

《資治通鑑音注》，為校注《資治通鑑》之書，凡294卷，元初胡三省著。另有《釋文辯誤》12卷。

成書過程

胡三省自寶祐四年（1256年）開始專心著述《資治通鑑廣注》，賈似道門客廖瑩中聘其校勘《通鑑》，以教授弟子。日後以三十年的歲月為《通鑑》寫注，初稿有97卷。南宋末年，在逃難新昌時，將97卷《資治通鑑廣注》書稿裝進木箱，掩埋在村旁的山野里。亂過之後，返回家中，發現書稿全被竊賊盜劫。胡三省毫不氣餒，又重新寫起，時年已四十六歲，閉門絕客，日夜疾書，「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資治通鑑音注》全部成編，公認是對《資治通鑑》的注釋最佳者。有學者對胡注《唐紀》部分所引用書目進行了全面的統計，並對其中的佚書進行輯考，發現胡三省光是〈唐紀〉即引用102位學者之論點，引文超過一萬條，可謂旁徵博引，還包含大量的佚書，皆遠超過司馬光的《通鑑考異》。

胡三省另撰有 《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是針對史炤的《通鑑釋文》三十卷進行訂正工作。不過胡三省在注《通鑑》時又有意無意地襲用了史炤《釋文》的成果。

特色

胡三省針對《通鑑》中大量的僻字進行注釋，如《周紀一》「威烈王」的稱謂，胡三省所作釋文為：「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胡注更正不少《通鑑》的錯誤，例如《通鑑》卷十八《考異》中引班固的《漢武故事》考證史事，胡註：「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托固名耳。」《晉紀四》載：「散騎常侍石崇」條下，胡注曰：「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錯。」《通鑑》卷一百六十一載：侯景攻城，「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三省註：「死於城下者，豈能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蹙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通鑑》卷二百一十四記載，開元二十二年「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胡三省註：「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胡三省還能以親見的事實考辨《通鑑》的記載，例如《通鑑》卷二百五十記載唐末裘甫起義：「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說當地多用井水，斷絕溪水對起義軍起不了威脅。胡又指出王式平定裘甫之亂的記述遠較張伯儀討平袁晁之亂詳盡，並非因為裘甫之亂的影響較大，而在於：「王式，儒家子也，功成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

錯誤

胡注自然難免有誤。例如：在《資治通鑑》中「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一文，胡三省注釋白籍為：「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胡將咸和二年的土斷當成了第一次土斷，因此誤解了「實編戶」與「皆正」二字的含義，成了解釋上的大問題。《通鑑》周赧王四十五年范睢下胡注云：「睢，音雖，」錢大昕《通鑑注辨正》更正為：「攷武梁祠畫像作范且，且與雎同字，宜從且不從目，注讀為雖，失之甚矣。」《通鑑》卷一百一十八載：「裕以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胡注曰：「詳考上文，詳考上文，未知平等為何人？」查《宋書·王康傳》「平」即指邵平，為溫公所誤削其姓。《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胡三省注曰：「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朱舜水指出：「豈有佩之於腰，而謂之腰扇者？且亦非摺疊，若雲摺疊，凡扇皆然，何煩注釋。」《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陳紀五》載：「齊主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胡注曰：「史言齊主淫刑以逞」，查《北齊書·後主本紀》原文：「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暍」字被司馬光改成了「賜」字，實應是指中暑而死，非賜死。《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胡注稱：「以麻絚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這是對拔河的錯誤見解。《通鑑》卷二百四十二，穆宗長慶二年云：「（二月）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胡註：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據《元和郡縣圖志》卷26義烏縣條，武德七年又改烏傷為義烏，胡注「烏傷縣」應為「義烏縣」之誤。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七有列舉胡注誤處。有學者指出《通鑑》卷二六三開平三年六月胡注「急趨自西門人」為：「按唐長安城十門，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山耳。長安既丘墟之餘，且城大難守，使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此處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