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轰炸
| 锦州轰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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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的一部分 | |||||||
 于本次行动中充当轰炸机的八八式侦察机（非当事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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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国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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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
石原莞尔 平田辰男 花泽友男 | ||||||
| 兵力 | |||||||
| 不详 |
6架侦察机 5架轻型轰炸机 | ||||||
| 伤亡与损失 | |||||||
| 市民死亡23人、重伤26人、轻伤3人 | 无 | ||||||
锦州轰炸（日语：錦州爆撃）是“九一八事变”期间由日本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所发起，对中国东北军和辽宁省政府于锦州据点进行的一次轰炸行动，共造成少量建筑被炸毁，中国平民死伤约50多人。尽管有文献指出日军在轰炸锦州前就曾有过以飞机投掷炸弹和机枪扫射等对中国军民的攻击行动[注 1]，但锦州轰炸通常被认为是日军首次的对华无差别轰炸[3]（也有一说本次为日军首次对城市的空袭[4]）、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有城市遭到空袭[5]，国际舆论也首次集中谴责日军飞机行动[5]，使日本往后在外交上更为孤立，其保证与辩词开始不受列强所信任[6]。
背景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展开武装侵略。随着日军攻陷沈阳，原驻于当地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已无法行使职权。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因此于9月23日通电各部，于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张作相被任命为代理边防军司令，办公地点设于交通大学内[7]。同时，锦州也迅速集结东北军军队，包括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孙德荃的步兵第19旅，加上辽宁省警务处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集结兵力可达3至4万人，此时的锦州已成为东北抗战和对抗日军的中心地[8]。
关东军司令部于9月26日获悉东北政府迁至锦州的消息，认为应“对其进行轰炸，以示威胁”[7]，参谋本部亦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能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7]，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此时还试着维持不扩大方针，关东军则希望造成某些“既定事实”，迫使政府追认其行动。起初因为锦州地处英国投资的北宁铁路沿线，也是山海关的屏障，为国际关注的敏感区域，日军不敢贸然发起大规模行动，关东军仅发起一系列骚扰活动[9]，但10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根据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与参谋板垣征四郎在9月26日的建议，独自决定将在10月8日以两个飞行中队发起对锦州的轰炸[10]，此举并非指望能一次将锦州政权赶走，更大程度上是透过这项行动威吓锦州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同时也试探国际反应，也是之后进攻锦州的前置行动[11]。当天下午，本庄下令驻沈阳东塔机场的独立飞行第10中队着手进行对锦州地区的空中侦查，以确认轰炸目标[10]。
10月6日，独立飞行第10中队对锦州进行了两天的重点侦查，期间独立第8飞行中队增派4架、驻朝鲜的陆军第6联队增派2架八八式侦察机至沈阳协助第10中队，根据空拍照片和地面侦查人员的资料，日军将轰炸目标定为锦州东大营、东北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锦州车站、交通大学和锦州城西小岭子附近的张作相住宅区[10]。10月7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发出轰炸锦州的命令[7]。
轰炸
10月8日，独立飞行第8中队（中队长平田辰男）4架八八式侦察机（被改装为轰炸机）、独立飞行第10中队（中队长花泽友男）的2架八八式侦察机和5架从东北航空队掳获的5架包特兹25轰炸机，以及一架由石原搭乘亲自督战的民航机，分成4个编队，于正午时分自东塔机场起飞，飞行高度1300米，航线为沿着沈阳至营口的线状目标——大辽河，飞至大洼上空后再右转向西，沿着渤海海岸，至小凌河河口的崔屯，再右转经过松山屯[12]。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航线，原因是有利于保密，以达到突然性。大辽河的两岸都是偏僻乡村，即便日军飞机被发现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以电话或电报通知锦州方面，且浑河在当时水位未减，越往下游河就越宽，有利于导航和确认位置[12]。
下午1点40分，航行约240公里后，日军机队飞临锦州上空[12]，接着便对交通大学、车站、天泰合栈、张作相私宅、第28师营地等地投掷75枚25千克炸弹，其中第28师兵营落弹7枚、炮兵营5枚、交通大学10枚，其余者则散落于交通大学附近，如锦州火车站也被炸[13][7]，而东北军也对空射击还击。轰炸结束后，平田率6架侦察机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率5架因为载油量少、航程短的战斗机至营口机场加油，于下午6点飞回东塔机场[14]。
本次行动中方记录共造成在1名俄籍教授、1名中国士兵、14名中国平民死亡，有20多人受伤[7]，另外其他来源有“飞机12架，投弹46颗，炸死工商民众36人”[15]、“投弹80枚，炸死平民23人、重伤20人、轻伤8人”[1]、“市民死亡23人、重伤26人、轻伤3人”等数据[16]。
结果
尽管锦州轰炸造成的破坏不大，但国际反应远比日本政府的预期来得强烈，关东军向东京方面报告时曾陈述过轰炸理由是“因为日机曾飞临锦州上空时被中国军队射击，因此予以‘严惩’”，石原还交待希望“对外宣传时，尽可能说明轰炸的合理性[14]”。同时关东军也透过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致电给“国际联盟”和日本驻美大使，重申轰炸的合理性，但10月10日至12日，英、美、法、义、西等国的驻日大使仍对锦州轰炸事件提出抗议[17]，日本政府认为，这原因可能是欧美列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城市曾造到轰炸的历史记忆[18]。国民政府也由外交部长施肇基于10月8日将此事提交到“国联”[19][14]，会上施肇基重申对日本撤兵的要求，也强烈谴责后者轰炸锦州，而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则依旧将责任推给中方，称因受到中国军队的挑战才行使自卫手段[19]。
在列强中，美国是对锦州轰炸反应最强烈的国家之一。10月10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在内阁会议上首次通报日军轰炸锦州，指出事态严重，同日又致电美国驻日使馆，要求提供详细资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引用关东军的说词回应之，同时强调此事“毫不重要”[17]，而史汀生于11日透过驻日代办递交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国务卿不能理解，轰炸锦州这件事怎么能大事化小，怎么能说无关紧要……日本军用飞机到底有什么权利飞到该城，进行挑衅，投掷炸弹……即使在战争期间，对一个不设防的、未受警告的城市的空袭也是军事行动中的极端行为……国务卿不得不认为，轰炸锦州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20]”史汀生同时也警告日本，由于事态正极其迅速地发展，美国必须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利[20]，之后更破例派遣普伦迪斯·吉尔伯特（Prentiss Gilbert）参加关于中日冲突的“国联”会议（美国并非其会员国），日本则因轰炸锦州空前孤立[21]，在“国联”规范日军撤军的决议中，除日本反对外，其余13国皆投票支持[22]。
尽管“国联”与列强干涉，日本依旧继续推进，1931年12月28日，日军集结4万兵力，再度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予以占领[21]。美国对此再度做出强烈反应，于1932年1月7日由史汀生发出照会，声明对日本改变中国东北现况“不承认”的立场[21]。1932年1月21日，“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于同年10月调查团提出报告，再次谴责日本“以武力轰炸民政机关，已属不合，而轰炸区域之范围，事实上是否一如日人所称，尤不无疑问。[21]”另一方面，由于锦州轰炸引起国际关注，使得规范对非军事化地区空袭的立法议题再度被提上台面，但各国因为既担忧非军事人员的伤亡，又不愿以过多的限制来阻碍本国军事航空的发展，此一矛盾使立法工作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930年代后法西斯主义崛起，更使作战的合法性不受重视，遂不了了之[23][21]。
相关条目
注解
注脚
- ^ 1.0 1.1 张桂芝（2017年），第185页
- ^ 袁成毅（2014年），第90页
- ^ 张桂芝（2017年），第184页
- ^ 前田哲男（2015年），第26页
- ^ 5.0 5.1 前田哲男（1989年），第23页
- ^ 袁成毅（2013年），第100页
- ^ 7.0 7.1 7.2 7.3 7.4 7.5 袁成毅（2014年），第91页
- ^ 赵冬晖（1991年），第166页
- ^ 赵冬晖（1991年），第165-166页
- ^ 10.0 10.1 10.2 王辅（1990年），第98页
- ^ 赵冬晖（1991年），第167页
- ^ 12.0 12.1 12.2 王辅（1990年），第98-99页
- ^ 前田哲男（1989年），第24页
- ^ 14.0 14.1 14.2 王辅（1990年），第99页
- ^ 袁成毅（2013年），第101页
- ^ 赵冬晖（1991年），第168页
- ^ 17.0 17.1 袁成毅（2014年），第92页
- ^ 袁成毅（2013年），第103页
- ^ 19.0 19.1 袁成毅（2014年），第93页
- ^ 20.0 20.1 陶文钊（2010年），第15页
- ^ 21.0 21.1 21.2 21.3 21.4 袁成毅（2014年），第94页
- ^ 陶文钊（2010年），第17页
- ^ 袁成毅（2013年），第106页
参考
- 张桂芝. 锦州日军无差别轰炸的中国第一城. 大连近代史研究. 2017, (0) （中文）.
- 袁成毅. 日军空袭锦州与国际社会反响再探讨. 民国档案. 2013, (4). ISSN 1000-4491 （中文）.
- 袁成毅. 日本陆海军对华航空初战及其影响（1931—1932）. 历史研究. 2014, (3). ISSN 0459-1909 （中文）.
- 赵冬晖. “九·一八”国难史.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ISBN 7-207-02022-8 （中文）.
- 陶文钊.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6卷 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7-07439-2 （中文）.
- 前田哲男. 重庆大轰炸.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 ISBN 7-5616-0417-3 （中文）.
- 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ISBN 7-205-01301-1 （中文）.
- 前田哲男.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29-09406-5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