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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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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国际人权。关于美国画家诺曼·洛克威尔于1943年所创作的画作，请见“言论自由 (油画)”。关于维基百科对“言论自由”的解释，请见“WP: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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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英语：Freedom of speech），一种基本人权，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任何人事前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后来受到政府或他人以行为报复。它通常被理解为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当中包括以任何方式寻找、接收及传播资讯或者思想的实际行为。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1][2][3]。

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过去直至今日都是通过博弈或争取得来的，同时在任何国家通常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是有底线与边界的，特别是破坏性的攻击、粗俗的内容一般不会被社会容忍，例如在报章发表造谣诽谤、中伤、猥亵、威胁伤人、煽动仇恨或者侵犯版权和隐私等言论或者资讯的一系列涉嫌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会被禁止，而表达意见时也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礼仪。[2][3][4]近年来网络成为新介质后取消文化盛行，言论自由各种各样，讨论与发展也更加复杂难懂[5]，不过就原则而言，一般的民主政体基于公益和保护人权，都以宽容开放为基调来设定言论的边界，出现问题时对簿公堂处理。而在一些可能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政权，假借同样的名义，声称言论自由却出现限制程度极高或是不公平，或是利用言论自由攻击别人，这些都逾越了人权法案的红线。如何分辨真与假言论自由，具体的区别可以观察言论是否是伤害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争议时是否有刑事公权力的介入、审查动机是否普遍、触法的解释权如何定义等等，举例而言，在法律上要求明确何为所谓的例外情况做提告事由、是否以公约普遍认知为基准等等进行判断[6][7]。

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等为例，被公认为明言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确认言论自由的基石的重要性的著名文件，另一方面亦显示出了其脆弱需受保障的面向[1][8]。《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人权法》中亦确认言论自由为一项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指“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第19条亦指出，这些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行使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响。[9][10][11]

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定义。

《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九条指：[1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指：[9]

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国际人权法的公认。这项权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9条、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0条、美洲人权公约的第13条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第9条中得到体现。[13]

历史

言论自由的概念最早可以回推于公元前5至6世纪的雅典式民主思想。[14][15]

对言论自由的明确保护，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人权文件。[16]英国的1689年权利法令赋予议会辩论和法庭诉讼的言论自由；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肯定言论自由作为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17]《宣言》的第11条指：

在该宣言发表的一个月后，美国国会提交审议《权利法案》，并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19][20]《权利法案》中的“第一修正案”保护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并禁止政府制定任何阻碍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干涉或禁止人民向政府和平表达诉求的自由的法律。[21]

言论自由与不同政见

《论出版自由》1644年版第一页

出版自由及印刷品审查制度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著作只能透过非常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的人手过程复制。由于没有严格审查和控制书吏的系统，他们的作品很少引起广泛争议。1450年印刷机出现之后，宗教权威所认为的异端邪说得以传播，罗马天主教会提出了审查制度。[22]新的印刷术能准确地印制文字作品，使思想和资讯流通更加迅速和广泛。[23]1501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一条针对无牌印刷书籍的法案，并在1559年首次发出禁书目录。[22]罗马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主要是为了控制民众思想和意见，打压违背教会教义和意见的观点，其中包括禁止或审查笛卡尔、焦尔达诺·布鲁诺、伽利略、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丹尼尔·笛福、让-雅克·卢梭及伏尔泰等人的著作。[24]因为印刷业使圣经和政府的信息得以流通，教会和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支持印刷业，但与此同时，不同意见和批评教会和政府的作品也可以迅速流通传播。因此，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的印刷者，当局要求他们得到官方授权才可生产和交易书本。[23]

在1564年威尼斯出版的禁书目录的封面

随着新闻媒体和印刷的发展，应该允许表达异见或颠覆性的意见，而不受到惩罚或法律制裁的概念也随之兴起。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出版一本反对审查制度的短论《论出版自由》，以回应议会重新引入对印刷者的发牌制度。[25]教廷当局此前曾拒绝对弥尔顿的一篇关于离婚权利的著作发出出版许可证，而《论出版自由》则在没有许可下发行。[26]弥尔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表达自由和容忍的谬误呼吁：[25]

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辩护是基于一个新教的世界观。他认为宗教改革是英格兰人的使命，将带给所有人启蒙。他亦反对以定义“有害言论”及划定言论自由的范围来限制个人言论，并支持对不同观点意见更大的寛容。[25]

出版自由、政府及宗教

随着印刷传播的“威胁”，政府建立了中央控制的机制。[27]法国君主打压出版，使语言学家艾蒂安·多雷在1546年被处以火刑。1557年，英格兰玛丽一世女王下令成立英国出版同业工会，只有工会成员才能出版书籍，以此来遏止违反宗教教义或持不同政治立场作品的发行。印刷的权利仅限于两所大学和伦敦市的21个印刷者，总共53部印刷机。在法国，由于与当局对抗，约800个作家、印刷者和书商被关押在巴黎的巴士底狱，直至1789年监狱被民众占领。[27]

英国思想家在言论自由权利的早期讨论中走在前列，例如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洛克（1632–1704）。洛克提出以个体为价值和所拥有生存，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单位，但他不支持普世宽容和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些群体，如无神论者，不应该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否定上帝的存在会破坏社会秩序和领导。[28][29]

17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皮埃尔·培尔发展比早期英国哲学家更宽容和普遍的言论自由思想。[30]到了18世纪，言论自由的讨论遍布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国哲学家如德尼·狄德罗、保尔·霍尔巴赫、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等更为活跃。[31]言论自由的思想开始被纳入政治理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言论自由的法令由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于1770年12月4日摄政期间的丹麦-挪威发布。[32]然而，十个月后施特林泽在这项法案中加入一些限制。在他倒台后，1773年推出的法令加入了进一步限制，但没有重新出现审查系统。[33]

言论自由的保护包括对不同政见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如果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科学、法律及政治上的进步。密尔在1859年发表《论自由》一书，该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经典。[25]密尔认为，真理驱逐谎言，因此无论自由表达对或错的意见，都不应该害怕；真理不是恒定或固定的，而会随时间转变。密尔还指出，很多我们曾经相信是正确的事已变成错误的事情，因此意见不应该因明显的错误而禁止。密尔亦认为，自由讨论是必需的，以防止被“既定意见的沈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制服；讨论能带动起真相，从思考错误的意见重新确认真实的观点。[34][35]

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自己所著的伏尔泰传记中以“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来阐释伏尔泰的信念。[36]这句话虽然不是伏尔泰本人所述，但经常被人引用来描述言论自由的原则。[37]在20世纪，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么你也应该相信那些你不喜欢的意见应享有自由。希特勒和戈培尔也支持言论自由，不过只限于那些他所喜欢的言论，斯大林也一样。你支持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你支持那些你所憎恶的言论享有自由。”[38][39][40]

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言论自由的概念与政治争论和民主密切相关。在民主国家，政府一般对大部分文字和言论都不加控制。因此，民主国家往往出现对议题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和意见的多种声音。民主制度的完善依赖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公民，国家允许他们掌握信息，使他们能最充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批评不明智或专制的政府官员或政策。 [41]民主制度有赖于人们能够最广泛地接触到未经审查的观念、观点和事实信息。

通过举行集会向外界表明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

支持言论自由和民主之间联系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英语：Alexander Meiklejohn）。他认为，民主的概念就是人民的自治。对于民主制度的运作，选民的知情是必需的，而为了使选民有适当的知识和资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必须没有任何限制。米克尔约翰指出，如果当权者能透过隐瞒信息和扼杀批评意见来操纵选民，民主的根本理想将不再真实。[42]

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治理指标（英语：en: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计划表明，言论自由和随之带来的问责制对一个国家的管治水准有显著的影响。[43]

言论自由的限制

美国极端宗派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成员由于经常发表仇恨言论，已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及英国。[44]

根据自由论坛组织（英语：Freedom Forum Organization），法律制度和社会大众也会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局限，特别是当言论自由与其他价值或权利冲突时。[45]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不能被用作发表暴力、诽谤、侮辱或淫秽言行的理由。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在面临高度威胁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禁止可能会激起暴力、损害他人名誉或鼓动淫荡行为的言论。[41]一些国家禁止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的言论。可以按照“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例如禁止发放色情或煽动仇恨的言论及信息。限制言论自由可通过法律制裁或社会的反对，或两者兼有。[46]而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是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公开表达意见也不会被完全压制。[47][48]

在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The Two Level Theory），以决定哪些言论受法律保护。[49][50]这理论认为“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或挑衅性言论，并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见之表达，而无任何社会价值，即使可能为社会带来利益，其利益也明显小于限制这些言论所欲维持之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51][52]此外，行政中立与发言人制度，也常被视为必要的限制言论自由；不过要注意的是，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或仇恨言论等，可能会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像例如在其他国家会被视为仇恨言论而受到惩处的言论，在美国被认为是受言论自由保障的言论，美国法律也没有“仇恨言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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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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