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托拉查人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托拉查族
传统婚礼中的托拉查人少女
总人口
110万人[1]
分布地区
 印度尼西亚
南苏拉威西省
语言
托拉查语，包括卡伦潘（Kalumpang）、马马萨（Mamasa）、塔耶（Tae'）、塔隆多（Talondo'）、托阿拉（Toala'）和托拉参-萨丹（Torajan-Sa'dan）等分支
宗教信仰
基督新教：65.15%
天主教：16.97%
伊斯兰教：5.99%
托拉查族系特有印度教（祖先之道（日语：アルクトドロ教））：5.99%[1]
相关族群
布吉人、望加锡人[2]

托拉查人（Toraja），是居住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山区的原生少数民族，其语言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总人口大约110万，其中45万人居住于塔纳托拉查县（塔纳托拉查原文Tana Toraja，意为“托拉查之地”）。[1]现今大多数的托拉查人信仰基督教，而伊斯兰教与传统泛灵信仰的“道”（Aluk）依然存在。印尼政府已经将此种在地特殊的泛灵信仰认证为“祖先之道”（Aluk To Dolo）[3]。

托拉查（Toraja）这个名称，源自邻近布吉人的布吉语词汇“riaja”，意为“高地上的人”。而荷兰殖民政府在1909年正式命名该族为“Toraja”。[4]托拉查人以盛大的葬礼、色彩斑斓的木雕艺术闻名于世，凿石壁作为埋葬地点和拥有巨型木制尖屋顶的“东阁南（英语：Tongkonan）”（船形传统家屋）也是引以为豪的民族特色。尤其是托拉查式的丧葬仪式已然形成社会活动，往往延续好几天、几百人观礼，其独特的生命观和重视死亡近年来引起人类学、民族学者和观光业者高度兴趣。

十九世纪以前，托拉查人生活在自治的村落单位、普遍相信万物有灵并相对与世隔绝。二十世纪前后，荷兰传教士将住在高地的托拉查人列为优先传教对象、基督教开始影响当地文化；而1970年代的印尼政府更将此地定位成国家观光业的重心，从此托拉查人成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5]一直到了1990年代，托拉查已然从传统的农业小型聚落型态，而且一切社会生活和习俗由“祖先之道”决定，转变为基督教大型社会。[6]而到了今天，因为观光业和离乡背井从事林矿工业的家人带来的外汇，托拉查人在印尼地位显著提升，其民族尊严与自信心大增。[7]作为殖民地历史的热带栽培业遗留，其咖啡品牌在日本也广为人知。

民族概况

民族分布与身份认同

托拉查村落，同时为一个扩展家庭
这里每块巨型独石都纪念一个特定的死者，但因为这群站立的巨石既无雕刻也没有留下符号、原本纪念的人可能很快被淡忘。背景中山脚下的建筑物被竖立成歇脚亭，最初用于丧葬的庆典，最近可能被再度使用、拆卸和在附近重建、保存作为观光之用或留下等待风化，一切取决于当地的状况。

托拉查人主要分布于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部，近年来因国家发展政策而吸引部分年轻人外出至爪哇、苏门答腊与婆罗洲等地从事采矿、伐木或基础技术工业。但其实在20世纪前、荷兰殖民与基督教文化传入前，生活在高地的托拉查人并无明显概念区分“民族”、以不同村落为认定异己的标准。即使复杂、近似的仪式无形中连结彼此的村落，他们在方言、社会分层以及一系列仪式的实行方式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托拉查”（Toraja）的称呼首次出现于苏拉威西海岸语言，其中“to”代表“人”；“riaja”代表“高地”之意，是岛上低地民族用以表示这群居住在高地的人们。[4]因此“托拉查”最初更常被外地的布吉人和望加锡人使用，而非本民族称呼。自从荷兰传教士进入高地激发托拉查人的民族意识，更在印尼设立行政区划（塔纳托拉查县）后，因观光业发展而彼此共享托拉查这个身份、共同争取权利。[5]

至今南苏拉威西省分为四大族群：布吉人（主体民族，大多从事造船业或船员）、望加锡人（低地民族，大多为贸易商或船员）、曼达瑞斯人（英语：Mandarese people）（西苏拉威西海岸民族，大多为贸易商与渔夫）和托拉查人（高地上的种稻者）。[8]

人口

托拉查人的总人口大致为100万人，居于主要聚居地塔纳托拉查县者约有45万人。

语言

托拉查人的主要语言为托拉查语（Sa'dan Toraja）、是南苏拉威西塔纳托拉查地区的主要使用语言。虽然托拉查人方便沟通而大多使用印尼的官方语言印尼语，但所有小学依然教授托拉查语。

托拉查语的语言变体（方言）包含卡伦潘（Kalumpang）、马马萨（Mamasa）、塔耶（Tae'）、塔隆多（Talondo'）、托阿拉（Toala'）和托拉参-萨丹（Torajan-Sa'dan），属于南岛语系中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9]

原本因塔纳托拉查孤立的地形与自然环境，在正式设立行政划分前的托拉查语存在更多方言变化；但荷兰殖民政权进入当地后，语言受移民政策影响而与其他语言(印尼语、荷兰语或邻近民族语言等)融合、甚至直至今日移民仍是托拉查语语言变化的主因。[8]

托拉查语言分支
分支 ISO 639-3 人口（年份） 方言
卡伦潘 kli 12,000 (1991) 卡拉陶恩（Karataun）、马布雷（Mablei）、曼吉（Mangki） (E'da)、波尼豪（Bone Hau）
马马萨 mqj 100,000 (1991) 北马马萨、中马马萨、帕塔耶（Pattae'）
塔耶 rob 250,000 (1992) 隆功（Rongkong）、东北鲁乌（Northeast Luwu）、南鲁乌（South Luwu）、布阿（Bua）
塔隆多 tln 500 (1986)
托阿拉 tlz 30,000 (1983) 托阿拉、帕里里（Palili'）
托拉参-萨丹 sda 500,000 (1990) 马卡勒（Makale）、南特帕（Rantepao）、托拉查巴拉特（Toraja Barat）
Source: Gordon (2005).[9]

托拉查语中较显著的属性在于悲痛的概念。在托拉查文化中，死亡仪式的重要性让他们思考如何对亡去的亲人表达忧伤与哀悼之意、语言便细分丧葬中情感程度的不同。[10] 托拉查语包含许多专有名词以定义哀伤、思念、抑郁不安和精神上的苦痛，透过清楚表达身心灵失去挚爱的冲击，可以减轻悲伤带来的痛苦。

地理环境

苏拉威西岛地图

托拉查人主要分布于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部山区，位于南苏拉威西省中较远离首府望加锡的山麓地带、较原始的自然人文环境造就近年来发达的观光业。

历史

手持长矛、盾的托拉查战士

托拉查人拥有历史记载，起始于地理大发现。17世纪荷兰创立荷属东印度，以现今印尼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为首府。身为西方重商主义下海外代理人的殖民总督府一方面为了赚取经济利润向邻近岛屿寻求香料、热带作物等用以贸易的自然资源，一方面派遣传教士用“教化”的政治手段控制各地原住民。

然而因托拉查人居于苏拉威西岛的中央山区浅丘地带，交通不便与农业条件不佳而在17~19世纪时被荷兰当局视为化外之地、仍没有受到殖民文化影响。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苏拉威西岛平地发生布吉人与望加锡人的伊斯兰教扩张行动，荷属东印度打算用基督教力量反制、山区未受政治势力入侵的托拉查人自然成为传教的重要据点。1920年代，随着荷兰改革派教会展开军事行动，巴达维亚殖民政府到部落废除奴隶并开始强制向托拉查人征收地方税。（在现今印尼地区自从公元前二世纪出现奴隶制国家——叶调到20世纪各地仍有奴隶制度存在）[11]骚乱平息后，Sa'dan地区被划区治理、官方行政区称作塔纳托拉查县。

行政权宣示争议

南苏拉威西接受伊斯兰信仰的鲁乌王国宣称塔纳托拉查为该区域的第一个领地；[12]而荷兰殖民政府则在1946年将塔纳托拉查定为“摄政”（荷兰文：regentschap，一种行政单位）。印尼独立后，塔纳托拉查在1957年被正式认定为印尼二级行政区。

荷兰殖民政治

荷兰传教士进入当地后，早期面临托拉查人强烈反抗。尤其是托拉查贵族阶级激烈反弹，因为荷兰殖民政府废除他们赖以维生的奴隶贸易。[13]同时荷属东印度为了方便控制，强迫托拉查人迁移至邻近荷兰人完全管理的低地地带。随着地方税的节节高涨，殖民政府更将贵族的财富逐渐削弱。但即使如此，直至印尼独立、结束荷兰统治，殖民的影响力依然未能征服托拉查的传统文化。[14]例如1950年的调查中，托拉查仅10%人口改信基督教。[13]

伊斯兰势力入侵

1930年代，南苏拉威西平地的穆斯林战士开始袭击托拉查人。因此托拉查人大量改宗基督教、企图与荷兰结盟以寻求政治庇护，部落间形成反对布吉人和望加锡人穆斯林势力的共识。1951到1965年间、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结束不久，达洛伊斯兰（英语：Darul Islam (Indonesia)）（伊斯兰之家）发动苏拉威西伊斯兰国分离主义运动，长达15年的游击战更让许多托拉查人成为基督徒。[15]

印尼统治后

托拉查人划归印尼管理后，并未获得合理的权利保障。例如1965年印尼政令宣布，全国只能信仰5大法定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16]然而，托拉查的传统信仰“道”并没有列入，因此托拉查人响起一片反对声浪。他们积极与政府协商、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道”划归为巴厘岛印度教的分支。[11]

家庭与社会

家庭

托拉查人的家庭除了是社会认知上的初级团体，更属于政治群体的基本单位。每个村落都是一个扩展家庭，传统长屋“东阁南”（Tongkonan）便是居民的活动中心。而东阁南都拥有其专属名称，村落便以此为名。 托拉查人通常采行外婚制，借由家族间的亲属关系维持村落的凝聚力。托拉查人通过与四等亲以外的远亲通婚，逐渐扩展亲属范围与村落势力。托拉查人通常禁止近亲通婚（三等亲内），除了贵族阶级为了保障自身财产不外流而行内婚制。[17] 而且托拉查人的亲属关系具有互惠性，同个扩展家庭成员间会协助农耕、共同分担水牛祭典的工作甚至帮忙还清债务。

托拉查人是印尼唯一的双边继嗣社会，每个人同时属于父系与母系的家庭成员。[18]因此孩子继承父母双边家庭的土地、财产与债务，命名基础也建立在亲属关系、通常沿用死去亲人的名字。亲属称谓原则通常为夏威夷型（辈分型），意即叔叔、阿姨和堂表兄弟姊妹被归类于爸爸、妈妈和兄弟姊妹的称呼。

在塔纳托拉查正式划区治理前，基本上每个托拉查村落独立自主。如果遇到一个家族（村落）无法处理的复杂情况，好几个村落会形成一个群体，有时甚至联合抵制其他村落。家族间的关系体现在血缘、婚姻和居处在同一家屋（东阁南），具体可见于水牛与猪的交换仪式。此交易场合不仅建立家族间的政治、文化联盟，托拉查人更借此定义每个成员在统治集团的地位。例如包裹尸体、准备供品的负责人，各成员所列席次、使用的餐盘，甚至分肉时规范特定阶级才可食用的部位。[19]

传统家屋

托拉查村落中的三幢东阁南

东阁南（Tongkonan）是托拉查传统式祖传家屋，名称来自托拉查语“tongkon”（坐下、座落之意）。建筑整体以木柱堆叠、屋顶用分层式竹架逐一塑造出连绵的弯曲拱形，并且在房屋外墙雕刻红、黑、黄色的细致木雕。

东阁南同时为托拉查人的社交生活中心，所有相关仪式都是祖灵信仰中的重要表征。东阁南的建造工作耗力费时且经常需要扩展家庭的全体协助，因此所有家庭成员强制参与。除此之外东阁南更代表托拉查人精神文化，其象征祖先、当代人甚至未来的亲属等所有家族成员的生命联系。[7][19]

根据托拉查神话传说，第一个东阁南建立于天界的四大支柱上、屋顶由印度传来的布匹制成。当托拉查人的始祖降下凡间，便模仿此屋建造家园并举办盛大祭典。[20]

东阁南按规模分为三种型式：拉育克（layuk）东阁南是最高掌权者的住处、被用作政府的权力核心；佩坎伯兰（pekamberan）东阁南为家族成员中拥有在地传统权威的势力者栖身之处；一般的家庭成员则大多居住于巴图（batu）东阁南。然而原本被贵族垄断资源、具有独享性的东阁南建造模式正逐渐式微。因为近年来平民在印尼其他地区找到有利可图的工作，并透过汇钱返乡使他们的家族成员能够造出更大规模的东阁南。

社会阶级

三个穿戴传统战士装束的托拉查长者与荷兰救世军军官合影，摄于1930年。

早期托拉查社会中，家庭关系与社会阶级密不可分。托拉查人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中产阶级）和奴隶（19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废除奴隶制），阶级继承自母方、存在不可“下娶”低阶级女性为妻的禁忌。另一方面，男性却可借由与较高阶级女性结为连理、使后代跻身上流阶级。由于家族名望，至今贵族仍存在“屈尊”与平民交流的高傲态度。[6]

托拉查人相信贵族是天界子民的嫡传后裔，居住在东阁南；相对地平民居于较简朴的房舍-竹棚搭建而成的巴努阿（banua）；奴隶则栖身于更小且简陋的屋子、围绕在拥有主的东阁南周边。[21]平民的婚姻对象可能为各阶级人们，贵族则习惯实行内婚制、藉纯血统亲属维持社会地位，但有时会与布吉人、望加锡人的贵族阶级通婚。此外，平民和奴隶被限制拥有死亡盛宴(类似丧礼或忌日办桌)。尽管托拉查社会奉行亲疏关系和地位世袭，仍有部分社会流动发生。[17]因为个人地位可借由婚姻或财富累积而产生变化，而托拉查人的财产往往取决于水牛的所有权多寡。

而托拉查社会中的奴隶则是贵族的家族财产，有时由于欠下债务、须以劳力抵押还清，部分托拉查人决定成为奴隶。奴隶除了农耕等日常杂事，还会用于战争且奴隶贸易相当普遍。虽然奴隶可以买回自由，但后代仍得继承奴隶地位。奴隶禁止穿戴青铜或黄金器物、雕刻家屋和使用与主人相同的餐具、享用同样的菜肴，若与自由人女性发生性行为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宗教、信仰与习俗

宗教

一个托拉查祭司(摄于托拉查死亡盛宴中)

托拉查的原生信仰系统是多神泛灵论“道”（aluk）。传说中，托拉查人的始祖从天界行走阶梯降下凡间，因此阶梯也被用作与创世神普安·马吐阿（Puang Matua）沟通的媒介。[22]aluk的宇宙观将世界分为上界（天界）、人间界（现世）和下界。[13]起初天界与现世能够通婚，但经历黑暗期的分隔、最后回归光明。动物生活在被描绘成用柱子与其他次元隔离的矩形空间-下界、地面的现世居住着人类，天界则座落于柱子上方、天空覆盖着鞍形屋顶。除了创世神，托拉查神祇还包含掌管现世之神（Pong Banggai di Rante）、引发地震之神（Indo' Ongon-Ongon）、死神（Pong Lalondong） 和医药之神（Pong Lalondong）等，呈现多元面貌。[23]

现世的权威被称为米纳（minaa），即传统信仰“道”的祭司，其言行可以穿越生死、掌管农业和丧礼。“道”不只是单纯的信仰系统，更为法律、宗教、风俗习惯的集合体。“道”掌管社会生活、农业方面的习俗和祖传仪式，实行细节可能随村落而有所异同。其中一条较为普遍的法则规定死亡仪式与生命祭仪应该被分开举行，因为托拉查人相信:如果死亡仪式与生命祭仪联合进行可能发生尸体毁坏等不祥征兆。[24]不过两者地位同等重要。在荷兰传教士进驻时期，托拉查人被禁止举办生命祭仪，但允许进行死亡仪式。[14]因此今日死亡仪式依然举行，但生命祭仪已逐渐式微。

丧葬仪式

一个石雕的埋葬地，Tau tau (死者雕像) 被放置于洞窟、俯瞰洞外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托拉查社会中，丧葬仪式向来为最精心准备、所费不赀的大事。通常死者愈富有、生前权力愈大，丧葬仪式的花费愈多。在“道”信仰中，仅贵族拥有举行大规模死亡盛宴的资格。[25]贵族的死亡盛宴往往有数千人参加、持续好几天。仪式地点-rante通常在广大的青草田野间，有观众的遮荫处、米仓和其他为死者家属准备的祭仪设施。吹奏乐、丧礼吟诵词和诗歌、哭泣与呜咽都是托拉查人传统葬礼上的悲伤表现，但是幼童与贫穷、低社会地位的成年人无法获得此等待遇。[10]

此种葬礼通常被延后至死者往生后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举办，如此一来家属便有足够时间筹措资金以负担巨额费用。[26]托拉查人传统上认为死亡并非突然的意外事件，而是迈向Puya(灵魂净土、来世)的中介过程。在等待葬礼期间，死去的身体会用布匹层层捆绑、贮藏在东阁南底下。据说死后魂魄会徘徊在村落周围直到丧葬仪式圆满完成、正式踏上通往普亚（Puya）的旅途。[27]

某个埋葬地一景

仪式过程中的另一重点便是屠宰水牛，死亡盛宴中被屠宰的水牛数量意味着死者生前的权力大小。水牛的畜体(包含头)在田野间被一一整队、等待处于“睡眠阶段”的主人，因为托拉查人相信死者需要水牛担任引路者，并且若拥有愈多水牛将更快抵达Puya。用开山刀屠宰成千上万的牛、猪是死亡盛宴中的高潮，搭配音乐、舞蹈同时有小孩用长竹管盛接喷射而出的血。部分被屠宰好的牲畜被宾客当作礼金并会详实记录，原因在于这些“礼品”将被视为死者家属的债务。[28] 此外，斗鸡(bulangan londong)活动也是仪式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伴随着猪与牛的牺牲，斗鸡被视为神圣的活动由于其含有洒血于地面的象征意涵。尤其传统上斗鸡需要至少三只鸡的牺牲才算圆满结束。然而，一般而言仪式前后总共至少25对鸡被准备拿来较劲。[29]

三位身着传统服饰的托拉查长者正参与苏醒仪式(摄于2014年3月)

托拉查人通常分为三种埋葬方式:棺木可能放置于洞窟、雕刻的石制墓穴或采用悬棺（又称崖墓），当中包含所有往生者可能在来世用到的物品。有钱人通常埋葬在悬崖峭壁间的凿壁石制墓穴，此种墓穴所费不赀且往往耗费数月才得以建成。在某些地区，可能会发现足够容纳整个家族成员的石窟，一种木雕肖像-Tau tau（英语：Tau tau）常被放置于洞窟外侧可俯视土地之处。[30]婴儿或小孩的棺木可能用绳子悬挂在崖面或树上，大多持续数年直到绳子腐烂、棺木坠落地面。

白牛祭祀

兰特包附近的白化水牛，被视为圣物

托拉查人认为白牛为神圣象征，并可以指引前往Puya的来世之路。尤其在重视的死亡仪式中往往有宰杀白牛祭拜祖灵的习俗，如果死者家属无力准备白牛，尸体将放置洞穴中等待准备完成。

特殊丧葬仪式

托拉查人村落间有一种特殊仪式称作马聂聂（Ma'Nene），通常在每年八月举行。原则上家中长者过世、举行葬礼后每三年，家属会将棺木打开、帮死者换一套新衣，并与死者合照留念（更原始社会不确定是否存在其他纪念方式）。此仪式的背后意义在于其认为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前往普亚（Puya）的过程，透过取出尸体、更换新的裹尸布、衣物并清除亡者身上尘土和污垢，表达对亡者思念与尊敬。尽管死者如同干尸、弥漫尸臭，在世的亲人仍会与亡者尸体合照。开棺仪式进行时、家族亲戚们齐聚，怀着崇敬欣赏祭典、缅怀祖先生前对家族的奉献；甚至有些贵族会游街示众，表达对长者声望的宣示与尊敬。往往死后愈久仍维持仪式进行，更彰显此往生者在家族、社会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仪式中的尸体甚至已过世百年。

艺术

木雕

托拉查人往往透过特有木雕帕苏拉（Pa'ssura）表达社会现象或宗教概念，因此木雕作品成为托拉查人的文化表征。

每个木雕通常拥有各自的名字，主题往往取自动植物以象征托拉查人的道德观。例如水生动植物的螃蟹、蝌蚪和水草经常象征繁殖、土地丰饶。某些地区的贵族长老宣称木雕上的花纹象征贵族的力量，但并非普遍说法。其实雕刻的中心思想和主题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争议[7]，观光业的发展更使得统一的解释复杂化、因为通常单一的解读方式是为了迎合观光客需求。[7]有些木雕刻划代表财富的水牛，象征期待家庭六畜兴旺、财源广进；还有绳结与箱子代表期望子孙和睦快乐地生活，如同货品被安全放置于箱子；有种水生动物的木雕更显示人们需要像其活动于地面与水中一样快速、辛勤的工作，同时象征若想求得美好的成果，需要具备某些专业技能。

规律与整齐一致的抽象、几何图形向来是托拉查人传统木雕的特色，自然更常被运用在饰品样式的基础题材、因为环境周遭充满几何与抽象的概念。[31]托拉查人的饰物已经被民族数学试图分析其精确结构，不过托拉查人本身实行这项艺术时仅使用近似值为基础[31]、创造饰品时往往使用竹枝做出几何图形。

托拉查式木雕的基本图样
pa'tedong
(水牛)
pa'barre allo
(太阳与散发的光芒)
pa're'po' sanguba
(独舞)
ne'limbongan
(传说中的设计家)
转译自[32]

歌舞

托拉查丧葬中的传统歌舞。

托拉查人通常在重要场合表演歌舞，其中大多在精心准备的丧葬典礼中。他们往往用跳舞表达哀伤、荣耀和为死者欢呼，因为他们即将踏上迈向来世的漫长道路。起初一群人围成一圈、整晚吟唱一段单调的曲调以赞颂死者，这个仪式称为Ma'badong。[8][28]此段仪式被许多托拉查人视为整段丧葬典礼中最重要的部分。[10]丧葬的第二天会表演一种称为马兰丁（Ma'randing）的战士舞，用来赞美死者生前的勇气，主要是几名男子配戴刀剑、水牛皮制成的大盾、水牛角头盔和其他各式饰物表演舞蹈，他们通常行进在将尸体从米仓运往丧葬典礼现场“兰特”（rante）的行伍前面。在丧葬过程中，女性长者通常会吟唱诗歌、穿戴长羽毛服饰，表演一种称为“马卡提阿”（Ma'katia）的舞蹈；名为“马阿卡提阿”（Ma'akatia）的舞蹈则被用来唤起观众对于死者的慷慨和忠诚。在血腥的猪牛屠宰仪式后，一群童男童女会鼓掌并同时表演一种名为“马东丹”（Ma'dondan）的激励舞蹈。

身处农业社会的托拉查人，收获时也会表演歌舞。“马布吉”（Ma'bugi）舞蹈用来庆祝感恩节；“马甘丹吉”（Ma'gandangi）的舞蹈则在托拉查人捶稻谷时表演。[33]另外还有几种战舞：“曼宁蹦”（Manimbong）为男性表演、“马丹丹”（Ma'dandan）则为女性所跳。整体而言，传统宗教“道”掌管托拉查人何时表演与如何跳舞。例如一种称为“马布阿”（Ma'bua）的舞蹈每十二年仅能表演一次，主要是戴着水牛头的祭司在重要祭典上围绕圣树跳舞。

托拉查人的传统乐器为一种名为“帕苏林”（Pa'suling）的竹笛（suling（英语：suling）为印尼语“笛子”之意）。这种六孔笛并非托拉查特有、通常为许多舞蹈伴奏，例如“马朋登杉”（Ma'bondensan）的感恩节舞蹈便是一群打赤膊的男子用修长的手指甲边跳舞边吹笛伴奏。托拉查人仍有本地乐器，像是棕榈叶制成的“帕培列”（Pa'pelle）和又称托拉查式口簧琴的“帕卡罗姆比”（Pa'karombi）。其中帕培列通常在收获祭或新屋落成典礼时演奏。[34]

经济与生活

托拉查男子正在田野间工作。

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政策（英语：New Order (Indonesia)）之前，托拉查人的经济活动植基于农业。他们主要在山坡地用梯田种植驯化水稻为粮食，以木薯和玉米为经济作物；他们会另外投注许多时间与能量在饲养水牛、猪和鸡，用于祭典时的牺牲或平时消费。[15]咖啡是第一个在托拉查生产的现金作物、传入于十九世纪中期，因此改变托拉查从在地产销迈向外销式商品经济，更由于其优良品质而广受国际市场赞誉。[35]

但1965年苏哈托的新秩序带来商业改革，印尼经济发展并开放外商投资。在托拉查地区则是日商公司Key Coffee广为种植咖啡与设立工厂，托拉查则做为咖啡特殊生产部门、在国际享有优良品质的美名。[36]1970、1980年代，跨国矿产石油公司开启印尼新的产业活动。托拉查人(尤其是青年)到处移民至各岛为外商工作:到加里曼丹伐木和开采石油、在巴布亚省采矿，前往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的都市地区谋生、甚至远至马来西亚。托拉查人的人口迁徙到了1985年渐趋稳定且依然持续，[11]至今外移亲人寄回的汇款在当代托拉查经济上仍扮演重要角色。[37]

托拉查人的观光业起步于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则为加速期。1984至1997年期间，很多托拉查人从观光业取得可观收入，有的投身劳工、有些拥有自己的别墅，担任旅游向导、司机或贩售纪念品。随着1990年代晚期印尼政经不稳、加上苏拉威西其他地区的宗教冲突，托拉查的观光业急转直下。如今托拉查继续以印尼最早咖啡的名号闻名于世、主要由小农和农林庄园种植，但移民、外汇和非农耕收入依然对大多家户而言相对重要，甚至在农村地区也是如此。[37]

现况

一个位于高耸石崖上的托拉查祖坟，为托拉查热门观光景点之一。

1970年代以前，托拉查几乎不为西方人所知。1971年大约有50名欧洲人造访托拉查；1972年至少四百名访客参与托拉查最高地位贵族，又称“最后一个拥有纯血统的托拉查贵族”桑加拉的普安（Puang of Sangalla）的传统丧礼，此事件被国家地理学会撰文报导且流传数个欧洲国家。[11]在1976年有大约12,000名游客造访塔纳托拉查，而1981年托拉查雕塑甚至在北美大型博物馆展览，[38]陈列柜告示牌上写着:“塔纳托拉查——天界王者的土地”、以此公诸于世。

到了1984年，印尼观光局宣称塔纳托拉查县为南苏拉威西省的“当家花旦”、塔纳托拉查被宣布为“继峇厘岛后第二个休憩圣地”，[6]托拉查的观光业因此扶摇直上。直到1985年为止，有总数150,000名外国人造访此地区、另外有80,000位国内游客，[5]1989年外国游客数的年度纪录甚至上看40,000名。[11]纪念品摊贩开始出现在托拉查文化中心“兰特皮欧”（Rantepao），观光胜地的道路壅塞；新旅馆与旅游导向的餐厅雨后春笋般开幕，一座当地小型机场甚至在1981年启用。[19]

观光业的发展者已然将托拉查定位为异地探险的好去处、具有丰富文化与远离尘嚣之地。西方的观光客期望看到宛如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村落和异教丧葬，托拉查对于游客来说是相较峇厘岛而言更原始、未受人为影响的乐土。然而，他们更可能看到戴着有边帽子、粗棉布并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托拉查人。[11]游客们感受到东阁南和其他托拉查传统仪式已被当地人预想为图利工具，因而抱怨旅游目的地过度商业化。这因此造成托拉查人与被视为外人的观光业发展者之间发生数度冲突。[5]

一场托拉查当地领导人与南苏拉威西省政府（代表观光业发展者立场）的激烈冲突终于在1985年一触即发。原因在于政府指定18个托拉查村落与埋葬地为惯例上的观光景点。因此“区划限制”在这些地区被实施，也就是托拉查人被限制修建东阁南和埋葬地。此计划被托拉查当地领导者反对，因为他们感到本应自己决定的仪式和传统竟然沦为外人之手。因此1987年，托拉查村落凯特凯苏（Kété Kesú）和其他数个被认定为观光景点之处停止对外开放。但此行动只持续短短几天，因为他们发现如果缺少纪念品等相关收入将难以生存。[5]

观光业已经在托拉查形成社会演化的现象。起初存在一种允许平民迎娶贵族（puang）以让后代跻身贵族阶级的仪式，但之后托拉查社会的图像被低阶级的向导借机创造，已逐渐侵蚀其传统严格的阶级制度。[6]一旦如此，高地位便从此不在托拉查社会中被尊重。很多低阶级的人便可借由前往外地工作、赚取积蓄与贵族女子结婚而宣布自己与其后代子孙晋升贵族阶级。

然而近年来托拉查观光业出现一丝曙光:至少25组来自20国的自行车队在2012年初参加“环托拉查自行车赛”（Tour de Toraja）。在这自行车界一大盛事的推波助澜下，主要大为促进托拉查地区的观光发展。[39]

相关条目

参考文献

  1. ^ 1.0 1.1 1.2 Tana Toraja official website. [2006-10-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年5月29日） （印度尼西亚语）. 
  2. ^ 布吉人和望加锡人居住在托拉查周围的沿海地带。事实上，“托拉查”这个名称来自他们语言中用来称呼“住在山上的人”。
  3. ^ トラジャ族（情報誌『デス・ウオッチング』1988年9月）. 葬祭大辞典. [2008年1月1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5日） （日语）. 
  4. ^ 4.0 4.1 Nooy-Palm, Hetty. Introduction to the Sa'dan People and their Country. Archipel. 1975, 15: 163–192. 
  5. ^ 5.0 5.1 5.2 5.3 5.4 Adams, Kathleen M.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in Tana Toraja, Indonesia.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January 31, 1990, 14 (1) [2007-05-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年9月27日）. 
  6. ^ 6.0 6.1 6.2 6.3 Adams, Kathleen M. Making-Up the Toraja? The Appropriate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Museums for Politics in Upland Sulawesi, Indonesia. Ethnology. Spring 1995, 34 (2): 143–153. JSTOR 3774103. doi:10.2307/3774103. 
  7. ^ 7.0 7.1 7.2 7.3 Adams, Kathleen M. 2006 Art as Politics: Re-crafting Identities, Tourism and Power in Tana Toraja,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ttp://www.uhpress.hawaii.edu/p-9780824830724.aspx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8.0 8.1 8.2 Sutton, R. Anderson. Performing arts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South Sulawesi (PDF).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95, 151 (4): 672–699 [2015-05-23]. doi:10.1163/22134379-9000303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6-20）. 
  9. ^ 9.0 9.1 Gordon, Raymond G.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5 [2006-10-17]. （原始内容 (online version)存档于2001-10-05）. 
  10. ^ 10.0 10.1 10.2 Jane C. Wellenkamp. Notions of Grief and Catharsis among the Toraja. American Ethnologist. August 1988, 15 (3): 486–500. JSTOR 645753. doi:10.1525/ae.1988.15.3.02a00050.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Volkman, Toby Alice. Visions and Revisions: Toraja Culture and the Tourist Gaze. American Ethnologist. February 1990, 17 (1): 91–110. JSTOR 645254. doi:10.1525/ae.1990.17.1.02a00060. 
  12. ^ Schrauwers, Albert. Houses, hierarchy, headhunting and exchange; Rethinking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alm of Luwu' (PDF).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97, 153 (3): 356–380 [2007-05-18]. doi:10.1163/22134379-9000392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6-20）. 
  13. ^ 13.0 13.1 13.2 cf. Kis-Jovak et al. (1988), Ch. 2, Hetty Nooy-Palm, The World of Toraja, pp. 12–18.
  14. ^ 14.0 14.1 Ngelow, Zakaria J. Traditional Culture, Christian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Indonesia: The Case of Torajan Christians (PDF). Inter-Religio. Summer 2004, 45 [2007-05-1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7-06-20）. 
  15. ^ 15.0 15.1 Volkman, Toby Alice. A View from the Mountains.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December 31, 1983, 7 (4) [2007-05-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19）. 
  16. ^ Yang, Heriyanto. The history and legal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postindependence Indonesia (PDF). Marburg Journal of Religion. August 2005, 10 (1) [2007-05-1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06-09-10）. 
  17. ^ 17.0 17.1 Waterson, Roxana. The ide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inship among the Sa'dan Toraja (PDF).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86, 142 (1): 87–112 [2007-05-18]. doi:10.1163/22134379-9000337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8-09）. 
  18. ^ Waterson, Roxana. Houses, graves and the limits of kinship groupings among the Sa'dan Toraja (PDF).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95, 151 (2): 194–217 [2007-05-18]. doi:10.1163/22134379-9000304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8-09）. 
  19. ^ 19.0 19.1 19.2 Volkman, Toby Alice. Great Performances: Toraja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1970s. American Ethnologist. February 1984, 11 (1): 152. JSTOR 644360. doi:10.1525/ae.1984.11.1.02a00090. 
  20. ^ Toraja Architecture. Ladybamboo Foundation. [2009-09-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7-27）. 
  21. ^ Wellenkamp, Jane C. Order and Disorder in Toraja Thought and Ritual. Ethnology. 1988, 27 (3): 311–326. JSTOR 3773523. doi:10.2307/3773523. 
  22. ^ This Toraja myth was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the history of Toraja at the official Tana Toraja website toraja.go.id, retrieved on 2007-05-18.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05-20.
  23. ^ Toraja Religion. Overview of World Religion. St. Martin College, UK. [2006-09-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10-06）. 
  24. ^ The death rituals are known as "smoke-descending" rituals, while the life rituals are "smoke-ascending" rituals; cf. Wellenkamp (1988).
  25. ^ 今日当观光业成为托拉查人的主要收入，死亡盛宴已经转由非贵族的富有家庭举办、主要作为观光的卖点之一。Volkman (1982)称此现象为一个死去的埋葬膨胀。
  26. ^ 1992年,曾经最有权力的托拉查人：塔纳托拉查县的前任首长过世，他的家属以125,000美元作为授权费、让一家日本电视公司录制丧礼过程。 Cf. Yamashita (1994)
  27. ^ Hollan, Douglas. To the Afterworld and Back: Mourning and Dreams of the Dead among the Toraja. Ethos. December 1995, 23 (4): 424–436. JSTOR 640296. doi:10.1525/eth.1995.23.4.02a00030. 
  28. ^ 28.0 28.1 Yamashita, Shinji. Manipulating Ethnic Tradition: The Funeral Ceremony, Tourism, and Television among the Toraja of Sulawesi. Indonesia. October 1994, 58 (58): 69–82. JSTOR 3351103. doi:10.2307/3351103. 
  29. ^ incito tour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2-07-02. PT. INCITO PRIMA - Re: Funeral Ceremony in Toraja - Authorized by: Department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of Republic of Indonesia
  30. ^ Tau tau have been targeted by grave robbers for antique collectors. On several occasions, a stolen tau tau' effigy has appeared in an exhibition show; for instance, at the Brooklyn Museum in 1981 and at the Arnold Herstand Gallery in New York in 1984. Cf. Volkman (1990).
  31. ^ 31.0 31.1 Palmer, Miquel Alberti. The Kira-kira method of the Torajan woodcarvers of Sulawesi to divide a segment into equal part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mathematics: Cultural Connections and Mathematical Manipulations. Auckl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6 [2007-05-18]. （原始内容 (doc)存档于2007年6月20日）. 
  32. ^ Sande, J.S. Toraja Wood-Carving Motifs. Ujung Pandang. 1989 [2007-05-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2-02）. 
  33. ^ Toraja Dances. www.batusura.de. [2007-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21）. 
  34. ^ Toraja Music. www.batusura.de. [2007-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13）. 
  35. ^ Bigalke, T.W. (2005) Tana Toraja: a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peopl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36. ^ Neilson, J. (2007). Institutions, the Governance of Quality and On-Farm Value Retention for Indonesian Specialty Coffe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8(3), 188-204.
  37. ^ 37.0 37.1 Neilson, J. and Shonk, F. (2014). Chained to Development? Livelihood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coffee-producing Toraja Region of Indonesia, Australian Geographer, 45 (3). 269-288.
  38. ^ Volkman, Toby. Tana toraja: A Decade of Tourism.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July 31, 1982, 6 (3) [2007-05-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年9月27日）. 
  39. ^ South Sulawesi to host "Tour de Toraja" in 2012. Antara News. 2011-05-12 [2012-03-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20）. 

参考书目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托拉查人&oldid=72068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