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编，主要收集了中国古代主要经史著作、诸子百家代表作、历朝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所谓“四部”，即将书籍按照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别，而丛刊是指丛书。清政府灭亡之后，《四部丛刊》作为一个小型的《四库全书》，在当时的目录学界起主导作用。 从1922年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共502种书，分装成3,100多册。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出版规模最大的丛书。

编纂

初编

张元济早于1915年已经有计划要出版一套丛书。在其写给傅增湘的书信中记及，“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备要》”，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为此选出了一些集部书籍，并希望傅增湘协助审阅。其后，在孙毓修的建议之下，才更名为《四部丛刊》。

当时，商务印书馆内部对于《四部丛刊》应该以哪一种作底本出版有所争议。一方认为，《四部丛刊》应该使用宋、元、明的刊本石印出版，为“善本派”；另一方认为应该以学者的注解本铅字出版，如《墨子》应该以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作出版等，为“实用派”。双方争论了五六个月，最后决定以善本形式出版。茅盾指，“实用派”被说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有能力购买《四部丛刊》都是有钱的商人、军阀、书香世家和少数几个大学图书馆，而一般普通人买不起，而他们也已经有了通行本，不需另购铅字本。其二，以注解本铅字出版的话需要人手校对，增加《四部丛刊》的成本。

《四部丛刊》中的大部分底本都是来自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藏书，以及是江南图书馆和一些藏书家。据统计，《四部丛刊》中323部书籍中有144部来自于自社涵芬楼的藏书、江南图书馆有42部、瞿氏铁琴铜剑楼有25部。

1919年底，《四部丛刊》开始印刷。于1922年底出版，收书323部，8548卷，计2010册，售出了一千五百部左右。

再版

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选取了经史子集中常用的书籍出版。因两者同样都追求实用，因此大部分的书目都有所重复，形成竞争。因此，虽然商务印书局在当时已经计划出版续编，商务印书局决定压后续编的计划，改为对《四部丛刊》作改版重印，于1926年出版，并定名为《四部丛刊初编》。是次出版在1922年版的《四部丛刊》上对于22种书籍使用了更佳的版本，并补齐了六种书籍的缺页。

当中，《四部丛刊》再版增订的材料主要自于涵芬楼新收的书籍，当中乌程蒋氏“传书堂”是当中的一部分。1925年，蒋汝藻生意失败，将书籍典押给了浙江兴业银行。典当期满之后，蒋氏无力赎回。1926年初，张元济从叶景葵中得知蒋氏书籍打算出售，于是便向商务印书馆总务处会议提出收购蒋氏的书籍。他指，“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并得到准许。

1926年8月，中华书局推出了《四部备要》五集预约。一个月后，商务印书局推出了《四部丛刊》预约，两者在当时的《申报》打起了广告战。《四部丛刊初编》大约售出了九百部左右。

续编、三编

1921年，在《四部丛刊》初次出版间，王国维对于《四部丛刊》初编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开列了一些建议的书目给张元济。1926年，张元济表达了他希望出版《四部丛刊续编》的希望，“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数年，无如好极不易得”，并开始计划续编的书目。1932年，于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被毁，几乎所有书籍都毁于战火中，前功尽废。

张元济本来计划以涵芬楼所收集的善本作为基础，出版成一部和初编相仿的丛书。但因藏书多毁于战火，张元济只好改为出版一套规模较小的续编。《续编》和《三编》的书籍主要是来自于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1934年，《四部丛刊》续编出版，收录了75种书籍，分装成500册。1935年，《续编》的第二期书籍改称为《三编》，于1935年10月开始发售预约，1936年7月出齐。

评价

1920年，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在《支那学》第一卷第四号撰《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对于《四部丛刊》有简单的介绍。同时，其就当时的预定书目而言，指《四部丛刊》的部分书籍所选版本并非他所见最佳版本。武内义雄在同号中指，四部丛刊研求精细，不以时代之先后作收录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各版本中取版本正确者。再加上其以石印的方式出版，基本上原书上有误之外，不会产生新的错误，因此四部丛刊是超越前人的一部丛书。

叶德辉同意神田喜一郎的批评，指四部丛刊确有底本选择不精之处。他指，商务印书馆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在借影古籍之上，使四部丛刊在版本上有所缺失，非完美之作。但同时，他也认可四部丛刊的价值，指其收录诸多前人未见之本，古本旧注，实有益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