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模型
恐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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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俱乐部模型(英语:Club Model of Terrorism)是用来解释恐怖主义以及宗教激进化的一个经济学学说,在200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雅纳寇尼、伊莱.倍儿曼、以及政治学家大卫.莱廷建立[1][2]。此理论认为许多宗教恐怖主义会出现并具能持续运作,是因为当地政府效能不佳,许多重要资源只能透过具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取得,这些组织为了解决公地悲剧中的搭便车问题,便发生了激进化,来排除搭便车的人。
此学说使用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以及赛局理论,并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的哈玛斯、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富汗的塔利班会兼有公益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双重身份,并能够取得成功[2]。
俱乐部和公地悲剧
在经济学,俱乐部财是指具有排他性(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但没有竞争性的资源[3]。俱乐部模型认为,许多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是一种俱乐部,他们掌握一定的资源,并且可以决定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些资源。只要俱乐部的成员数量有限,或者成员贡献给俱乐部的资源不低于他们拿取的资源,资源就不会用尽。
然而,当所在地区缺乏基本的社会资源如医疗、教育、治安、借贷等等,造成宗教慈善组织成为取得这些资源的重要管道时,许多人会为了取得这些资源而加入这些组织,然而这会造成公地悲剧,每个人都过量使用这些资源,造成资源被用完。此外,若政府提供优惠给这些宗教公益组织时,也会吸引更多人为了这些优惠而加入,加剧困难。[4]
激进化
为了减少这些只享受不付出的搭便车成员,许多组织采用的解决方式是激进化,用严格的纪律要求成员必须付出大量的成本,例如志工活动、宗教教育训练、禁欲、饮食禁忌、服装规定、以至于高风险的武装活动等等,以此劝退较为自私的成员,留下最忠诚的成员[2][5]。
除了规范自己的成员,当这些组织掌权时,也可能在管辖地区立下极为保守的规范,来避免既有的成员把资源用在组织之外或是被花花世界吸引而退出,例如强制女性穿罩袍、禁止烟酒、禁止男女互动等等。[4]
也有些宗教组织解决公地悲剧的方式是和平的,例如重浸派基督教的阿米什人,透过“走跳期”(宾州德语:Rumspringa)的活动让年轻人到城市中生活,体验外面的世界,被外界吸引的成员就会自愿退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年轻的信徒派到世界各地传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若是耐不住考验或被异国文化吸引,就会脱离教会。哈雷迪犹太教则要求极长的叶史瓦宗教训练,男性必须把所有时间投入到研读犹太教经典直到三、四十岁,而不学习其他有利于谋生的技能。这些机制也都能确保只有最忠诚的成员留下。[6]
恐怖攻击的能力
有公益活动背景的恐怖组织,相较于没有此背景的恐怖组织,有两大优势。一是成员忠贞,二是有社群支持。
成员忠贞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防止人员叛逃或通风报信;对武装组织来说,人员叛逃的损失远大于人员被击毙[7][4]。忠贞的成员也有利于执行自杀攻击。根据俱乐部模型的分析,自杀攻击属于高成本的攻击,必然损失至少一名成员,并且可能因违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而降低组织的声望;但由于严密的反恐维安,造成恐怖组织不得不出此下策。由于激进化后留下的成员特别忠诚,因此有办法执行自杀攻击[8]。
社群支持,则有利于招募新成员、募捐物资、以及避免通风报信。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研究显示,有公益活动背景的恐怖组织,发动自杀恐攻的次数更频繁,而且每次攻击造成的死伤人数也更高[2]。
对于反恐的见解
此学说将恐怖主义的成因归咎于经济发展不均,宗教只是催化剂,神学教义并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本因素;恐怖份子的核心特质是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且他们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不是出于无知、盲信、仇恨或无助[7]。由于恐怖组织能在理性分析后使用不对称战争的手段,正规军要打赢必须符出高额的成本;相较之下,改善民生条件使人们没有动机加入宗教慈善组织,并提供奖励让激进派的人员退休,可能会是更有效的反恐策略[9][10]。
参考资料
- ^ Berman, Eli; Iannaccone, Laurence. Religious Extremism: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adly (PDF). Cambridge, MA. 2005-10 [2023-11-11]. doi:10.3386/w1166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6-02) (英语).
- ^ 2.0 2.1 2.2 2.3 Berman, Eli; Laitin, David.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Cambridge, MA. 2008-01.
- ^ Buchanan, James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1965-02, 32 (125) [2023-11-11]. doi:10.2307/25524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9).
- ^ 4.0 4.1 4.2 Berman, Eli. The Defection Constraint.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29–5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 ^ Iannaccone, Laurence R. Sacrifice and Stigma: Reducing Free-riding in Cults, Communes, and Other Collec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04, 100 (2). ISSN 0022-3808. doi:10.1086/261818.
- ^ Berman, Eli.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95–11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 ^ 7.0 7.1 叶多涵. 誰想當恐怖份子?一篇文章讓你搞懂恐怖組織. 风传媒. 2017-03-27 [2023-11-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中文(台湾)).
- ^ Iannaccone, Laurence R. The Market for Marty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2006, 2.
- ^ Berman, Eli. Constructive Counterterrorism.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errorism. The MIT Press. 2009: 183–209 [2023-11-11]. ISBN 978-0-262-5166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1-11).
- ^ Gaibulloev, Khusrav; Sandler, Todd.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errorism since 9/1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06-01, 57 (2). ISSN 0022-0515. doi:10.1257/jel.2018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