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安羌之战
| 仁安羌之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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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战役的一部分 | |||||||
 缅甸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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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英国 英属缅甸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孙立人 刘放吾 斯利姆子爵 詹姆斯‧斯考特 |
 樱井省三 作间乔宜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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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人 （实际参与仁安羌战役兵力为中国第113团，团长刘放吾） 7,500人 （被解救英军及其他人数） |
4,000人（实际参与仁安羌战役兵力为日本第214联队-作间乔宜）； 13,000人（此为日本第33师团总兵力人数，其213和215联队，于4月19日及稍后，抵达仁安羌） | ||||||
| 伤亡与损失 | |||||||
| 500人以上 | 1,200余人 | ||||||
仁安羌之战或称仁安羌大捷[1][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缅甸战役中的一场战斗，是缅甸战役的一部分。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在团长刘放吾指挥下[3]，在此役中击败日军，是中国远征军首次在境外取得的胜利，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官兵7,000多人，救出了被俘的英军及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平民等500多人。[4][5]
背景
1942年初，日本攻占马来亚后，开始攻打缅甸。当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和云南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2年日本用于进攻缅甸的军队大约有6万人，大大超过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
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府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计划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此前，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仁安羌大捷就发生在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远征期间。
-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 参谋长谏山春树少将 副参谋长守屋精尔大佐
- 第33师团 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 参谋长村田孝生大佐 第33步兵团 团长荒木正二少将
- 第213联队联队长宫胁幸助大佐
- 第214联队联队长作间乔宜大佐
- 第215联队联队长原田栋大佐
- 山炮第33联队联队长福家政男大佐
- 工兵第33联队联队长八木茂大佐
- 辎重兵第33联队联队长陈田百三郎大佐
- 第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中将 参谋长加藤源之助大佐。第55步兵团团长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步兵团司令部、第144联队、骑兵第3中队、山炮兵第1大队、工兵第1中队、辎重第2中队、编成了南海支队。由日本乘船直接至小笠原群岛的母岛，作进攻关岛的准备
- 第112联队联队长小源泽幸藏大佐
- 第143联队联队长宇野节大佐
- 第144联队联队长楠濑正雄大佐
- 骑兵第55联队联队长川岛吉藏大佐
- 山炮第55联队联队长宇贺武大佐
- 工兵第55联队联队长外贺犹一中佐
- 辎重兵第55联队联队长清平治大佐
- 第33师团 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 参谋长村田孝生大佐 第33步兵团 团长荒木正二少将
经过
1942年3月，日军占领仰光后，以第55、33，后调入18、56，共4个师团的兵力，分3路北进缅甸腹地。 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在同古、曼德勒与日军第55师团正面作战。远征军第六军在左翼毛奇、雷列姆一线阻击日军第56师团、第18师团。英军则以右翼伊洛瓦底江沿线为主要守备区。日军占领同古后，右翼英缅军一师、英印17师一路北退，4月9日黄昏开始，日军第33师团下令兵分三路，以作间乔宜率领之第214联队、山炮兵第3大队等约3,000人（后回复4,000人）为先遣队，迅速占领仁安羌油田附近，断绝英军后路；并以荒木正二率领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213联队、山炮兵第33联队等部从后追击；原田栋率领步兵第215联队、轻装甲车队、山炮兵第7中队、独立混成第21旅团炮兵队等部从伊洛瓦底江水运北上登陆至仁安羌[6]，企图将英缅军一师包围于仁安羌油田东北、平墙河以南地区。4月16日午夜，作间部队推进到仁安羌以东5公里，并于17日凌晨分别在凯敏与仁安羌东北角三岔路口切断了公路[6]。英缅军总司令命已在平墙河以北的装甲部队打通公路，但北岸渡口已经被日军高延大队占据。英帝国缅甸军军长斯利姆将军急电远征军求援，请求支援被包围在仁安羌的英军。
远征军113团刘放吾部距仁安羌最近，之前4月14日罗卓英应英军要求，指示命孙立人接应英军，孙立人命第一一三团刘放吾团长，前往驰援。4月16日下午四时，刘放吾率部赶到巧克伯当。4月17日，英帝国缅甸军军长斯利姆将军听说中国远征军113团已抵达巧克伯当，精神一振并立即驱车前往会晤，斯利姆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中描述了会见刘放吾团长并下达命令的情形：“我在巧克柏当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物楼上见到刘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他佩戴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在叙述战况之间，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平墙河，我告诉他计划于18日清晨渡河攻击，以呼应英缅军一师突围。”在解释完情况及下达命令后，斯利姆要求立即行动，但“他说若非经孙师长下令，他不能离开巧克柏当”，斯利姆解释：“孙将军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此地我会对他下令，他也会遵命。”刘团长虽然同意斯利姆将军的说法，却依然坚持要孙师长同意，在坚持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露出微笑，而且同意照办。他为何改变主意我不得而知，猜测在我们对谈间，进出房间的官兵已将消息传达孙将军，并获肯定回音”，“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刘放吾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他出示纸张已经泛黄，笔迹却因妥善保存而依旧清晰的斯利姆手令，解说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斯利姆于4月17日上午11时签字发出的手令：“致113团团长刘放吾上校：兹派贵官率领全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你将与安提斯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你；你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2英里公路两侧之敌。威廉·斯利姆中将，1942年4 月17日11时。”刘放吾证实斯利姆来到巧克伯当的团部，他说：“我并不知道新38师划归史林姆指挥，他的命令又写在很随便的一张纸条上，很难令人相信…所以一直到以无线电与在曼德勒的孙师长连络确定后，我们马上奉命行事。[7][8] [9] [10]。第一一三团在团长刘放吾率领下抵达仁安羌平墙河北岸，并与当晚与日军交火。高延大队在第一一三团的压力下撤回平墙河南岸，仅留一中队驻守北岸。
斯利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刘团长的指挥与部署。在18日拂晓攻击前，斯利姆将军对刘放吾团长领导攻击还有些不放心，他担心刘团长还会出现17日受命时的迟疑。斯利姆将军将这点疑虑告知于18日早晨赶到前线的孙立人将军，孙将军表示：“我们去看看”。这一视察让斯利姆对刘放吾团长印象更为深刻，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记载道：“刘上校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看看。’在相当接近前线的营部，他经由孙将军翻译解释连队部署，对军队的部署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退之际，刘上校说：‘我们再往连部走走。’斯利姆将军大吃一惊：‘我不确定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斯利姆甫抵达指挥所，攻击的枪炮声顿起。“上校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对刘团长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十八日凌晨，113团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当时英军有一个重炮队及一个战车队，十二辆十八吨的坦克都归刘团长指挥）掩护下，向平墙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敌军包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势至不利，但仍恃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斗志，必胜信念以及炽烈火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并向敌正面反复冲杀，直到午后四时，敌军伤亡惨重，终于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当天晚上，我军一面就已占领各要点，彻夜固守，以防敌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作扰乱攻击。 [11]
19日凌晨，刘放吾团长指挥全团趁黑渡过平墙河，扑向日军阵地，此时的战斗较之18日更为激烈，113团士兵与日军短兵相接，凭借平常精良的训练与日军展开厮杀，将生死置之度外。日军多年来与中华民国军队作战几乎都是采取进攻态势，充满骄兵心态，日军第33师团自仙台编成离开日本后，从中华民国内地、东南亚一路横扫过来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遇到敢这样主动向他们发起进攻且战斗力十足的中华民国军队，本占兵力优势的日军尽被打懵了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其指挥官迅速调集兵力增援，拼命将113团阻截在平墙河南岸距离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Twingon）约阵地，使得113团对南岸阵地的争夺难度超过预期。从早上8点到午后1点，两军顶着超过的高温酷热对平墙河南岸制高点501高地展开数次拉锯，每次阵地丢失，日军即以大队飞机和火炮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日军侧面包抄的增援部队在战机大炮掩护下也全线向阵地反扑，随着战事延展，日军兵力不断投入到南岸501高地一线，两军继续展开白刃肉搏，在501及周边数座小山头间反复冲杀，战斗趋于白热化。
处在主力梯队指挥部队的刘团长明白此战已无路可退，只能同日军决一死战，透过指挥网指挥各营连长官率部反复冲杀，不断打退日军疯狂的反扑。刘放吾两次在上海直接面对凶顽的日军，累积相当的对日作战经验，今次指挥劣势兵力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流淌在军人血液中那种战斗至死的精神，使他和逆境中的113团全团战士爆发出巨大能量，与日军殊死相搏在异国的土地上。
血战至午后一时，刘团长终于指挥113团攻下日军设在平墙河南岸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控制整个战场的501战略高地，再于午后三时攻入最后一道封锁线敦贡村，自此油田区全部为我军克复，英军主力得以突围而出，被俘官兵及被困英美传教士、记者和侨民等亦陆续被救出，战至黄昏，日军被彻底击溃，纷纷溃逃至仁安羌镇区南部等待师团主力增援。
英军大部突围后，日军33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至集中到仁安羌南部。213荒木联队于19日下午进入仁安羌，215原田部队于20日凌晨登陆仁安羌[6]， 此时解围战斗已基本结束。如果不是刘放吾团长指挥113团拼死为英军及时打开日军封锁，待日军主力追至完成合围，战场形势会完全改观，被围英军后果将不堪设想，生死仅在一线之间。
后来，这批逃出生天的英军大部分在那场对盟军整个CBI战区乃至整个二战进程都有深远影响的一役——英帕尔（Imphal）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亚洲的敦克尔克由此而来。
整个仁安羌解围战，刘放吾团长指挥所部113团以不足一团仅八百余人之兵力，在一部分英军战车、重炮协同下击溃优势兵力之日军，击毙日军数百名，另俘虏日军3名，掳获敌旗帜武器弹药等甚多，救出被围数日之英军7000余人、为数甚多的马匹，另有被俘、被困之官兵、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和平民等500余人均亦安全脱险，并夺回被敌军掳去之英方辎重及汽车百余辆，均悉数交还英方，缔造震惊中外之仁安羌大捷，实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在这场解围战中，113团也付出营长张琦、连长顾纪常、刘竹秋、庄陶等共202名官兵牺牲的代价，其中负责主攻的第1营伤亡最大。
113团的胜利，得到蒋委员长的肯定，授六等云麾勋章表彰刘放吾，对缅甸战局的好转亦有所期待。于解围战斗结束后，20日的日记有如次记载，曰：我孙立人师之刘团在叶南阳（按：仁安羌）油田中心区击退敌军，救出英缅军7,000人，而叶南阳亦得克复，经此一战，乃缅战转胜之机乎？更在日记的最后一段特别写道明天预定要做的四件事，“预定一”就是“电奖刘团长”[12] 。次日，蒋中正亲笔拟写一份嘉勉电让侍从室回复罗卓英转达到刘放吾，并让刘放吾将阵亡官兵姓名详报以凭叙勋，通令全团再接再励，奋勇致果以竟全功，用副厚望。[13]
另外，在仁安羌大捷发生八个月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分别与美国、英国在华盛顿、重庆签定了平等互惠条约，以取代旧时之不平等条约，为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百年屈辱，画下句点，亦显见国际社会重视我军对此役的贡献。
后记
这场战役，在国民政府官方称为“仁安羌大捷”，中国远征军以寡击众的辉煌战果，轰传国际，盟军因此士气大振（被113团救出来的各国记者，都以亲身经历报导中华民国军队英勇无比，战胜七倍于己的敌人的经过）。
1943年，英国官方为了顾全“面子”，发表一份抹杀事实的公报称：“英国军队自己从困难环境中解救了出来”。在私底下，亚历山大和史林姆二将军又都以个人名义在1943年5月3日各派专人给中华民国孙立人将军送“感谢信”，并代表英皇乔治六世向孙立人将军颁发“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副师长齐学启及刘放吾等也获得英国政府的嘉奖。
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则颁授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六等云麾勋章表彰刘放吾。美国总统罗斯福亦授予孙立人丰功勋章。
因为此役的胜利归功于中华民国国军，1992年(民国81年4月)仁安羌大捷50周年，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趁访美之便，特别到美国芝加哥会见定居洛杉矶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将军，当面致谢。
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在半个世纪后，给刘放吾将军补发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2011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颁发总统褒扬令，表彰已故陆军少将刘放吾，表彰他参与一二八淞沪会战、八一三上海会战等重大战役，以及于缅甸仁安羌力战日军，为盟军解围的卓越贡献。[14]
2012年9月16日，英国二战英缅第一师费兹派翠克（Gerald Fitzpatrick）上尉（回忆亲身经历，分别完成《No Mandalay, No Maymyo-79 Survivors》及《Ditched in Burma》两本著作，还原缅甸作战真相，并致函英国首相及外长，吁请该国政府正视历史，承认并重视中华民国国军于此役的牺牲与贡献。中华民国国防部已收藏两本著作，做为此役重要史料；费兹派翠克上尉之第三本著作《Chinese Saves Brits in Burma》特别版，系以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纪念盘式样做为封面）亲自造访刘将军后人，到美国，向当时领导中华民国远征军113团团长刘放吾的长女刘伟华、次子刘伟民，当面致谢。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军事代表团团长黎贤圣少将，17日也以一面中华民国国防部建国百年纪念牌赠与费兹派翠克，感谢他著书还原仁安羌战役历史真相。[14]
2013年1月13日，刘放吾将军后人刘伟民和亲人结合各方人士，排除万难，在缅甸马圭[15]省仁安羌战役最激烈的501高地建立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马英九颁发给刘放吾的总统褒扬令、英缅军总司令褒扬词、孙立人将军褒扬词均刻上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刘放吾后代、两岸的抗战专家学者等60余人，重回现场，出席见证“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揭幕。了却刘放吾将军生前的心愿。碑文由蒋介石孙子蒋孝严题字，亲临现场见证揭碑仪式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刘放吾长女刘伟华、女婿孙伯泉，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抗日时领导救国文艺活动的郭沫若之女郭平英、淞沪会战时率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后遇刺身亡的谢晋元将军之子谢继民、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壮烈牺牲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台湾方面有退役中将陈兴国、前空军官校校长陈盛文中将等八位退役将官，及杜聿明中将之女杜致廉；身为台湾女婿的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也送花奠祭忠魂。[16][17]。
1月15日，仁安羌战役阵亡的202名将士灵位由缅甸回到中国大陆。因多数阵亡将士皆来自湖南，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南岳衡山忠烈祠举办盛大仪式，将灵位入祠南岳忠烈祠。上千湖南父老乡亲夹道相迎，铭记历史缅怀抗战先烈。南岳忠烈祠是当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建造的大规模烈士祠墓陵园，也是中国远征军的灵位第一次进入忠烈祠。
刘伟民在完成将父辈英灵送返故里的使命后表示：“从缅甸的仁安羌到衡阳，不能算是一个很长的旅程，却花了整整71年漫长的岁月，父亲的子弟兵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我有幸能够陪伴前辈英灵走完回乡的最后一程，今后，烈士英灵在湖南衡山忠烈祠能长眠安息。在这里有祖国的风，祖国的云，同胞们的关怀，家人的温馨。也希望后代子孙永远记得这一场战役、记住这一段历史。”
2013年2月27日，马英九在台湾接见英国退役老兵费茨派垂克伉俪时，对其还原历史所做的贡献，表达了高度谢忱。马英九向英老兵提到，“刘放吾将军与113团官兵的英勇事迹，一直隐没逾半世纪之久，直到199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造访刘将军，此事迹才公诸于世。其后我政府也特别颁发刘将军褒扬令，表彰渠卓越贡献。”马英九又指出，“此役我军虽击退日军，但伤亡惨重，且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异常艰辛，我军能于其时赢得第一场胜仗，不但盟军士气大振，亦为抗战史上境外取胜之首役，极具正面意义。盟军对中华民国国军刮目相看，大幅提升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英美两国也因此决定在民国32年1月11日，联袂废止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国军远赴缅甸对日作战另一重要意义，在于让故总统蒋中正得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在当年底应邀至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并与英美元首共同发表开罗宣言，确认“日本窃自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华民国”。
2013年5月5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立委陈镇湘、詹凯臣、杨应雄等，为表彰远征军官兵忠烈事迹，提案建请成立专案小组，迎返当年赴缅甸地区抗战阵亡将士英灵，以慰藉忠灵。陈镇湘指出，八年抗战期间，除了国境内的国军艰苦奋战，中华民国远征军在印、缅地区与同盟国并肩作战，阻断日本西进与轴心国串联，对整个二次大战局势有重要影响，进而奠定同盟国的胜机，功不可没，也受到盟国高度推崇。马英九总统支持，国防部与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共同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并由出生于缅甸的灵鹫山心道法师大力协助。
2014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返缅甸北部密支那主战场实施招魂，心道法师也邀请众多高僧于当地寺庙举行隆重诵经超渡仪式，以酬慰漂泊异域70载的忠魂，许多侨胞纷纷主动参加祭祀典礼，感念远征军英烈精神。8月27日，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严明在台湾台北圆山的国民革命军忠烈祠迎接约10万远征军官兵英灵，担任“缅甸境内中华民国远征军阵亡将士总牌位返国迎灵暨入祀典礼”主祭，立委、官员、当时参战官兵代表及战史学者等陪祭。
民国103年(2014年)9月3日中华民国军人节(1945年9月3日日本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马总统率副总统、五院院长、文武官员在“中枢秋祭忠烈殉职人员典礼”上，秋祭阵亡将士，也祭拜在缅甸英勇牺牲的远征军英灵，是中华民国元首第一次在自己国土祭拜缅甸远征军英灵。马总统特别指示国防部播放日前国防部前往缅甸迎接远征军英灵的纪实影片，借此强调“国军的牺牲奉献与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无论是北伐、抗日、光复台湾、保卫台湾，国军对国家的贡献，在历史上永难磨灭”。而孙立人将军的儿子及刘放吾将军的儿子，也都来参加中华民国台湾中枢秋祭。[来源请求]
平反
中华民国监察院调查报告为孙立人平反，相关历史也重新被重视。
但孙立人将军的儿子表示，这是迟来的正义，对于外界主张孙立人应入祀忠烈祠，孙天平说，按规定阵亡将士入祀忠烈祠，父亲并非阵亡，不需要入祀忠烈祠，更不希望因此违反国家规定。孙天平说，父亲所作所为不为金钱及名誉。
刘放吾将军纪念网
为纪念刘放吾将军，传承中国远征军历史，刘放吾后人建立“刘放吾将军纪念网”http://www.liufangwu.com/index.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集史料档案、学者专著、图片影像、媒体报道等一体，是了解和研究刘放吾将军生平及远征缅甸指挥取得仁安羌大捷的权威性资料网站。
参见
参考文献
注释
- ^ c) 参考台湾国史馆、军史馆及大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仁安羌大捷相关展陈介绍，均已将原“孙立人指挥率领新38师驰援英军”等不实内容调整为“113团团长刘放吾率部驰援英军”。
- ^ b) 参考《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论文集《仁安羌大捷战场巡礼-国军第一一三团扬誉国际的作战》第五节、作战关系的评述之第三节：战场指挥关系（桃园：国防大学，纪念黄埔建军90周年论文集，2015年5月，第323-324页，作者：张铸勋），依据国军编制体系及实战编装功能，仁安羌作战仅有113团一个团作战，由团长刘放吾直接指挥。以领导关系而论，此役113团奉派调动等命令均为长官罗卓英所下，归英缅军司令斯利姆指挥，113团动向罗卓英亦随时呈报重庆军委会，师长孙立人奉命卫戍曼德勒，违令到仁安羌，不具备领导指挥113团条件。
- ^ a) 参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787卷宗-11655案卷-16J-0501微缩号“第一次燕南羌（仁安羌）作战详报”档案记载，中华民国远征军仁安羌援英作战，仅第113团参战，后续增援第112团实际并未参加战斗。故此役是为团级部队作战，击败日军的仅为113团一个团，并非是新38师以师级部队参战。
- ^ a) 参考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p80），4月19日一早史迪威同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斯利姆等英方将领在远征军临时指挥部飘贝开会。亚历山大并不在被围的英军当中，其在仁安羌被中华民国军队解救的说法有误。
- ^ b) 参考斯利姆将军回忆录《Defeat into Victory》（p71-72）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仁安羌战斗共救出被俘英军200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数名，另有200多名被救人员是英方眷属。
- ^ 6.0 6.1 6.2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 中华书局;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101-00048-7/K*21.
- ^ 斯利姆将军回忆录《Defeat into Victory》（p66-67），记录斯利姆17日上午与刘团长会面并亲颁手令经过。
- ^ 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今日出版社，p23），补述刘放吾团长受命迟疑原因。
- ^ 刘伟民. 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 今日出版社.
- ^ 威廉·斯利姆，第一代斯利姆子爵.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Cooper Square Press; 1 edition (February 9, 2000). ISBN 0815410220.
- ^ 参考斯利姆将军回忆录《Defeat into Victory》（p66-67）记录孙师长18日早上抵达仁安羌陪同他视察刘团的情形，参考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今日出版社）增加4月18日战斗过程叙述。
- ^ Template:Cite titl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Chiang Kai-shek diaries, Collection Number: 2006C37,Box/Folder 42 : 9(April 20, 1942)
- ^ 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二），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20-011.
- ^ 14.0 14.1 总统今明令褒扬前陆军刘放吾将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军闻社，2011年12月23日
- ^ 参考缅甸行政区划，“仁安羌”隶属缅甸马圭省，而非蒲甘省。蒲甘是市不是省邦，隶属于曼德勒省
- ^ 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落成. [2013-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1-16）.
- ^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感谢中国远征军！仁安羌之役英老兵将访台"[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ETtoday,2013年01月15日/14:09.
来源
外部链接
- 刘放吾将军纪念网 http://www.liufangw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