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 埃斯特尔·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 |
|---|---|
 | |
| 出生 | 1882年5月5日 英国曼彻斯特 |
| 逝世 | 1960年9月27日（78岁）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联邦亚的斯亚贝巴 |
| 母校 | 曼彻斯特艺术学校 皇家艺术学院 |
| 职业 | 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 |
| 政党 | 独立工党, 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 |
| 配偶 | 西尔维奥·科利奥（同居） |
| 儿女 |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 |
| 父母 |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父亲）、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母亲） |
| 亲属 | 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 (姐姐) 阿德拉·潘克赫斯特 (妹妹) 阿卢拉·潘克赫斯特 (孙子) 海伦·潘克赫斯特 (孙女) |
埃斯特尔·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 （英语：Estelle Sylvia Pankhurst）（1882年5月5日—1960年9月27日）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英国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二女儿，她与姐姐克里斯塔贝尔、妹妹阿德拉·潘克赫斯特是20世纪初著名的英国女权运动三姐妹。
女权运动世家
埃斯特尔·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出生在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区，父亲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母亲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父母都是英国女权运动活动家，父母的影响尤其是母亲埃米琳对西尔维娅三姐妹的影响极大。她的外祖父、外祖母也是女权运动倡导者。1872年，西尔维娅的父亲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就成为“全英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简称：NSWS）的成员，并在起草立法方案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比如：促使未婚妇女在地方选举中拥有选举投票权，已婚妇女对其资产和收入拥有控制权，另外理查德·潘克赫斯特还大力支持爱尔兰自治权，在参加1883年曼彻斯特议会补选时，他是第一位表示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英国议会候选人[1]。
潘克赫斯特一家在伦敦罗素广场居住期间，家里经常接待来自国内外著名的激进社会活动家，这些人包括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法国巴黎公社的重要人物路易丝·米歇尔和费边主义者安妮·贝赞特等人，西尔维娅后来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多少也受到了这些人的影响。
1893年搬回曼彻斯特的潘克赫斯特一家，西尔维娅的父母加入到苏格兰矿工、社会活动家凯尔·哈第创建的独立工党。西尔维娅和姐姐克里斯塔贝尔、妹妹阿迪拉在曼彻斯特生活时一起就读于曼彻斯特女子中学。1903年西尔维娅在曼彻斯特艺术学校接受了艺术培训，在为独立工党完成为该当在索尔福德建造的一个社交大厅绘制壁画时，西尔维娅却发现这个后来以她父亲命名的大厅排斥妇女。这个经历使她坚信为了提高妇女自身的地位需要成立独立的妇女社会组织。
1904年，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赢得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奖学金[2]，但是当她得知学院每年颁发的16个奖学金中，有13个是为男性保留的，在凯尔·哈第在议会为此做质询时，得到的答复是：当局对此不会做出改变。这令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非常气愤。
推动女权运动
1903年10月10日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作为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组织在曼彻斯特成立。1906年，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开始与姐姐克里斯塔贝尔和母亲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一起全职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工作。她参与了（WSPU）的标志、传单、标语、海报以及会议厅的装饰等宣传工作[3]。作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报刊《妇女参选报》（后改名为《女权报》“The Suffragette”[4]），潘克赫斯特经常为其撰写文章，并在1911年出版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Women's Militant Suffrage Movement），其中描述了她在1910年11月18日目睹的“英国黑色星期五事件”，当时有300名妇女为争取妇女选举权游行到西敏宫，遭到伦敦警察和男性旁观者的暴力对待[5]。
考察美国劳工妇女
1911年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美国进行了两次巡回演讲。从1911年头三个月和1912年初，在写给凯尔·哈第的信中谈到了，她必须说服那些中产阶级业主，是他们认识到妇女劳工的艰辛以及母亲与孩子的贫困是新旧大陆的共同特征，她访问了当地的工厂、车间以及监狱，观察了泰勒式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使工人们成为机器的一部分[6]以及见证了美国南方对黑人的无形惩罚等。
1909年由20,000名犹太裔移民女工举行的抗议“纽约血汗工厂”[7]的大罢工在几年之后蔓延到了其他城市。1911年1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芝加哥期间，目睹了该市的服装厂工会纠察队遭到殴打和逮捕，两人被杀。她在芝加哥警察局探望了被捕的罢工工人，并观察到他们的工作条件与英国女权运动者所遭受的条件一样的糟糕[8]。
在同一时期，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纽约结识了女权社会主义的先驱玛格丽特·山额和年轻的美国劳工活动家伊丽莎白·居来·弗林，潘克赫斯特在洗衣店工人身上看到了通过工人集体力量制约了雇主实施种族和性别歧视来进行剥削[9]。1912年4月，潘克赫斯特参加了纽约内衣工厂火灾遇难的146名服装工人葬礼。
开展绝食活动
1913年2月至1914年，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因为在伦敦参加抗议（包括绝食）活动而八次遭到逮捕。1914年6月，《猫捉老鼠法令》通过后，考虑到她因绝食而虚弱的身体，因此她获得了短暂释放。然而获释之后，支持者们把她抬到英国下议院，她在那里宣布经继续绝食，直到首相阿斯奎斯同意接见东伦敦妇女代表团。为此，阿斯奎斯接见了六位职业母亲组成的代表团，聼取了她们对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关于妇女投票权对其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的呼吁，在这之后阿斯奎斯首相表示：妇女投票权必须等待法律上选举权的全面改革。这个直到1918年才得以初步实现，不过当时也仅限于30岁以上和有具有一定财产的妇女。在这10年之后妇女选举权才完全实现。
一战时期社会活动
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作为WSPU的领导人、西尔维娅的母亲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认为大敌当前，应该放下与政府的分歧，全力配合政府的战争政策，为此英国政府与WSPU进行了谈判，政府同意释放被监禁的女权运动者，但要求对方停止激进活动。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也做了妥协，将《女权报》的报刊名称改名为《不列颠报》。但是对战争态度，西尔维娅与母亲埃米琳持相反立场，母女二人为此而决裂。最后，西尔维娅被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开除。
被开除之后，西尔维娅另外创建了“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继续呼吁反对征兵和声援反战运动。除此之外，她还呼吁支持为从事战争后勤工作的妇女提供同等报酬、减免妇女的债务、改善士兵妻子的津贴以及为穷人减轻战争负担等，并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在战争期间，在伦敦东区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WSF）试图为妇女提供实际帮助，他们组建了“廉价食堂”，安排妇女在玩具制造合作社就业，参照蒙台梭利教育法提供儿童教育，建立家访中心，提供免费医疗和咨询。但这些活动牵扯到富裕阶层的赞助，因此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又不愿意看到因有求于人而被迫屈尊，因此她希望在这个活动中，赞助与受益双方都处于平等地位。而英国政府也制定了妇女工资不得少于该地区男性的最低工资的政策，并建立从军家属的权利联盟，鼓励那些希望不依赖政府福利而独立创业的妇女的集体行动。
1915年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在海牙成立，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对此表示支持。
1917年7月28日，她的报刊发表了“大无畏的工人——WSF成员”的标题文章，认为如果要赢得斗争，男女之间的团结必不可少。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人人都可投票”的新口号。它比《泰晤士报》提前三天刊登了齐格弗里德·沙逊的公开信[10]，齐格弗里德·沙逊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侵略和征服战争，那些有能力结束战争的人却故意拖延战争“。这导致了警察对报社的突袭搜查。
俄国十月革命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益发相信，只有苏联才能形成社会主义变革的”指导性协调机制“。因此，她拒绝了1918年12月雪菲尔哈伦选区的选举邀请。但是作为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WSF）继续支持其他社会主义者候选人。
加入共产国际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方面，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最初非常激进。她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按照苏联路线建立一个工业共和国，并主张放弃议会制度[11]。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章中介绍了工人社会主义联合会（WSF），并建议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不要放弃“议会斗争”，全面拒绝议会制是一个错误[12]。
1920年WSF筹办英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BSTI），为了这次会议，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工人无畏报》上发表了宣言，但是这篇宣言并没有提及列宁主义的建党方针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而是采用了更接近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潘涅库克的荷兰式委员会共产主义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伙伴西尔维奥·科里奥主张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但最终1920年8月成立的英国共产党（CPGB）获得了莫斯科的承认。同年7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来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她见到了列宁。列宁劝说她尽量与其他的共产党派别联合在一起。
从苏联回来之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热情洋溢地颂扬了新生的苏联：
从俄国……我带走了一个普遍的记忆，那就是美丽、成长的孩子和健康的人民。看上去，一种幸福的满足感和振奋、自信的热情正从革命的积极缔造者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者身上焕发出来，并传给越来越多的人……[13]
9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与威利·加拉赫召集了工厂管理运动、英国共产党、苏格兰工人代表委员会、反议会共产主义小组等英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各派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各派在1921年1月合并到英国共产党[14]。
由于她在报刊《工人无畏报》（Workers' Dreadnought）[15]发表文章，呼吁英国码头工人将运送给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白俄军队武器设备抵制装船，为此她于1920年10月被捕，并被判刑六个月。在被关押期间，她结识了不少狱友，其中有年轻人、老年人、流离失所者、孕妇以及在监狱出生的婴儿，她为此写了一本名为《在冰冷的石板上写作》（Writ on Cold Slate）[16]的诗集发表于1922年。
与莫斯科决裂
1921年9月，西尔维娅认为：共产党内必须有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自由，党的纪律不能束缚它。由于潘克赫斯特拒绝将《工人无畏报》的控制权交给英国共产党而遭到开除。11月潘克赫斯特在“致列宁的公开信”[17]中警告：布尔什尔维克已经开始背弃了共产主义，并默认了欧洲走向了意大利的法西斯道路。她重申了1918年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在对待小农土地分配政策上，布尔什尔维克已经背叛了革命。她还将后来被苏联政府列为禁书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文章刊登在《工人无畏报》上[18]，以此对苏联的官僚机构发出了抨击，并呼吁释放被布尔什维克关押的无政府主义者。
到了1923年7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得出了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已被（苏共）党内官员用来证明对自己的党员和广大人民进行独裁专制。布尔什维克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已经剥夺了其解放人民的承诺。在她的《工人无畏报》关于苏联政权的一篇文章中，她写道：
布尔什维克现在摆出一副高效托拉斯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以增产为名的无产阶级纪律的预言家的姿态……。但俄国工人依然是薪金的奴隶，而且是非常贫穷的奴隶，在国家的胁迫下，他们的地位并非是主人而是从属，他们的工作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是为了生活糊口而不得不如此……
二战之前社会活动
在对待爱尔兰问题（包括爱尔兰大起义），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工人无畏报》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正义对爱尔兰叛乱只能做一个回答，那就是允许爱尔兰自己管理自己。她对爱尔兰的武装起义表示理解，认为起义者具有崇高理想，尤其是对爱尔兰共和国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机会与平等权利的承诺。
在对待印度殖民地问题上，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1926年孟买出版的《印度和人间天堂》[19]一书中写道：古代印度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具有平等、博爱、互助等这些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但这些后来都被祭司、统治者和包括英国的外来入侵者引进的种姓制度和种族歧视给破坏了。
由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对英国的印度殖民政策直言不讳的抨击，使她的这部书未能在英国出版。对英国在英属印度地区的殖民统治期间，为了镇压缅甸和旁遮普西北边境省w的当地民众叛乱，英国出动了空军进行轰炸，为此1936年她与雕刻家埃里克·本非尔德[20]合作，在伍德福德绿地树立了一个名为“石弹”的反战纪念碑以表达对英国政府对当地民众暴力镇压的抗议。
1934年，法国女权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杜尚组建了世界妇女大会，并担任世界妇女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CMF：Comité mondial des femmes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与夏洛特·德斯帕德、艾伦·威尔金森、维拉·布里坦、斯托姆·詹姆森这些英国女权运动活动家们一起为此发起了赞助。在埃塞尔比亚战争爆发前，该委员会于1935年9月2日举行了国际保卫埃塞尔比亚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1922年“致列宁的公开信”中指出了欧洲被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所笼罩，她积极帮助那些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被迫流亡的意大利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她的男友，意大利反法西斯的“意大利自由之友”的创始人西尔维奥·科利奥。
在面对法西斯势力日益抬头的情况下，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写信给她的选区议员温斯顿·丘吉尔，表示支持他的外交路线，但对未能采取行动阻止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感到失望[21]。
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
从1935年起，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愈来愈关注埃塞俄比亚的情势[22]。1935年7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代表“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与“有色人种联盟”的乔治·布朗、“杜绝战争运动”的左翼作家雷金纳德·雷诺兹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雷金纳德·布里奇曼一起，在伦敦艾塞克斯街教堂举办了声援埃塞俄比亚的集会。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她在伦敦创办了《新时代与埃塞俄比亚新闻》的报刊（The New Times and Ethiopia News）[23]报道了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暴行，这篇报纸也为非洲其他地区的反殖民主义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的窗口。《新时代与埃塞俄比亚新闻》的报刊发行了20年，在它最鼎盛时期每周销售量达到40,000份。由于她的反殖民政策的主张，这张报刊的发行在某些英国殖民地遭到禁止[22]。 1936年6月海尔·塞拉西一世流亡英国，在英国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海外流亡政府，当他来到伦敦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特意去伦敦火车站迎接，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埃塞俄比亚君主。她的传记作家帕特里夏·罗梅罗（Patricia Romero）[24][25]认为她对海尔·塞拉西一世非常崇拜，这多少让人质疑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共和主义理念，不过据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儿子理查德的回忆，他母亲曾经对海尔·塞拉西一世说过，她终身都是共和主义者，她支持海尔·塞拉西一世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她虽然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内政治抱持审慎态度，但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支持该国的工会和应该实现普选[26]。
二战期间，意大利被盟军赶出埃塞俄比亚之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于1944年第一次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她发现埃塞俄比亚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变相地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战后的1950年-1951年第二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她主张吉布提、索马里应该与埃塞俄比亚统一，这样才能根绝殖民统治[27]。由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影响力，她发表的这些观点主张经常令英国外交界感到难堪，有官员说：“这个可怕的老妖婆应该被她的小册子噎死[28]”
1955年她出版了一部介绍埃塞俄比亚文化艺术的书籍《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史》（Ethiopia: A Cultural History）[29]。
晚年
1956年，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生活伴侣西尔维奥·科利奥去世两年之后，为使埃塞俄比亚的妇女发展事业得到帮助，海尔·塞拉西一世邀请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和她儿子理查德去亚的斯亚贝巴生活，她欣然接受了海尔·塞拉西的邀请。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之后，她积极参与了为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家教学医院筹集资金等社会活动。
1960年9月27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亚的斯亚贝巴去世，享年78岁。海尔·塞拉西一世为她举行了国葬，并追授她为“荣誉埃塞俄比亚人”的称号，她被安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圣三一大教堂”，在这座安葬了很多与意大利军队作战阵亡的埃塞俄比亚爱国者的大教堂中，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是当时唯一被安葬的外国人。
个人家庭
一战结束前夕，她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西尔维奥·科利奥开始同居，两个人在伍德福德绿地生活了30年，在她45岁的1927年，儿子诞生。为了纪念她的父亲、儿子的外公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她也给儿子起了相同的名字理查德·潘克赫斯特[30]。由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反对女性在婚姻方面使用丈夫姓氏，她始终不愿意与孩子的父亲正式结婚，这使本来就因政见不合而与她分道扬镳的母亲埃米琳更为恼火，她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为此彻底断绝了关系。
她的儿子理查德后来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成立的“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第一位主任，2017年理查德去世之后，与母亲一样也被下葬在“圣三一大教堂”。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孙子和孙女在她去世之后诞生。孙子阿庐拉·潘克赫斯特是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和“青年生命工程”埃塞俄比亚地区负责人以及《埃塞俄比亚观察家》杂志[31]的撰稿人。孙女海伦·潘克赫斯特是英国作家和学者，担任“国际关爱协会”高级顾问，在英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地工作。
艺术作品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她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为社会进步运动的画家”，她年轻时在曼彻斯特艺术学院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深造，这为她打下了绘画和绘图设计的艺术基础。她曾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竞选工作设计的“自由天使”的图案印在横幅、宣传册子以及茶杯等宣传物上[32]。
1907年她在英格兰、苏格兰各城镇巡回活动，为女工们画像。但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后来感到无法协调艺术创作与社会活动，她说：“经常有很多母亲带着孩子们上门求助，孩子们饥病交加的目光让我无法再继续艺术创作”[33]。在她27岁那年，尽管她的画作技巧已经逐渐成熟，但她还是放弃了绘画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她有生之年从未举办过个人画展。1982年之后，她的一些作品逐渐公布于世，1987年巴比肯艺术中心（Barbican Art Gallery）[34]第一次展出了她的画作[35]，2013年至2014年泰特现代艺术馆用一个展厅展出了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后代所收藏的部分画作[35]，2018年1月至4月曼彻斯特美术馆也举办了她的画展[3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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